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卫生院回来，甜秋只带回了一件汗衫和一条白长巾。汗衫和白长巾裹着的血浆，已发紫发硬，血腥味却更浓烈更醒目。她的眼睛哭空了。空空的眼睛，像个裂开的核桃壳。在马路上，她骑着电瓶车，弯弯扭扭，双肩剧烈地颤抖。她呃呃呃，呃了好几次，控制不住，吐了出来。她停下车，蹲在水坑边，清黄色的胃酸哗哗喷射出来。泪水在脸上风干，粘着灰尘，留下印痕。她坐在地上，掐住自己的喉咙，指甲陷进肉里，头不停地晃，晃，晃。水坑里的月亮也在晃，像一只跑来跑去的兔子。她用手，捶打自己的胸，仰天长叫：“爸，爸，我的爸。”

月挂窗角了，我陪着我妈和几个老人，还坐在甜秋的厅堂里。甜秋推着电瓶车，摇摇晃晃进了巷子，把车停靠在屋檐下，邻居赶紧过来扶甜秋，说：“灶锅里温着热粥，去喝一碗，喝了才可以撑下去，你都快瘫下去了。”甜秋抱着汗衫和白长巾，坐在楼梯台阶上，又呜呜呜哭起来。哭一声，呃一声，干燥，没有杂质，声带像磨着砂皮。节能灯刺刺刺刺，忽暗忽亮，白光一跳一跳。蚇蠖蛾和白蛾在灯下扑闪扑闪，掠起卷枯叶一样的翅膀。我妈端出一碗粥，说：“喝一碗粥，甜秋，你手上衣物给我洗洗。”甜秋把衣物抱得更紧，胸脯急促地起伏，哽咽地说：“血，血，都是我爸的血。”

汗衫是她父亲多多身上脱下来的。我说：“你爸不会有生命危险，可能一年半载不能做工了，他脑震荡比较严重。好好读书，是你对他最好的安慰和报答。”

傍晚，多多从竹架跌下来，是因为这一个多月，为甜秋读书过于操劳忧心，产生晕眩，而跌落。长时间奔波，内耗，忧心，就算铁打的，也会被摧垮，何况是一个肉身呢？

甜秋在镇里读初中，中考成绩不理想，离省级示范高中分数线差47分。镇中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县里的名牌中学，名师荟萃。十几年前，名师陆陆续续进城，或退休，走不了的老师，要么吊儿郎当，要么参加工作没两年。上班，办公室摆上了麻将，门关起来赌博。校长星期一早上来，晚上回去，到星期五再来，报一个星期的开销，也不管教学的事。学校衰败下来，经济条件好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多多也想送孩子去县城读，可没钱。三年前盖了一栋三层半的楼房，还欠了十几万，房子也只是刷了一下墙，家具还是老家具，搬进了新屋，添了一台电视机。

新屋在马路边，是原来旧屋改建的。多多不是本村人，从洲村入赘到新莲家。新莲结婚没几年，丈夫马骨头在温州鹿城做工，被一群湖南人在街头打死。马骨头下了夜班，在“上饶餐馆”吃面条填肚子，椅子挤到一个湖南人的后背，发生争执。吃夜宵的湖南人有四个，殴打他，有一个人操起啤酒瓶，打他头。马骨头晃了晃身子，瘫倒在地，再也没醒来。湖南人嘟囔了一句：“不要装死呀，人哪会这么容易死，上次打了十四个啤酒瓶，那个人都没死，你一个酒瓶挨不了啊。”湖南人扔下三百块钱，撒腿跑了。新莲没了生活来源，带着五岁的儿子骏骏，想改嫁。她婆婆不肯，说：“我好好的儿子没了，你不能再把孙子带走。”新莲是个孝顺的人，再也不谈改嫁的事。新莲清瘦，白净，但嘴巴尖尖，不是很讨邻居喜欢。她买了台裁缝机，做衣料加工。

村口有一栋五层的民房，做衣料加工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义乌人一个月来一次，收衣料，付工钱。做一个月，新莲有两千来块钱收入。做了两年，村里来了一个木匠，洲村人，三十来岁，给祠堂翻修。木匠手艺好，虎背熊腰，手脚麻利，做事有模有样，脸上长满松毛针一样的络腮胡，但人老实。木匠在祠堂，三块砖搭个锅灶，烧餐午饭。木匠叫多多，三年前离婚，女人撇下三岁的女儿甜秋，去苏州打工，再也不回来。说是打工，具体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多多也没去过苏州，甜秋也没去过苏州。

祠堂翻修了半年多，多多和新莲结了婚。多多背着女儿，挑了一担木工工具，做了上门女婿。

村里人喜欢多多。他做事肯出力，闷头做。中考分数公布第二天，多多接了十几个电话，电话是职业学校打来的，说孩子成绩不错，被职业学校录取了，在职业学校读，以后包工作分配。这些电话，有来自新余，有来自南昌，有来自上饶，还有来自杭州和深圳。多多也不明白，自己的电话，这些学校怎么知道的。甜秋的班主任带着县职业高中的老师来家访，说读职业高中好，免第一个学期学费。多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看甜秋。甜秋低着头，不说话。班主任走了，甜秋说，职业高中没法读，学风不好，有几个女学生读了一年，大了肚子回家。过了两天，班主任又来家访，带着浙江常山服装学校老师来，说去服装学校好，学服装设计是时尚专业，一个学期只要三千块学费，现在去夏令营半个月免费，学费免一半，甜秋气质好，以后搞服装设计，会有名堂。多多说：“学费这么多，哪交得起呢。”班主任说：“你没钱，我先垫上。”甜秋玩着自己的手指，编麻花指。多多说：“读书是大事，等甜秋想想吧。”甜秋把爸爸拉到一边，说：“服装学校只有一块牌子，学生进去了，直接去工厂做事，这样的学校我不读。”

每天有老师来多多家里招生。有同学带来的，有任课老师带来的。来招生的，都是私立学校或职业学校。班主任又来了，带电子技工学校老师，说：“学电子好啊，信息技术是以后最吃香热门的职业，以后甜秋做了工程师，可别忘了老师。”新莲挨着门框，看班主任说话。新莲说：“甜秋读了三年初中，你一次也没来家访，现在考高中，差这么多分数，老师来得这么勤，以前来这么勤，甜秋说不定考上了。”班主任尴尬地笑笑，说：“关心学生读书应该的，老师盼着学生有个好前程。”新莲侧过脸，骂多多：“甜秋考得这么差，你也不多买些茶叶，天天有老师来家访，班主任把门槛踏烂了，茶叶都供应不上，还谈读什么学校呢？老师来一次，你陪坐半天，东家请你做事，闲话不好说出口呢，你听不到，我耳朵听出老茧了。”

这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去年，即2017年，全镇有十五个孩子考上二本或二本线以上，其中有八个出自枫林。今年村里高考，又考了四个二本两个一本。考上一个大学，村主任包三百块钱红包，表示祝贺，说：“这些孩子，都是优秀的枫林子弟，是好种子。”考上大学的孩子，初中在县城学校就读，考上省级示范高中，顺利入大学。村里在县城读小学初中的孩子比较多。读私立学校不需要家长陪读，省了不少事。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家长组织拼车去接，也方便。五辆拼车，把读书的孩子，一并接回来。

月末的星期五，傍晚，村口公路边站了二十几个老人，等拼车来。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做工。老人接了孩子，说：“饭菜热在锅里，烧了鸭子吃。孩子在家待两天，吃上两餐好吃的。”甜秋也想去读私立初中学校，多多不肯，说：“书是自己读的，只要自己愿意用心读书，在哪读，都可以读出来。”多多舍不得钱，一把斧头，哪劈得出那么多钱呢？新屋正下地基，用钱跟车水一样，屋上了两层的梁，便没钱了，钢筋水泥砖块都还是赊账的。甜秋懂事，读书也刻苦努力，成绩在班上也是最好的。

可中考的时候，发挥不好。考试那几天，正是她例假期。甜秋痛经厉害，出血量大。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做题目。这是谁也帮不了的事。

在县城考完试，回到家，甜秋对多多说：“爸，我可能考不上高中，肚子疼得晚上睡不着。”多多长着一张熊脸，说：“你考不上高中可怎么办呢？我做事的劲头都没了。”

歇了一天工，多多回了一趟洲村。洲村有他老母亲。洲村和枫林只隔了一条饶北河，蹚水过去，过一个扁饼一样的田畈，便到了洲村。夏季，饶北河清浅，水不过膝。在沙场，有一座石埠桥。一个石埠，一个踏脚，过三十七个石埠，到了对面河滩。河滩在十年前，被挖沙机掏空，粗大的柳槐横七竖八地倒在河滩，却不死。多多十六岁跟他姑父学木匠，从拉锯解板劈木刨光开始，学了足足四年。做家具，做农具，做房梁，多多样样精。二十四岁讨了老婆春樱，多多很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烧好早餐，热在锅里，再去上工。下工了，还给春樱洗衣服。邻居说：“多多这么疼老婆，村里少有，疼老婆的人，心善。”春樱读过初中，在镇街“格力空调专卖店”当过三年售货员，又去了义乌卖油漆。老母亲私下对多多说：“小仔儿，疼老婆不要这样疼，疼在心里就可以，这样疼惯坏老婆，惯坏了的女人转不回来，人生下来有双手，双手是用来做事的，不是光用来拿吃的。”多多没听进去，说：“春樱不是这样的人。”

没过几年，在苏州做小生意的姐姐春香在正月把春樱带去了苏州，说苏州工资高，找事方便。第一年，春樱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多多，问女儿这事那事。还叫女儿接电话：“宝宝，有没有听爸爸话啊，想不想妈妈啊。”端午、中秋，还特意回家，看看孩子，看看父母。第二年，电话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了，多多打电话去，她说了几句话，显得不耐烦，或者说手头还有事。过年了，也没回来。多多抱着女儿睡，冷到了心里。多多问春樱：“过年了怎么不回家，孩子眼巴巴等着娘呢。”春樱说：“不想回，窝在村里没乐趣。”

变了心的女人，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读小学初中，多多每天骑电瓶车接送甜秋。尤其是读初中，早上六点半送去，傍晚六点接回来，风雨无阻跑了三年。晚上，甜秋做作业，他也一直坐在身边陪着。一张八仙桌摆在厅堂，骏骏和甜秋一人坐一边。

老母亲有一个表侄，也就是多多的表哥，在洲村小学教书。他去问表哥，甜秋没考上高中，怎么办。他表哥说，下一代孩子没知识怎么行呢？当然读高中啊。

分数线公布下来，多多沮丧了。但他没责怪女儿。他知道甜秋尽力了。

招生老师天天来，招生电话时时来，让多多不得安宁。村里有十三个孩子初中毕业，有五个孩子读私立初中，考上了四个。在镇里读书的孩子，没一个考上。多多责备自己，为了省钱，害了孩子一辈子。县城有七八所私立初中，条件都不怎么好，租用厂房或弃用公办学校开办的，十二个人睡一个小房间，全校人共用一个大澡堂，一个楼层的宿舍共用一个厕所，伙食也不好。村里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有三个已经去义乌打工了，两个选了职业学校，一个去学美容，一个去读卫校，一个去读幼师，另外几个还不知选什么。

私立学校到了暑期，派出所有老师，下到各个村里招生。一个或两个老师，包一个乡镇，提一个黑皮包。村口杂货店闲谈的人看见拎黑皮包的陌生人，咧开嘴巴笑，说：“又来了一个知识骗子。”最多的一天，多多家里来了四个学校的老师，其中一个老师，第八次来。老师坐下来，喝一口茶，拉开黑皮包，拿出一叠花花绿绿的印刷品，翻给多多看，说：“你看看，我们学校都是名师，这个李老师原来在市一中教物理，全省名师啊，现在退休了，到我们学校工作了。”老师把印刷品里的教师简介，一个一个介绍一遍，然后说学校的优势，中考成绩排全县第一，高考成绩仅次于省级示范高中。每个来招生的老师都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多多接待了几次，便不再接待了，也不接听不显示名字的电话。新莲烧水泡茶都泡烦了，塑料茶杯买了好几条，用不了两天，没了。新莲对多多说：“最不可信的人，就是老师了，像个骗子，甜秋想读哪个学校，由甜秋选，我们自己都没读两册书，哪有什么主意呢？好学校的老师会来我们家里吗？”

看见拎黑皮包的人，新莲就躲。有陌生人在门口问新莲：“这是李甜秋同学家吗？”新莲斜眼看看来人，说：“甜秋跟他们父母去浙江义乌了，有什么事，在她家门上贴张纸条吧。”

几个还没选学校的同学，天天串门，也不知道他们天天说些什么。甜秋等县里降录取分数线。我休病假在家。多多带着甜秋来我家坐。我妈一边拉椅子给多多坐，一边对我说，多多已经来了好几次，想问问读书的事。我看了分数条，说：“甜秋语数英物理四科还是可以的，高中有潜力，能读好的高中，当然好啊，你问问甜秋自己什么意思，读高中会很辛苦。”甜秋穿一件夏装校服，手卷着衣角低着头，说：“想读高中，过一个星期会降分数线。”

“我也说不来话。你能不能帮帮我，让甜秋上个高中。”多多说。他从裤兜里掏出老年机，又说：“几次想给你打个电话，又怕麻烦你。你的号码，我找你姐夫问来的。”

他看看我妈，又看看甜秋，说：“你能不能带我去找找一中校长？”

我说，我先问问吧，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先去忙，问好了，我告诉你。

闲聊了一会儿，多多带着女儿走了。

每年的夏天，我都会犯严重的失眠症。这样的节律性疾病，已经犯了十五六年。起先两年，我都吃药，也没什么效果。我也不知失眠症是什么引起的。犯病了，我回老家枫林住一两个月，病又无踪无影了。以前带小孩一起来，小孩读高中了，我一个人来。我天天在水库边，在饶北河边，在田野，走走，出一身汗，洗个澡，晚上喝两碗白粥，睡得香甜。

邻居爱来我家坐坐，和我说村里的事。谁得了什么病，谁的老婆留守在家跟了哪个男人，谁放了谁的高利贷，他们都会说。他们有什么难处，也会和我说。择校读书、批地建房、找医生，是农村人最难的事。我也会替他们找找门路。

暑假，最难联系的人，就是县城学校的校长。找校长的人，太多，校长手机根本不敢打开。校长四处躲，甚至躲到省外，具体躲在哪里，很少有人知道。校长有两个或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是工作电话，一个是私人电话。工作电话，从七月一日到九月十日，都是关机的。不躲不关机的校长，就是烂校校长。前几年，名校校长才关机，如一中二中，如六中七中，如一小二小。这几年，县城所有学校校长都躲。校长和校长，一窝一窝地躲。

十年前，县里提出“发展教育经济”，在学校四周大力发展房地产，把乡村学校优质教师，调往县城。去年，县城商品房空置率过高，县里提出，进城买房，子女可进城入中小学。一年下来，房子卖出八千多套，房价半个月一个价码，电视广告都省了。进城读书学童急增六千多人。县城中小学校长傻了，教室只有那么多，只有往教室里塞人，麻布袋塞棉花一样，最大班额达九十多人。

过了三天，一中校长从大理回到县城。我带上多多去了他办公室。多多提着二十斤山茶油，背袋里装着两斤手工茶。“你带这些东西做什么”？我说。

“求校长收甜秋，不能空手去。”多多说。我拍拍他肩膀，说：“不需要的，再说，带这些东西去他办公室，很难看。”我们在村口等拼车。多多把长裤腿卷得高高，穿一双半裂鞋帮的皮鞋。天太热，脸上都是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滚下来。虽是早晨，阳光炽热，热气一浪浪在稻田上漾。灌浆的禾苗涟涟青色。三只白鹭一浮一沉，在饶北河上飞。天蓝得透明，幽深。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车，去县城读书，天麻麻亮，坐在马路边的石块上，背一个帆布书包，提一个尼龙袋，袋里塞着菜罐和红薯片。我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即使回来了，也像一个外地人。饶北河依旧在河埠头拐弯，堤岸上的洋槐和樟树更蓬勃更茂密了。

路上，拼车师傅说：“每天有几百号家长，站在一中门口，等降分数线，还有三十多个家长，在政府门前广场拉起长横幅，排成一条长龙，要求县里解决读书问题。”我说：“降分数线，已经降了一次了，不会再降了，又不是股票下跌，一天跌几次。”

在学校池塘边的柳树下，我们见了校长，站着说了几分钟。校长同意接受甜秋，择校费按最低控制线两万起步，五分一档，一档五千。算了算，多多得交七万元，还不计正常学杂收费。我说：“孩子交这么多钱，依孩子家境，孩子肯定读不起，干体力活的人哪来这么多钱，建房还欠了十几万，又是二婚家庭。”多多站在我身边，哦哦应着我的话，搓着自己的手，汗衫湿透。校长是我多年兄长，平时交往很频繁。校长说：“孩子不属于烈属子女，不属于特困生，不是扶贫对象，达不到减免条件，学校授权我，特殊情况下，可以优惠一万五，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减这么多。”我说：“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减一万五，交三万，打两万五欠条，以后再说？这个孩子，虽考得不好，但基础在，人懂事，舍得吃苦，值得培养，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这样吧，打一万五欠条，不然，我也不好说，公办学校很多规矩不能破。”校长说。

回来的路上，多多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我到家了，他也跟着来我家，说：“打一万五的欠条给学校，他催着我还，怎么办？我把瓦掀下来，也还不上啊。”

“你真是傻，欠条在学校手上，有哪个学校因为孩子还不上钱把孩子轰出校门的？学校以后会通过奖学助学的方式，把这笔钱抹掉做账，是减免收费的另一种方式。”我说。

第二天，多多又回了洲村。他有一块田，一亩两分八。他想卖田。前几天，他算了一下，一平方米卖三百，卖四分，可以凑上四万。他拉起卷尺，打了八根木桩，把地面固了桩，找了几个想做房子的人。他灰心了，他的田不在公路边，也没有机耕道进去，他把价格降了二十，也没人感兴趣。他去找他哥哥万万。四年前万万找过多多，想买多多半边瓦房，拼接起来，建房子。瓦房是三家屋，前后有院子，房子小地面大，是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分两半。多多当时不想卖，预防自己有哪一天，在枫林待不下去了，可以有个宿身之地。万万出价两万，多多也没答应。万万和这个弟弟，因此有了很深的嫌隙，拆了自己半边房子，盖了两直三层的房子。可万万有两个儿子，房子还是缺的，还得建两直房。

提了一瓶高粱烧，多多和哥哥吃晚饭。多多说起了甜秋读书的事。万万眯起眼睛，也不搭话。他以为弟弟开口借钱。万万只说孩子出门打工，赚钱难，老二订了婚，十八万八聘礼还凑不上，零头没赚上手。万万做石粉砖，有钱。多多知道。哥哥再怎么有钱，多多也不会开口，开口也没用。钱是哥的命根。他是个把钱夹在裤裆里走路的人。多多喝了半碗酒，说：“甜秋读书了，这片瓦房想卖了去，哥哥要的话，也算是留下了祖产，没流给外人。”

万万说：“卖价多少呢？”

“算个两万六吧，我们是亲兄弟，一个娘胞出来的。”多多说。

“我房子都做好了，也没能力再建房了。有人买，还是卖给别人吧。”万万说。

老瓦房，共一个前面院子，也算是路。多多的瓦房在里面，外人买不了。多多说：“哥不说真心话，甜秋是想读书了，我也想孩子多读几年书，不能像我这样青光瞎，目不识丁，哥这样说，我这个酒都下不了。”

“下不了，就别下，你是我弟，我想帮，帮不了啊，两万六，我应不了这个价。”万万说。

“我也是急着用钱，我哪舍得卖这片瓦房。哥。这样，我是做正事，不是卖房去吃喝嫖赌，我再少两千。你算是帮帮弟弟。”

“以前，我要买，你不卖。现在，我不买，你要卖。不是难为我吗？不知道内情的，会说我乱来。”

“哥，你这个话，不中听。你的意思，是我难为你了？我不是没办法才卖吗？”

“卖可以，一万八，多一分也不要。不是看在娘的分上，卖给我一万，我都不要。”

再也坐不下去了，站起身，多多把印有红字“立邦漆”的黄色汗衫搭在肩膀上，跌跌撞撞地走过田埂，坐在河滩上。夜色完全降下来了。灰白白的夜色，显得河岸苍茫，田畴也苍茫。饶北河哗哗哗地淌，泡沫一样的水花泛起。河滩的西瓜地，一个孤单单的瓜棚显得四周更空无。一只夜鸟在叫，不知道是山鹰还是雕鸮，啊啊啊地叫得孤怜，又让人惊骇。多多忍不住大哭起来。他父亲死，他也没这样哭过。老婆不回来了，他也没这样哭过。他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软的，烂泥一样。他想吐，吐不出来。他觉得呼吸很艰难，脖子被一根绳子束了起来一样。绳子越收越紧，脖子越来越胀，眼珠凸出来，脚悬空，胸部慢慢僵硬。月亮从河面升起，照见了他发白的脸。他蹲在河边，哗哗哗，往自己脸上泼水。河水咕噜噜，小鱼吧嗒吧嗒跃出水面。河上铺了一层白汽，月色一样的白汽。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咕咕咕地摩擦地面，飞掠而过。岸上的村舍亮起橙色的灯光。

这几天，村里来了五六个镇干部。村里的河滩，有一大片开阔空地了，镇里想在河滩上建一个光伏发电站。河滩一直荒废，长满了白茅和芦苇。三十年前，这里是草皮滩和沙地。沙地种玉米或高粱。十几头耕牛在草皮滩放养，早上牵牛去，傍晚牵牛回来。二十年前，铁牛耕一亩田三十块钱，耕牛耕一亩田五十块钱，牛养在圈里，没人请。耕牛没人养了。沙地也没人种。谁种呢？田连片连片抛荒，种稻的人，都是一些老人。镇里测量了一下，河滩足足有三百来亩，适合建一个光伏发电站。设备由光伏厂免费提供，收益和镇村分成，可安排工人去电站上班。这个事，从正月着手谈，设计方案早出来了。河滩，割了茅草，推平了地，机耕道也通到了主公路。十几个工人在修办公用房。这时，村里有了流言，说光伏发电有害于健康，污染重。这个流言也不知从哪里出来的。镇干部上门解释，说光发电是清洁能源，不会害人。挨家挨户解释了十几天，流言反而更凶了。“好事哪需要一家一户解释呢？村里人又不是白痴。”有人当面这样呛干部。

天热，农人忙，上门解释工作在晚上做，一户也不落下。干部也去了多多家。多多说：“建发电站是好事，我一个外村人不会有意见，也没心思去想这事。”多多说起女儿读书的事，说：“心悬着，学费还没个着落，能不能请镇里出面，帮帮忙。”镇干部说：“镇里没这样的经费，你去问问村里，由村出面更好说。”

村主任每天都要从我门前过。傍晚，他穿一条大裤衩，开一个途观车，去水库游泳。饶北河上游的华坛山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建了一家萤石矿厂，造成硫污染，河里鱼虾死绝，人下河，全身皮肤瘙痒溃烂。厂办了十几年，垮掉了，厂长因贪污被判了几年刑，河水的腥臭味过了五年，才消失。人还是无法游泳，泡了河水，皮肤出红斑，油爆龙虾一样。水库成了村人的澡堂。去游泳的人，得经过我家门口，游泳回来了，也在我家坐坐喝茶。

傍晚，喝茶的人不断。三五人一批，喝了走，走了又来喝。多多也来喝，守村主任。我侄子也在喝。他一直玩手机，不时嘿嘿地笑，低着头。我说：“你笑得这么痛快，笑什么？孩子一样。”侄子还是盯着手机，说：“村里有二十多个中青年，组建了议事群，在说光伏发电厂的事。”我说：“是哪些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有老七、烂鸵、永信、齐声，没什么人支持。”侄子说。

“你退群，入群了，也不要发言。”我说。

“为什么？”侄子问。

“这些人，有几个人以赌场为生，习惯了吃飞虫，长期不劳而获，他们肯定在打电站主意，要么想赶走施工队，要么想霸占河滩经营电站。”我边说边拿起侄子手机，直接把他退群了。我侄子不解地看着我，说：“退了干吗，我又不和他们合伙打主意。”我说：“我怕你乱说话，惹祸上身自己不知道，还惹上羊膻味，满身臊气。”

太阳慢慢从香椿树梢落下去。斜光把树影拉长，瘦瘦扁扁。门前的田野熏黄色，浓稠热烈。坡上的扁豆架，挂满紫白的花。田埂箍着高高的甘蔗，几只乌鸦在甘蔗地跳来跳去，啾啾地叫。田野尽头的古城山，蒙上一层橘红色的夕光。从山边弯过来的路上，几个孩子在推铁环。村主任的车从短桥下来，弯过油麻地，沿着水沟，往我家来。车还在短桥，多多拍拍膝盖上的灰土，站起来。车停下了，多多候在车门边，给村主任发烟。多多垂下双手，张大嘴巴，却说不出一句话。我拉过椅子，对村主任说：“你劳累了一天，坐坐，喝喝茶。”我发烟泡茶，几个小孩骑自行车转来转去。多多一直站在电线杆下。我打趣说：“主任啊，你不要太威严了，你看看，你的子民话也不敢说，吓得腿都打抖了。”村主任捏捏烟屁股，点上烟，说：“你不能取笑老弟，我是一条鬣狗，跑来跑去，还顾不了一家人嘴巴。”我说：“甜秋没考上一中，名是可以报了，该减免的，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多多还差不少学费，想请村里出面，筹点钱，应付开学。”

歪过脸，看看多多，村主任问：“差多少？”

“手头上，只有八千五，估计还差三万五。”

“差这么多，等于全差。这么大数额，我去哪里想办法？”村主任双手一摊，站起来，说，“暑假，借钱如借命，交学费的，做房子的，谁不都等米下锅？”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该想的，都想了。”多多说。

“你带多多去一下镇里，看看镇里有什么办法。帮孩子读书是善事，为村里人积德，你村主任，当然要亲自出马。”我说。

“考上大学的困难生，有些渠道，可以化缘一些钱，读高中化缘，没渠道啊，择校差钱，更没由头说。”村主任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我明天带多多去镇里，看看情况。”

喝了茶，村主任走了。我对多多说：“你明天早上去村主任家里等他，他事多。民政所可以问问。村主任带你去了，不会空手回来，但不会多。”

过了三天，我在杂货店买苍蝇拍，碰上多多。多多说：“镇里资助了三千，送了两床棉被和两百斤米。”我说：“人不会被尿憋死，你脸皮不要太薄了，再找找村主任，恳求一下，叫村委资助一些。”多多说：“我哪会顾及脸皮，我熊脸不如一张草纸，当手纸嫌糙。”

第三天，我去水库钓鱼，村主任见了我，说：“老哥把我害惨了啊，昨天晚上，多多在我家坐到夜深，磨我。”我哈哈大笑，说：“不能怪我，谁叫你当家啊，你想想，村里人想读高中，交不起费，说出去，我们村会被人笑话，现在又是脱贫攻坚阶段，出了一个读不起书的家庭，你村主任没法交差啊。”

晚上，我刚入睡，听到巷子里狗叫得凶狠，汪汪汪，十几条狗在叫。我打开窗户，看看，也没看到什么动静。我失眠得厉害，早睡，狗叫得我心慌。村里肯定来了外人，不止一个外人，不然狗不会叫得整个巷子荡起来。岁末，赌博的人多，外村人也来赌，集中在杂货店楼上，二三十号人，乌黑黑一片。外人来得多了，一只狗先叫，汪，汪，汪，敞开喉咙，边跑边叫。狗跑了一条巷子，巷子里的狗全叫了。夏天，没人赌博，可狗持续叫了十几分钟，歇下来了，另一条巷子的狗，又叫了起来。

隔了一个多小时，侄子到我房间来，说：“派出所在村里抓了五个人。”“抓这么多人？犯了什么事？”我穿起拖鞋下楼。

“前些时间，麦胚佬不是建了个微信群嘛，大家议论建光伏电站的事，说光伏发电污染严重，要抵制建电站。启元几个人，傻子一样，偷偷摸摸把电站工地的墙拆了，把机耕道也挖了。”侄子边下楼边说。

“抓了哪几个人？”我问。

“麦胚佬，永信，烂鸵，启元，大块头。五个。派出所来了三部车，其永跑得快，没抓到。派出所一抓一个准，好像村里有卧底一样。”

“外国来的间谍，怎么抓的？你以为靠人盯梢啊。通讯越发达，人越没有秘密。人就是一个数字，一个编码。”

杂货店门口，站了十几个人，纷纷议论抓人的事。

一个晚上，我都没办法入睡。我站在窗前，看看窗外。田野安静，沉寂如铁。淡淡的月色，会让人伤感。大地上，可能最不能让人看透的，便是月色了。同样一个月亮，千万年以来，夜夜看，看到的月色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刻，和下一刻，看到的月色也是不一样的。月色是最神秘的东西，但我们怎么也看不厌。看着看着，似乎月色流进了心里，心和田野一样，白白苍苍。蛙声一阵阵，此起彼伏。白天，巷子里，稀稀拉拉的人回到自己的灯下。巷子像一个毛竹管，空空，圆形封闭。风在里面慢悠悠溜来溜去。山梁露出斜长的弧形，像牛泡在水里，露出脊背。

第二天早上，多多站在我楼下，喊我。我迷迷糊糊，听着他和我妈在水池边嘀嘀咕咕说什么。我应了一声：“我在二楼，你上来坐吧。”

“我不知道你还在睡，把你吵醒了。”多多站在房门口，探进半个身子，唉声叹气说。他满眼通红，眼珠也通红，像醉了一夜没睡的人。

“没事，你也难得上我家。”我打开电热壶烧水。

坐在沙发上，多多低着头，用右手抠左手指甲的黑污垢，也不说话。我说：“是不是钱还没凑齐啊？”

“借了十几家，东拼西凑的，有三万出头了。”多多说，“我实在没办法了，你方不方便再和校长说说，我年底再交一万五。我知道，你很为难，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开不了口说这个事。我们无亲无故的，我又是一个外村人，你帮我这么多，我和甜秋会记一辈子的。”

“不存在记一辈子，我们是邻居，抬头就见面的。校长尽了最大努力了，我不好意思再恳求了。你再想想其他办法，来得及，还有半个多月。”我说。

“昨天，和孩子妈妈吵架了。我想杀了她的心都有。”多多说。

“你和新莲有什么吵的。她对甜秋挺好的。她自己的儿子还没读高中，学修车去了。这样的后妈不多。”我惊讶地看着多多。

“不是新莲，是苏州那个。这些年，她没给甜秋一分钱，只寄过几次衣裳鞋子来。现在手头这么紧，钱要得急，我给她打了三次电话，想她打点钱来，怎么说她都一口回绝。她说，读得起就让甜秋读，读不起就去打工。世上哪有这么狠心的娘。”说着说着，多多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淌下来，身子筛子一样抖动。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端了一杯茶给他。

干坐了一会儿，多多走了。我妈上楼了，说：“多多是不是找你借钱了。”我说：“没有，他怎么会找我借钱。”我妈说：“帮忙可以，借钱就不要了，你借了钱给他，以后邻居都找你借钱，你自己没几个钱，打脸充不了胖子。”我说：“知道的，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村里，确实有几个人向我借过钱，八百

一千，借给好几个人，可没一个人主动还。我也不好意思问，十几年了，我当作赌博输了。有一个是我小学老师的儿子，骗我钱。他说他舅舅出安全事故，在平安医院治疗，住院十几天，钱用完了，医院马上断药。他舅舅也是我村里的。我说，我在办公室，你来吧。过了三个月，我回家，碰上他舅舅，我说：“康复得还好吧。”他舅舅说：“康复得还算快，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我说：“你断药的时候，你外甥到我手上拿了钱。”他舅舅龇牙咧嘴起来，说：“要死的，我住院三个月，他一次也不来看我，又骗钱去吸毒了。”

一般在晚饭后，我会去杂货店坐坐。杂货店前门有一个宽阔的院子，摆了十几条椅子，巷子里的人，喜欢在这里坐坐站站，闲聊杂七杂八的事。村里有什么事，这里是第一传播现场。做篾的老顺师傅说起了抓人的事，说：“烂鸵吃了十几年的飞虫，这次终于让派出所敲了目鱼，不交十万块罚款，不放出看守所。”他的口气显得幸灾乐祸。敲目鱼是被勒索的意思。管闭路电视的启亮说：“派出所执法，依法依据，怎么叫敲目鱼呢？这些人建个群，不谈正事，议论来议论去，动歪脑筋，这样的人不抓，村里什么事也做不好。”

“你这样说，好像政府发了工资给你，像个干部，你一点也不像枫林人。”养鸭的棕衣说。

“说话不要一个理字的？我世代都是枫林人，你爸还是招亲来枫林的。枫林再不做事，我们一辈子穷死，下辈子还穷死。你知道呗，甜秋读书，多多借了半个村，还没借到学费。你蒙壳子一样就知道往蓝春床上爬，你还会什么。”启亮呛回去。点一根火柴，他嘴巴马上生火放烟。

“蓝春空出床，让我爬，我不爬，我傻子啊。”抹抹嘴，摸摸额头，老顺说。老顺是个鳏夫，五十来岁，两个烟黄的虎牙像嘴巴里长出来的两个大蒜。

说着说着，几个人又说起了多多，说多多前两天瞒着新莲去卖血了，半个月，卖了两次。多多是村里第一个卖血的人。村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人外出讨饭，有人外出唱叫花，有人外出做大马戏，可没人卖血。村里有过几次村民自发集资做善款。一次是瘌痢在公路上乱停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被判缓刑，并赔偿十三万。瘌痢是个老实人，余家集资了三万。一次是拉货的门狗开车时，车斗插鞘打死人，被判赔偿八万，村人集资了两万。还有一次是钟福得了直肠癌，村人集资了三万多，给他去上海治疗。

为孩子读书集资，还没出现过。

八月十四日，是高中报名最后一天。十五日，新生分班。四个“北大班”的学生，在四月一日，便开始上高一新课了。市里十六所省级示范高中，三月份，选拔初三学生，不参加中考，直接进入高一“北大班”。说是提前上课，备战三年后高考，实际上，是控制优秀生，捂在本县口袋里，免得被外地学校抢走。南昌一个私立高中，对各县中考高分生，以奖学金名义，五万十万二十万，扫荡式挖走高分生。高价挖高分生，还有南昌、临川等地的民办公办学校。高分生家长坐等招生老师上门。甜秋同届同学，在私立学校读初三，中考考了769分，南昌一个民办高中学校的老师，和家长谈了一天，提上现金三十万，带孩子走。孩子不想去南昌，想在上饶中学，离家近一些。孩子哭着上车。

村口，今年还有一个初三毕业生，考了739分，一中领导上门了五次，还请镇村干部，一起做家长工作，请孩子去一中读。家长带孩子去一中报到的路上，被临川一个学校招生老师截住，给了十万现金，把他们直接拉到临川。

八月十三日下午，多多领着甜秋，和我一起去一中。“准考证和分数条带上了吗？”我问甜秋。

“带上了，夹在书里。”甜秋很爽脆地应我。她扎了一条马尾松似的辫子，换上连衣裙。看得出，她很高兴。多多穿了一件灰白的汗衫，腰上扎了一条白长巾，腹部鼓鼓的，隆出来。我说：“天这么热，裹一条长巾干什么？”一年四季，白长巾不离多多肩膀。他随手撩起白长巾抹脸擦汗。多多拍拍隆起的腹部，说：“钱包在里面，不会丢。”我说：“你在车上靠一靠，瞌睡一下。”可能是卖血伤身，多多脸色刷白，脸上冒颗粒一样的汗。我回过头，对甜秋说：“你读这个高中，不容易，你爸尽全力了，你读书要尽全力，不辜负你爸，也不辜负你自己。”

报完名，已是华灯初上。车出了县城，进入市区凤凰大道，多多靠在后座，蜷缩着身子，睡着了。甜秋是第二次进城，她的脸贴着车窗，怔怔地看着窗外。街两边是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夜景变幻着玄幻的魔力。街上的车子，一辆接一辆，接出了长龙，如天上的街市。她抬眼看看窗外的大厦，又侧脸看看自己的爸爸。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那么让她向往。折腾了一下午，我也歪起头，瞌睡了。

过了三天，多多出事了。他从东家二楼的竹架上摔下来，重重地跌在砖堆上，口腔和鼻腔流了很多血。他站在竹子搭的简易脚手架上，钉飘檐的三合板，仰着头，钉木板钉了一天，可能是头晕眼花了，也可能是后背想靠着竹竿，靠空了，人往后倒，跌下来。撞了装沙子的麻袋一下，落下来，咚的一声，沉闷，结实。也没人听到多多叫，和他一起做事的人，感觉到竹架摇了几下，转头看看，多多不见了，大叫：“多多掉下去了。”

东家和三个一起做工的人，把多多搀扶到屋里，垫上棉絮，让多多靠墙坐。多多的脸在抽搐，说不了话，眼睛翻白，鼻子嘴巴流出鲜红的血，淌满了脖子、前胸，汗衫染了红红的一片。过了几分钟，镇卫生院的救护车来了。新莲和甜秋也来了，看着流血的人，哗啦啦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