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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19年第9期|禾源:锄头在土地上的日记

来源:《福建文学》2019年第9期 | 禾源  2019年09月08日21:22

父亲用锄头,翻着土地,追着日子走过。我嚼着土地收回的粮,填着肚子,浸在日子里成长。两代人叠加的步履,不仅仅只是走在天地四时更替的行程里,还走在祖国发展的大运行程中。父亲那把挂在太师壁后的锄头,仿佛记下了这一切。

01

村里有这么一句俗话:粗做人吃锄头,读书人靠笔头。父亲有好几把锄头,且每一把都闪闪发光,就是这个在我家什么都黑的老屋里折射出的几道光耀,不仅让那个黑色的灶,燃起红红的火苗,也让那张黑色的八仙桌露出微黄的原木色。

父亲的锄头本不应该在这块土地上起落,但机缘所赋,它还是跟着我外公来了。那是1950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我外公的戏班庆祝演出到父亲的村,村里戏头知道我外公膝下就一个女儿,便把村里一直跟着兄嫂长大,刚刚18岁的小后生保媒给我外公。我听外公说过这事,他说起这件事时有点得意,那种得意是自我的赞赏,赞赏自己的好眼光。外公说:“第一眼见到你父亲时有些失望,矮而瘦小,那件粗布衣穿在他的身上成了过膝的披风大衣。可细看,人还机灵,双眼有神。他问了声‘你见我有什么事,快说,我哥还等着我下地’。听到他说话,大嗓门,心想这粗嗓门的人,鬼不了,行! 便说:我想要你,到我村种地养家,你答应吗? 若你答应,后天就跟我走。”

就在那个后天早上,他换了件合身点的衣服,但依然破旧,扛着锄头,背上一串捕鼠器, 由他三哥陪着到了戏院。我外公说:“人跟我走, 那两件家什就别带了。”

“不行,这锄头我用得习惯,这串东西每件都是我亲手做的,捕鼠厉害,鼠肉可是好菜!”

乡村对于父亲的差别大概就是人脸陌生,阳光、溪水、草木、田地,老鼠爬行轨迹……他样样熟悉。外公领着他走过要他一起打理的田地, 他记下田边地界,娴熟得如一个书法家看着面前一张宣纸,胸有成竹,拿起笔就能挥毫泼墨一样。据爷爷说,村里人看他干活的拼命劲与利索劲,背地里说:你听听那锄头锄地的声音,唰唰唰快得如田鼠抢稻,这家伙一定像田鼠一般能生能养。

果然被人言中。外公说,父亲与母亲完婚是在他进村的第二年。那一年冬季,他边种地边捕鼠,熏有几串鼠干时对我外公说:“大伯,今年的粮三口人吃不完,老鼠干也可炒上十几盘,是不是把我婚事办了?”外公应许,并把这事给办了。这一来,20多年,真生下了一窝仔。一共十个,夭折两个,养活了八个,六女两男,我排行第三,成为第一个继承他血统的男孩。

我在识字之前先认识锄头,那是一把打铁师傅拾的碎铁,搭铁炉的尾火给东家的馈赠品。我家没请过木工、竹艺等师傅,唯独请过打铁师傅。我家没做过一件像样的木工家具,至于竹器也没做过精工艺的,粗糙的竹用品,都是我父亲在雨雪天或晚上自己做的,一些修修补补他全会。但铁制的刀、锄他只会使用,且磨损得总比别人家的快,每有打铁师傅进村,我家必请。结果我家也就有了小锄头与小柴刀。我在村边玩过家家时,就会带上小锄头,开沟引水,挖草当菜, 自然成为儿童游戏里能锄地的一家之主。虽每次游戏结束,我都拿到小溪边洗个干净,还拾起溪里的小石块磨个不停,可就是不像父亲的锄头, 锄口白而锃亮,能耀出光芒。

我上学了,小锄头少玩了。佩戴起红领巾时, 学唱了一首歌。“太阳出来红艳艳红艳艳,公社社员到田间到田间哟。我也扛起小锄头,跟着爸爸学种田。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跟着爸爸学呀学种田哟。”歌这么唱着,可我跟着父亲下地并没有扛着小锄头,而是父亲挑粪我扛锄,扛的是父亲那把大锄头。那大锄威风,一对犄角,硬邦邦的身子,锄口如洁白利牙,紧紧地与它相连的那根锄柄光滑无比,滑溜如田里的泥鳅。如是锄头,给我感觉有着威仪的慈祥。一到园地,父亲肩上担子一放,向手掌呸了呸口水, 抡起锄头就干了起来。那唰唰的声响惊醒了园地,也惊醒了村庄,还惊醒了太阳,太阳常是在这个声中慢慢升起。村里的炊烟冒起一刻钟我便回家,取了蛋茶再送到园里。父亲快速地喝下, 随手递过碗,顾不得与我说话,又让锄头与土地说话了。父亲赶过这一场,我去读书,他又与社员们一起下地了,那把锄头啃起了另一块土地。

02

1975年,我要到公社所在地念初中了,学校发来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中特别交代要带两样劳动工具,锄头与柴刀。父亲有点不相信,特意带着我去小学问了校长,才知道初中生要学工学农,必须带这些工具。他一连串地说:“好,好! 学工学农,学工学农!就是不会读书也学个手艺,手艺再学不成,也还能种地。”大概我们是农村,没什么工厂,没上过学工的课,虽说公社也有一家农具厂、一家碾米厂、一家发电厂。我们只是在公社领导安排下到各厂参观过一回。感觉太厉害了,机床电闸一合上,飞转速度快得不得了。碾米厂,一边倒进谷子,一个口流出大米, 一个口流出米糠。发电厂,那发电机被水冲关, 轰隆隆地转,几根线牵出,那个玻璃灯泡就发出光。看了这些,我坚信的四个现代化离我很近。我回村里时,跟小伙伴用双手在胸前拼命地转个不停时,总加上一句“比这快一百倍”。他们呆呆地看着、听着,大概想象不出多快的转速。我还跟他们说,再干几年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时候犁田不用耕牛,由拖拉机来代替,插秧也有插秧机,割稻谷也有收割机。结果他们说:“那你父亲的锄头再快,也快不过机械化了。”心想, 这倒是,到时候父亲就不用起早贪黑了。

到了初二,开始农田基本建设,也就是平整土地。就此不仅学校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各个村也都要集中劳力到公社,参加这个劳动。那段日子感觉也像这平整土地挖出的新土一样,有许多新鲜感。同学们扛着红旗,荷着锄头,拎着土箕,整整齐齐走向田地。晚上大家争着写表扬稿, 写得好的会在公社广播里播出。

我们村也来了许多人平整土地。一天,广播里传出表扬我的播音,我当时激动得只记得一句“人小志气大”,别的全在我挖土搬土中弄丢了。

同村的一位同学,在收工的路上跟我说: “你父亲也来平整土地了。”我吃完晚饭,便去村里人住的民房看父亲。我喜欢去他们那里走走, 听听他们说着平整土地中的见闻,听听他们说笑。他们都没有抱怨,一样乐呵呵卖力地干着。他们说一样记工分,在哪儿都是干,做农活的人,一辈子与土过不去,能站着与土斗,都是好日子。

想着自己要练练笔头,看看能否写出一份表扬稿在广播里播出,就这样有了好几个傍晚没去那座房子与村里人聊天,今晚又去了。

村里人一见到我,都向我跷起拇指,“好样的,有出息。”父亲见到我,把我带到门口,悄悄告诉我:“担心家里的几块地没打理,明年会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正好生产队里有个社员喜欢来这里干活,跟他换工,大队长同意了。你回学校去,我现在连夜回村。”我心里嘀咕着,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这么不上进,老顾着自己家的自留地?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与大队长道了别,扛起锄头就走,我陪父亲走到巷口,本还想陪他走上一程,他交代了一句,回学校去,读点书,锄头的活比起读书易学。只见他肩上的锄头光一闪两闪,走远了。我原以为父亲的锄头能跟我的锄头一样,能在这里翻开新一页。没想到,他的锄头在家生了根,深深地扎在家里的几块自留地上。我没回学校,而是回到那座民房,找大队长,问他我父亲会不会犯错误。大队长说:“他是好党员,不仅不误生产队的活,且生产队的重活都是他带头干。秋收时, 社员们只顾自己下田,那台打谷机从来都是他与队长抬。生产队的人说,给他加点工分,他从不要。你可要向你父亲学习。”此时,我越发盼望四个现代化快点实现,只要现代化实现,父亲就不必比别人起早两个小时,不必趁月色比别人多干好几个小时,他的世界也就会大起来。

“幸运儿”就是幸运,幸运在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1976年公社所在地办起了高中,大队长还跟我说:“你努力点,高中毕业回乡我让你当村文书,以后保送你念大学。”念大学是多么光荣,我记得当时村里有个知青去念大学,与去当兵的人一样,身戴红花,村里敲锣打鼓欢送,那是何等的荣耀。我把大队长的话当成自己一生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977 年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一来大队推荐念大学的心愿也就破灭了,我有些失望。可同学告诉我,现在更好了,只要我们能考得上,都能念大学,还有一年时间,我们共同努力,说不定我们还能在大学里再做同学。他果真在1978年考上了大学, 可我名落孙山。心想,这下我的锄头也要在乡村的土地上生根,也得像父亲的锄头一样,在啃土中啃出一行皓齿光芒。一天收工,父亲说:“你下学期还是回学校复读吧,也不差你挣的那点工分。”

03

1980年,生产队土地分给了每家每户,实行了包产到户。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责任田。种什么,怎么种,不用听大队与生产队长的话,全凭责任人自主。地里产出的粮,除了交公粮,就全是自己的,产多得多。看着田里撅着屁股耘田的男人与女人,过路的人会开玩笑说:“阿土啊,你家田塝亮亮光,可你那老婆的屁股可被太阳晒得像猴屁股了。”田里的女人抬起头,急忙拉拉裤头,才发觉自己干得太卖劲,确实露腰露腚了。可阿土只回了声“走路眼看路,莫管田间蛤蟆肚子黑与白”,又埋头干起了自己的活。“说的是啊,今天裤带脱,秋后腹肚饱。你们慢慢做, 我也要赶工了,也没工夫跟你们聊。”

我就在这一年考上师范学校,村里人说: “幸运儿又走运了,这下真正扔了锄头柄。”我的户口迁走,成了居民户,可以吃商品粮了。我真有了戴红花的兴奋。我把入学通知书摁在心头好几天,感觉自己就是祖国母亲最疼爱的骄子。

1981年,我收到家里妹妹的来信,信是报喜的,说家里今年大丰收了,收了一百三十多担粮,全家人都吃上白米饭了,让我大胆地吃,学校发的粮票若不够吃,家里可以寄粮票。我拿着这封信给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看,他也很高兴,说也要写信问问家里打了多少粮,也要与我一样, 高兴着家里人都能吃上白米饭的大喜事。那天晚上我偷偷地去看了一场电影,散场时还喝了瓶啤酒。因为第一次喝啤酒,虽感觉不好喝,但很喜欢那不断地打嗝,一嗝一嗝地呵出父亲锄头掘出的泥土新香的幸福的感觉。

父亲的锄头没有记下我在外地读书的这一页,可记下了这些年在责任田里锄回粮满仓、猪禽满圈的好时光。我毕业回家,就在我读初中、高中的学校任教,只是这时没有了高中部,初中改为三年制。我很自豪地配上了红色的校徽。学校离家近,周末我常回家帮助父亲干些农活。可父亲说:“你现在是国家人,应该争取入党,听党的话,多做些国家的事。家里的地,我这把锄头啃得过来,不用每周回家。”国家人,入党, 父亲说得相当有力,有力得如锄头锄过长草的地,一锄而下一片亮光。想到这,我的心堂也豁亮了起来,我是祖国的幸运儿,我应该加入党组织,听党的话,要把这幸运传递给我的学生。

04

我心中挥舞着父亲锄头的律动,嘴里哼唱着《春天的故事》,把一堂堂的课上得铿锵有力,细节处绘声绘色。一个个日子都是好心情,如同父亲下地看到庄稼长势良好,喜盼秋收。一个暑假回家,父亲说:现在仓里的粮可吃上三年,可以酿很多的酒,猪圈里的猪也肥得可办酒席,山上的杉木也成材可打家具了,用你爷当年的话说, 该要育人种了。我知道父亲这是催婚。丰衣足食, 确实可以考虑婚娶了。说起来就是幸运,不愁住房,不愁票子,领了结婚证,单位就安排了婚房、厨房。校长主持了结婚典礼,让我唱上两曲。我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又唱了《春天的故事》,最后许多人还起哄再唱,我便唱起儿时唱的《长大当个好社员》:“太阳出来红艳艳,红艳艳……我也扛起小锄头,跟着爸爸学种田。”所有的人一起唱起:“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嗨哟,跟着爸爸学呀学种田。”此时坐在其中的父亲,笑眯眯的双眼,流出了热泪。校长让他一定要说几句话。他站了起来,真的说开了:“我是拿锄头的,锄了这么多年地,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国家政策好,这锄头就能翻出好日子。你们都是国家人,道理懂得比我多,往后肯定有更多好日子。祝福幸运儿,也祝福大家。”

婚后日子一帆风顺,年年中考,我的学生成绩都在全县前列。1993年我的人生又迎来一个转折,我不仅加入了党组织,且还要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我与父亲说了这事,父亲说:我喜欢你当老师,不明白宣传部要做什么,但你是国家人,党的人,党和国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听从上级安排。这一转折,我从学校到机关,又从机关到乡镇,再从乡镇到机关。不管我走到什么岗位,我总记得父亲那把锄头,他告诉了我,一分种三分管,求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切不可贪心好大,更不可好吃懒做。此间虽少了些探望父亲,少了照照那把锄头的光影,但我总记得父亲说的,党的人就该听从党的话,国家的人就该为国家好好做事。一路走过来,父亲的农事渐渐被弟弟接班,他的那把银锄大多是挂在厅里太师壁后。偶尔我回家时,取下挖一两个春笋, 一些地瓜与马铃薯,拎着这些回单位时,父亲常交代:“现在光景好,一定要珍惜,切不可犯错。”

2014年我参加了重点工程征地工作。此时, 祖国大地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追梦的新时代。我的小县城也有了许多工业项目落地,高速公路建设等都要大量征地。我被抽调到高速公路用地征地项目组且任副组长。虽然说我有多年工作经验,做过计划生育,收缴过三费粮,但征地还是第一回。可幸运的人就是幸运,我所负责的地段正是我父亲的出生地。小时候我常去走亲戚,还有一些人我能认得出,叔啊、哥啊地喊着。有位年轻人我不太认识,他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不用说,国家要用地,我们自然不敢耽搁, 可红线内有你家的祖坟与宅基地,只要你家征了,我们就也征。”

我回到城关,去找父亲。年老的父亲住在城关我弟弟家,他家靠山,山边有块闲置地。我和弟弟为了劝父亲进城便租下这块地,因为父亲说他,进城没地种会闷死,再说锄头生锈了,脸上无光。他从乡下进城时,什么都不要,就带把锄头。虽说他腿脚有些不便,但他还是常到那块地侍弄着。我到了地头,跟他说征地的事,他居然说:“那块地该跟我们没关系了吧?你想想,你拿笔头的人,一张纸你一笔都没写,能说这是你的作业吗?那块地我几十年没动过一锄头,还敢拿征地款,这对得起土地与国家吗?”我说是祖坟与宅基地,山地、田地我们自然没有了。他“嗯”了一声,“那明天我去”。

父亲进了村就躲进亲戚的家,仿佛羞于见这块地。同宗的亲戚都来了,父亲便说:“很早我就离开了村子,听说分地时你们还为我分了一份。我本也想让一个孩子回村子里来,接一灶火, 但就两个男孩,别的都是女孩,老大是国家人, 回不回都一样,老二,他爷那边也有许多地要种,能回来吗?这些地就归还给国家。至于墓地与宅基地,宅基地补偿款我去买块公墓,若不够我让老大垫钱,墓地补偿款作为搬迁费用。你们管理了这么多年,不能让你们出钱,不够的让老二出。我一个放羊娃,扛着一把锄头,背一串捕鼠器离开村庄,现在,若女儿家也算,有三十多人丁。能有今天全仗的是国运好,我能不支持国家建设吗?你们看看有没有意见。”父亲这话一说,宗亲个个随声应和,就在那一天,许多宗亲都签了征地合同。父亲临走时,还认真地认识了下一代、两代的年轻人,说:“我的锄头还利索, 你们若是在城关,要吃青菜到我家拿。”

我想陪着父亲回城关,他并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蹒跚走了好长一段路。他看着那方山水,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切,说:“多想回来再种上几年地,也让这块地认得我的锄头。”

我便对父亲说:“认得,认得,父亲的锄头与许多农民的锄头一样,都在土地上写下共同的日记,国泰民安,共筑中华民族复兴大梦。”哪有地不认识锄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