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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军旅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新世纪至今。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 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7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下来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关键词

军旅文学 军事文学 战争文学 70年

 

回望来路，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70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滞乃至荒芜的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并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划的话，军旅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文革”前17年（1949—1966）、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新世纪至今。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7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面回顾之前，首先需要对“军旅文学”的称谓略作辩证。一般看来，这只是个题材范畴，它指的是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一类文学，世界上较通行的说法叫“战争文学”。但是，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说法反倒较少采用。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军旅文学，其描写对象更多的是相关的军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战争内容，套用“战争文学”一说，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因此，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间，若以历史论，“战争文学”一说最为资深，纵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文学，横可以旁涉及俄苏战争文学；“军旅文学”一说出现最晚，但后来者居上，当属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军事文学”一说亦属中国特色，具体出自何时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于“军旅文学”则是无疑的。而三者之间的消长则与当代军旅文学“四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即“文革”前17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体裁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前17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切的和名副其实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17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反而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换言之，在“前17 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战争文学”有其“实”而无其“名”，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还没有“自立门户”，对它异于他类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前17 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叶楠、白桦、彭荆风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他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周涛、莫言、刘亚州、海波、刘兆林、乔良、钱钢、周大新、朱秀海、简嘉、苗长水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30 岁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无不惊讶于在战争之外，军旅文学还有一方如此辽阔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女炊事班长》《秋雪湖之恋》《将军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味和热切关注。它们与出自前辈作家之手的《东方》（魏巍）、《足迹》（王愿坚）、《湘江一夜》（周立波）、《我们的军长》（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西线轶事》（徐怀中）等获全国奖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映生辉，构成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园林中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仅仅是宣传的需要，对它们都有一个“命名”的问题。何以名之呢？战争文学？显然不妥。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前17 年”可比，其题材的广阔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于是乎，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与战争和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等等，而且读来听来悦耳悦目。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别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譬如“军事作家”，则首先容易让人想起军事理论家或从事军事研究的写家，而很难想到作家。稍加辨析词义，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明显差异。“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1前者指“事”；后者指“军队”—武装集团—从事武装斗争的人群—军人，引申义隐隐指向人。2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恰切吻合。3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更具文学意味。

第四阶段即新世纪至今，“军旅文学”不仅被广为接受，并且已经实质性地开花结果。进入新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所处的时代境遇有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语境淡化，商业语境强化，传媒语境变化，学术语境纯化”。具体说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奋图强，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正在铸就新的世界格局并且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历史的潮流。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强势推进，战争实力与日俱增。军旅文学迎来了一次繁荣：徐怀中的《底色》《牵风记》、都梁的《亮剑》、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朱秀海的《音乐会》、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周大新的《预警》、柳建伟的《英雄时代》、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兰晓龙的《士兵突击》、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歌兑的《坼裂》、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系列、朱向前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等作品获得各大奖项或产生广泛影响，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军旅文学的最高水平。李亚、王凯、西元、卢一萍、裴指海、王甜、李骏、曾剑、朱旻鸢、董夏青青、王昆等一批生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军旅作家”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质，为军旅文学新的发展提供可能。与此同时，军旅文学的外延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现象是网络“军文”的强势崛起。新世纪初，互联网兴起，文学互联网站崛起之迅猛，影响之巨大，令人惊讶并侧目。网络“军文”就是文学网站对与军事相关的文学作品的一种称谓，也是一种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的含义不同，其背后的运行机制也不同，它是严格按照市场接受的程度来进行划分，并受到市场认可的文学种类。它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通过市场渠道，拥有大量读者和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反观多年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生存状态，其内部有一套完整的选拔、培养、评判、奖励、流通机制，有专业的指导、管理、教学机构，有专门的奖项，也有力度可观的扶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文学杂志。但如果单就社会知名度、影响力等软实力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与网络“军文”天文数字的点击率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我们甚至有一种危机感，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的生存圈子正在缩小，正在成为“小众”文学。当然，对这种扩大的趋势要有所警惕，有所为，有所不为。军旅文学实际上正在面临着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向哪里去？”

其实，“军旅文学”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当时并未有人对它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并与“军事文学”比较优劣高下，但它的天然的合理性保证了它的生命力，一经问世便蓬勃生长，而且悄悄地从“边缘”进据“中心”，终于在20 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它为什么到20世纪90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来，是时间的力量使然，深究起来，则另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军旅文学价值取向的悄然嬗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还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点，就使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定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写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而“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中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军事文学”一向庄严辉煌、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奏——朱苏进的《醉太平》企图以军队大院来透视文化的中国，他慨叹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他提出的问题却发人警省：在和平年代如何保持英雄主义的品格？以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等人为代表吟唱的“农家军歌”虽然有失高亢激昂，却也充溢着“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风格沉郁顿挫，引起了广泛共鸣，成为了一个阶段内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军旅题材的佳作。而这两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都是难得一见的。

上述例证，都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证明着，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种观念的变异。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 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下来了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上文在辨析“军事文学”的过程中，指出过它的“政治优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推广开来看，这种“优势”和“色彩”深浅不同地贯穿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之中。当然，中国文学有上千年的“文以载道”的深厚传统，只是近代以来“道”随时变，总是反映着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或主导情绪。20世纪中叶，毛泽东将其明确界定为“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又将“二为”方向放宽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体看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前40年（1949—1989）基本上都是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运行。但是，比较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作出的，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事实上，它对此后的军队文艺工作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加上军旅文学由于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对“二为”方向执行得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甚至也更加逼仄。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二为”方向的规定路线，潜在地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三是军旅文学要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现实主义始终是军旅文学的主干。所谓军旅文学特殊规定性的背景，包括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定位；二是军旅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定位；三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在编制序列中的特殊定位（据说，在军队中编入一支专业文学创作队伍，亦属中国特色，其他国家没有此例）；四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定位。所述种种“定位”，都或近或远地钳制了军旅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以及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因此之故，“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性指导，在军旅文学中常常演变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可操作性倡导。从20世纪50年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主题思想的普遍盛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星火燎原》征文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20世纪70年代的“自卫还击”征文，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抗洪抢险”征文等等，军旅文学中的政治功利性、战斗性和宣传性总是得到鼓励和提倡。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其思想锋芒也是直指高度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或题材，譬如话剧《曙光》（白桦）、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叶文福）等等，或得到非议，或得到肯定，原因之一都是涉及或“突破了政治禁区”。真可谓“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总之，政治的张扬作为军旅文学70年的总体特征之一，是勿庸置疑的。

作为军旅文学70年的第二点总体特征——“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亦决定于它的接受对象——“为工农兵服务”。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这个“工”只是理论上的虚拟的或人数极少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或主体部分都是“农”与“兵”。而“兵”的主体又来自于昨天的农民，今天的农民则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兵。中国军队的农民军人主体性，乃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性质和中国乃农业国度的国情所决定。这一特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亦未有根本的改变。要说改变，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征农民的文化程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而已，农民成分在总体比例中逐渐缩小而已。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工农兵服务”即可理解成“为农民服务”。“农民化”则可看作“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具体注释。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等被视为此一阶段的典范之作。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农民化”的审美趣味被大大提高，但“通俗易懂”“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仍然是绝大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者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军旅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除有限的向苏联文学作横向借鉴之外，主要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别无选择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有了比较，因而也更能说明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意识流”“现代派”到“先锋写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种种，“西风美雨”的洗礼，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通观几十年来的军旅文学，却较少听到相应的回响。再举具体的门类——譬如理论批评为例。从最初的尼采、弗洛伊德到晚近的福柯、杰姆逊，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上下寻觅，左右逢源，边走边学，到处“拿来”；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则不然，虽然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繁荣和较大发展，却几乎无一家不恪守“社会—历史—审美”的传统批评套路。军旅文学审美风格的民族化和表达形式的大众化，是服务于政治的间接体现，更是服务于工农兵的直接结果。

作为军旅文学70年的第三点总体特征——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始终以现实主义为主干，基本上贯穿于军旅文学发展的始终，虽有各种主义的借鉴与模仿，但都没有在军旅文学这块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这一点有目共睹，就不再详细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军旅文学在新世纪以后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军旅文学基本上有着一条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其核心精神、题材内容、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随着新的时代境遇的到来，军旅文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便越来越突显出来。一方面，军旅文学仍然在创新发展，仍然不断创造着辉煌与新质；另一方面，在整个文学版图上，军旅文学却遭遇到日趋严峻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军旅文学的创新发展与新的时代境遇之间还不相适应。时代在进步在变革，但军旅文学的创新发展还远远跟不上形势，甚至是在萎缩在边缘化。我们把这种严峻形势概括为“三个失衡、四个挑战”。“三个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题材失衡，即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少。直面当下的作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逊于历史题材作品。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新质和军旅生活的新变，已经成为新世纪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二是体裁失衡。如今，军旅文学中长篇小说繁荣，而中短篇小说佳作却很少见，诗歌、散文的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三是创作队伍失衡。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年龄老化，人才流失，已成突出问题，长此以往，难以持续发展。“四个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是商业化语境对军旅文学的核心精神价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消蚀作用，以至于军旅文学里的英雄气和血性越来越孱弱。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被遮蔽，英雄被矮化，对军旅文学产生了致命的伤害。二是军事题材网络文学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挤压了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空间。网络军文是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它的生产量大，接地气，读者爱看；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运作的结果，粗制滥造、没有约束、泥沙俱下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三是军旅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不再那么紧密。随着军旅文学文学性的提高，其现实容量和力度反倒在下降。读者想看到的，军旅文学不能提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军旅文学没有反映；强军路上的诸多问题，军旅文学也没有兴趣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军旅文学想与读者产生共鸣就很难了。四是在非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文学理论批评环境下，军旅文学在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无视，并且渐渐地边缘化。以至于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再难寻觅到军旅文学的影子。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针对“三个失衡、四个挑战”，我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策，但最重要的药方可能还是要重申一点：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始终张扬现实主义精神。在一些时候，过于逼仄的现实主义可能成为桎梏活力的枷锁，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却是治病救人的良方。

“ 只知诗到苏黄尽， 沧海横流却是谁？”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过去，历史似乎总是在螺旋式上升发展。在我们关注着军旅文学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之时，新时代赋予军旅文学的历史性机遇似乎已经到来，并且隐隐预示着军旅文学一种全新的面貌与风景。近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军队的强军之路也正以磅礴之力推向壮阔深邃的未来。如果军旅文学能够在新时代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美学风范，张扬新的精神力度，那么，一个新的军旅文学的辉煌篇章就或将与这个新的伟大时代不期而遇。

【本文将收录于《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一书，该书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释：

1 2 3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