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些词语是有性别色彩的，比如梳妆台。作为以“红晕香腮粉末匀，梳妆闲淡稳精神”为终极功用的特殊物品，梳妆台最初的诞生是为了女性的美丽。梳妆台这个物品更是自带香艳，只看其词语表面仿佛脂粉之气扑面而来。然而，男性作家帕慕克却对梳妆台这样的女性闺房之物有着非同一般的眷恋，梳妆台曾使帕慕克心心念念、流连忘返。

名人多怪癖。席勒写作时必须闻烂苹果的味道；巴尔扎克不仅要穿一身白色僧袍，还要一杯接一杯狂饮黑咖啡；大仲马写诗用黄色的纸，写文章用粉色的纸，写小说用蓝色的纸；伍尔夫写作用紫色的墨水；纳博科夫年轻时喜欢在浴缸里写作。难道帕慕克也有特别的爱好，喜欢在梳妆台上写作吗？

帕慕克流连梳妆台而忘返时还没有开始写作，因为他当时还是个孩子。

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人类历史上别样的存在，创造了一直延续近600年的辉煌，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战胜万物盛极则衰的规律，1920年代褪尽所有的光芒，寿终正寝。“一战”战败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直接导火索。战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土崩瓦解，原来的广阔领地纷纷独立，1923年凯末尔领导并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帝国在新世纪的继承者。其实不应叫继承者，因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不曾继承帝国任何遗产，除了身份识别基因之外。新的土耳其“忌”往开来，开始的是另一种崭新的征程。

对土耳其而言，西方是一种诱惑，这个诱惑最初经历了种种方式的抵制，如细密画中该不该留下如西方油画里的个人风格等等。个人无法看透时间的力量，然而时间会自己讲述。向东还是向西，这个伴随了土耳其几个世纪的艰难选择，在凯末尔时代终于尘埃落定。从此伊斯坦布尔不再是东方城市，也不再吸引西方文人墨客，变成一座寂寥而忧伤的“废墟之城”。

一种文明的衰落，一定是一次累累的伤痕，不过，同时又会为另一种生态提供所谓的机遇。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新贵族，这次现代化工业革命也造就了一个新的贵族——帕慕克家族，当然是作家帕慕克的祖父。帕慕克祖父当时还很年轻，正值活力四射的年岁。他从共和国铁路建设中赚取第一桶金，发了大财，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使帕慕克家族一跃成为伊斯坦布尔新的名门贵族。只是好景不长，1934年，祖父罹患白血病，英年早逝，但身后依然留下了巨额财富。

1950年代初，富家子弟帕慕克父亲和哥哥一起建造了一栋五层的帕慕克公寓，一大家族居住在一起，排场十足。如果选取一个上流社会幸福生活的象征符号，那么这个符号一定是奢华的物质享受。帕慕克公寓亦不例外。名目繁多的豪华摆件将五层公寓布置得如同帝国时期的博物馆，每层楼里至少有一架钢琴，虽然几乎没人弹过；每间公寓里都有一组上了锁的玻璃柜，里面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壶、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

童年帕慕克所恋恋不舍的梳妆台，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也摆放在这栋帕慕克公寓里，而且是两张，一张属于帕慕克母亲，一张属于帕慕克祖母。

“尤瑟纳尔曾描述她在观看皮拉内西关于18世纪的威尼斯与罗马的蚀刻版画时‘手持放大镜’，我也愿意这么观看梅林伊斯坦布尔风光中的众生相。”帕慕克在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如此写到。

梅林是18至19世纪德国画家，1782年，年轻的梅林追随当时欧洲文化时尚，到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伊斯坦布尔游览观光，本来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放飞心灵的旅行，不曾想梅林对伊斯坦布尔一见倾心，从此无法离开，一直生活了18年，有点像来了元朝时期的中国即变得乐不思“意”的马可·波罗。作为画家，梅林想画伊斯坦布尔，他是西方人，本可以用西方绘画风格，他却另辟蹊径，现学现卖，以波斯细密画的风格描绘了伊斯坦布尔的人与物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岸线异域景致。梅林的画深得100多年以后的伊斯坦布尔人帕慕克的赏识，帕慕克说：“为博斯普鲁斯作画的西方画家当中，我认为梅林的画最细致入微，最具说服力。”

梅林的细密画细致入微，这是帕慕克同样手持放大镜欣赏后得出的结论；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的这场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何尝又不是手持放大镜呢？尤其是在浓得化不开的忧伤中寻觅童年生活里的那两张梳妆台时，帕慕克的笔更是转念之中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沉寂尘埃，定格在1950年代的帕慕克公寓，“以旧时细密画家的谨慎与细心”，描绘出那依然香气氤氲的梳妆台，犹如自己未曾离开过，一直在梳妆台边上。

等待母亲留意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梳妆台前摆弄她的香水瓶、口红、指甲油、古龙水、玫瑰香水和杏仁油。我会翻遍抽屉，玩着各式各样的镊子、剪刀、指甲锉刀、眉笔、刷子、梳子以及其他各种尖头用具。

一个腼腆羞涩的男孩，一张流光溢彩的梳妆台，极致的反差，本身就是一幅极佳的画面。细密画喜欢使用艳丽的颜色，更是通过颜色的对比来凸显画面主题及其层次感，画家出身的作家帕慕克是谙熟细密画特点的，即使只是运用文字，也能够描写出惊艳的画面感。而更让人讶异的是，时过半个世纪，当帕慕克重新回忆儿时的情景时，居然能够把那些琳琅满目的女性化妆品叙述得历历在目，更是都叫得出名字来，不得不使人佩服其细节上的功夫。

帕慕克欣赏福楼拜，在《伊斯坦布尔》中不厌其烦地介绍福楼拜曾来到伊斯坦布尔旅游，原本计划待3个月，然而这趟东方之旅出乎意料，福楼拜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整整5个月，多享受了两个月的异域风情。福楼拜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创者，他在细节描述上的嗜好，西方作家无人出其右。闲居在乡村多日，包法利夫人寂寞得连草丛中一上一下飞翔的蝴蝶都羡慕，有一天好不容易盼来伏毕萨安德维利埃侯爵家的舞会，回家后便把“她那套漂亮的衣服连同鞋底被地板磨黄了的缎花鞋，珍藏在五屉柜里”，谁会怀疑一同珍藏的还有她自己一颗风情而躁动的心呢？这种自带情绪的细腻细节，漫长的19世纪，唯有福楼拜才能够写得出来。帕慕克以细密画般的细腻风格描述童年生活里的梳妆台，或许是受了细节大师福楼拜潜移默化般的影响。

与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在一起，对男孩帕慕克而言只是游戏的开头而已，他更喜欢梳妆台上的镜子——

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会玩一种跟我后来在小说中玩的十分类似的游戏来给自己找乐子。我会把瓶瓶罐罐和各类刷子推到梳妆台中央，还有我从未见母亲打开过的上锁花饰银匣，接着我把头向前倾，以便看见自己的头出现在三联镜的中央镜板上，我把镜子的两翼往里或往外推，直到两边的镜子映照彼此，于是我看见几千个奥尔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无垠当中闪闪发光。

与自己的倒影做游戏，童年帕慕克一定是个淘气的孩子，不过此时帕慕克再次回忆这个镜中游戏，可不是为回忆而回忆。文学作品里的镜子，经过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镜子，包含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精神层面关系：一个人照镜子，照出的自我是自我，同时更是照出他者。帕慕克的镜子也是如此，照出自己往昔的童年，更是照出遗失的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辉煌，还有在西方现代化和土耳其传统中左右为难的自我身份焦虑。

帕慕克心仪的另一张梳妆台摆放在祖母房间里。

在祖母的房间里——就像在母亲房间里——有一张双翼镜梳妆台。我很想打开镜板，迷失在倒影中，但这镜子我不准碰。

在母亲房间里的梳妆台上，帕慕克可以随意游戏，同样的梳妆台，祖母的则不准碰。帕慕克不觉得意外，甚至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张梳妆台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梳妆打扮用的女性物品，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这么摆梳妆台，让她能沿着长廊一路看过去，经过厨房通道、玄关，通过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监督家中发生的一切——进进出出的人，角落的对话，远处斗嘴的儿孙——却用不着下床。

祖父为家族赚足了财富，却无缘享受，不幸病逝，留下帕慕克祖母和一大家子子孙，从此，祖母就变成了家里的“头儿”，整日躺在摆放着精致梳妆台的房间里的大床上，指挥着一个大家族。祖母屋的窗户永远拉着厚厚的帘子，整个屋子杂乱幽暗，而祖母躺在这样的屋子里，靠在一堆羽绒枕头上，让女佣把丰盛的早餐端到床上来，一边看报，一边慢条斯理地进餐，然后依然慢条斯理地会见客人，犹如女王般威风。不准碰的梳妆台，象征着渐渐走向没落的昔日辉煌。

帕慕克说，自己所写的《伊斯坦布尔》是一部回忆录，不过他又补充道：“我们也在修正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过往，在今天都有今天的意义。帕慕克在半个世纪后再忆躺在床上指挥全家的祖母形象，不只是为了再现祖母的威仪，更是带着深深的“呼愁”，向一个衰落了150年的城市致以哀悼——“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这样的姿势，使他们这些昔日的贵族与以往的辉煌靠得更近。

帕慕克是忧伤的作家，忧伤于丢失了传统的土耳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属于个人，是属于数百万土耳其人的忧伤，帕慕克称这个忧伤为“呼愁”。当他回忆曾经使自己流连忘返的这两张梳妆台的时候，这个“呼愁”也在梳妆台上，和他一起忧伤着，不过，帕慕克更是一个意志坚毅的作家，面对“呼愁”氤氲的故土，他依然说：“生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