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诞生的《文艺报》，迎来了70周年报庆。接到报社编辑的约稿信息，我猛然惊觉，离开报社已经9年了。心中不禁兴起日月似梭、光阴如轮之慨。

1986年10月，我从农牧渔业部调入文艺报社。当时报社计划于1987年1月将报纸从每期四版扩为八版，需要增加人手，因此我有了成为文艺报社一员的机会。这一机会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我在大学就读的是中文系，《文艺报》（当时是一本月刊）对中文系学生来说是权威刊物，是令人神往的文艺最高殿堂。

进入文艺报社工作，对我还是一个奇妙的缘分。1978年，还是南国广西一个小镇中学学生的我，从报纸上看到《文艺报》复刊的消息。报道中说，复刊后的《文艺报》任务之一是要“培养文学艺术的新生力量”。受到这句话的鼓舞，我斗胆写了一篇当时以为是“评论”、现在看来是“议论”或什么也不是的东西投给《文艺报》。我不知道《文艺报》的地址，所以信封上仅写“北京市《文艺报》”字样，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结果不问可知。当时的报刊，退稿都有退稿信，或某位编辑手书，或盖有编辑部公章的印刷体，我收到的是后者，然而也仍兴奋不已——因为我收到了来自首都北京、来自《文艺报》的信，虽然这是一封退稿信。那时的我万万想不到，8年后自己会进入文艺报社工作，成为文艺报社团队的一员……

在文艺报社，除了发行和后勤部门，各个业务部室我都先后工作过。《文艺报》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广阔平台，在这里工作能够广泛接触各个门类的文艺家，能够了解各个门类的文艺动态。新中国的历史奠定了《文艺报》的影响和权威地位，“文革”前十七年的一系列文艺论争均与《文艺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艺报》，也接续着《文艺报》创刊以来的传统，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前提下，注意发表关于文艺发展重大议题的文章，往往在文艺界激起很大反响，从而牢牢抓住了引领中国文艺发展的话语权。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中国行为艺术的发生是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现代艺术大展。以后，出现了某些极端的行为艺术。2001年，我是《文艺报·艺术周刊》副主编（艺术部副主任），1月份“艺术周刊”的版面编发了由陈履生组稿、署名杨盅的《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前卫艺术的穷途末路》一文，揭露了一段时期内出现的极端的“行为艺术”的各种表现，这篇文章认为，极端行为艺术的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有违于公正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则；二、有违于艺术的内在规律。而产生极端行为艺术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一些人为了惊世骇俗与取悦于欧美雇主的脾胃，进而迅速成名致富，所以想方设法“比着狠、比着恶”，这实质上是“以艺术的名义强奸艺术”。之后，“艺术周刊”版面还开展了“《中国前卫艺术的穷途末路》讨论”，先后发表了5篇讨论文章以及中国艺术窗口网网友的意见，我自己也在头版分别发表了批评极端行为艺术的两篇杂文《“行为艺术”现南京》《“行为艺术”又“创新”》。《文艺报》的批评带动了国内许多媒体，各媒体也都发表相关文章，呼应对极端行为艺术的批评。同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书画界委员在一个座谈会上，也对“前卫艺术”“行为艺术”“另类艺术”提出了各自的批评意见。4月3日，文化部发出了《坚决制止以“艺术”的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显然与《文艺报》和其他媒体对极端行为艺术的批评有因果关系。

《文艺报》是一个需要激情、谨慎、耐心、细致的岗位，同时还是一个需要多方面理论修养、知识储备的充满挑战性的岗位。《文艺报》更大量的工作，是对优秀文艺新作的评论和对文艺新人的推介。许多文艺新人新作通过《文艺报》这一平台的扶持和传播得以脱颖而出。作为一份专业性强而人员不多的报纸，《文艺报》的任务是繁重的，在报社的24年，我在新闻部工作的时间最长，经常是八九点下班，十一二点到家也很平常。但这是自己选择的工作，内心无怨无悔。那24个春秋，是我终生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