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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现实主义的问题性书写 ——普玄《逃跑的老板》片论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 李一鸣  2019年07月29日12:21

内容提要:普玄的长篇小说《逃跑的老板》,形象描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海中闯荡的一群老板的奋斗史和挣扎史。作品具有清醒现实主义特质,坚持理性观察,冷静描绘,阻拒假定现实,拒绝粉饰现实,反对涂黑现实,按照现实本来的模样去书写去呈现。作品续接了文学史上“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直面社会现实和人生现象,敏锐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大胆揭示问题,勇于呈现问题真相,试图解答问题,体现了文学创作的风骨所在。

关键词:普玄 《逃跑的老板》 现实主义 问题小说

普玄的长篇小说《逃跑的老板》,以清醒的现实主义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多声部复调式叙事结构,形象描绘了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海中闯荡的一群老板的奋斗史和挣扎史,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普玄的这部小说,具有清醒现实主义的特质。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指出托尔斯泰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呈现出“可怕的真实”“惊人的真实”“极度的真实”“他像一个威严正义的法官, 无情地撕下一切假面具”。可见,理性观察,冷静描绘,如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矛盾,是清醒现实主义的根本特征。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阻拒假定现实,拒绝粉饰现实,反对涂黑现实,按照现实本来的模样去书写去呈现。

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本然是昂扬与沉郁同在,幸福与不幸并存,喜剧与悲剧浑然一体,高与下、正与恶、清与浊纠缠不清,那么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必然与生活相随,美好的旋律与噩梦的交响传达的是命运的声音,生命的觉醒与灵魂的沦丧表征的是人类的处境,人性的高洁与人心的卑微出自人生的本然。普玄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的勘探者”,贴近现实,贴紧人心,在小说创作中如实描绘正在发生的人间故事。

陈三儿、柴老板、陈老板、王老板、高老板、牟老板、汪老板、金老板、闽老板、梅老板……小说所描绘的十几位老板,各有一部奋争史、荣光史、屈辱史和辛酸史。其中多位老板具有跑路的经历。而小说以《逃跑的老板》为名,将“逃跑”这一具有仓惶、狼狈意涵的意象,赋予作为个体名词或集体名词的 “老板”,构成一种紧张的氛围和内在的张力。近年来,各地频繁曝出“老板跑路”的消息。从网上报道的消息看,以温州为例,2011 年相继有数十家企业老板跑路。当然,跑路的原因各不相同。如作者着墨最多的陈三儿,大学毕业后到企业子弟学校工作,后担任企业老总的秘书,又辞职当了报社记者,然后就顺应市场潮流干企业,先后三次投资、三次失败,因与钢铁企业集团合资出现入股纠纷,踏上被追债跑路的征途;牟老板为债而逃,金老板因骗而逃,王老板因婚变而逃……无数老板在奔逃的路上。

浩瀚的商场,波诡云谲、暗流涌动,触目惊心的故事正在发生。

故事中的柴老板在参与一个“用几十台挖掘机可以干五年的填海工程”时,惊动了漳州市一个有名的混混儿头目,他带队伍找上门来。柴老板认为“这个项目是合法竞标得来的,有法律依据,混混儿头目认为所谓的竞标和法律,狗屁不值,都是一种形式,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外地人来开采了他们山水,他们的后代没有饭吃”。柴老板反复找有关方面协调都不起作用,他又不愿把项目分给这个混混儿头目,于是最后决定教训这个混混儿头目一顿。柴老板经过精心组织,把混混儿头目打败了,“一直打到海边,混混儿头目从海里爬出来跑到石头山上晒了很久很久的太阳”,然后竟然大白天跑到柴老板家里,杀了柴老板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总是艳阳高照、鲜花盛开;商场竞争,往往伴随着争斗甚至血腥事件的发生。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漠然视之,有意识在文字中屏蔽,甚或只会高歌礼赞,那就意味着作家失去了立场,文学失去了重量。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而雅、吟风啸月的作品更甚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理当理性发现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勇于书写真实的现实世界,哪怕呈现“可怕的真实”。固然,正如朱自清所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 要求呼吁与诅咒, 也要求赞叹与咏歌, 二者原不能偏废”。问题的根本在于,绝不可惟见美与爱,只表赞与咏,血与泪、呼吁与诅咒,或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激发改革的洪流。

小说描写了另外一个搞旅游地产项目的骗子陈老板。陈老板自称骗钱的四大招数:“第一项目要有吸引力”“第二要有政府出面开业剪彩,奠基,老百姓信这个”“第三要请明星代言”“第四也是最绝的办法,要从自己亲戚朋友下手,先动员他们,亲戚朋友的返利要快一点,比银行利息高三四倍,他们只要拿到一两回安全利息,他们会一个一个亲戚朋友传下去,都想悄悄的在你这里发财。”他声称在一个湖岛上发现了温泉,他要开发养老温泉地产,并宣扬这个养老温泉地产投资回报非常高。在他开业的时候,政府官员去奠基剪彩,各大报纸天天采访报道,把他当作一个英雄一般的人物来宣传。他行骗的对象主要是老人,一对老人夫妇集资几十万,有几百个老人上当,等老人们把几十年的积蓄投进去,他的资金链却断了结果可想而知。

小说还叙写了其他一些老板的故事:一个台湾老板要兼并已经停产的橡胶厂,不想拿钱,就要把橡胶厂土地质押给银行遣散职工;柴老板搞工程竣工庆典,请当红女影星捧场,演出结束,把女影星包夜;汪老板不承认行贿被抓;高老板因穿花衣服、喇叭裤、留长发被严打;门里虫到澳门豪赌十几亿,被敲诈……商场乱象,令人不寒而栗。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调动人民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等价交换原则使人产生对金钱的崇拜,形成拜金主义价值观,有的人以积聚金钱为核心,为了钱不择手段,同时把等价交换运用到非经济领域,钱权交易、钱法交易、钱色交易出现,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道德观念和道德约束。市场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价值的多元化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的行为滋长蔓延。不可否认,这就是真实的现实存在。

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曾说过,“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作为清醒现实主义的实践者,普玄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虚构和虚假,无法真正撞击社会的神经,读者更呼唤真实的东西。文学的选择,代表社会能量的流向—文学朝真实走,读者是买账的。所以,普玄不陶醉于阳光温暖、盛开的花朵,一味粉饰现实就是逃避现实;亦不回避暗影阴冷、无奈的凋零,一味抹黑现实亦是偏离真实;他以理性思维和锐利眼光,如实描写奔波在商场中老板的各色生活,写出了真正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作品。应该说,正是“真实”,铸就了普玄作品的灵魂;也只有极度的逼真,才赋予他的创作以巨大的冲击力与感染力。

当然,冷静的描写,理性的揭示,并不意味着普玄的作品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翻版,其目的就如鲁迅所指出的,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意在复兴,在改善!”②

问题,是普玄《逃跑的老板》的骨骼。

普玄续接了文学史上“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整部小说直面社会现实和人生现象,敏锐发现问题、试图解答问题。事实上,能不能密切关注现实,主动介入现实,敢不敢直面问题,大胆揭示问题,勇于呈现问题真相,是文学创作的风骨所在。

众所周知,“问题小说”是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一种小说,始于19 世纪中叶,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露丝》、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被认为是具有极大影响的“问题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问题小说”产生于“五四”时期。彼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潮风起云涌,文学创作中形成了文学必须接触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主义主张。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思考和表现的主要是“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③,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另外还有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等。正如周作人所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陈望道、茅盾等则认为,“问题小说”就是“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等问题中或一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问题小说”的开山鼻祖,“创作了深刻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问题的传世之作”④。在谈及《狂人日记》的创作意旨时,鲁迅提出“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文学史也公认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开了“问题小说”风气。冰心说,“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的种种问题”,“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⑤。可见,瞄准社会和人生问题,是“问题小说”的根本取向。“五四”之后,赵树理也曾经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宣称,“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进入新时期,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也以明确剖析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特征。到了1990 年代,文坛涌现出一批社会问题小说。事实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时代匹配的文学”⑥。在普玄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发现其突出特征就在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由“问题”切入,不断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拓展。但凡当下现实中存在的医疗市场化、生育、吸毒、包二奶、黑社会、城市化、金融等等社会问题,无不涉及。

如小说描写了市场条件下的医疗发展问题。医院董事长把公益事业当成企业来办,“在一片白光之中公布新年计划、营业预收入和增加床位数目”。为了增加收入,反复强调修改医疗方案和开发新项目,因为徐院长开发了一个叫杵针的项目,一年下来为医院创收很大,董事长在会上给予表扬。而杵针项目医疗作用有限,治疗一次只收50 元,但医保能够报销。为了提高收入,徐院长把这个项目和针灸按摩保健结合,一次收费超过一百元,得到退休老人的喜欢,并把几个老年病科室也带火,从而使这个项目一年收入接近2000 万。医院按照投资人想法设计医疗方案,延长一些普通病的诊治疗程,增加诊治环节,以此赢利。对牛皮癣患者,“医疗方案的核心是打曲安奈,这种药只能把病情从表面上控制,把病毒深深地抑制在皮肤和肌里,患者针不能停,一停过一段时间病毒从内里又渗出来,比原来更严重。这个患者治好了回去,过一段时间又复发,复发了又来治,前前后后在他们医院里治了两三年,仍不见成效”“于是医院又新设计一种医疗方案,一次开几百副药,每副药方子大得吓人,有四五十味药,这些药里面大部分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他的牛皮癣一直治不好,双腿溃烂得吓人,最后钱用完了,回都回不去”,而医院则由一家医院变成多家医院,股东们赚得盆满钵满。众所周知,看病难、看病贵,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疾苦问题,有些变形的所谓医疗改革,违背了医院作为公共事业的“公益”属性,使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沦为攫取钱财的工具,而管理部门的政策缺位和管理缺位,在相当程度上纵容和助长了这股歪风,令人深恶痛绝。普玄的小说以艺术形象的塑造,抨击了这些侵犯公众利益的丑恶现象,犀利地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

小说还细致描绘了企业造假骗贷问题。小说中的一个建筑小工头“门里虫”,在“稻草人行长”内应下,成为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本市首富,其根本起家伎俩就是一个字“骗”。

为了接市里一个大项目,“稻草人行长”在襄江市把他吹成一个大老板,一个在老家福建很成功的儒商。市领导要带队到“门里虫”老家考察招商。于是“稻草人行长”找到“门里虫”家乡银行的朋友,“硬是把另外一个企业的招牌换了一天,挂成门里虫公司的招牌”,“门里虫”在接待上下足功夫,租了清一色的二十多辆奔驰车,一路从飞机场载着考察者朝企业开,又从企业朝酒店开,而这表演就成功了。另有一次,“门里虫”公司缺钱,要上一个大项目,到银行贷款,需要不动产质押,但是“门里虫”已经把不动产质押给另外一个银行了,怎么办?“门里虫”又通过“稻草人行长”,把已经质押过的不动产证复制,再做一份资料,继续在“稻草人”的银行贷款。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贷款,令人触目惊心。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和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已经成为严重突出的社会问题。特别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完善,法律制约机制还不健全,金融犯罪活动在有的地方日益猖獗,使国家财产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普玄的小说敏锐发现、清晰揭示了在各种美丽面纱下,不法分子肆意吞噬社会财富、聚敛巨额资金的故事,催人思考,发人深省。

小说生动描写了主人公陈三儿与黑社会打交道的经历。十年前,陈三儿曾经投资过酒店。开酒店之前,他先拜码头。但是没想到开业后不久,黑道就多次骚扰。一次为寿宴搅局,一次为菜凉了扯皮,还有一次,“20多个混混儿,一起赶到酒店,每人坐一张桌子,每人点一个青菜,从中午吃到晚上,其他的食客谁还敢进呢?”陈三儿为此“熬干了神”,他请这帮黑道的人吃饭,送礼品,和他们称兄道弟,大碗喝酒,他们表面上都答应,但是背后都翻脸不认人。最后,胖子陈三儿想到“以黑制黑”,他请市里更大的黑道出面,“喝了很多场酒,吃了很多饭,送了很多礼,黑道的人都是相通的,表面买几天面子,平静几天之后,骚扰变本加厉”。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黑恶势力一个时期内得到蔓延,他们以软暴力为手段,以攫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进行组织化犯罪,不仅与各种社会治安问题相交织,威胁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损害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且还向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渗透,严重侵蚀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甚至危及到基层组织的稳定性。普玄的小说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摹写了黑社会性质的违法,剖析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小说还深刻提出了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马厂长”本是一个商海中游刃有余的能人,他接手酒厂后,通过压缩老产品,打造新品牌,仅用一年时间,实现开门红,救活了酒厂。为了改制,他争取酒厂转到一家大企业名下,换了主管单位。但那家大企业二级公司的邹姓董事长,为了独享成果,把马厂长调到省城担任副总,指派自己的侄女婿也就是他的司机购买了酒厂。酒厂最终评估核实的资产只有四百万。邹姓董事长侄女婿连这四百万也没出,而是向一个长期给酒厂供应酒瓶子和包装盒的供应商借,供应商在他们指定的银行把四百万打进交易指定的银行,标志着交易和购买企业成功,但是这四百万转了一个圈后,没有给酒厂,又还到供应商的卡上。购买酒厂实际上竟没有花一分钱。就这样,通过恶意选择评估基准,对国有有形资产高值低估,然后“空手套白狼”,一家生意兴隆、前景看好的国有企业就落到个人手里。普玄在小说中以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展露了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淡漠是最大的问题,麻木是最大的忧患。普玄的存在启示我们: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必须以文学的形式,对繁杂现实予以独特呈现,对幽微人性予以痛切观照,对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予以深入揭示,回应现实的召唤,担承历史的使命。

注释:

①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鲁迅:《致尤炳圻》(1936年3月4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③贾植芳、苏兴良、刘裕莲、周春东、李玉珍:《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④房德胜、陈春英:《鲁迅传统与新时期问题小说的创作导向》,《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

⑤冰心:《从“五四”到“四五”》,《文艺研究》(创刊号)1979年5月。

⑥雷达:《1990 年代长篇小说述要》,《电影艺术》2000年第6 期。

[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