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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2019年第4期|凡一平:我们的师傅(节选)

来源:《十月》2019年第4期 | 凡一平  2019年08月21日15:49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儿,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地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被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了嘴上,正要点燃,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了。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是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都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 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的市场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立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现在圩场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惶恐,就像黄鼠狼出现在鸡群里鸡一定会紧张和警惕一样。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起来,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就是后来的乡政府。我认得韦有权,我拿松鼠皮卖给过他。一张松鼠皮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就是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里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连接成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渡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岸边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乡的圩场。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离圩场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便分开了,各行其是。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两排平房,韦有权住在后面一排右数过来第二间。这也是师傅事先告诉我的。他虽然没来,却什么情况都知道。我爬到两排房子靠右侧的一棵树上,开始俯瞰。

韦有权的房门开了。他先出来刷牙,披着一件棉衣。然后他再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还穿着那件棉衣,却比先前光鲜齐整多了。他的头发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边倒的草丛。他关门而不锁门,说明屋里还有人。一个带绳的包拎在他手上,随意地轻飘晃荡,说明包里现在没钱。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说明他昨晚上睡得或过得很舒服。过后我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远,我从树上下来,随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进去,一定是取钱。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拎的包变成挂着了,而且还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锁。

他往收购站去。收购站已经有卖货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其中就有我们的人,他是老猫。老猫的手里拎着一个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条蛇。黄狗、花卷和野兔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相应的时机才会出现。

韦有权一到收购站,所有人整排地让开,给他通过。他拔出别在裤腰带的钥匙开门。开门后他一点也不着急收购,而是先检查收购站里尚未运走的动物,看看有没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狸。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痒地把果子狸从笼里拿出来,放进一个桶里。然后他给活着的动物食物和水。罢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气味搓掉一样。他终于坐到了柜台边,打开抽屉,把算盘拿出来摆上,把笔和笔记本摆上,还给钟上链。做完这些事情,他才把挂包从身上拿下来,放进抽屉里,目光也跟随进了抽屉,手在抽屉里还有动作,像是拉开拉链和区分大钱和零钱。

第一个收购是卖蛇的。是一条眼镜蛇,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排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双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个专业捕蛇者。韦有权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将蛇拿到一边的蛇笼去放。等他回来,韦有权给了他四元钱。他满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墙上眼镜蛇的收购价格,是一斤一元。那条蛇目测也是四足斤。说明韦有权也不是每个人都克扣的。

第二个收购是卖金银花的。是个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银花装在一个背篓里,满满当当的,已经晒干,我估摸有五斤左右。韦有权将金银花过秤,扣除背篓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韦有权以金银花未干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钱。老婆婆不服,央求韦有权再给三毛钱。她举着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说再给我三毛钱买煤油吧。但韦有权就是不给。老婆婆只能就

走了。

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蛇信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摄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摄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他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骂咧咧,说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清楚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师傅最疼她。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孽,都可以宽恕,并将归于尘土。

我继续开车,去送别我师傅。

师傅的家在上岭村的东头,我家在西头。也就是说,红水河从上岭村流过,师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桥梁之前,行人要从码头过,进出村庄,是从上游过。如今有了桥梁,建在东边,车辆进出村庄,则变成从下游走了。

临近村庄,大哥说,我们坐船过去吧,把车留在河这边。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避讳。你的车是新车好车,不宜经停丧家。另外,你现在的身份,也不便过于张扬。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议。

我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种颜色,家乡的山峦和河流两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图画。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于映照那庞大的山水。

摆渡的艄公是我小学同学,叫潘得康。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他在我们班上,是最守规矩和老实人,却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艄公。摆渡是他们家的专属,甚至码头也是。码头现在叫得康码头,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十二岁开始接班,意味着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为他与我同龄。得康码头原来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做了贡献的,或者说跟我师傅有关。

十几年前,师傅与得康忽然到南宁找到我。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得康开宗明义,说码头虽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上岭村,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他言外之意是,国家能给钱修建码头就好了。而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帮助找到国家的钱来修建上岭村的码头是我的责任。

关于码头的事,师傅一言不发。但他的到来和在得康、我身边的存在,已胜似千言万语。我从前的、偷窃的师傅,已经断了联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见面的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十分激动和害怕。他或许是自愿来的,或许是被得康“绑架”来的。得康为码头的事,为什么要带上韦建邦?说明他知道我和韦建邦曾经的师徒关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挟韦建邦,再用韦建邦来要挟我?

师傅已经是老人了。他那年应该已近七十岁。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剩下没几十根,发白和细软,像荒漠中的残存的草,也维持不了多久。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倒是结实和齐整,咬得动我夹给他的鸡胸脯,应该是装了

假牙。

我满口答应: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二十万元钱,已经是两年后。两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二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由乡里实施修建。码头修建好了,我药到

病除。

船只向对岸的码头驶去,我的同学潘得康驾轻就熟。因为我的归来,他兴奋得说个不停。他肯定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为谁而来。他说,你坐船过河是对的。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我晓得你一定回来。我说,现在有桥了,还有人坐船渡河吗?这个我以为老实的同学幽默地说,你就是。

船只靠上码头。我和大哥上岸。大哥问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说,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师傅的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周边的人家也被灯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个

夜市。

我像一名不速之客,进入灯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边先找个角落,默默观望和缅怀我的师傅,但我肥胖的身躯和独有的光头特征,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司仪过来,引领我去上香。

我走进师傅的家。在灵堂前,我首先看见师傅的遗像,像一个粗藤盘结的树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师傅,他沧桑、黑黄、浮肿,脸上满是皱褶和斑点。这应该是他晚年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英俊潇洒,红光满面,像电影里的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拜他为师,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猥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更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香,跪拜我曾经敬爱也曾经怨恨和疏离的师傅。我一边跪拜一边默念:师傅,请走好。谢谢您,师傅。师傅,对不起。

师傅的众亲属在给我鞠躬回礼。他们守在棺材的两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师傅没有子女,所谓的亲属,应该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关系。师傅的房子,在几年前进行了重建,十八米宽三十米深、四层的楼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师傅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起新房?我想无非是为了给他埋怨一生的亲属们有个交代或回报吧。毫无疑问,师傅如今死了,他的丧事无比隆重,因为天明出殡之后,这幢房子就不再是师傅的了。他的亲属将继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经在进行。在屋外新搭起的帐篷,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樊光良,正率领他的团队,敲锣打鼓念唱经文。他们专心投入、精神抖擞,像一支不辞辛苦、敬业为民的文艺轻骑兵。

发现我来了,樊光良离开他的团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招呼过后,他仍没有归队,继续和我说话,则变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学,他的学历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学教授所能比。

老同学,你来了,就是对师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说。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说。我对樊光良的指认感到吃惊,因为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做贼了。

我晓得,他是你师傅。我也有师傅,这没什么。樊光良说,他摸着他的胡须,像抓着什么把柄一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逝者为大,这你应该懂吧?我说。我的意思是让樊光良不要纠缠我和韦建邦的师徒关系。

对的,我对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说,你是大师。

樊光良说,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师傅不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呢?樊光良说。

我吃惊,是吗?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为师,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樊光良说,他点烟抽,也递给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学徒和那个团队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却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骂了句狗日的,嘴上却说你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你天天和灵魂打交道。

没错,他边说边笑,我们的师傅,该为我们骄傲。

就像你那帮正在做念唱打的徒弟们一样,他们也应该为你这个师傅感到骄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轻松和谐其实针锋相对地聊着,反正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待着,直到出殡。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闷和解乏。他陪我聊个把小时,再过去念一会儿经,又过来和我聊,像是两边开会或应酬的领导。我说你这么不用心,不专心,不怕师傅收拾你吗?樊光良说我与师傅通灵了,照顾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动。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经散去,或已经睡着,忽然来了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皮衣,挂白围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来,径直朝灵堂进去。我在屋外看见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虽然她背对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个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来,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

她叫我的学名:樊一平!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说你太好认了,电视上也见过你。

我这个样子的确是不能犯罪了,因为不

好逃。

那我是谁?认出来了吗?

我说花卷。

她不生气,说真名呢?

韦卫鸾。

 

韦卫鸾

 

韦卫鸾是村里韦庆雷和农妹花的大女儿。她八岁的时候,下面就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想而知,她家的境况会有多惨,她的日子会有多难。

我和她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

拜韦建邦为师傅,是我拉她加入的,或者说是我引见她接触了韦建邦,拜师是她的自愿。

小学一年级暑假放假那天,我追上在赶着回家的韦卫鸾,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韦卫鸾说不去,我要回家干活。我说那个人很好很好玩的,他可以教我们玩。韦卫鸾说是谁呀?我说韦建邦。她一听,吓了一跳,说不不,韦建邦是坏人,我爸晓得我跟他玩,会打死我。我说我跟他玩都有半个学期了,我大哥到现在都不晓得。她不答应,继续走。她垂在背后的辫子一甩一甩的,像抽人的鞭子。我以为愿望落空了,没想到她在离我十五步的地方停下,忽然回头,说你讲的都是真的?

我领衣不蔽体的韦卫鸾去见韦建邦。我们在韦建邦家门外的时候,听见他在拉二胡。那旋律相当的特别,和我们平时听到和唱的歌曲不一样。后来我知道他那天拉的是《二泉映月》。

我和韦卫鸾顿时被音乐吸引,但为了不打扰他,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听,直到音乐停止。我们进去。

韦燎、覃红色和和蓝上杰已经在房屋里了。原来刚才的曲子,是韦建邦拉给他们听的。

韦卫鸾的到来,让韦燎、覃红色和蓝上杰很惊讶,也很兴奋。他们围着韦卫鸾团团转,像是一群黑猫围着一只白猫。我很得意,因为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韦建邦却不高兴,他训斥我:你带她来干什么?

我脑子飞转,找到一个理由,说她会唱歌。

韦建邦看着瘦不拉唧的韦卫鸾,说唱一个我听听。

韦卫鸾也不怯场,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红灯记》的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韦卫鸾的嗓子把我们镇住了,我们目瞪口呆,像一群面对鲜草嘴巴却套上了笼子的羊。

韦建邦微微点了点头,说:但是需要调教。

这句话一下子把韦卫鸾控制住了。她像迷途中遇到了一个领路的人,决心跟这个人走。她眼巴巴看着韦建邦,生怕他不教她。

一个星期后,我们正式拜韦建邦为师傅。我们的初衷,是要学他身上所有的本事。

师傅说首先,我要教会你们活下去的本领和方法。

这个本领就是偷窃。

我们起初都很惶恐,是不愿意的。韦卫鸾最不愿意,她央求师傅:我可以不学这个吗?

师傅说:我不养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你走吧。

韦卫鸾没有走,那时师傅刚教她学会了简谱,五线谱正开始学。她舍不得孜孜以求的音乐本领,最终留了下来。

在师傅的教导下,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体能和技能训练,我们学会了偷窃的本领。在实际行窃的前一天,师傅制订一条行窃的准则。

师傅说:你们要牢记一条,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

师傅没有解释为什么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但我们大致能懂。穷人本来就穷,东西再被偷走的话,就更难活了。亲戚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偷,因为那是亲戚。

所以第一次行窃的对象,我们选择了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我们大家亲戚的收购站的韦有权。

行窃之前,一对一的时候,我问韦卫鸾,你害怕吗?

韦卫鸾上下牙齿打架,哆嗦得说不出话来。

我说到时你要喊的,你现在就开始喊。喊出来就不害怕了。

她说朝什么地方喊?朝谁喊?

我说朝着高山喊,朝着河喊,朝着我喊。

喊什么?

就按师傅吩咐的。

于是,韦卫鸾朝着高山,朝着河,朝着我,连喊了三句: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

喊完她就哭了。

等她哭完,我说,还害怕吗?

她说,万一我被抓了,你会不会救我?

我说,我拼小命都会救你。

她笑了。

首次行窃成功之后,韦卫鸾换上了一套新衣裳。我知道一定是师傅给她买的,至少是悄悄多给了她做一套衣服的钱。那时候买布还需要布票,她家有的是剩余的布票。穿上新衣裳的韦卫鸾越发的好看,真正地像一朵花。她那套印花的衣裳,随着身体发育和岁数的增长,像击鼓传花一样。我后来看见她二妹穿,她三妹穿,她四妹穿。她们四姐妹,像山岗上的四棵树,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后面四句,是我多年后读到的海子的诗,用来形容多年前的韦卫鸾四姐妹。我觉得海子的这几句诗,就是为她们写的。

师傅认真地教韦卫鸾音乐。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忽然说:我教不了你了。

韦卫鸾以为师傅不喜欢她了,伤心难过地说师傅,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定改。

师傅说:你想继续进步,就需要更好的老师。

韦卫鸾说谁呀?

师傅写出来: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安娜·莫芙;泽弗里德;琼·萨瑟兰。

看着一串长条的名字,我们都蒙了。

师傅说:这是全世界五位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们可以做卫鸾的老师。

师傅不叫韦卫鸾花卷,改口叫真名。

韦卫鸾说我上哪里找她们呀?就算找到她们也不肯教我呀。

师傅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们。只要找到她们,她们肯定教你。

我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师傅。

师傅说:她们在菁盛中学黄盖云老师的房间里。他藏有这几位歌唱家的唱片。你们去把唱片偷来。唱机就不用偷了,我有。

我们兴高采烈自告奋勇地进行分工。花卷韦卫鸾唱主角,老猫覃红色演配角,黄狗蓝上杰负责技术开锁,野兔韦燎负责接应,我老鼠还是负责侦察。

但是花卷说:我要老鼠配合我,有他在身边,我不害怕。

于是我和老猫换了工作。

那天是星期三,老猫侦察到黄盖云老师一天都有课。我们决定那天行动。但是那天我们也有课呀,怎么办?头一天晚上,野兔给第二天的科任老师韦先老师下了泻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得到了放假的通知。韦先老师是野兔的叔叔,是我们上岭小学两个教师之一。另一位老师是苏满洲老师,他上个月腿断在家休养,所有的课都由韦先老师来上。

我们潜入菁盛中学。这也将是我们下学期即将就读的学校,我们等于先来看看,熟悉环境。假如遇到有人发问,我们计划就这么搪塞。还是师傅明示,又经过老猫事先踩过点,黄盖云老师的房间很快就找到了。黄狗不到十秒钟就把房锁打开。我和花卷溜进去。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箩筐书,房间基本上就满了。桌子上有一台唱机,唱机上和唱机边有唱片,唱片都是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歌曲。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的唱片不可能在这里摆放着。那么在哪里呢?

床底。只能在床底。

我钻进床底。在床底最里边,我搜出一只箱子,并把它拖出来,像老鼠拖出油瓶一样。

这是只皮箱。皮箱灰尘不是很多,说明上次打开的时间不是很长。皮箱的按锁已经坏了,一摁就开。

箱子里果然有唱片,还有书。花卷按师傅提供的名单,迫不及待找她想要的唱片,找着四张,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的没有。花卷说可以了,示意我把箱子合上放回去。我没动。我被箱子里的书吸引着。《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等,它们像花生吸引老鼠一样,让我不舍。我看了看花卷,花卷说你想看就拿呗。我就拿了那四本书。

我们回到村里,进师傅家。师傅的唱机已经搬出来擦拭干净和弄好了。师傅放上唱片。歌声响起。我们听完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唱,听安娜·莫芙唱,然后听泽弗里德唱,听琼·萨瑟兰唱。她们的歌词我们听不懂,但她们的唱腔圆润高亢,好听。花卷自然是听得比我们投入和着迷,过后她肯定还要反复地听。

师傅发现了我偷来的书,他没有怪我。他看了看封面,说:托尔斯泰,雨果,福楼拜,以后就是你老师,如果你想将来当一名作家的话。然后他还点了书里好多人物的名字和细节。说明这些书,师傅都看过。

就在那年,1975年,我们小学读完后升初中。在菁盛中学,我和韦卫鸾分在同一个班,初19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音乐老师都是黄盖云。当他自我介绍报出自己大名和任课任职情况的时候,我和邻桌的韦卫鸾面面相觑,只见她目瞪口呆,我则是暗自庆幸。我觉得能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真是缘分呀。韦卫鸾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她可能想的是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却偷了他的东西,心里有愧。黄盖云老师那年三十出头,不是本地人,却来菁盛中学七年了。未婚。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真是好呀,让我们这些讲普通话夹壮语的壮族孩子听了,如果他不是老师,我们会以为是他讲得不标准。后来韦卫鸾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北京人似的。我也马马虎虎,让别人猜不出我是壮族人。这都是黄盖云老师的功劳。

当然他的功劳不止这些。语文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题是《我的家》。交完卷的当天晚上,黄盖云老师突然通知我去他的房间。我去到他房间里的时候,发现韦卫鸾已经在那里了。她畏畏缩缩站在墙边,黄盖云也指示我站墙边,与韦卫鸾一起并列。他表情严肃,我觉得大事不妙。

他先拿出我的试卷,问我:你的作文《我的家》,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问你,这句话是怎么得到的?怎么来的?

我一愕,知道坏了。写作的时候光顾显摆,却忘了保护自己。这句话的出处就来自《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是我从黄盖云老师这里偷来的。我当时还下意识地看了看床底,而且黄盖云老师也注意到我看床底了,这简直是不打自招。

我说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我的话,是引用的。

引用谁的?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

好了。他说,转而拿出另一份试卷,看着韦卫鸾。

韦卫鸾,你在《我的家》作文里,写到你的母亲。你这样写:我的母亲喜欢唱山歌,她的歌声虽然没有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嘹亮,也没有琼·萨瑟兰多情,她不懂舒伯特,也不懂施特劳斯,但是她的歌声纯朴、清甜,像我家后面的山泉。好啦,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知道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还有舒伯特、施特劳斯的?

韦卫鸾已经慌乱得不行,几乎就要瘫下了。她模仿我,也看了看床底。我想这下彻底完了。

没想到黄盖云老师说,好啦,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想到了被示众和开除的结局。

黄盖云老师评卷和宣布分数。

我和韦卫鸾的作文是满分,并被当范文由各自来宣读。

我念我的作文《我的家》。当我一念“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剽窃而来的话时,情不自禁地看着黄盖云老师,他像一座沉默、挺拔的青山,让我仰止。

轮到韦卫鸾念时,韦卫鸾看着黄盖云老师,说我不念。我想唱作文里写到的琼·萨瑟兰唱的歌,行吗?

黄盖云老师说行。

韦卫鸾说琼·萨瑟兰是澳大利亚女歌唱家,我唱的是她唱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亚》选段。

然后她开始唱。她的唱词我们同学全听不懂,但是她唱得好不好,我们还是听得出来的。她很出色。那是她第一次在四十人以上的观众面前演唱。她的歌声征服了全班,并不胫而走,传遍全校。整个菁盛中学很快知道,初19班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达人,她叫韦卫鸾,上岭村人。

过后,我们把事情告诉了师傅韦建邦。师傅缄默了半天,然后说:我不做你们师傅了。从今往后,我们断绝一切来往。

我们如晴天霹雳,问为什么?

师傅说:为了你们的将来。本来,我就有这个打算,等你们初中毕业,我们就脱离师徒关系。现在,黄盖云的行为,把我的计划提前了。

我们又问为什么?

师傅说:你们以后会懂的。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好日子就快来了。只要和我这个师傅断绝关系,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好日子最先降落在韦卫鸾的生命中。

1977年,十三岁的韦卫鸾初中毕业,被县文工团特招,成为演员。这是黄盖云老师推荐的结果。

也在那一年,黄盖云老师调去县中学。他的才华和韦卫鸾的天赋一样,最终没有被埋没在寂静寥落的乡村。

临别的时候,黄盖云老师把我单独叫到房间。他打开那只皮箱,说这里面剩下的书,都送给你。好好读吧。

老师,我错了。

他摇摇头说,你师傅是不是韦建邦?

他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但是将来,你们有成就的时候,希望不要忘记他。

我会永远记得你,老师。

与黄盖云老师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在菁盛乡中学念高中,并在那儿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我分回菁盛乡中学当教师。一年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当创作员。

黄盖云老师在县中学,照理,我们是可以见面或来往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这和韦卫鸾有关。

我考上大学以后,第一封信是写给韦卫鸾的。我在信里向她示爱。

但是,韦卫鸾没有回信。

一封不回,再写一封。在大学头两年里,我坚持写了十八封信。

韦卫鸾一封也没有回。

我听老猫覃红色说,她爱上了老师黄盖云。

这便是原因。

我调到县文化馆以后,与还在县文工团的韦卫鸾也只见过一面。那次见面我只说一句话,你是不是爱上了黄盖云老师?她的回答也是一句,是的。

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和韦卫鸾的再次见面,居然是三十多年后了,在师傅韦建邦葬礼的前夕。

此时此刻,这个雍容华贵的半老徐娘,正落落大方地和我这名光头老汉闲聊,在我们相继为师傅寄托哀思之后,同坐在一条长条椅上,靠得很近,让村里人以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或曾经的鸳鸯。

在醒着的村人的目光中,我问韦卫鸾:你最后为什么没有嫁给黄盖云老师?

韦卫鸾说:他不要我。

为什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她搬出师傅曾对我们的告诫对我说,更何况现在才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义,但没意思。

我后来嫁到了柳州,她说,嫁给一个当官的。他的官越当越大,后来就不要我了,离了。但给了我一大笔钱,现在都还给,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儿。女儿在意大利,也是学声乐的,美声。

这就有意思了。我说。你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黄老师结婚了吗?后来。

我说这个问题怎么是你问我?应该是我问你。

韦卫鸾说,黄老师不要我,不娶我,他说那不是爱,是感恩。

我认为也是。

好吧,你说是就是。无所谓了。她仰脸看着有星星的苍穹:给我一支烟。

我给她一支烟,并为她点燃。

你怎么样?老婆退休没有?女儿像她妈漂亮,还是像你?她边吞云吐雾边对我说。

我生男生女你也清楚?

都一个村里的人嘛,她说,我回家的时候,村里人没少说你,自然知道一些啦。

我困了。我说,还打着哈欠。

我真困了。

我靠在椅子上睡。樊光良们在对面的铜锣声也阻挡不了我进入梦乡。在梦乡里,年轻貌美的韦卫鸾,站在一朵云上,向我飘来,并为我

歌唱。

我忽然醒了。睁眼一看,一拨人呼啦啦向马路那边拥去,像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天已经放亮,马路上停着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从车上下来四个男人。四个男人都派头十足,尤其走在前面的两个。这走在前面的两个,烧成灰我也能记得,他们是黄狗蓝上杰和野兔韦燎。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八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九部。曾获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翻译成瑞典文、俄文、越南文等在瑞典、俄罗斯、越南出版。 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