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永鸣突然逝世，就像一个梦幻，没有人信以为真。许多天以后，还有朋友在询问。事实是，永鸣真的走了。就在他离去的前一刻，永鸣还在去李庄的车上和我们一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看到永鸣的离去，我切实地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恍惚之间，就是阴阳两隔关山万千重。待你缓过神来，瞬间已是历史，一切都已无可更改了。

认识永鸣已经许多年了。第一次见永鸣，记得是跟随建功兄以及庆邦兄等去北京沙滩永鸣的小酒馆。那时我不认识永鸣，建功兄说永鸣是好兄弟，你应该认识一下。于是就一起去了。至今我仍然记得，那晚喝的是杜康酒和宋河粮液。永鸣诚恳而殷勤，照顾几位食客酒徒朋友，几近午夜。第一次印象，永鸣不大像作家，倒是很像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周到，不卑不亢；说是喝酒，举杯便饮了，毫不扭捏造作推三阻四。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就喜欢爽快的人——不就是喝个酒吗，至于吗。

永鸣的餐馆几经挪移，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可以想见他在北京经营餐馆的艰难。后来他到了郊县房山窦店，临街开了一家餐馆，家也在窦店安居下来。我曾和东捷、晓航、云雷、庆邦等朋友到那里和永鸣聚会过，永鸣高兴得手舞足蹈，话也格外得多。我发现他餐馆东墙上有一块黑板样的空间，他说，本来是为来访的作家朋友签名用的。可是很快就被各式人等写满了，尤其是喝醉的，往上糊涂乱抹，就废弃不用了。这一个细节，足以说明永鸣对朋友、对作家同行和文学的热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到永鸣的饭馆喝过酒。大约十年前，北京作协组织一个作家代表团到非洲访问，我和永鸣、李洁非、刘庆邦、徐坤等随团同行。一路上，永鸣和大家处得融洽友好。他是那种不生是非的朋友。到了住地，帮助大家拿行李，招呼吃饭，每个人都喜欢他。我们从马赛马拉草原回来的路上，正在行进的一对老年夫妇的吉普车的轮子突然飞向了田野，险些出了事故。我们的车停了下来，黑人小伙子司机飞速跑了几百米将轮子扛了回来，永鸣和大家用千斤顶、扳手等帮助老人安装好轮子。老人微笑着、挥着手又缓慢地开向马赛马拉草原。永鸣还在后面挥手，也不知道那对老夫妇看见了没有。旅行中最能发现一个人的品性。十余天的时间，一次也没见永鸣对人对事表示过不满。他一直都是兴高采烈的。

永鸣的小说我大多都看过，比如《外地人》《北京候鸟》《白水羊头葫芦丝》《北京房东》《北京时间》等。这些小说为永鸣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他几乎就是北京外地人的形象大使和代言者。我在评论他的《北京时间》说：荆永鸣多年“飘”在北京，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对当下北京的熟悉，在他的小饭馆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穿堂而过。作者又是一个喜欢并善于结交朋友的人，这些条件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北京的底色没有变。什么是北京的底色，荆永鸣描述的32号院就是。北京时间一日千里，但北京人，特别是北京胡同里的底层人，他们还是遵照过去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还是那老礼儿和热情。在这部小说里，荆永鸣写了众多的小人物：房东方长贵和方悦、邻居赵公安、外来人胡冬、八旗后裔海师傅、小女孩楠楠、李大妈、冯老太太、整天坐在胡同里无所不知的老杨头等，这些人是北京胡同常见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和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但是社会环境变了，这些人甚至与陈建功“辘轳把胡同”里的人物也大不相同。荆永鸣在处理这些人物关系的时候，几乎用的是写实手法，比如找房子租房子，找朋友牵线搭桥；比如与赵公安“抄电表”时的冲突，海师傅的从中调停；小酒馆里的温暖话语；小女孩楠楠和小朋友的对话……整部作品都充满了北京的生活气息。不仅如此，荆永鸣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对所有文学价值的生活细节的关注，比如他初入出租屋时发现的那个小日记本记录的个人收支账目。用叙述者的话说：“ 这些不同的物件和信息，既朴素又动人。它让我发现了生活的丰富与多彩，同时给了我多少关于生命的想象！我在想，原先的房客，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烦恼、不同的生活激情、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不同的生活信念，对于这间小屋而言，都已成为过去了。我们是现在。作为暂时的栖居之地——这间小屋，将会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意义，并给了我们无限的期待。收拾它的时候，那种心情与感觉，就像是在布置我们的洞房。”这样的文字并不惊心动魄，但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对于生活的理解，却远远高于正确而空洞的说教。虽然“外地人”有自己生活的难处，虽然皇城北京人有先天的优越，但他们都是好心人，都是善良的普通平民。小说中的房东方悦就是一个毫无“排外”意识的善良女性，她与作为外地人的“我”平等相处，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她因婚姻破裂而移居海外。小说最后，方悦从日本打来了电话，与小说叙述者有一段非常爽朗又暧昧的对话，重要的是，方悦回国还要和他在“老地方”见面。他们要说什么和做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普通人之间建立的那种不能磨灭又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赵公安是个喜欢抬杠、爱发牢骚的人，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意做，心理上却始终有一种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优越感，但与其他邻居一样，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依然有着老北京人的许多优秀品质：讲礼数、通世故、自尊、热心、生活得闲适而快活。

现在我相信，永鸣的小说都是他的“自叙传”，这话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我要说的是，小说里面人物的情感关系和向善的情感取向，那就是永鸣。永鸣是一个喜欢交往、喜欢热闹的人。我和他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喝过无数次的酒。有一次北京作协在天津搞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们在住地周边找酒馆多时不见，永鸣非常愤怒：这是什么破地方，居然连个酒馆也找不到！他是真不高兴了，他也是太热爱和朋友喝酒了。但是，据我多年的观察了解，与其说永鸣热爱喝酒，毋宁说永鸣更热爱喝酒的气氛。我记得，无论何时何地，酒喝到半酣，那就是永鸣的主场了——他要唱歌。他的歌也是不变应万变的歌：《鸿雁》和《我不想说再见》。

永鸣唱《鸿雁》，起初我以为就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他生活在赤峰，生活习性属于东北，但辖区是内蒙古。因此他唱《鸿雁》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永鸣唱《鸿雁》就过于狭隘了。后来，通过和永鸣的交往我能够理解的是，那歌声里有一个怀乡的原乡人，有一个多愁善感的小说家，有一个游子艰辛又难以言说的经历和过去。每当永鸣唱起这首歌时，我都会由衷欣赏地倾听。那时的永鸣忘情而纵情，他的眼里有泪花在滚动。我是多么喜欢此时此刻的永鸣。一个真实而诚恳的永鸣，一个多情又浪漫的永鸣，一个善饮又没有节制的永鸣，一个为了朋友可以彻夜纵酒高歌的永鸣。鸿雁是一种大型水禽，性喜结群，常成群活动，特别是迁徙季节，常集成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只的大群，即使在繁殖季节，亦常见四五只或五六只一起休息和觅食；善游泳，飞行力亦强，但飞行时显得有些笨重；警惕性强，行动极为谨慎小心，休息时群中常有几只“哨鸟”站在较高的地方引颈观望，如有人走近，则一声高叫，随即而飞，其他鸟也立刻起飞；飞行时颈向前伸直，脚贴在腹下，一个接着一个，排列极整齐，成“一”字或“人”字形，速度缓慢，徐徐向前；边飞边叫，声音洪亮、清晰、单声，但拖得较长，数里外亦可听见。温和多情的鸿雁，不就是我的朋友永鸣吗。

当然，永鸣后来也经常喜欢唱《我不想说再见》：“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不想说再见，泪光中看到你的笑脸。我不想说再见，心里还有多少话没说完。我不想说再见，要把时光留住在今天。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辈子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

后来的永鸣，几乎每次喝酒我都会听到他唱这首歌。歌词几乎成了他与我们一次次告别的话语。如果是这样，我知道永鸣兄弟是多么的不舍，多么的难舍啊！他实在是太热爱这个有许多朋友的人间，有许多美酒的人间了。

永鸣还是和我们说再见了。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我们一干人马从北京去“中国李庄”，参加第二届“十月文学奖”颁奖活动。永鸣是作为颁奖嘉宾被东捷邀请去的，我们同乘一架飞机。在飞机上永鸣还和我太太吴丽艳聊天，他说他眼睛看不见了，一年多没有写东西，也看不清东西，非常痛苦。他说还不如得孟老师的那样的病呢。下了飞机，我们乘同一辆中巴。他和吴丽艳坐一起，我并排坐在边上。永鸣谈兴很高。他说到他新写的、不能出版的长篇小说，说到很多具体细节。说到去海岛采访看到的标语：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一段堤都是长城，每一瞬间都是历史，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每说到激动处，都有泪花闪动。这也是我喜欢永鸣的地方。作为朋友，他是多情和怀乡的鸿雁；作为作家，他就是一只苍鹰。苍鹰——

苍鹰是森林中肉食性猛禽。视觉敏锐，善于飞翔。白天活动。性甚机警，亦善隐藏。通常单独活动，叫声尖锐洪亮。但除迁徙期间外，很少在空中翱翔。它的体重虽然比等中型猛禽要轻五分之一左右，但速度要快3倍以上，捕食的特点是猛、准、狠、快，具有较大的杀伤力。

作为作家的永鸣，就是苍鹰。

车开到了李庄，永鸣说：孟老，我嗓子疼。我说可能出来上火吧，歇歇也许就好了。然后东捷、吴玄等朋友上来和永鸣打招呼，他突然蹲了下去，大家扶他起来时他面目极其痛苦。我说永鸣你哪里不舒服？他已经没有力气回答。然后永鸣迅速被送到医院抢救，但一切为时已晚。永鸣就这样突兀地离开了我们。那时，邵丽、吴玄等他的同学，一直陪伴在抢救室外。

次日，我们去殡仪馆看望永鸣。他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而他的朋友，从海南、从温州、从北京、从赤峰、从平庄，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汇聚在中国李庄，他们是为作家荆永鸣而来，也是为朋友荆永鸣而来。而在路途上的，还有魏微、戴来……大家为了再看看永鸣，送他最后一程。就在李庄，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仿佛听到、也看到那属于永鸣的旋律在一遍遍响起，一如天空中北归的鸿雁，一如疾如旋风的苍鹰，那就是永鸣兄弟。

（选自2019年第7期《散文海外版》，原载《草原》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