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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原伦:让时光停留在那些日子

来源:文艺报 | 蒋原伦  2019年09月18日08:01

我踏进《文艺报》的时候,她已从刊物模样改为报纸。我印象中觉得,还是原先那刊物模样的《文艺报》有派,有厚度,也雅致。如果让《文艺报》停留在那个时代多好呀!但是想来,如果不是这一改变,如果不是扩充版面要增加人手,自己就不可能和这张报纸有缘分。然而离开《文艺报》20多年后,回想起来,如果时光停留在我刚进《文艺报》的日子,那是最完美的。自己上山下乡、返城读书,一路走来,人生的目标一直在朦朦胧胧的前方,只是到了《文艺报》,才有让时光停下的感觉,有点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

1987年至1988年,是新时期文学井喷10年的尾声,当然处于尾声的我,并不知道一个时代行将结束,还以为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其时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繁荣如鲜花锦簇般绚烂,全国各种文学评奖活动方兴未艾,将文学从一个高潮推向又一个高潮。一时间,全国优秀人才似乎全部集中到文学领域,年轻的作家和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早晨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7点钟的新闻联播中,会把得奖者的名单和篇目播送到全国,那是何等的荣耀。这也给我天大的错觉,以为凡是有思想、有才华的人一定是文学精英,而不关心文学或不从事文学的都是庸人。后来才渐渐弄明白,原来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有着同样的才华和高尚的趣味。现在想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解放首先表现在文学上是有其内在成因的。文学作为一面旗帜,一度聚集了那个时代最有热情、最有梦想的人,虽然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

由于在《文艺报》工作要约稿和取稿,自然能见到许多全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与他们有短暂的接触和交往。颇为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记录下来那些点点滴滴,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茫然感。当然有些事情还是留下深刻印象,如拜见杨宪益就是一例。老先生住在外文局的宿舍,在不大的客厅见到他,他热情健谈,见面落座寒暄几句,就拿出一瓶啤酒,让我自己倒上,他也是以酒当茶,和我边喝边聊。他是《红楼梦》的英译者,让我吃惊的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居然并不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评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惜那时只顾惊讶与诧异,居然忘了追问为何对这部自己亲手翻译的古典名著没有高看一眼?从杨先生家回来,别人告诉我著名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散淡的人》中主角的原型就是他,记得以前读过呀,赶紧重新翻看。不过小说中那傲气、睥睨周遭一切的酒仙形象和我直面的那位老人有点对不上。

还记得在一个饭店采访过现代文学大师王瑶,王老师体格敦实、亲切平易,说话中气很足。忘了是在什么语境下,谈到了闻一多,他说闻一多从国外回来,在清华教课,学生们不满意,喊出“打倒不学无术的闻一多”的口号,这又使我惊掉下巴。是的,伟大的学者不是一开始就那么伟大,但是那走麦城的情形还是令我大感意外。

当编辑免不了要校对稿件。有一次校对王蒙的大作《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发现有地方文字不通,赶紧核对原稿,原来排字的工人师傅将第3页排在了第2页的前面,这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此时,王蒙在文化部部长任上,小样一出,已经有专人取走,他要亲自过目。第二天王蒙的小样回来,他只是在原稿上不通顺的地方动了几处,照样又是一篇雄文,实在令我十分佩服。

希望时光停留在那些日子,不完全是因为文学,还因为《文艺报》是我进北京后第一个工作单位,同事与同事、普通员工和领导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同事之间的争论往往是文学方面的争论,有时候也剑拔弩张,好像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文学发展的道路就此走偏。这是一个可以专注于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年代,似乎不必太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世故,也表明那时报社小环境的和谐与领导们的宽容。

引荐我进《文艺报》的是何孔周,接着拜见了陈丹晨、谢永旺和办公室主任顾瑾。领导们对我语重心长的嘱咐今天虽不全记得,但是记得他们的风范。谢永旺作为主编,上下班骑一辆自行车,而他是可以享有报社的专车接送的。在京城,换过几个单位后越发感到他的正直、清廉和待人诚恳,实在是难能可贵。与谢主编相比,丹晨多了几分幽默,这几分幽默或许是他青春永驻的秘诀。由于丹晨直接领导我们理论部,接触较多,恍惚间与他没有年龄和职位上的差别,一直到今天,我仍叫他丹晨。那时在老谢、丹晨、泰昌和钟艺兵面前,什么意见都可以表达,也都能得到善意的回馈,或许这就是古人追慕的可“直道而行”的“三代之风”。

除了讨论文学,还有共同进餐,我们经常光顾沙滩附近的小馆子,互相付账,那时不怎么实行AA制,印象中我的小领导潘凯雄最大方,请的次数最多,刚领了一笔稿费,立马请客。虽然记不得凯雄穿过什么名贵的皮鞋,但是每回他领到一笔稿费,总说可以买一只皮鞋,不等他第二只皮鞋的稿费到,大伙已经把第一只皮鞋的钱吃掉了。

胡吃海塞、开怀畅谈的日子是最愉快的。文学创作需要慎独,但文学评论和编辑常常与吃饭联系在一起,多少能吃出一些灵感来,在这个吃饭群里出现的评论家,除了潘凯雄、贺绍俊、张陵、朱晖和后来的王干,当然还有经常来报社串门的作家和批评家加入。除此之外,还有应红、于建、侯寰、张瑶、寒小风、杨海涓、曾莉等同事,吃得欢快热闹。

我的知青战友们一直在回忆上山下乡那段辉煌而苦难的岁月,30周年聚会如此,40周年乃至50周年的聚会也如此。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文艺报》的那段日子是我青春岁月的延续。那是我人生中最自由欢快、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两年多的时光也不算短暂,但是在记忆中只是昙花一现。回望往事,苦难的日子或许更有追忆价值,正如悲剧比喜剧有价值,但是于我,情感上最认同的仍是初进《文艺报》的那段欢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