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12月召开的“加强评论，繁荣原创——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我真的很想参加，但很遗憾，因为与其他会议冲突，未能成行。我记得给卞先生打过电话，表示了歉意。

我与卞先生相识的时间不算久，但是他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回想起来，第一次与卞先生晤面是在2011年12月，与少儿出版社共商有关《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的编撰、出版事宜。2013年8月，上海举行的《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座谈会上，我们又阔别相逢。卞先生担任了天文卷的副主编，我担任了古生物卷的主编。聊起来才知道，卞先生与我还是南京大学的校友，他毕业于天文系，而我毕业于地质系，因此见面格外亲切。

2017年的夏天，还是在上海的一次科普研讨会议上，又一次与卞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作为科普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谦逊、平和与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关于“元科普”的报告，让我耳目一新，并感同身受。会后，《文汇报》根据发言整理刊登了卞先生的文章，同时配发了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的点评。我也有感而发，同期刊登了一篇小短评，标题是“一线科学家应该为本领域科普‘发球’”。

卞先生在报告中举例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科学元典之作，也是很好的科普源头。我听后深有体会，并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佐证。好几年前，江苏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电话联系我，希望我考虑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旅居海外多年的苗德岁先生。经过一番周折，苗德岁翻译的《物种起源》于2013年正式出版。因为这个缘故，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十分通俗的《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接力出版社），迄今已经发行二十余万册，不仅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而且也获得了许多的奖励。随后，苗德岁先生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出版了《天演论（少儿彩绘版）》和《自然史（少儿彩绘版）》。这些科普作品均是发源于科学元典之作。卞先生的见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去年年底，在合肥召开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年会上，我们邀请卞先生作大会报告，尽管他身体欠安，仍欣然答应赴会，令我十分感动。他精彩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自然也给会议增添了光彩。

我与卞先生的接触虽然不多，却有一种心心相印、相见恨晚的感受。作为一代科普大家，他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部精彩作品；为了科普事业，他不停思考，身体力行，为我们奉献的是他对科普的诚挚的热情和执着。就在“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圆满召开之后十来天，在2016年12月27-28日举行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载着大家的信任和期待，我被推选为协会的新一届理事长，并致大会闭幕词。在此，我想在结束本文之前再次重温那篇闭幕词中的一段话：

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源泉，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在这里密切融合。科普创作光荣神圣，而又任务艰巨。科技工作者们在探索自然和世界的前沿努力奋斗，科普创作者们在他们身后的土壤里精耕细作，我们要掌握好科学，把握好文字，要耐得住寂寞，淡漠名利，为我们的人民和大众积极创作，启迪创新智慧，创造美好生活。我们重任在肩，我们以此为荣。

读卞先生的作品，听他的演讲，我深刻体会到了以卞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内心具有的厚重社会使命感。我也有理由相信，这将激励更多的后辈们在科普的道路上耕耘、前行。

谨以此文作为《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的“代后记”，我很希望本书成为我们朝着更高目标前行的新起点。

2019年2月

本文选自《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