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县城念了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每星期两次回家背馍。县城离家近十公里，六年里，光背馍我就跑了五千四百多公里，可以说长途跋涉，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尤其是星期三，为按要求在星期四早操前赶到学校，我凌晨三点多就得从家里出发。虽然有大路，但大路车碾马踏，坑坑洼洼，不如小路好走。最近的小路，就是田间一条小渠的渠畔。可令人头痛的是，走这条小路，必须要经过一片坟地，晴天磷火闪闪，雨天夜里好似有怪声，让人毛骨悚然。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常手中提一把镢头。有一次，刚出家门不远，在路口，竟有一只狼从我前面倏地窜过，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七十年代末，家乡修筑大路，整平，上面铺了一层炭渣灰，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赶上刮风，风起灰扬，扑面迷眼。下雨时车过，辙深盈尺。有一回有一辆拉酒的大车翻倒，酒坛摔碎了，浓郁的酒香随着雨水流出很远很远，好多天都没有散去。我常在梦中期盼，啥时候能把路修得平展展的就好了。

上高三时，全班只有团支部书记一人有辆自行车，被大家都看成宝贝，一双双眼睛钩子似的盯着那辆车。有一次，星期三晚上团支部开会，我是组织委员必须参加，可又得回家取馍。为节省时间，支书破例把车借给了我，我欣喜若狂、感激万分！一路上，遇到坑洼，就赶忙下来；遇到水滩，我就把车子扛在肩上。回到学校，我将车子从上到下擦得干干净净，才完璧归赵。

那年深秋，我去看一位友人，因为路远，就借了亲戚的一辆红旗牌自行车。走到半道，近尺深的车辙绊倒了我，我的手被划得鲜血直流，自行车的前车圈也变成了麻花。这可怎么办？只能扛着走。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半路遇上一位工人大哥，他问明缘由，哈哈大笑让我放下车子。他将车圈紧紧夹住，三扳两歪，车轮变戏法似的正了。真感谢这位大哥，不然，我得扛着车走十多里的路。那时，我最美好的憧憬就是买一辆自行车。

八十年代初，土路修成了砂石路。参加工作的我，托朋友弄来一张车票，花了三个月的工资，终于梦想成真——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因为住房很小，我把车放在外面的过道里，上面仔细苫上一块塑料布。对车简直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骑车回来，我都要用抹布把车子擦得锃光瓦亮。有一回一位亲戚让我骑车带她，她很胖，刚坐上自行车，车头便抬了起来。我好不容易压下车头，骑了上去，还没骑多远，一块砂石硌了一下，车子一弹，我和胖亲戚都摔倒在了地上，幸亏旁边有一堆玉米秆，才没有摔得很重。另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那天我在北原上的一个村住队，家里来了贵客，我在村市上买了两斤肉，骑着车急急往家赶。原畔到县城有一道大坡，坡陡弯急，路面上尽是核桃大的砂石，突然前面有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我赶紧刹车闸，可是已来不及，我来了个前滚翻，和车子一起翻到了坡下……车头摔歪了，刚买的两斤肉在土里滚成了灰疙瘩，我的胳膊和手掌被砂石划得直流血，万幸的是没有骨折。

经历过这次惊险之后，没几天，我的飞鸽自行车就不翼而飞了，哪里都找不到，也许被小偷偷走了。我着实心疼了好长时间。领导让我下乡支援“三夏”，距县城近三十公里，没了车，这下可遭了罪，我只好靠“11路”长途跋涉。

后来我到县报社工作，为下乡采访方便，单位给我们配了一辆县上用了好多年的“黑上海”。有了小车采访自然方便多了，边远乡镇的稿件当天就能采访回来。然而陈旧的“黑上海”不仅是只油老虎，还得隔三岔五地去修理。九十年代，报社又换了一辆结实的西北八达，之后又换成了桑塔纳。

再后来，在县城上下班我总是骑着自行车来回晃悠，有人笑我傻，说现在不坐小车，以后想坐也坐不了了。我摇摇头：“骑自行车一可锻炼身体，二可了解民情，再说路也不远，何必摆那个排场。”

退居二线后，我买了一辆摩托车，探亲访友十分快捷。儿子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新崭崭的电动车，既环保又节能。后来，三原农村各乡镇都通了公交车，县城不仅有了多条公交线路，还破天荒地有了数百辆出租车，出门招招手，想去哪儿去哪儿。

近些年，县城的街道修得又宽又平整，乡村的路也早都修成了柏油路、水泥路。路旁停着一溜溜儿小汽车，隔三岔五还得限行限号。后来，儿子为方便接孩子们上下学，买了一辆小汽车，从此我也沾了光，使用上了舒适快捷的交通工具，这是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