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人，当他离开出生并成长的土地才晓得，不管走到哪里，无论走多远，其实从来不曾真正离开。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乡亲们都在为吃饱肚子而发愁，杨凡生的父亲“老三届”毕业，正赶上祖国“三线”建设大潮，一家国有铝厂在离家不远的戈壁滩上奠基开工，他随即被招工进厂成为一名吃商品粮的工人，穿上四个兜的劳动服，骑上永久牌自行车，神气地穿梭在工厂里。

像父亲那样当一名国家工人是光荣的，一辈子吃穿不愁，不光厂里的汽车司机尊重他，就连念过书的知识分子也一口一个杨师傅地叫着。20世纪90年代初，杨凡生初中毕业还真的赶上厂里技工学校招生，父亲极力让他报考，还把厂里的光荣历史给他讲了一番：“改革开放后咱们国家各行各业发展快，争抢着要铝锭，厂里二期工程上马，效益翻一翻，咱厂的日子就像正月里的社火，红火得很，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你小子考上技校一毕业就是正式职工，多好！”

1992年，技校毕业后子承父业，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杨凡生的梦想实现了。

瘦高个，两眼炯炯，又细又长的双臂，一双粗粝的大手。“这小子一看就是块修车的好料。”初次见到杨凡生，车辆修理班班长就这么断言。

走出技校大门刚上班，我们偷空就溜出班组去找同学、找伙伴。这天下午，班长到车间开会，师傅在机房忙活，赵霞趁机扯着我的衣袖说：“不如咱俩到汽车修理车间看杨凡生去，就哄师傅说你肚子疼，我陪你上医院。”好主意。走！我们在师傅秘而不宣的笑容中，登上自行车一骑绝尘。

五月天气，戈壁的风轻柔而温暖地漫过厂区，沥青路两旁的槐花争相绽放在枝头，高压线、管道、厂房墙头到处蹲着交头接耳的麻雀。外面的世界真快活，灰色的劳动服也掩不住我们巨大的兴奋。

“看，汽车修理车间到了！”赵霞喊道。抬眼望去，左一排叉车、右一排料罐车、前一排大巴车、后一排面包车……士兵一样整齐地停放在车间院落里，整装待发。

我们把自行车往车间院外一撂，从车辆缝隙间左钻右钻，鱼儿一样钻到敞开的汽车维修间。只见一辆料罐车被高高架起，杨凡生仰躺在车底下用扳手费力地卸螺丝，手上脸上挂着一坨坨黑机油。

双手叉腰站在车头前盯他干活的师傅,训斥声不绝于耳：

“惜力气怕油污就干不了修车这一行，钻车底下才两个钟头就不耐烦了。我前脚一走，你后脚就溜号。”

“你老子可是修车老把式、咱这的大拿。你小子一定要学下真本事，给你老子长脸。”

“别小瞧咱们修车这行当，下料车坏了，下不成料，电解槽就没法炼铝；叉车坏了，铝水出来没法送去铸造，就浇铸不成铝锭。厂里的生产，哪样离得了咱们修车的？”

……

看来师傅的斥责声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钻出车底毫无希望，杨凡生朝我们挤挤眼，示意别等他了。我们会意地点点头，转身跑了。

学徒三年，我们这一拨出徒了。参加工作这三年，厂里效益节节攀升。厂里抓得也越来越严，对我们这拨青工盯得很紧，都签了师徒协议，包教、包学、包会。师傅们拿出各种绝活传帮带，恨不得一夜之间让我们独当一面。上班时间大伙儿别说串岗游浪，就是下班得空也乖乖地围着师傅讨教。大伙儿难得见上一面。

“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把这拨新出徒的小年轻，也拉出来比试比试。”老工会主席在动员大会上对着麦克风，挥手高亢地讲道。这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准备参加厂里一年一度技术比武的工人都在摩拳擦掌，我们也在师傅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中演练着。

四月底的太阳已经有了威力，把偌大的赛场晒得热烘烘的。各工种比赛项目准备就绪：汽车修理工维护作业车辆底盘二级、钳工找正机泵联轴器、焊工Ⅴ型坡口单面焊双面成型、车工加工联轴器螺栓、电工安装变频器和液位控制。汽车修理工、车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百余名技术工人穿着整齐的工作服，聚在赛场攥紧拳头铆足劲，静等开赛。裁判哨子一响，赛手们步履沉稳地走向赛场……

杨凡生从容地走到指定的参赛车辆前，目光坚毅地朝车辆扫了一眼，捋起袖子，右腿一伸侧身一仰钻入车底。他仰躺在车底下，扳子、管钳、螺丝刀轮番上阵，专注地对准底盘，拧、扳、撬……双手变戏法一样生动地演绎着自己的本领。此刻，各工种赛手们争分夺秒又沉着有序地完成着各自的参赛项目，观摩者不时地锐声叫好。

沾满机油的粗壮大手，油渍斑驳的工作服，戈壁山风吹黑的脸庞，壮实的肩膀——钻在汽车底下历练三年，昔日那个腼腆话少，一见女生就脸红的高个子少年长成一个魁梧的男子汉。此时，赵霞白皙俏丽的瓜子脸上满是红晕，痴痴的目光迟迟不愿从杨凡生身上移开。

正午的太阳把赛场铺陈得一片灿烂。经过三个小时比拼，杨凡生以精湛的技术拔得车辆底盘二级维护作业同台竞技头筹。领奖台上，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驱散各工种技术尖子竞赛一上午的紧张和疲惫，他们都挺起胸膛，站得笔直。杨凡生神情庄严地注视着前方电解厂房上空飘扬的国旗，心里攒足劲要修出更多的车，给电解生产添一份力。

仰慕，依恋，渴望……赛场竞技的三个小时里，赵霞炽烈的目光追光灯一样，一刻不离地追随着杨凡生高大强健的身影……

不久，两颗年轻的心交融在一起。

技术练到家，又娶回中意的姑娘，杨凡生再无挂碍，一心扑在修车上。

“修车得先懂车，得把它的零部件、构造、行驶原理一整套全吃透，就像当医生要先掌握人体各器官机能，才能诊断出患者的疾病。”当工友向他请教修车经验时，他有一套自己的心得：“弄透车，对症下药，总有办法修好它。”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十年，我国铝工业借市场经济东风，大踏步向世界铝工业强国迈进，电解铝产能从1992年的一百余万吨，迅速增长到2001年的三百四十余万吨，全球排名从1991年第六位跃居2001年第一位。我们的工厂在1993年也成功跻入中国企业一百强，一时声誉鹊起，名动中国铝业界。

彼时，厂里效益如插入沸水的温度计，一路攀升，到处弥漫着近乎夸张的喜悦。大家为一年涨两次工资这样前所未有的喜事奔走相告，更为年底丰厚的年终奖笑逐颜开。

电解铝产能连年扩张，车辆使用率一次次刷新纪录，故障也层出不穷。每年到生产高峰期，出故障的下料车、叉车一辆接一辆地往汽车维修车间送。电解生产不能耽误，故障车要随修随走，不能隔夜。这是一场战役，得拿出战士临战的劲头来。杨凡生每天天不亮赶到车间，穿过排成长龙的故障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维修间，钻入车底开始一天的忙碌。有时候活儿赶得太急，午饭干脆让徒弟去食堂买几个馍，窝在车底下就两口矿泉水凑合一顿。

临近黄昏，长龙一样的故障车只剩下龙尾，这时，杨凡生才能松口气，钻出车底喝杯茶抽支烟缓一会儿，再钻进去把那几辆车一一修好，这一天才算忙完。此时往往已是傍晚，车间院子空了，落日余晖洒在杨凡生身上，他活动活动筋骨，让浑身的关节嘎巴嘎巴响一通，洗把手披着夜色回家了。

一忙，就是十年。

杨凡生记不清自己修过多少辆车、送走多少张满意的笑脸，只有满手的老茧记载着他三千多个汗水浸透的日子。

工业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经过三次大规模扩建，我们厂已经成为产能过五十万吨的特大型铝业基地。厂区鳞次栉比的新旧厂房、高低不等的大烟囱、错综复杂的管网，生活区连成片的家属楼、繁华的商业广场、剧院、图书馆、学校、邮局、游泳池……一个“三线”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融入每一个“三线”人血液和爱的小社会。

闲来，杨凡生到菜市场转悠。这时，就看见菜市场路边堵一串车，司机们把车停在一边走过来，像敬当年的他父亲那样杨师傅长杨师傅短地给他敬烟、请教汽车修理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时候，杨凡生就会很受用，觉得这辈子值了，没有白活。

此时的杨凡生，带徒弟也像当年师傅那样，双手叉腰站在车头前，盯着车底下干活的徒弟大声训斥、讲厂里的生产是如何的离不了修车工……

我们这一拨的孩子也逐渐长大，一些有眼光的职工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到大城市读书深造，将来好走出老厂，脱掉劳动布穿上白衬衫，过上城里人的体面日子。杨凡生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大伙儿就问：

“凡生，孩子准备选什么专业？”

“汽车修理。”

“你在汽车底下油乎乎地钻了半辈子还不够，还让儿子也受你这苦,修汽车还真成你们老杨家祖传手艺了。”

“修好一辆车的成就感，并不亚于科学家做成功一项实验。”

杨凡生的话既出大伙儿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像我们这样工人家庭出身，自己又是操磨一辈子机器的工人，除了信奉技术还能有什么高深的见地？

时代飓风的冲击猝不及防。电解铝行业自1992年飞速发展到2012年，产能从一百余万吨飙到两千七百万吨，二十年翻二十四倍。淘汰落后产能终成定局，电解铝行业三十载辉煌成昨日传奇。

随之，重组、分流、转岗……国有企业改制浪潮汹涌而来。

2015年，杨凡生因过硬的汽车修理技术，被调往老厂与一家央企重组后新开发煤矿。三年后，因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矿区开采证停办，煤矿最终关井闭坑。矿区人员被解散，老厂又回不去，此时，已经四十五岁、头发花白的杨凡生面临买断工龄、待岗、自行选岗三种抉择。最终，他去了老厂与其他企业合资的一家电厂，当了一名运行工。

一个电解铝行业汽车维修技术尖子、二十年的老行家，在时代浪潮裹挟中，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汽车维修车间到陌生电厂，以一名学徒工的身份艰难地重新开始。

“和人家电厂的人不熟，上班又钉子一样钉守在岗位上，都干一年了，只认识班组那几个人，还不能像咱们老厂那些同学、工友随时随地打成一片。和人家压根没话题，总感觉自己是外人，上班难挨，下班回到宿舍出进还是一个人。”杨凡生眼神里不见了曾经的自信，只有深深的落寞，“丢了。咱们从老厂出来，就把自己弄丢了。”

离开厂里这些年，我也失散了,没能参与他们连续的生命过程：缺席他们的儿女考上大学的庆贺宴，没有为他们的父母送葬，甚至无法送他们自己最后一程……

我心里一片悲凉。

“但咱们最终要回去。”沉默良久，杨凡生不容置疑地说。

我们都惦念着厂里。杨凡生一有空就约我回去。

“凡生，咱厂老辈人如今都在哪里，过得可好？”

“那些当年从上海、沈阳、天津来支援‘三线’建设的老前辈，活过七十岁的不多，这几年陆陆续续已经去世大半。咱厂的公墓原本稀稀拉拉几个坟，现在靠厂最近的那一片都快满了。”杨凡生说。

“他们退休后咋不回大城市享福？明知重工业污染大，对身体不好。”

“他们一辈子都撂这了，哪能舍得下。”

这两年，不时传出我们这一拨工友来不及道别，倒在岗位上的噩耗，我便长时间沉浸在悲恸里。

“他们为啥走得这么急？”

“他们总是不管不顾地熬夜、加班，劝着缓一缓，不听；厂里组织职工体检，他们推说忙，不去，都硬抗。”

“活总也没有干完的时候，咋一点都不为自己身体着想？”

“活着干，死了算，一忙起来谁还顾得那么多？把活干好，只盼着效益能早点好起来。”

“再说，活长活短无所谓，反正将来都埋在厂公墓，大伙儿还是在一起。”

……

前不久，又有一个工友去世，四十八岁。灵堂前，想起工友生前的点点滴滴，我泪流不止。杨凡生他们几个男人却跟没事人一样，撬开酒瓶喝起来，还不时倒一杯撒在灵堂前，说：“兄弟，来，干杯！”

“你们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我哽咽着问。

“难过啥，咱们红红火火地把兄弟送走。过些年，咱们也会过去，都又在一起了，那时还接着干杯哩。”

深秋，太阳初升，一队送葬的车辆随灵车缓缓驶过工友奋斗一生的工厂，驶向厂公墓。秋风萧萧，墓地一片静穆，随风摇摆的骆驼草克制住不发出低沉的声响。

工友被安葬了。陪伴在他周围的是曾手把手教会他技术的师傅、一次次激励他成长的创业者，还有和他一起走过的工友。

返回路上，杨凡生说：“你看那些前后两排坟的坟院，那里埋着父子两代人。”我心里一颤，泪又来了。

“你看后边那片，”杨凡生又指着工友墓地东面的一块地说：“过些年退休，咱们回厂里就把墓地选那儿。”

我擦干泪，顺着杨凡生指的方向望去。那片墓地坐落在工厂脚下。走过去，站在墓园侧耳细听，却只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声。

李振娟，女，“70后”，宁夏中卫人。在《散文百家》《广西文学》《安徽文学》《朔方》《黄河文学》《中国铁路文艺》《六盘山》等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近百万字，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