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敢于自诩为《文艺报》的朋友，当然是因为自己跟这份报纸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这份报纸撰稿，我今已发小文数十篇，是长期得到《文艺报》关照的一位作者。在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获得《文艺报》赠报，我几乎每期必看，是《文艺报》最忠实的读者之一。

我与《文艺报》的朋友关系，首先体现为与该报“世界文坛”版的亲近。记得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外文所遇见该栏目编辑李维永女士，她知道我刚刚去过一趟莫斯科，便问有没有什么文艺现象可以介绍，我告诉她：苏联解体前后的莫斯科天翻地覆，似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但作为特殊艺术符号的维索茨基却风头依旧，街头售货亭里仍旧满是他的录音盒带，书店里也仍旧摆着他的唱片、诗集和画册，这似乎象征着政治巨变背景下艺术的恒久价值。她闻之显得很兴奋，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便写出了《时代呼唤它的艺术代言人——维索茨基现象的思考》一文。我的文章由“维索茨基之路”“维索茨基之谜”和“索茨基之启示”3个小节构成，介绍了维索茨基集演员、歌手、诗人等为一身的艺术角色，维索茨基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享有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对“维索茨基现象”的本质进行了阐释，并呼唤中国的维索茨基的诞生。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黄宗江先生看到此文后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外文所，与办公室人员约定了时间，在我上班的时候他再打来电话，记得我们聊了很久，他详细了解了维索茨基的情况，并发出一阵由衷的感慨；又过了几天，我在外文所的老师辈同事童道明先生在上班时告诉我，于是之先生也读了此文，称是好文，并请童老师转达他对此文作者的谢意。一篇小文章居然引起了于是之和黄宗江这样的大艺术家的关注，这让我在窃喜之余也感受到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李维永女士退休后，我和《文艺报》“世界文坛”的关系却持续了下来。俄国文坛的新情况、俄国作家的来访和中国作家的访俄、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最新传播，以及俄国文学的译介体会等等，每每成为我和编辑王杨的交谈话题，后来也往往会成为刊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的督促下，我于2017年1月起在《文艺报》上开辟了“西山晨语”专栏，每月一篇，陆续发表了《我们的“文学自信”》《再读普希金》《祖列依哈的世界》《两家〈十月〉的握手》《俄语文学的性别变迁》《狂野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俄国长篇小说》《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力冈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等十余篇短文，虽然当时写得很苦，每月临近交稿的时间都会惴惴不安，但到年底，回过头去看那十余篇文章，心头还是有一种满足感的。我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再加上自己陆续写作的其他散文和随笔，拟以《西山晨语》为书名出版一本小集子。

我是《文艺报》的读者，是《文艺报》的作者，也是《文艺报》的朋友，是《文艺报》“世界文坛”版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文艺报》结交到了更多的朋友，他们或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或为《文艺报》的其他作者和读者。我因拥有《文艺报》这样一位能给我巨大帮助和不断鞭策的良师益友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