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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具有丰富、重要的副文本材料及其研究价值。在全面收集、整理《山本》的“副文本”材料的基础上，本文以副文本为通道，从书名、题辞、跋文、图像文本与文学广告等副文本入手，考察《山本》书名及其易题现象、题记与题诗的接受功用与“赋魅”价值，跋文的自我期许与文本张力、图本的独特价值与文学想象以及文学广告的接受导向与潜在影响，从而以外观内，对正、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印证甚至互相矛盾的文本间复杂关系进行分析、阐释，着力探究“副文本”在《山本》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导向与规制、偏离与溢出等现象及其符号功能。

关键词：贾平凹 《山本》 副文本 符号功能

自1970 年代末，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通过《广义文本之导论》《隐迹文稿》《门槛》（后英译本改为《副文本：阐释的门槛》）等一系列理论著作，以独特的文本视角进行“副文本（paratext）”理论的建构，并分析、论证其理论在西方文学副文本研究中的普适性与有效性。近年来，武汉大学金宏宇教授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在对热奈特的理论作一定的修正与补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范例，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阈中，“副文本”长期以来被忽视或未能被纳入系统研究中，因此，有必要将“副文本”理论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贾平凹长篇小说研究中，这对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贾平凹作品的阐释空间的开拓、为重要作品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和阐释可能性、挖掘“正文本”所未能表明或被遮蔽的潜藏于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今出版行业已臻于成熟，现代媒体技术，尤其是广播电视采访、网络营销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已广泛参与到出版、发行、广告营销、接受等一系列环节中，并由此增扩了“副文本”的范畴，其衍生出的“副文本”材料也应当被视为作品的“副文本”而纳入当代文学文本研究的视野。

贾平凹自1987 年出版长篇小说《商州》至2018 年出版长篇小说《山本》，数年笔耕不辍，这十五本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及所衍生的副文本材料尤其具有副文本研究价值。无论是其坚守不弃的手稿写作、意蕴深厚的后记创作，还是朴拙厚重的书名题写等，都属于相对于小说“正文本”而言的“副文本”范畴，很能表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追求，并与“正文本”之间构成十足的张力关系，研究其“副文本”有助于贾平凹小说的研究路径、阐释空间的开拓与掘进。本文试以贾平凹新近出版《山本》为例，从“副文本”的视角来阐释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创作的书写策略与有意或无意的副文本意识。

目前，贾平凹《山本》刊行包括初刊本、单行本（平装、精装）及报刊转载后记等多种版本—《收获》2018 春卷长篇专号完整收入《山本》全文及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4 月出版《山本》平装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4 月出版《山本》精装单行本；《文艺争鸣》（2018 年第2 期）、《人民文学》（2018 年2 月号）、《中国文化报》（2018年3 月13 日第7 版）、《文艺报》（2018年4 月2 日第5 版）、《南京日报》（2018年4 月16 日第A11 版）等报刊相继发表《山本》后记。本文拟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文本研究，分析《山本》的“副文本”与“正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探究“副文本”在《山本》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导向与规制、偏离与溢出现象及其符号功能。

一 书 名

在现代创作学中，书名是能够“聚集作品精魂、辐射作品大意的语句，对整个文本具有一种概括或控制的力量”①。作为一部作品的“眼睛”，书名是最先联结作家与读者的词汇或语汇系统，既涵盖作者谋求统摄全文的核心意图，又给予读者最为直观、感性的文学想象，并深度参与作品文本意义的生成。贾平凹长篇小说的题名历来意蕴深厚，《商州》《浮躁》《妊娠》等题名对于作品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导向有着无可替代的“符号”价值及与文本内在关涉的文学性想象。“山本”是贾平凹反复斟酌、改换后选定的题名（其中或有出版社编辑的意见），其题名解读、文题关系、易题现象都值得进一步分析阐释。

（一）“山本”阐释

对于“山本”的题名，贾平凹在题记与后记中作以解释，这实际上是对《山本》文本意义生成的规整与限定，对作品的阐释起到一定的指示作用。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山本”作为一个文字记号或符号，“可看作是一个音像和一个概念的结合体”②，其能指是汉字形体“山”与“本”的组合关系，发音一开一合，而其所指或内容平面本身就是由一个意指系统构成，将“山本”这一有着极强内部粘合性的固态词语消解开来，化为“山之本来”。作者在后记的开头指出：“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都是撮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③“本”字的发音状况所构建的联想场与“生命的初声”相指涉，从而“山的本来”就将生命的本原与天性所在融括进来。

根据题辞、正文与后记之间的相互指涉与映照，“山”即秦岭，但“又不是秦岭本身，它熔铸了一部家国痛史”④，而“本”是文眼所在，所谓“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⑤ ，这“本来”就是“爱”。在小说的结尾，陆菊人面对毁于一旦的涡镇，不禁喟叹：“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了一堆尘土了！”而“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⑥。这同于作者在后记中的慨叹：“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有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⑦作者试图通过正、副文本来构建和表现一种恒久的、超脱于历史波澜、世事沧桑的终极理念，而“山之本来”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是情，是爱，是生命的初音，是永恒的存在。

（二）《山本》的易题现象

作者于后记的开头交代了两易书题的原因和顾虑，“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⑧。其一在于“秦岭”与“秦腔”混淆，但从读音到词义都不至于让读者产生混淆之感，并不足以成为改换书名的理由；其二在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惯用两字题目，“秦岭志”则不符，又因“志”在关中方言中属舌尖前音、齐齿呼，“起名以张口音最好”，便舍弃，从而改为“山本”。

易题现象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实为罕见，足见贾平凹对这部作品的郑重与审慎。“易题会导致对同一文本的阐释差异，会使阐释指向不同的方向和深度。”⑨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如《废都》《秦腔》《古炉》《高兴》《带灯》《老生》《极花》）的题名方式和习惯来看，“山本”的命名就显得较为拗口与费解，并且在传播接受过程中，还可能影射到其他语义指向。相比之下，“秦岭”可能更符合贾平凹一直以来的长篇小说题名习惯，并且较为贴合小说的故事背景，能将读者带入小说的情感氛围中，而“秦岭志”一是与习惯的两字题名不符，二是更像志书或地方志，并且作者在后记中所透露出创作动机的中途转换情况与题名的改易也密切相关，“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⑩。正如王春林所言：“《山本》首先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恐怕就是一部‘秦岭的百科全书’。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贾平凹之所以曾经一度将作品命名为‘秦岭’或者‘秦岭志’，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恐怕正在于此。”11 而《山本》题名的易换直接显露出贾平凹的创作胸襟与气度，其并非是或不只是要记录秦岭那“一地瓷的碎片年代”，更是索寻“山”之“本”所在。所谓“本”，便是沉潜于秦岭那片山水的峥嵘岁月里，基于人的基本根性的情与爱。就题文关系、创作意图的显现层面来讲，“山本”题名确有“点睛”之用，但也有“节外生枝”之“患”。

“山本”题名在改换的过程中，贾平凹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作家，必然会顾及到“山本”题名的语义指向和心理内涵会溢出文本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尽管作者在题记和后记中特意作了解释，但从传播接受的视角来看，“山本”一词作为日本第七大姓氏，并且贾平凹有以人物名为题的惯例（如《高兴》《带灯》等），对于未接触到《山本》“前文本”的读者而言，自然会将“山本”视为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从而在进入文本后，怀着对“山本”人物出场的期待，小说文本的阅读便成为“山本”的“浮现”与“解密”过程，但此“山本”非彼“山本”。加之“山本”一词有着鲜明的日本文化色彩，很容易唤起读者涌出诸如“抗日战争”“山本五十六”等有关日军侵略战争的民族记忆。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词汇，其能指背后所指涉与涵盖的民族情绪必然会在读者看到题名时卓然而生，塑造文本阅读的期待视野。

此外，“山本”之“山”在文本中的具体指向是“秦岭”，作者在后记中说：“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12 秦岭之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意蕴。“在抗战八年中，西安和陕西虽然处于国防前线，但终究有惊无险。也正是由于西安和陕西的屏障作用，才使重庆政权得以偏安，也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安然无恙”13 ， 而“西安和陕西的屏障作用”主要是依托横亘于关中平原之南的秦岭而得以确保，秦岭是古老的褶皱断层山地，地理环境复杂多变，“蜀道之难”便在于此，从而成为守卫西安、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同时，由山本五十六（“二战”期间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所率领部队发起的太平洋战争使得日军在多处战场应接不暇，只好放弃翻越秦岭占领西安的战略计划，从而使秦岭成为一座侵华日军无法翻越的山脉。生生不息的秦岭是“一道龙脉”“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是中华民族最为坚实而又伟大的脊梁。

二 题 辞

题辞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较为少见，贾平凹不仅为《山本》作了题记，还在《山本》第二稿完成后作了一首五言排律，其内容倾注了作家的心血与意念，很见笔力，作者对《山本》的重视程度自是不言而喻了。

（一）题记

这是贾平凹第一次为自己的长篇小说作题记，出版社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作家出版社平装单行本共录两次题记，于正文前单设题记页，并印于封底处；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单行本更是在封面、护页、题记页三处印录题记。读者在阅读正文本前多次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触及到的题记信息必然会形成“据以阅读文本的既定心理图式”14 ，即期待视野，而作家与编辑将题记数次摆在作品的醒目位置，其根本意图正在于通过题记的反复“登台”而引发某种契合于《山本》作品意旨的期待视野。

题记首段，作者以指点江山的气度与毋庸置疑的语气慨叹：“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除了以题记的方式为作品定下如此宏阔的基调，也充盈着作者寄予秦岭的深厚情感。此处的“秦岭”并非狭义上关中以南的山脉，而是广义上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其起脉于昆仑山，经甘肃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正如文中的麻县长所言：“秦岭可是北阻风沙而成高荒，酿三水而积两原，调势气而立三都。无秦岭则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江汉平原、汉江、泾渭二河及长安、成都、汉口不存。秦岭其功齐天，改变半个中国的生态格局哩。”15 作者在后记中也指出，作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秦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此处以“秦岭”为中心，在题记、正文本、后记之间形成了“多项重复、互相指涉、相互参照”的互文性关系，化身“民间说书人”的作者也与秦岭记录者麻县长相叠置。作为小说的题记，其以“秦岭”为线，极为成功地勾联起作品的正、副文本，谋求文本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并为读者进入文本打开了一扇窗。

题记第二段：“《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作者在此直言《山本》就是记录秦岭的一段历史，这不仅是对小说文本的简要概括，也是进一步对题名的解释与引导。贾平凹在题记里强调“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就如同《秦腔》，是他决意为故乡树起的一块碑子般，《山本》也就是贾平凹为秦岭所树之碑，他为秦岭立志作传，同时也灌注了作家强烈的个人精神力量与历史思考。“我面对的是秦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16 在“我”与历史的神遇迹化中，作家将自己对秦岭的深厚情感，对历史与个人的辩证思考，对社会与时代的深切关怀，对情、爱、生命与民族的崇高想象，都融汇到这本“秦岭志”中。

（二）题诗

贾平凹为自己的长篇小说题诗并刊印于书页并不多见。目前所知，2014 年出版的《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封底录贾平凹的题诗，与小说文本浑然一体：“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作者于2017 年8 月6 日第二稿完结后作《写完〈山本〉所记》，印录于作家出版社平装版《山本》前勒口处：横亘国之中，秦岭深似海。风硬千木折，雨急倾百岩。日出瞎眼熊，月来白面豺。路瘦蛇蝎17乱，潭黑鬼声骇。英雄随草长，阴谋遍地霾。世道18荒唐过，飘零只有爱。

这首五言排律作得深沉悲凉，气韵悠长。作者在此便化身为小说中那个能掐会算、目盲心明、言语极富哲理的医者陈先生，站在安仁堂大门外的娑罗树下，望着傍虎山而起的涡镇在炮火中毁于一旦，“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陈先生虽盲却看穿世事沧桑，不悲不喜，喟然叹道：“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这首诗将《山本》中乱世纷争、人兽乱行的仓皇世相极其凝练地示于读者，并与正文、后记相互关联、指涉，所谓“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没改变的还有情感”“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作者终究是在倾吐对世界的自我领悟，而拂去岁月的灰尘，深掘历史背后所依存的恒常性的存在，便是“山之本来”，人性之爱。

贾平凹是一个极有小说创作“套式”的作家，此次“破例”为《山本》所作之题辞，可视为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必然带有作家要透露给读者的一些正文本之外的信息，同时也与正文本之间存在深层“共鸣”。“题辞相当于作者的一句‘创作谈’，一则微型的评论，正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是一种自我评价或自我期许，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显现。”19 无论是《山本》的题记还是题诗，都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话语欲望与自我期许—为秦岭立志作传，这种引导读者阅读式的题辞还“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20 ，唤起读者“期待视域”中的崇高感与历史沧桑感， 这种为作品“赋魅”的题辞，使《山本》臻于个人化、民族化、经典化与史诗化。

三 跋 文

序跋作为相对独立的文本，是副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与正文本之间相互联结，是作品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共同的关注对象。《山本》的跋文应视作两部分，一是作家“自跋”后记，一是学者“他跋”，前者作为切入作品的关键文本自是无可厚非，而后者作为随作品刊出的学者评论也应得到重视，故将其纳入《山本》的副文本材料中作以考察。

（一）平凹“自跋”——后记

作家自己创作的后记往往更具阐释价值与研究价值。从作品内部而言，后记透露出作家的创作动机、意图心绪，以及作品修改细节等文本信息；从作品外部而言，后记相对于“正文本”而言，更直接地表达作者真情实感的文字，并进一步传达了作者的文学观念、处世之态、思想信念的变化，以及作品中较为隐晦、未能直接表达但囤于作家内心的生命体验，可以说作家“自跋”是解读文本秘密的关键所在。

作为当代文坛最喜欢、最长于为自己的长篇小说作后记的作家，《山本》后记是贾平凹的“常规操作”，作来可谓得心应手。后记的落款时间为“2017 年10 月13 日夜”，正是《山本》第三稿（最后一稿）完结之时，贾平凹如释重负，似秦岭深处游荡的山人般将写作《山本》的心路历程、所思所感、所疑所惑娓娓道来。这不足4000 字的后记所承载的信息量极为丰富，是贾平凹为读者进入文本所提供的“官方”“打开方式”。

在后记中，贾平凹既立足于《山本》的创作体验，又超越具体的文学写作而深入自我的生命体验，解释了几易题名的缘由，坦露《山本》的创作意图及创作动机的中途转换（可能是题名改换的原因），并将自己长久纠结、困惑的宏观命题和盘托出，诸如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的矛盾纠葛、革命立场的缺失与回避、创作观念中的“文化磨合”追求、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以及作家文学观念的表达—谋图写作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意义。

可以说，《山本》的写作是贾平凹对自我的又一次回归与超越。从《山本》与《老生》及各后记的对照与分析中，可以清晰感应到两部长篇小说确然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贾平凹在《老生》后记中说：“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21但在历史叙述中，革命以其强大的向心力而使得他无法告别或不忍告别，这是革命的“招魅”，从而在《山本》中以强烈的革命、历史叙述欲望重回《老生》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秦岭游击队的故事，但其超越在于“没有如同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把聚焦点落在革命者身上，而是以一种类似于庄子式‘齐物’姿态把它与其他各种社会武装力量平等地并置在一起”22 。这或许是一种革命立场的缺失与回避，但更是一种直面与平视，是作者对革命的“祛魅”。“《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23 贾平凹是在超脱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以一种恒常性的历史眼光对革命进行反思，并归结于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同时，在后记中直言自己谋求写作之于社会、时代的意义，这种“自我期许”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

在部分读者眼中，贾平凹的散文造诣是胜于其小说的。他的后记写作有着十分明确的文体意识，兼有跋文的应用功能与“副文学性”，但并不妨碍《山本》后记作为一篇独立的散文而拥有其内在的文学意蕴，其中所蕴藉的哲学思辨与文学想象极具感染力，在小说单行本正式出版发行前，后记就已被《文艺争鸣》《人民文学》等极有影响力的报刊，以及网络媒介发表、转载，相对于《山本》的其他副文本信息，后记因其内在完整性和文学性及与“正文本”间的深度互文性，与小说正文形成极有张力的关系网络。贾平凹在后记中指明的文本打开路径，即《山本》弥漫的气息、《山本》人物的德性、《山本》的布局，以及《山本》开出的“天窗”等，可唤起读者对《山本》的期待视域与阅读深度，进而融入具体的阅读行为以引导读者切合作家的文本意图与自我期许。

（二）学者“他跋”

《收获》2018 长篇专号（春卷）完整收入了《山本》全文，并随刊发表了陈思和与王春林的两篇评论文章，分别为《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24（2018 年3 月2 日作）、《历史漩涡中的苦难与悲悯》（2018 年1 月29 日作）。以上两篇随刊发表的评论文章附在全文之后，紧随《山本》后记，亦可视为《山本》的跋文。“后记”是《山本》的作者“自跋”，而这两篇评论文章是为学者“他跋”。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评论文章，《山本》初次公开刊发所附的两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官方”意义。根据文章所透露的信息，作为最早阅读《山本》的评论者，他们与作家、出版社之间的互动极为密切，甚至陈思和所阅为《山本》四大册手稿本，且对《山本》的解读极为深入、细致全面。陈思和秉承自己的民间视野，指出小说明显有误的叙事时间正合乎民间说史的叙事特点，并还原了主人公井宗秀的传奇人物原型与小说的历史背景，其文章无论是作为跋文还是评论文章，都是对《山本》的精妙注脚。王春林的长文则更为深入细致，对作家创作动机的转换、革命的反思、主人公井宗秀与陆菊人的人物形象及其情感关系作以客观解读，并从“虚实结合”的角度考察《山本》“在更为阔大的历史视野里观察表现苍生的生命苦难并寄托作家真切的悲悯情怀”25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学者共同提到小说中的麻县长与作者的内在联系，“麻县长的故事也是作者胸中块垒”26 ，作者将自己在现实中的未竟之业（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与对秦岭的深厚情感都托付给麻县长，使得作者在作为叙述者的同时也作为小说人物参与了小说文本的构建。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权威解读亦是一家之言，“是对不同阅读之间的差异的一种纪念” 27，评论家的诠释意图难以穷尽“作品意图” ，但在一定程度上，权威解读对作品（文本）的阐释本身就会造成所谓“阐释的遮蔽”。由于初刊本的发行缘故，在随后出版的单行本中，这两篇评论文章不再作为“序跋”出现，因此，在参与作品文本意义生成中的作用较为有限，在此仅作为《山本》副文本材料中的边缘文本加以考察。

四 图像文本

（一）封面设计

封面图像设计不只是作为“书衣”“脸面”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图像副文本，代表着设计者对作品的某种文学性想象，从而与正文本之间构成了互文性关系，并以极高的“出场”频次直接参与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与确立。

目前，《山本》已正式出版的单行本封面装帧设计有两版：作家出版社平装本封面图案（图2）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本封面图案（图3），另有作家出版社平装本最终未被采用的封面图案设计（图1）。

魏锋“微风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8 年1 月12 日报道贾平凹《山本》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消息并附《山本》封面书影（图1），但最终正式出版则改换为图2 的封面设计。相比而言，图1 的设计较为简略仓促，封面背景以灰色线条勾勒出山体形状，重山之上是一轮似阳似月的图案，题名“山本”二字以楷体软笔书法题写，但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封面设计惯例是采用贾平凹亲自题写的书名字样，市场反应与读者辨识度、认同感会更好一些，此外，图1 的设计题名采用了与整体设计思路、环境氛围相较略显突兀的绿色，整体上不甚协调。作家出版社提前将封面书影发表于报刊而最终并未采用，其意图更可能在于向读者宣示其已掌握《山本》单行本版权。

正式出版发行的两个版本的封面设计（图2、图3）可谓一实一虚，各得其所。图2 的封面设计是对《山本》中的典型场景的想象性呈现，以较为写实的图景还原了小封面设计时认为：《山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一部作品”，所以在设计时试图采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来表现，从而“用一个毛笔绘制出来的一条浓淡焦润不同的这种墨道来表现秦岭的形象，而没有用一个实实在在的山来表现，可能这样更有一些意象性”。此外，在墨道之上，还特意增添了小说中极具象征隐喻意味、联结男女主人公感情线索的一面古铜镜作为点缀。“在设计上选择一面古铜镜作为设计元素，把这说结尾处陆菊人坐于井宗秀为她而建的高台之上所目睹的景象，她俯视着涡镇众生的苦难生命，抬头远眺，苍劲坚毅的秦岭在月光下泛着血色的红光，这是战乱年月鲜血横流所折射的血光，也是生命初啼之时所伴随的赤色。夜凉如水，陆菊人坐高台观远山，品咂着苍凉的人生况味，悲悯着世间的无奈挣扎。鲜红的“山本”题字浮于深色的、泛着红光的夜空与秦岭之上，显得醒目沉重，以想象性的艺术形式实现了封面与小说文本意蕴内涵的对接。

图3 则采用较为写意的图像艺术设计。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山本》精装版封面设计者刘静在采访中谈到《山本》的古铜镜处理成偏黄偏绿的色调，形似一轮明月，和这个浓淡的这种墨色形成的秦岭融合在一块，希望能够表现出，在大的历史环境下的个人，一个个体的命运总是和这个大的国家和潮流的命运是裹胁在一块儿的。”

不同版本封面设计必然带有设计者对《山本》作品内涵的主观性感悟与想象，图2 色彩诡艳浓郁，画面纵深感强烈，山岭在一片血色中巍峨屹立，图3 则平和雅致，浓淡的墨道如作者所言的山水交融般波折漫延，铜镜的意象直照文心，浑然一体。设计者将文字的时间艺术呈现为图像的空间艺术必然经历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在转化中所凸显与强调的文学意蕴被读者的阅读行为带入文本之中，并得到体悟与印证，从而给予读者不同的阅读感受与文学想象。

（二）作者手迹

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一直坚守着手写文稿的传统写作方式，《山本》共有三稿，2016 年9 月30 日第一稿（ 草稿） 完成，2017 年8 月6 日第二稿完成，2017 年10月11 日第三稿完成，每稿四大册，每次都是重新抄写，三稿共计130 余万字。作家出版社平装单行本于正文前附《山本》手迹，《文艺争鸣》2018 年第2 期“随笔体”栏目发表《山本》后记并附后记前三页手稿照片。

贾平凹常自嘲为“手艺人”，手写文稿作为一种近乎行为艺术般的文化创造景观，在现代化文字输入、印刷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显得既朴拙又可贵。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书写活动在人类文化创造中呈现了十足的符号化意义，再借助于现代印刷术，通过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一系列出版流程，将《山本》手稿外化为印刷铅字，汇成《山本》的物质化文本，是作者的生命价值的艺术呈现，而单行本中将带有作者自我劳作痕迹的手稿影像刊印在“正文本”前，能给读者以写作的现场感和触摸感。当读者带着此类情绪与感受投入小说文本的阅读时，作者就如同陈思和所言的“民间说书人”般，“引导读者举头远眺—看得远，看得更远，直到你看懂了苍茫间一片黛青山色，若有所悟”28 。

实际上，作者的手稿最为完整地保留了写作的历史细节，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版本学研究价值的改动、删除的痕迹。作家出版社平装单行本所刊印的《山本》手稿第一页上的涂抹、改动的痕迹也印证了作者在后记中对小说易题的解释，而将此页手稿附于题记页前可能也是作家与编辑有意而为之。

（三）“山本”书法

作者亲笔题写的书名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本是一种“无像之像”，是书写者自身内在力量对象化的外在显现。贾平凹自题长篇小说书名早已成为惯例，亦可视为其书法创作。贾平凹的书法作品虽多有争议，但作为文人书法，在当今文坛是不可多得、独具风骨的书写行为。“他的字就是他内在自我的外化和符号化，并由此形成一望而知的古拙厚朴、沉雄有力的‘贾字’风貌”29 ，超越了技巧的雕琢与书帖的规制，贾平凹书得自在畅达，大巧不工。

作者在完成《山本》创作后，亲笔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题写书名时必然会融入其自身的生命体验及作品所要表现的意蕴内涵，以自成一派的“贾体”书法进行艺术呈现，“山本”二字墨迹浓郁，笔力雄健厚重，不甚雕琢，《山本》的故事深沉苍凉，意蕴深长，其字其文，都融入这本“秦岭志”中。

五 文学广告

文学广告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流通的交汇点”30 。作为市场导向下围绕作家与文学作品而产生的文化传播形态，文学广告在当今的图书出版市场已相当成熟，并不断完善与创新、开拓新的广告模式与接受领域，尤其是利用广播电视与网络平台的广大用户市场，文学广告以各种形式活跃在读者周围。作为作品的另一种副文本，文学广告对文学作品意义生成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可忽视。

（一）营销广告

出版社做营销宣传时的广告多以“微型评论”的形式出现，通过简短的广告词使读者快速对作品产生基本了解与感性认知，并对读者的阅读接受具有一定的预期与引导作用，但此类“微型评论”本质上是营销广告，可能存在夸大或偏出文本意图的情况。

《收获》2018 长篇专号（春卷）的腰封以一组关键词作为《山本》营销广告，实际上就是一则微型评论，即“秦岭之志、山之本来、家国痛史”，其中“秦岭之志”“山之本来”分别出自《山本》的题记与后记，“家国痛史”出自陈思和的评论文章。作为文学广告，此“书评”契合文本，较为平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山本》精装单行本的宣传广告中，将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间的情愫描述为“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较为贴合小说文本中男女主人公情感与命运的线索，但作家出版社在《山本》平装单行本宣传广告词中将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解读为“一个发生在乱世时期的互为知己般的绝美爱情”，王春林在评论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两人是“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的精神知己”31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视彼此为灵魂伴侣，是soulmate，但用“绝美爱情”来定位二人的情感关系就显得狭窄逼仄，甚至流于一种庸俗化的解读，不免有误导读者之嫌。

（二）报刊电视采访

自《山本》的创作完成，尤其是正式出版后，贾平凹便受到中央电视台、华商报、中华读书报、作家出版社、新华社、澎湃新闻等各大报刊、电视、网络媒体的新作专访，并通过电视、报刊、媒体与网络社交平台进行发布传播，尤其是2017 年11 月25 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山本》即将出版的消息与作者专访，以及2018 年5 月5 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第二季》第一期的播出，《山本》一时声势浩大。但更为重要的是此类作者专访可视为作者对作品的自我解读、自我评价或自我期许，可透露出文本背后的作家意图、创作动机，以及作家对某些问题的解读，为读者进入文本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在各类采访或访谈中，媒体或读者关注最多的便是《山本》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贾平凹说：“乍看《山本》似乎写的是战争，其实战争只是时代背景。我真正想写的，是那段中国历史中的人性，挖掘人和人、人和万物的感情，最后彰显混乱中的大爱。”这与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无二，同时，作者直言小说中自己最喜爱、用力最多的人物还是陆菊人与井宗秀。在谈及两人的情感关系时，作者表示无意于塑造爱情纠葛，在他眼中，两人是互相羡慕、互相对视、互相暗中支持、互相寄托的极为复杂却又意蕴悠长的情感关系，其明显与作家出版社的宣传广告有所出入，可见作品的副文本内部还存在诸多矛盾，同时，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之间还可能存在裂隙，不可简单等同，需要读者在文本中细细咀嚼品咂。

结 语

从副文本的视角进入贾平凹的“文学世界”是有别于主流视野的“另辟蹊径”，学界已有学者致力于开掘于此，但应以一种整体研究与细节考察的综合策略对小说文本进行全面观照。贾平凹的《山本》作为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随着作品修订与版本更迭，其副文本材料会更加丰富多样，随着读者的深入阅读与文学批评的逐步开展，其作品文本意义与内涵会被不断扩充与开掘。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山本》的副文本材料的基础上，从书名、题辞、跋文、图像与文学广告等副文本入手，尝试对正、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印证甚至互相矛盾的文本间关系进行分析阐释，同时谨慎于诠释与过度诠释之“度”，试图于正、副文本的缝隙处寻得小说文本更多阐释的可能性，但必须正视“副文本”在文本解读中的辅助性地位，不可越俎代庖。

注释：

① ⑨1927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24、330、106、48 页。

② 20 [ 法]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罗兰·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罗兰·巴尔特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版，第25、71 页。

③ ⑦⑧⑩ 1623贾平凹：《山本·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 第523、522、522、523、300、526 页。

④ 2628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收获》2018 年( 春卷)。

④ 作家出版社平装版《山本》前勒口处所题诗的后两句。

⑤ 1215 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第520、522、300 页。

11222531王春林：《历史旋涡中的苦难与悲悯》，《收获》2018 年( 春卷)。

13张天社：《论抗战时期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制定及其终止》，《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1 期。

1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4 页。

17一作“虺”。

18一作“事”。

21贾平凹：《老生·后记》，《东吴学术》2014年第6 期。

24据贾平凹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收获》上发表的陈思和的评论文章只是其原文章的三分之一，原文从民间性、现代性、传统性三个角度分析，由于《收获》的时效性，当时尚未作成，故仅发表以民间性进行分析的第一部分。

29李继凯：《贾平凹手稿管窥》，《小说评论》2017 年第6 期。

30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 页。

[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