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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忘我拼搏一生 ——怀念郭澄清兄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张峻  2019年08月20日07:01

感谢洪志的赠书,让我顷刻间打开记忆的柜子,翻找出澄清兄那一页,是那么清晰。

上世纪62年的春三月,粉红的杏花含苞待放。

在河北保定饭店,我第一次与郭澄清谋面。在这之前,他的大名我是熟知的,并多次在《河北文艺》、《蜜蜂》、《新港》、《河北日报》等报刊上,读到他的小说和散文。今得相见,亲切异常。他用力紧握我的手,摇着: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你还参加过1956年的全国首次“青创会”,出版过小说集;近些年好像见不到你的作品了?他这直率地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有点脸热,忘说:是,是啊,一言难尽啊!这次会议若不是庆田同志打电话找我们宣传部长,我真的不想参加……

哦?他愣然。

我们俩在后来的交谈中,我还是直率地把停笔的原因告诉了他。一个字,就是“怕”!反“右派”运动吓坏我了。据说,参加全国首次“青创会”的代表,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我十六岁入党,最怕因写小说祸及家小,决意与文学诀别。为此,我把订的文学刊物都退掉了,怕是读别人作品引起写……可是,这次短篇小说会,承德地区没有合适的人选,主持会务的张庆田同志(庆田和一起参加过全国首届“青创会”)就想起了我;我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他:我已经搁笔了,不去开会了。他就锲而不舍地给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汎竒打电话。汎部长就在电话中劝我:你不想写也去听听会议精神嘛,回来给承德作者们传达。这样,我就无话可说地来到保定。会后,用郭澄清、申跃中的话:亏得张庆田锲而不舍,让张峻“东山再起”了!

保定短篇小说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前省文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印了多本中外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参考资料;请来著名作家、评论家艾芜、魏巍、侯金镜以及本省作家康濯、李满天等到会讲课。老作家们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多位都讲一整天,其他作家至少讲半天。特别是老几位都讲到:作家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讲古代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讲司马迁和鲁迅,并围绕着中外作家如何写好短篇小说这一课题,从生活、思想立意到艺术技巧,充分阐述与探讨。但与会者并不多,每个地区最多两位,承德只我一人,总共不到二十位。我记得沧州地区除澄清兄外,还有张逢春?研讨中,大家围绕着如何提高短篇小说创作,强调作家要勇于揭示生活真实。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很自然地讨论起歌颂与暴露的界限把握?这时,澄清兄高声坦言:我是歌德派!我要永远歌颂!我这个苦孩子出身,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我拿起笔,我心里的人物多是好干部,揭露、抨击生活中的问题,也要靠好干部,立足点还是歌颂,这有啥矛盾呢?关键在立足点!他的发言理所当然的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那是一次激发创作激情、探讨短篇小说艺术长本事的会议。边听报告边座谈,竟开了二十五天。并且提出:与会者每人必交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河北文学》五月和十一月要出版两期短篇小说专号,每人必写一至两篇,并限期交稿。我的记忆:澄清兄那次会议收获巨大,不仅小说专号有他的作品,那一年是他的创作大丰收年。他于1963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集《社迷》,收入本集的十五篇作品中,有十二篇写于那次会后的九个月中;其中有三个月竟发表两篇小说。著名的《黑掌柜》就是那次会后的八月发表在《大公报》上。这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社迷传》。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公社的人们》等,他的新作品井喷似地涌现。那年春三月的短篇小说会后,确是澄清兄文学创作的新高,无论数量与质量。

会上会下二十多天的交谈,相互的情感加深,更加关心文友们的新收获。那时《人民日报》逐期登载省级以上文学月刊的作品目录,澄清兄的新作屡见不鲜。

再次与澄清兄相见,已是1964年的春天。那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省文艺创作会议,五百多人集聚保定饭店。我报到后即打问沧州地区作者的房号,自然是和澄清兄等好友见面。只可惜,见面后的第二天,就接到我父病亡的加急电报,不得不离会返承。

转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与澄清兄相会,纯属偶然。当时,我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改稿。那天下午,忽然接到浩然兄的电话,约我到当时京城有些名气的餐饮老字号“灶温”聚餐,并故作神秘地说:都是你的老朋友,来了你就知道。我如约而至,果然异常惊喜。除年余没见面澄清兄外,还有内蒙的张长弓、天津百花出版社的诸有莹。几位老朋友相聚,兴然握手言欢。席间,大家都真心赞扬澄清兄近年创作大丰收,他也毫不隐晦地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我暗赞郭兄的豪爽,在出版社编辑面前也敢坦露真言。尽情笑谈中,不觉已到深夜十点多,因诸有莹的驻地较远,欢聚才依依不舍地离散。

初冬再次见面,已是远远的相望了。那是1965年11月,建国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与会者超千人。只河北省(当时包括天津市)的代表就有六十多位。那时澄清兄已是山东省代表,他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我在会下倾听。记得他讲党组织怎样使一个穷孩子拿起笔写作;讲他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又怎样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提炼创作素材,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这也是那次会议的主调,当时已在全国掀起“学毛著”高超。因为会议代表众多,河北与山东不属一个大区,没住同一饭店,我们都遵从会议的严规,没能见面;只在电话上互叙“灶温”欢聚后的别情。

我们离京时,北京街边的垂柳,枯叶霜黄地飘飞。

转年掀起的“文革”风暴,我俩的命运又何其相似。都被冠以“周扬的孝子贤孙”,接受批判。再次见面,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小间宿舍里。大概是1975年4、5月间吧?具体时间说不准了。我去北京改稿,从浩然那里得知,澄清兄在“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大刀记》。我真高兴!1965年一别,不觉相隔十年,渴望尽快见到他现今的模样。敲门走进那一床一小桌的房间,惊怔片刻,他那稍显苍老的脸儿,太瘦了!可他依然兴致勃发,握手依然那么有力,连说:十年,十年啊!咱们怎能不见老?当他递给我纸烟时,我摆手并掏出烟斗。他眼睛一亮,抬手就把那烟斗抢了过去,说了声“我喜欢!”就不给我了。那是紫檀木色的“老鸹眼”根疙瘩挖成的天然烟斗形状,是燕山老峪一位朋友送我的,已经用了五年,日久手摸得它光亮如玉,真有点难舍;但看老郭那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真喜欢就留作纪念吧!他拱手道谢。不知这个“念想”他留存多久?

那天,他兴然地讲起,“文革”后期,他怎样艰辛地完成三卷本巨著,以及目下修改中的困惑。他的难处我十分理解,我当时为纪念毛主席“根治海河”题词发表十周年,也“遵命”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擒龙图》,拘于时代背景,也多有难言之隠。

临别时,我送他一本随身带的《擒龙图》,并签名留念。时隔半年,他也将亲笔签名的三卷本巨著《大刀记》寄给我。当时,在我的藏书中,她是一部极受欢迎、朋友们借阅最多的一部大作。我知道,这是澄清兄苦洒心血的结晶,真为他高兴。之后,有关他的传闻,时喜时忧。直至1989年初秋的一天,郭兄的亲侄子郭洪 来石家庄,才得知其艰辛握笔一辈子,累别他喜欢的文学大道。

澄清兄,我想你啊!

追记于澄清兄离世30周年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