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最近的梦，凌乱而清晰，河流，落水，挣扎，呼吸困难……有一次梦到他指着胸口说，这里痛。第二天，他果真来到我的桌前，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咳嗽的时候，这里抽着痛。”

从去年确诊以来，人就进入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状态，多年来以为沉淀得足够的笃定顷刻土崩瓦解。我曾与死亡为伍，深知那种孤独与荒凉，一窗之隔，世界再精彩也和自己半毛钱关系没有。唯有天空深不可测，前面临渊万丈，这泠泠的寒意和萧然都要独自去面对，再强大的人也会惶然，何况一个老人。

来不及失声痛哭，仓皇求医是第一步。治疗方案在计划A计划B计划C中，见一步走一步又被一路剔除。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对几乎一生和父母生活，放任自己拒绝长大的女儿来说，却是黑暗步步逼近。尤其在计划节节败退时，夜夜在噩梦中醒来，落水，挣扎，窒息成了梦中常景。

和疾病相处一生，我深知它最大的敌意，无非是借肉身的溃败，借黑暗中面目模糊的死神引领出对死亡纤细的想象和真实的恐惧，以达到肉身彻底溃败之前，精神荡然无存的目的。

一想到尚未陪他看过外面的世界就让我内疚。这些年和朋友带妈妈走了不少地方，这样的待遇，他从没得到过。我总以为他有自己的玩法，估计懒得跟我们混。他也没带我们外游，仿佛是一种共识，我们习惯了彼此相忘。除了工作，他还有各种应酬出差出国考察之类。但每次远行他都会给我带回各种礼物，珠宝，书，小玩意儿，巧克力……在我不懂用首饰装扮自己的年龄，就有了比妈妈还多的小首饰。流行什么他买什么，金饰、玉镯、钻石手链等，这是他表达父爱的方式。

小时爱看他给病人开处方，是喜欢他一手漂亮的拉丁文。至于购物的品位和审美，实在不敢恭维，便时有送了礼还被我和妈妈嫌弃的遭遇。前阵子收拾屋子，找出一个他在纽约买的美人鱼摆设，底座赫然印着“Made in China”。当然也有例外，像手上至今戴着的意大利五彩软手镯，多年来连洗澡和睡觉也不曾脱下过。

二

我对人生向来秉承顺其自然的法则，内心纵然翻江倒海，外在仍恪守不动声色，安于命运安排。唯这一次，一想到要失去就惶惶不安，恨不得陪他走尽量远的路，去尽量多的地方。半年内我们数次回潮汕与他的兄弟姐妹相聚，几乎全家出动去泰国清迈与他失散数十年的表哥，我八十一岁的表伯见面。那时症状尚不明显，他还有体力，抱着心中一点儿侥幸，我们小心翼翼地暗暗和未来抢时间。

渐渐地，他的疲态还是出来了。去年重阳，姑妈怕他舟车劳顿，一再叮嘱不要回去拜祭。我见他整日里在客厅转悠，不时抬头看外面的天空，自言自语：“回一次算一次吧……”

车在高速奔驰，离家乡越近，越勾起他各种回忆。他一路指指点点，这是哪，当年发生过哪些大事，末了总爱感慨一句，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在棉湖姑妈家，各人收拾鲜花水果准备上山拜祭，他也说要去，大家不同意，他急起来嚷开了：“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看阿伯阿姆……”

随着他日益羸弱，合家欢节目的范围只好缩窄到在家附近走走，譬如夜游增江。听奶奶说他年轻时是游泳健将，多次冬天横渡榕江。榕江是我出生地揭阳的一条江，第一次进入视野是在我被送回家乡寄养那年。记忆里河流在城区穿街过巷，水面上飘着浓稠的人间烟火。再次回到父母身边，增城变得陌生疏离，仿佛第一次发现这里也有一条河，增江，它一直在记忆里若隐若现，从不得要领。直到和父母同游之夜，记忆之门才得以开启。

车沿湘江路走，妈妈在一条被小商铺挤得透不过气的巷子里，忆起这里有过一家烟丝厂。那时我刚出生，父亲把我们从老家接过来，没工作没户口，妈妈带着我到烟丝厂当临工。她每日的工作就是把烟叶中间的粗梗撕出，烟叶交给工友切碎，忙起来一个月还能挣十来块钱。

下车，沿着长堤走，1978文化创意园的喧哗是年轻的。当年的增江河边，大排档一家连一家，岸上灯火和水上渔火彼此遥望。年少时爱呼朋唤友在夜色中奔向长堤，长堤自古是情侣的圣地，我们厚着脸皮嘻哈穿插其间，并乐于对相貌的俊俏或鄙陋评头品足。我的固定动作是靠栏杆站着（彼时“站”这个动词尚属于我，轮椅则放在另一边），和同学高谈阔论。看着月下泛起微光的水面，我总爱不由自主想象一个白衣女子，裙袂飘扬，在水面凌波微步。多年后，这个意象一再在我的诗里自觉复活。

站在堤上，他忆起当年游冬泳横渡增江的情景，仿佛还豪气万千。占尽河景的敏捷地产建筑群却勾起妈妈的记忆，“咱家以前就在这”，这话让我们炸开了。那座人民医院的慢病站小宿舍，连同被夷为平地的青翠山头，在父母你一言我一语之下，一点点复原：山坡上是妈妈种的瓜、青菜，鸡们沿着陡陡的坡弯弯曲曲往上。山顶倒盖着一条小木船，妈妈挺着个大肚子给菜浇水，弟弟快要出生。

家附近有药材公司，药材加工站和航道站，平日没事我爱往对面的药材公司钻。在单调的办公室内，姑娘小伙子给一个小小姑娘最热烈的宠爱，糖果，饼干，各种小玩意儿……药材公司靠门墙上挂着一部电话，黑乎乎突兀地依附于墙上，和白色的墙壁对比强烈，它突如其来“丁零零”的声音常把无所事事的我吓一大跳，接下来的一切都足以引起我无限的好奇和想象：从座位上站起来奔向它的人，他那张扯开喉咙“喂喂”大喊的嘴巴，以及被称为电话的物体，都是谜……

一天，妈妈躺在床上，她头晕，呕吐，胖嘟嘟的弟弟在床上爬来爬去。父亲当时在石滩麻风病院上班，我才三岁多，倍感孤独无助，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找爸爸。我径直走向对面的办公室，时值中午，办公室内静悄悄，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黄伯。我对他说，妈妈生病了，我得给爸爸打电话。老人二话不说替我接通总机，我们神色凝重地等着回复。我不时抬头看墙上那黑色的谜，那是我还不能理解的世界，我第一次靠得它如此近，带着焦虑不安和一丝我无法表述的激动。在沉默中终于迎来铃声大作，老人迅速抱起我，我拿起墙上的电话。在遥远嘈杂的背景音中，我辨认出他的声音，那一刻，幼小的焦虑荡然无存，世界对我来说安全了。

他匆匆从单位赶回来，妈妈也好起来了。下午我们一家人出去玩，沿着增江河，他牵着我，妈妈抱着弟弟。河水清清，天空蓝蓝，那天他买给我们的彩色气球，如今还在记忆的天空里飘呀飘。

三

一个疑问或秘密，从得知那一刻起，一股不可知的力量迫使我吃力地藏着掖着，那是我不能说出的伤口，也是他的。在生死那张床上，他曾救人无数。电话稀缺的年代，我们家早早装了电话，头几年基本是医院专线。全家无数次半夜被弟弟称之为“午夜凶铃”的铃声吵醒，黑暗中听到隔壁窸窸窣窣，铃声被截住，他“嗯”了两声，接下来是铁门“砰”的一声。一般参加完抢救他会留在医院上班，直到中午。午饭前妈妈要是接到电话，然后把抽屉里的“仙草”（潮汕人家一般都藏有的一种晒干的植物叶子）拿出来放洗手间，让我们回房，我们就懂了。我和弟弟总是磨到听见外面铁门的开锁声才急忙奔回房间。等妈妈大喊“开饭咯”，说明他用“仙草”洗完脸了。那天吃饭的气氛会比平时压抑，我时时边扒饭边偷看他，他身形偏瘦，颧骨突出，黑框眼镜后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苟言笑时嘴角向下，神情严肃，让人不敢亲近。他如此失落，是否因为有孩子在他手中被死神夺走都让他想起自己也有个得不治之症的女儿？

如今走在路上他偶尔还会遇到陌生的中年妇女，欢欢喜喜地叫着林院长，连珠炮抢着说若不是他当年及时抢救，孩子就活不成了这样的话。通常他总是报以一脸迷惘，对方不介意也不放弃，百折不挠一点点启发，手上有什么还往他怀里塞什么，吃的，用的……

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那也是一条命。一个名字借一张嘴抵达我，仿佛虚空中生出的魔咒，在往后的日子，我不得不捂着一个疑问和一个不光彩的名词：告密者。

我自认晓得人性悖谬，明白人世间的艰难，体谅各种身不由己。关于那个人性黑暗达到巅峰的时代，我所知皆来自文字，文字让人耽于想象，但已绰绰有余。多少战功显赫的大人物没死在沙场，却栽在那黑暗岁月里。我年轻的父亲，一个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文弱书生，如何能独力对抗？

疑问终究生成一根刺，被血肉包裹于喉咙，内里隐隐有股蠢蠢欲动的力量。夜里我更能感受那股力量在体内挣扎的痕迹，有时它过于强大，就要压垮意志，控制或把我俘虏。我深呼吸，迫不及待等着天亮，仿佛天一亮我真就一本正经付诸行动，向他问个明白清楚。奇怪的是，这股来历不明的力量总在天光之前微弱下去，直到还原成一根隐形的刺。

最后我决定守口如瓶，不再触碰，甚至痛下决心，甘愿成为同谋，让它在喉咙腐朽。有时一家人吃着饭，“告密者”这词无端就冒了出来，我赶紧低头吃饭，以驱散自己无所适从的想象。每每自省，追问自己为何如此，总是无解。

一次和表哥聊起父亲的父亲，他的外公我的爷爷，那个我们无比敬仰无比怀念的温文尔雅的老帅哥，仿佛找到一点儿灵光。自小爷爷就以一个老派教书先生的严谨，对我们进行了潮汕式的传统教育，归纳起来不外是做一个干净的人，对己，对人，对爱永远眼神清澈。他一生始终葆有这种品质，如今的揭西，当年的揭阳东桥园林氏宗族，出过不少人物，包括爷爷一身功勋的堂兄林美南。爷爷没追随他投身热辣辣的战场，也没像他的弟弟，我的三叔公那样成为潜伏的国民党员。爷爷心有明灯，他教书育人，以自己的方式救国。他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和潮汕地区大南山根据地有名的英雄卢根有关的故事。当年卢根和警卫员林美城（爷爷的同宗兄弟，都是“美”字辈）找到爷爷，让爷爷搞两张棉湖的入城证，他们到城内找大户人家募捐。后来遭人告密，两人在棉湖的集市上受到伏击，最后被杀。爷爷一直保存着卢根放在家里的一把雨伞和一条浴巾（那时的潮汕人出门都自带浴巾），1949年后送给揭阳博物馆。至于爷爷奶奶如何多次把枪支藏起，如何隐秘地保护乡里，化解危难，常年陪在爷爷身边，比我早生十天的表哥说起来便滔滔不绝，活灵活现，亲眼所见一般。

每听到他咳嗽一声，我的心就抽一下。那喉中之鲠，便夹杂在咳嗽声中突兀起来。某日，客厅里只有我们俩，一切来得如此仓促突兀，没有征兆又仿佛情理之中，我突然说出那三个烂熟于心的字。我问他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他反复沉吟，试图唤醒沉睡的记忆。片刻，他眼睛一亮，连说“记得”。他说那是个罗浮山的军医，有文化，长得斯斯文文，他和另外两个男护士作为军代表进驻他们医院。

“他后来怎么了？”我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听说在锅炉里上吊了。”他慢慢说，带着惋惜，“很斯文的一个人，白白净净，为人和善。”一股不能描述的失落在心底油然而起：真的有人因他而死。他看着我，眼里并无预期的愧疚，却有明显的疑问。我慢慢道出那听来的故事，小心翼翼使用我捉襟见肘的词语。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我的父亲，在加速老去，饱受恶疾的折磨，我还没学会如何安抚他，如何让他不害怕，反而不合时宜地提起一个不该被提起的话题。我为自己的鲁莽和残忍感到深深的不安，又陷进渴望得到真相的泥沼里无法自拔。他也许洞悉我的心思，也许没有。他平静地坐在桌前，一丝不苟地倾听，脸上浮现出困惑和迷失在年月里的惘然，又仿佛在努力追忆遥远的往事的碎片。那往事之水呵，到底会有多深？我如何可以祈求他得以全身而退？

沉默。最后沉默被打破，他双肘托在桌上，神情严肃，目光辽远，缓缓地说，他并没主动去报告，是他们来找他了解情况，但了解的不是我提及的军医，他们追问的是另一个人。

他看着前面，一层薄雾在往事之水上冉冉升起，缓缓散去，他在水汽之间阅读时光的简书，看见当年那一天，那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幕：军代表离开医院后没多久，其中一个男护士独自来增城，找到他，要求去见一个被打成所谓“现行反革命”的女同事。他把男护士带到那位女同事门前就离开了。后来便有人找上门来，要了解当时的情况。他如实说出经过，没有隐瞒也没有添加，仅此而已。他补充说因为这事，那名男护士后来据说被开除了。

我不再追问，对我来说，世界在瞬间已经新了。但这“新”也转眼即逝，一秒前我想给传话的人打电话，一秒后放弃了。有些真相不必公之于世，那段对话，除了我和他，对这个世界没任何意义。死去的人也无法活过来，让灰烬继续掩埋吧，它埋得够久了，还可以久下去。在我出生之前，的确有一个人死了，在此前或之后，有很多人死了，无论因为谁，什么原因，生命一去不复还。没有人追究谁该对那些死亡负责，活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无辜的。

四

我住ICU的日夜，闺蜜常来，有时顺带也接送他和妈妈。某夜闺蜜送他回家，车走到增江河边，他突然失声痛哭。闺蜜把车停在河边，递上纸巾，默默听他重复一句话：他枉为一个医生，连自己女儿的病也治不好，还保不住她的性命……

那时父母直接无视ICU的探病时间，也不等弟弟开车送，一大早就坐公交过来。每日查完房，我便看见妈妈穿戴整齐站在我的八号床前，旁边的他总让我替他别扭。一月的天，特别冷，每天他都穿弟弟给他买的那身土黄色带帽羽绒服，羽绒服臃肿，外面套上后面绑带子的ICU白大褂，白大褂被撑得鼓鼓的，让人担心随时要胀爆开来。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只顾拉着主诊医生争分夺秒地聊，完了站在床边，看着我，微笑，说着话，说什么全忘了。他背过身去的惶然，是我没想象过的。

在小得还能被随意抱起或背在背上时，他常带我去广州儿童医院。那时增城尚是个孤岛，去广州还路途遥远。在儿童医院，一个慈祥的伯伯，头发花白，穿着过于肥大的白大褂，老拿一个小锤子往我膝盖和腿上东敲西敲。有时他会送我一个粉红的气球，把我抱到大腿上边逗我玩，边和父亲聊。每次从医院出来，父女俩高高兴兴去吃云吞面。一碗云吞面，我吃云吞，他吃面。此后一馋起云吞面，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去儿童医院。

那时他是否已知道我可能活不过十六岁，是否对我的病束手无策又饱含愧疚，在娱乐生活匮乏的时代，我在他生命中的出现是否让他和妈妈承受着过多的闲言碎语？在潮汕根深蒂固的文化里，男孩在家中往往有着非同凡响的地位，一直以来他对我的娇纵、放任和对弟弟的严苛让我怀疑他不是正宗的潮汕人。他从没和我讨论过我的病，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听到他跟别人提及我，还有他的无奈及愧欠。对此我总不以为然，仿佛天生便理所当然该如此。直到他确诊后，无论白天黑夜，我时常看见自己身姿矫健，脚下生风地走在路上；挤在堵车高峰前开车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排队候诊；听医生讲解病情，和医生讨论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排队领药……甚至出入厨房，熬药，炖汤，做饭……

我希望做这一切的是我，但不是，我无法让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做想做的事。我从未对自己的肉身如此绝望过。多年来，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和解，实际上只是接受了现实，习惯了身体自主权的缺失，这和彻底的、完全意义上的和解是两回事。至少在这些日子里，另一个我频繁出现，频繁和我较劲。午夜，在隔壁的咳嗽声中我睁开眼睛，半空中飘着一个无法静止的自己，她看着静止床上的我，我看着她独自穿行于黑暗中，我们彼此在各自艰难卓绝地寻找光源和出路。

我想我懂了他对我的愧欠感。

用了大半年时间，他才接受得病的事实。他不允许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在朋友面前提他的健康状况。姑妈和叔叔们每次打电话来，两头的对话总是一句开始两句结束：“最近怎么样?”“还可以。”接下来便客客气气地挂断电话。对他的病情，大家都心照不宣避而不谈。除了带来惶恐，疾病隔阂了他们大半个世纪来亲密无间的姐弟情和兄弟情，还让他生出一种深深的羞愧感。这羞愧感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但我确定自己不愿意去作深入的猜测和探究。

如何平静地、没有痛苦地离开这泥泞的肉身，是我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后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也是考验我一生的修炼。如今来到他身上，剧烈的咳嗽，风箱一样的气喘，混浊的呼吸，甚至向我展示咳出来的血，都让我无言以对。疾病使人加倍孤独，即便有人陪伴齐肩并行，还是陌路人，不是同类是无法辨认出彼此的。语言的安慰是隔靴搔痒，只会加深那种孤独感。

我甚至准备好和他讨论生死，讨论最终到来的时刻。我一直等待机会，有一次他来我房间讨论病情，我们打开了话头，差点就可以进一步深入话题，然而他只草草带过，一言不发出去了，还顺手把门带上。

后来我拿了本《地藏经》，恳求他读一读。我近乎哀求，他疲惫的褐色眼睛闪过疑惑，但还是接过去。几天后，我见他坐在靠阳台的地方翻着看。第二天，第三天……此后每个早上，他都坐在同一个位置，手里捧着《地藏经》，恭恭敬敬地读。

慢慢地，家里来了客人，或朋友约他去喝早茶，他会主动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的朋友陆续知道他病了，约他出去喝茶的人并没减少，他依然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茶楼和固定的人喝茶。

人活着活着就老了。如今我看着他吃药，读佛经，吃饭，看电视，身体一点点衰弱一点点变薄，也学着一点点和自己和解，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认真了解过自己的父亲。我知道他“文革”前毕业于湛江医学院，分配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多次申请调回潮汕地区工作而不得，一年后下乡来增城支建。他是个孝子，遵照父母的安排回乡相亲，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结婚，生儿育女。我在潮汕平原出生，弟弟在增城出生。后来，弟弟娶了本地的女子，他的孙女和孙子在这里出生。在家这条河流中，他是我们的起源，把我们带到这里……

我不动声色地和疾病一起活过了十六岁，如今还活着。活着于我，像落入泥沼里的鱼，永远无法畅快淋漓感受生命的原本。但这仅有的活的侥幸已让我对世界生出过多的自作多情，并不计前嫌忍受着疾病持之以恒带走体内所余不多的生命和力气。时光是让人恐慌的兽，像流水一样气度优雅汩汩而去。这“优雅”里，有着多少齐奥朗所说的“对悲伤的凯旋”？我时常想起那个晚上，看着增江河水，天地如此宽广，人生的何去何从却与它毫不相干。你猜不透它是漠然还是悲悯，它从不过问也不回应，只负责不疾不徐，不悲不喜。

（选自2019年第5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9年第2期《广州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