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9年3月28日西川给我写了一封信，只有一行：“海子于1989年3月26日黄昏6点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写的最短的信。

海子

后来我才意识到最短的信往往意味着不祥，因为不到三个月，我又收到西川一封信，依然只有一行：“骆一禾因脑出血已于1989年5月31日13点31分在北京天坛医院去世！”落款时间是1989年6月2日。

两封信的抬头都是“亲爱的潞潞”，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读的时候，仿佛感觉我们俩正抱头痛哭。

骆一禾

骆一禾的诗集

海子和一禾是西川介绍我认识的。我们相识仅仅几年，因为志同道合，感觉特别投契和相知，应该是做一生朋友的，没想到他们走得那么早、那么突然！而且双双在1989年离世，相隔不到一百天。

今年是海子、骆一禾逝世三十周年。我翻检出骆一禾当年给我的来信，虽然信纸已经泛黄，但看到一禾那熟悉又陌生的笔迹，心中依然感到痛切。

知道骆一禾是1980年。那年我一个同事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他9月入学，我10月去北大看他。中文系宿舍是32号楼，他和张颐武一个宿舍。颐武家在北京，颐武回家睡，我就睡在颐武的床上。以后我去了北大都是这样。后来有一次，张颐武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诗人，叫骆一禾，是中文系79级的，就住在楼下。于是我们下楼，到了一禾的宿舍。那天很不巧，一禾不在，张颐武指着靠窗的一个下铺说，骆一禾就睡这儿。我看到床边墙上贴着一条横幅，用毛笔写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不知是不是一禾的手笔，但肯定是他内心的写照。

1982年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认识了李杜。聊起来才知道，李杜1979年从山西考到北大中文系，曾和骆一禾是同班同学，后来因病休学离开北大，1981年又考到山西大学。李杜也是一位诗人，在北大期间，和骆一禾一起参与班级和系里的文学活动。

1984年李杜和我在山西大学发起成立“北国诗社”，李杜任社长。诗社决定办一份诗刊叫《北国》，由我担任主编。我们希望《北国》办成一个开放性的诗刊，既不囿于校园也不局限于本土。我们列了一个长长的约稿名单，北岛、芒克、江河、顾城、舒婷、杨炼等都在其中，当然骆一禾也是必约的一位。去北京约稿的任务就交给了李杜和校外的一位青年诗人陈建祖(老河)。

他们在北京约稿非常顺利，见到了北岛、江河、杨炼，拿到了他们的诗稿。当时骆一禾已经毕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做编辑。骆一禾拿了两首诗，一首《祖国》，一首《黄昏》，后来发表在《北国》创刊号。骆一禾说，还有两个人你们一定要见，就是西川和海子。那时西川和海子在北大还没毕业。李杜和陈建祖跑到北大，找到了西川，海子不在，没见到。《北国》创刊号也发表了西川和海子的诗。

1985年冬天，西川毕业实习到山西，他来《山西文学》杂志社找我，我们从此成为很好的朋友。西川常跟我谈起骆一禾，言语里充满钦佩之情。

我和骆一禾第一次见面，是在《十月》杂志社还是皂君庙一禾家里，有点儿记不清了。但肯定是西川带我去的。去皂君庙一禾家我记得很清楚，我和西川去的时候是下午。一禾家在一层，一禾正在写东西，桌上摊着稿纸，见我们来了，放下笔就开聊。聊天聊得窗外很快就黑了，屋里面也开了灯。具体聊什么忘了，总之和诗有关的一些话题。这应该是1987年春天。

我对一禾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学者气质的青年诗人，眉目清秀，极为文雅，充满书卷气。他的眼眸和头发非常黑，由于面色白净，头发就显得更黑了。一禾是一个脑力强大的人，擅长思辩和理性阐述，和他交谈的时候，你能时时感觉到他思想的力量。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我现在保留下来的骆一禾的书信有九封，其中两封是一禾的妻子张玞给我的，这两封是长信，所以一禾有存件，张玞复印了给我。当然一禾的信不止这九封，可惜我没有都保存下来。当年也没这个意识。

我手头最早的一封是1986年2月15日的。一禾随信寄来两首诗，《爱情》和《美丽》。信中说：“这是我写的最完美的诗之一，这些诗把爱情和博大清新的人性的力量视为一体，想来不会让人起爱情至上的误会。但爱情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东西，它既推动一个人全部的能量，又向这个人的内心扩开一个新世界。”《爱情》发表于《山西文学》1986年8月号，这首诗的副标题是“献给Z.F”，是他的妻子张玞名字的缩写，当时一禾正处在热恋的激情中。

第二封写于1987年5月4日，写得很简短。一禾说:“江河的妻子蝌蚪自杀了，你大约也知道了，我补告一下，以便万一未听到的话。你们是朋友，这也是与人有关的一件事了。”

第三封写于1987年5月26日，四百格一页的稿纸写了六页，一禾的字小而密，一页大概有六七百字。摘抄如下。

潞潞:

近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感谢你。作为朋友，我得承认，你对我是偏爱的，也是公正的。我其实很明白，今后及现在，作为一个写诗的，我的处境不会太好，因为我太喜欢战斗。以至于在办诗刊及谈诗上，使一些人由此而被得罪。现在的一些诗人有两个意识:诗人怎么可能不是天生的？以及，大师怎么可能是被教导过的？因此他们的意识里，对我的直言不讳感到不能持平。因此我是很感谢你的明朗、诗感和艺术精神的。如果能像你这样，把诗放在人之上，认真地喜爱和懂得它，那么反而可以使艺术和人直截地汇通起来，我们的诗也就会好得多了。以及，一种艺术，也有可能为你、海子、刘军等朋友完成。

《十月》四期上我编发了海子的十二首诗，我希望我能公平地、无私地为他做些事，使他的处境比现在好一些。他是个很有才华、内心结构很广的诗人。但我发觉他的处境很不好，有一些诗人或编辑所表现出的态度里，有一种嫉妒，推迟了他的前景。海子是个农民，哲学意义上的。他自己有时说不出话来，我一向觉得我把他看成朋友和弟弟，并要为他辩护，支持他。虽然为此我也继续地不得不得罪一些攻讦他的人。

刘军是西川的本名。

西川有一次来玩，说起你在《诗刊》十一期“青春诗会”上的诗。我觉得你在尝试着变，向一个更高的熔铸阶段。不过我们也从朋友的地位觉得这是以失掉了一种长处为代价的。我的感觉是探索当然要付出代价，但在艺术观上，它是一种扩展，而不在于他离开了什么。也就是说，探索不是从一个内心的角落移向另一个角落，而是从这种相对的平移中解脱出来，形成一个内心世界。内心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角落，他不是以一种情绪对另一种情绪的排他为基础的。

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沉思的过程，沉思不是一个结论，一种哲理，而是一个能力，它避免使灵感坠为一种即兴，而不断地使从本能到意识的整个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活动，即我所习称的“整个精神世界的通明诗化”:在一首诗的写作中，写作的精神活动要诗化，同时，在以一种新的精神去艺术地呈现世界时，这个精神首先应得以诗化。在这种活动中，在某一个瞬间，我们所获得的能力，会引起这样的感叹:“就是它！”也就是说当潜意识的创造力突然涌现的时候，这种能力，能抓住它，呈现为生命的最佳形态——这一切作为压强，把诗的状态投入语感中，使固定的语言符号成为诗意的，而写作者这时就可以让精神世界通明诗化造成的语感自由流动，自然放射，甚至语流本身就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而带来神来之笔。

西川常用“智慧”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内心世界，我习惯用“沉思”或“思想”，说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她是头脑与身心合一的，思维与肉体共振的，心手相应的。也就是情感的或宁静的或律动的，这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名”。

我的心得简洁地说就是这个。

以前给你的一信中，我聊起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不是你的对抗意识太强？在诗里，意志力有时是形成对抗的，像从《铸剑》转向诗会上的几首诗，却也造成一个笼罩全诗的内心世界的分解。相反的、对抗性的情绪是可以有而且不坏的，在诗里我的体会好像是:它不是一种压倒性的、雄辩的状态，而是两种（也可能更多）相反情绪的同时激荡，而最强烈的激荡由于它的高频率而剧烈震颤到了不能分开的程度，它仿佛是宁静的，多而且是活的。同时，我想，我之喜欢《铸剑》等二首，在那里正午的锋刃的亮光和黑暗里，就有这种状态。也许由于这种状态的意识还不大清明(其实也不必担心“意识”，因为这种张力状态的得到是不那么全凭意识的)，在《北国》上的长诗《黄土地》里，时空很广阔，但这种强力的状态却有点跟不上去，在外部时空结构和语言状态的中间，有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也就是没有完成内心里真正达到的。这是不是驱使你在《诗刊》十一月号上，像会议侧记里说的，“豪迈的诗人潞潞一反往昔写出了温馨的诗句”的一个动因呢？也许反的趋向太强，与本来想到的东西倒失之交臂了。我琢磨你的诗，这是一处难点。另外这种强力，也不意味着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情绪等等在诗句上对接，它似乎更多地是一种潜能，而不可坐实为表面文章，直接由表象呈露，而是写诗这一动作，这一瞬间里的一种发动兴会，由它去发动诗句的产生，或极躁动的或极纯净的，内心世界是完整的，包含着不同的流动。

还有就是你好像不大信任自己的语感，当精神世界得以通明诗化之际，语感本身是有自身动态和势能的，古人比喻为行云流水，行于当行而止于当止，因此我们得信任它。琢磨你的诗句时，有时常有一种你又“多说了”的遗憾，其实当多说则多说，当少说则少说。沉思的能力也就不是去注意一个结论、一条哲理，而是注意语流的势能。这样，反而能够说得比说出的多，所谓“意在言外”，同时，也把要说的说得更富于感性和美。也许，我琢磨，你的用心良苦，要在诗的规模、诗的意象群、诗的冲力上通盘地考虑(不是计算，而是一种直觉的考虑)，这样语流的行藏、动静的节奏，受到了另外的制约而出现了一些额外的尾缀和强化，弄不好了是一种注释。

我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旁观，我把我想到的告诉你，也算是我们交往中的一点儿朋友之道吧！仅供你参考。

【以下略，全文刊载于2019年第5期《收获》】

作者简介

潞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早期的诗曾编入北大《新诗潮诗选》。著有诗集《肩的雕塑》、《携带的花园》、《潞潞无题诗》、《一行墨水》等。参与过1988年“纽约一一北京"艺术交流。诗歌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其"无题诗"为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