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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白烨:我的“第二工作单位”

来源:文艺报 | 白烨  2019年09月18日07:41

从1949年7月至今,与新中国同时成立、同步行进的中国作家协会,已走过了整整70年的非凡历程。中国作家协会的70年,涵盖了1949年到1979年的前30年和1979年到2019年的后40年。在这后40年,我有幸介入其中,成为它的一员,并在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和组织的带领与帮助下成长成熟。回首往事,浮想联翩,这里就影响深刻的几件事简作忆述,以此感念中国作协和《文艺报》对我的成长成熟的种种提携与帮助。

复苏的文坛盛会让我意外受益

1979年7月,我从陕西师范大学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到单位不久,就接到了《周恩来与文艺》的编辑任务。这部书稿的主编是陈荒煤,他当时以文学所副所长的身份主持文学所的日常工作。其间,与他时有接触,他看问题的高屋建瓴,处理问题的运筹帷幄,都使我深受教益。也是因为编辑这部书稿,有事要找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苏一平。他当时作为“四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在东单北边的一个宾馆正忙着筹备文代会事宜。找他谈完事,我小心询问,像我这样的什么都不是的小青年,有没有可能参加“四次文代会”?他考虑了一下说,正式代表已经确定,你还不够资格,但你也属于文学范围的人,可以以列席记者的身份听听会。他帮我办理了一个列席证,于是,我便意外荣幸地旁听了“四次文代会”。

四次文代会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共开了18天。我主要旁听了几场大会。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10月30日下午的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邓小平同志摆手让大家坐下。他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时,念完一段,就掌声一阵,致词结束更是掌声经久不息。有的代表挥舞着手上的《祝词》激动地说:“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每一个字都讲到了我们的心里。”

11月3日之后,举行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有一些大会发言。给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斗争后,站起来郑重地向丁玲、陈企霞等人道歉。此时,台下的萧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说:“周扬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认错误是勇敢的人!”场上随即爆出震耳的掌声。还有一次,是王蒙、白桦、蒋子龙、刘心武、张扬等人的大会发言。每个人都作了精心准备,发言都慷慨激昂,都有语惊四座的金句。听着一个个作家的演讲,你不能不受到感染,得到鼓舞,并对历次运动造成文坛的恩怨感同身受,尤其是对文学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如此勾连紧密有了特别深刻的体味。

各代表团的分会场,据说也很精彩。我不能一一参加,便到西苑饭店的简报组,去找从文学所抽去办简报的张韧要了一套简报,由此了解了其他会场发言与讨论的更多情况。

赶上这次“劫后”复苏的文坛盛会,对我震撼很大,收获也甚多。畅所欲言的会议,坦诚相见的文学家,以及他们言谈举止中所溢渗出对文学事业的由衷热爱,对文学自由的无畏呼喊,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这使我对于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深深领悟到文学的神圣,并为能够追随着他们而倍感荣耀。

加入“作协”使我有了“第二单位”

1980年之后,文坛在不断复苏中日显活跃。那个时期,各种研讨会很多,文学论争也很频繁。我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把一些精力用于参加一些研讨会。记得先后参加的重要会议,有于1980年初召开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聆听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的重要讲话,有于7月底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研讨会”,有于8月20号在北京师范学院召开的“王蒙创作研讨会”等。那时参加研讨会还轮不上我发言,就利用笔头快的优长一个劲做记录,完了就根据速记写一篇会议综述或讨论纪要。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试着就能拿得准的作家作品撰写评论,先写陕西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后又写过铁凝、莫言、张贤亮。这种文学活动参加得越多越深,越对中国作协心生敬意,就萌发了想加入中国作协的想法。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学研究所都在日坛路6号的一个院子里。因此,我与文学所当代室的朱寨、张炯、蒋守谦、朱兵等人,与《文学评论》的陈骏涛、杨世伟、蔡葵、丁振海等人,经常碰面,常有接触。知道他们大都是中国作协会员后,我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我向他们咨询像我这样的人可否申请入会,他们鼓励我说,现在的作协比较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可以试试看。于是,我托人从作协创联部要来一份入会申请表,填好表,需要两位老会员推荐。我想自己年纪既轻,水平又低,一定要找两个有分量的人推荐。于是我想到了陈荒煤,他那时已经离开文学所,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了,但偶尔也会来所。我趁着他一次来所的机会,斗胆呈上申请表请他签署名字,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好像还写了肯定或鼓励的话。正好副所长许觉民有事找他,我又让许觉民作为第二位推荐人签了名字和意见。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申请表送往了作协创联部。

大约是1984年年底,我收到中国作协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里边是批准入会的通知,还有一份黑皮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我十分意外,格外惊喜。从此,这个作协的“会员证”与社科院的“工作证”就总带在我身上。心想自己除去在社科院的单位,现在又有了“第二个单位”,它让我心有依托,身有依归。

我觉得按照我当时的情况,批准入会应该是一种宽容与宽待。这种宽容与宽待里包含了对我的扶持培育和信任。此后中国作协的一切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从不懈怠。现在各种活动繁多,而且多有重叠,参加哪个不参加哪个,都要不断抉择。但我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中国作协的事总是排在第一位,尽量不缺席。

前些年,我退休后仍在一位副院长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做点事。他几次有事找我,我都在作协参加活动。有次见面,他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你有些不对,拿着我们社科院的钱,总去给中国作协干事。”我回他说:“社科院的钱是国家的钱,中国作协的事是国家的事,都是一回事,你不要太本位。”这虽是玩笑话,但仔细想想也是,中国作协已是我事实上的“第二单位”了。

《文艺报》助我不断成长

创办于1949年9月的《文艺报》,在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贡献。就1978年7月复刊以来的40多年看,它在忠实记录文学发展的行程,强力主导文学事业的发展上,也是功丰绩伟,无可替代。

复刊后的《文艺报》,在沙滩北街的《红旗》杂志社(《求是》前身)院子里的木板房里临时办公。虽然环境简陋,却拥有着堪称豪华的编辑阵容。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报》都是双主编、双副主编,这在其他刊物里极其少见。编辑部和理论组里人才济济,大家云集。如谢永旺、阎纲、陈丹晨、刘锡诚、雷达、高洪波、李炳银等。那时的《文艺报》是16开的杂志,里边有文学界的各种信息与资讯,又有新人新作的评论,理论问题的探讨等。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要了解文坛,把握文情,《文艺报》是必读之刊,不可或缺。因此,我当时虽然囊中羞涩,但还是自订了一份《文艺报》,而且每期都从头看到尾,一个字也不放过。

1981年6月间,我对当时文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很有看法,便忍不住写了一篇《对于文艺批评中一些现象的看法》的文章,投给了《文艺报》编辑部。大约在《文艺报》1981年15期上(时为半月刊),这篇小文章被发了出来,但料想不到的是,很快就被卷入了随后而来的批评《苦恋》的事件。事后知道,这篇文章给《文艺报》和中国作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编辑部主任陈丹晨、主编孔罗荪,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都分别就此作了检查。由这件事,我既领略到了文学与文坛的复杂莫测,又与《文艺报》有了一种福祸相依、休戚与共的亲近感。

《文艺报》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那些身为理论编辑的评论家的不吝指点与多方提携。这里边我接触较多、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是阎纲,二是雷达。阎纲的叔叔阎景翰是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时教写作的老师,对我帮助甚大。到北京后,阎纲好像接替了他叔叔的工作,继续教我写作。他写文章,文字里充满激情,又有超凡脱俗的表述,真情与诗意的相互杂糅,构成了他独特的批评风格。他的文章我都会认真研读,仔细品味,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营养。雷达比阎纲年轻,比我年长,经由频繁的交往,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朋友。雷达的评论常由敏锐的感觉生发开来,并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由此提出引人关注的话题与问题。如“主体意识强化”、“民族灵魂重铸”、“灵性激活历史”等等。从他的评论中,我看到了理论素养的重要性,也看到一个评论家不断成长的可能性。我的资质使我成不了阎纲、雷达,但我对他们卓有特色的评论,既从旁静观默察,也尽力心慕手追。

在别人看来,《文艺报》就是一份报纸而已,但在我看来,它确实是一个“摇篮”,一个孕育、培育了无数作家和评论家的“超级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