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当年，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农民们形容某片田地肥沃，常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插根筷子都能生根。这我不信，绝对不信。我虽然没有多少土壤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好歹也读过几年书，这个比喻也有点太不着边际太不靠谱太夸张了吧。不管土地有多肥沃，也不管当地气候如何湿润温暖，可筷子无论是木质的还是竹子的，肯定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生命机能，那它还怎么生根发芽？那个年月，若有塑料筷子，就更不可能。能发芽的不能称为筷子，而是还没彻底晒干巴的小树棍或竹棍。这可用当年我们经常引用的一段论述来说明，一定的温度可使鸡蛋变成小鸡，却绝不能让石头变成小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这就涉及哲学方面的命题了，绝非抬杠。

可我万没料到的是，后来，有一根筷子真的生根了，而且一扎几十年，直到今日，还孽生出两枝很茁壮的支杈。

这根筷子叫张海俊，我从小要好的朋友，初中时的同班同学。

2

我和张海俊下乡时都是十八岁，去的地方离家不远，坐火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行程。这似乎跟按学校按班级的统一调派有关，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嘛，总得找个能听得到火车叫的地方。听说为争取这一点，铁路局尽了很大的努力，包括答应可给安置知青的县城和公社优先调派车皮。这一近，就给我们这些铁路子弟们经常回家提供了便利。至于火车票嘛，家长和知青的心目中早达成了共识，都是铁路家的孩子嘛，都是响应伟大号召去大有作为的，还买什么票呢，就好像回家敲门，太外道了吧。

但这“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并没维持多久。铁路局来了军代表，军代表是个老八路，据说对为时尚不久远的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他在坐火车巡察一番后拍了桌子，“这叫牛犊子拉车，乱套！一帮小毛孩子，还没王法了呢！不管是谁，想坐车，都买票！”

这些背景资料是我从爸爸口里知道的，我所亲身感受到的气氛则是严防死守如临大敌。那天，已是暮色垂临，我和张海俊跨出车门。下车的旅客不少，其实多数是知青，不下百人。落脚之地是三等小站，几组铁道线路，不长的站台，横空一道天桥，那是出站的唯一通道。但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很少有人按规矩行事，顺着铁道，或向前，或向后，或跨过对面的铁道，便直奔了广阔天地。可那天的情况特殊，站台对面停着一列货车，便与站台这侧的客车夹成一条狭长的走廊。下车人一下都拥在站台上不动了，因为站台两头都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一个个笔挺威严，密层层封堵了昔日可自由往来的去路。有车站工作人员拿着电动喇叭喊：“下车的旅客请经由天桥出站。没买票的旅客在出站口补票。”

这好比瓮中捉鳖，四面围堵，只留那么一个出口，插翅难逃了。少数买了票的往天桥走，大批的知青们则拥在站台上不动，低声的议论与咒骂嗡嗡嘤嘤。我对张海俊说，今天要倒霉了。张海俊问，怎么说？我说，花钱补票呗。张海俊冷笑，不嫌窝囊？我说，看来今天得认了。张海俊说，愿认你认，顺着腚沟子流大汗一天挣不到两毛钱，显你趁啊？他说的是实情，别看我们插队的地方交通还算便利，但生产队的分值却低得可怜，年终能不能兑现还得另说。我嘟哝说，那可咋好？张海俊前后看了看，低声说，把你的大棉袄脱下来给我。我问，啥意思？张海俊说，少废话，快脱，别让当兵的看见。

站台上的人挤成一团，乱糟糟，高挑在头顶的路灯也昏昏不明，想不让执勤士兵看到我脱大衣很容易。我身上的棉大衣是我爸前些年在工务段当养路工时发的工装，我下乡时便给了我，大衣左胸上印着路徽和安全生产的字样。这一点，张海俊就没法跟我比了，他爸爸是餐车上的厨师，厨师不发棉大衣。

张海俊穿上了我的棉工装，吩咐：“随大溜儿，要快。”

我没听明白他的话，更不知大溜儿将怎么行动，可眼见着张海俊已拨开身边的人，大步向着列车尾部而去，走出没几步，又听他扯开嗓门喊：“还发什么呆！赶快经天桥出站，没买票的抓紧补票，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也别想捡国家的便宜！”

张海俊他要干什么？疯啦？可站台上的知青们却以为他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便避瘟神地四下躲闪，任由他一路直冲冲往前走。

张海俊继续喊：“不许钻车！知不知道钻车危险？敢钻车的加倍罚款！”

知青们怔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了，这响彻站台的吆喝无异于提醒，眼下的唯一逃脱之路就是钻车，从对面的货车或身旁的客车底下钻过去。人们好像炸了圈的羔羊，呼地一下散开，各寻了遁身的去处。执勤士兵的哨子尖厉地叫起来，随即就是奔跑而来的脚步声。那一刻，我呆了一下，就在一个士兵要抓住我胳膊时，一缩身，急闪到货车轮下，由于慌急，脑袋还被底梁重重地撞了一下。

哪还顾得疼不疼，钻过车轮我就往插队的方向跑，身前身后还跑着几个陌生的知青。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不知张海俊是不是也跑出来了。没想，张海俊突然从铁道旁一根电线杆子后闪出来，哈哈地笑：“还跑什么，一帮惊枪的兔子！”

我喘息着，问：“你也跑出来啦？”

张海俊得意地笑：“我可没跑，咱哥们儿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出来的，大摇大摆。”

我说：“他们没问你呀？”

张海俊说：“问我什么？我是李向阳啊。就咱这扮相，正儿八经的铁路工作人员，《平原游击队》白看啦？”

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我可以想见他经过那些执勤官兵身边时的样子。这个张海俊，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真是生错年代啦！

3

我在乡下干了三年，抽工回城后去的单位是铁路局管辖的木材加工厂，开大卡车。木材厂占地面积大，在市郊，厂里给住在城里的职工每人发了一张通勤票，有了这张票就了不得啦，进出站晃一晃，一路放行，没人细看。

可张海俊却远没有我幸运了，他留在了乡下，而且极可能一辈子留下去，究其原因，则完全怪他自己，怨不得别人。

我们下乡时是深秋时节，大地光溜溜，剩下的庄稼活已基本在场院。第二年，忙过春播和夏日里的三铲三趟，等着的就是秋忙了。可就在等秋收的日子，张海俊出事了。

事情出在护秋上。玉米开始结棒时，生产队长挑出几个男知青，说庄稼有些成色，该护秋了。以前，村里的青壮年护秋，有人监守自盗，还有人抓到偷秋的人磨不开脸，都是乡亲嘛，睁一眼闭一眼也正常。这回你们城里的小伙子来了，太好了。你们两眼一抹黑，不管抓到谁，都给我往生产队带，立功有奖，我给你们加工分！护秋员的任务关键在夜里，两条腿得一刻不停地走，眼睛更得像夜猫子（猫头鹰）一样地圆瞪着，工分加厚，一天15分，不低了吧？关于护秋的地块，村东主要是花生和大豆，这时节花生和大豆正好烀了吃；南头那片地瓜也让人眼馋，大点的已把地皮拱出缝了，又正贴着进村的路，也不可不防；护秋最当紧的是村北和西边的苞米地，人一钻进去，立时没个影。尤其是村西那片，贴着公社的砖瓦窑，窑上没黑没白不熄火，窑工们夜里饿了，常溜进地里掰苞米，那窑眼蹿出的火苗子又正好烤苞米，哪年那片地都不少丢庄稼。

有人嘟哝，知道丢，还在那儿种，不是缺心眼吧？

生产队长姓佟，但村里人都喊他大魔，是魔鬼的魔，还是沾了我们的村庄磨盘湾的磨，不得而知。听了种地缺心眼的话，大魔黑脸斥道：“别刚来乡下没几天就充大尾巴狼，你咋知道队上没种过别的？”

知青们开始抢任务了，东南北三面立时有人报名。我起手慢了点，抢到的是村北。那时，只有村西还没人投标，也只有张海俊一直没吭声，众人便把目光盯向了他。

张海俊翻翻白眼说：“瞅我干啥？俏活儿都叫你们抢去了，凭啥剩下的一块臭石头非得让我搬？大不了，我不挣那15分，随大溜儿一块收秋去。”

大魔说：“看村西确实不容易。那就20分，一天顶两天，这总行吧？”

张海俊冷冷一笑：“拉倒吧，谁还稀罕那几分，秋后兑现吗？”

人们一时无言。队长低头卷老旱烟，点燃，才慢悠悠地说：“我听说，张海俊常把自己比李向阳，智勇双全，天下无敌。今儿一看，也是吹牛不上税。中了，今儿的会就到这吧，大不了，我再另想办法，没有谁，你看地球转不转？”

人们散去。张海俊端坐在炕沿上不动，一副不尴不尬的样子。我不好也走，眼看着队长也快走出房门了，张海俊突然大声说：“队长，你还没说，村西那片地去年到底丢了多少呢？”

队长立住脚步：“我估摸，最少也得两千棒吧。”

张海俊说：“我不要一天20工分，也是15吧。今年收秋时你去数，那片地要是丢的苞米超过100棒，我连15分都不要！”

队长说：“好，就凭海俊这句话，明儿晌午，我让你婶子杀一只鸡，炒上两个菜，我陪你一醉方休。”

其他人还等在窗外，哄嚷起来，齐喊见人下菜碟，不公平。队长便又说：“那就都去，可我把话放在这儿，别人去都是多个人多双筷，我请的可只是张海俊。”

大魔不愧是大魔，说笑之间，就用激将法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丢给了争强好胜的张海俊。过后，我把这话说给海俊，他却哈哈笑，说你以为我真像傻李逵似的一激就上火呀？我玩这么一下，不过是让大魔别小看咱们知青。其实，那天我是第一个到的队部，进屋就看队长将几张已裁好的纸条塞进了口袋，他的打算是万一活计不好往下派，那就抓阄。可我偏不让他抓，所以你们抢地块时我才一直没吭声。不就是看一片地吗，多大的事，我还想落得自由自在呢。

护秋的队伍上阵了。东南北三面都跟鬼子进庄似的，悄悄地进行，出动静的不要。唯有西面的张海俊闹得很张扬。他从老农手里借来一件蓑衣，手里还提了一把镰刀，那镰刀加了一米多长的木柄，顶部又楔进一根拃来长的大铁钉，那就不光是农具，还是武器了，有点类似于古时的戈或钩连枪。而蓑衣则是乡人的雨衣过去式，那东西笨重，还须配上草帽似的雨笠，哪有小帆布粘胶的雨衣轻便又实用。当然，蓑衣的长处也非寻常雨衣可比，蓑草有很强的隔潮功能，所以蓑衣披在身上不仅可遮风挡雨，铺在地上还可充作床铺，湿冷不忌。那天，响晴的天，午后偏晌的时候，张海俊拉上我，出现在村西地头，那里距砖瓦窑也就一箭之遥，与窑上劳作的人彼此可见，视力好的甚至能辨鼻眼。他将蓑衣披挂在肩，手里张扬着那把长柄镰刀，在苞米地头来来去去，唯恐窑上的人没看到，扯开公鸭嗓唱苏联歌曲《三套车》和当时正流行的《这个世界究竟谁怕谁》，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唱到“可怜我这匹老马”时，调子要拔高，张海俊唱得声嘶力竭，逗得窑上的人冲着这边喊，野狼嚎，拉倒吧！

跟在张海俊身旁，看他脑门上滚下的汗水，我都替他热得慌。节令已立秋，秋老虎开始发威了。我说：“想吓唬家雀，还不如立一个稻草人呢。你想捂出痱子呀？”

张海俊说：“饿死鬼是人，不是家雀。”

我说：“你玩这一出，是想敲铜盆吓耗子还是唱空城计？”

张海俊说：“耗子们也这么想。”

我说：“你也不用担心海口夸大了，村北和你那片儿垅挨垅，你看不过来时，喊上我一声就是了。”

张海俊撇嘴：“这点事就搬援兵，我还敢自吹是李向阳？”

那晚，青年点的伙房刚揭锅，张海俊抓上两块饼子就走了，我猜他必是去了村西。夜半时分，他果然押回两个低头耷脑的乡下小伙子，两人脖颈上各挂了两根苞米棒子，他还用大喇叭喊来大魔队长，引得青年儿们都去队部看热闹。队长进屋就黑着脸问那两人姓甚名谁。砖窑是公社开的，毕竟按月开饷，所以能来砖窑干活的基本都是各大队的干部家属，起码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队长说，那你们自个儿选，认罚呢，一人10元；舍不得呢，我这儿备着现成的铜盆，绕着全村喊一圈敲一圈，就拉倒了。两人晓得敲铜盆的后果，都认罚，说身上没带钱，明天天一亮送来。因为丢庄稼的事，生产队曾经一次又一次找砖窑，甚至找过公社，于是公社便下了死命令，凡偷秋者，一律开除。队长阴着脸说，明儿你们要是不来呢，我可没工夫去找你们要小账。这样吧，都把裤带抽下来，明儿交罚款时再拿回去。那两人苦着脸，说我们回去还得推坯码砖，提着裤子还怎么干活？队长说，你们要早想到这一层，就不偷庄稼了。提着裤子回去，搓根草绳当腰带，怎么就干不了活？再说，那窑里比澡堂子还热呢，进去的人哪个不是只穿裤头？这事蒙不住我，不认罚就敲铜盆。

两人提着裤子灰溜溜地离去，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出声，队长脸上总算现出笑模样。自从大魔来到小队部后，张海俊就闪了出去，他去牲口棚中抓来一把大豆，从厨间锅灶下扒出灶灰，将豆子丢进去。看来，从傍晚到半夜，两块饼子真是撑不住，他也想垫补。见队长放走了偷青贼，张海俊说：“我爬冰卧雪的，把贼给你抓来了，这就拉倒了？”

队长仍是笑：“什么爬冰卧雪？眼下刚立秋，出伏后还有四十天热天呢。”

张海俊说：“可伏天趴庄稼地里，蚊子和小咬叮起人来更邪乎，这队长大人也知道吧？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些包，都快成丘陵了。”

队长说：“我知道你能把这帮小子抓现行，肯定不容易。都是南北二屯的，细论起来，兴许还和我家拐带着什么亲戚，他们不是答应明天送罚金来嘛。”

张海俊又臭又硬地说：“好人你当，挨骂的王八蛋留给我们做，这点鬼子溜儿别以为谁看不明白。”

我怕海俊再说什么，急拉他出了小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