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话剧70 年的发展，是不断探索实现人类正面价值的艺术过程。从继承解放区传统到吸纳探索戏剧成果，再到不断创新，通过70 年的艺术实践，在战争生活与和平军营生活两个题材领域，军旅话剧形成了情怀阔大、表现细腻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并且，它越来越超越工具意义，在展示情感意义、体现价值意义、兼顾风格意义、产生文化意义等方向上，不断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一直进行着从传统到创新的艺术成长。

关键词：军旅话语 70 年 美学风格 艺术成长

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军旅话剧是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形势配合得最为密切的一个。其在宣传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宣传性与教育性已经成为军旅话剧的一个突出特色和显著传统。

中国当代军旅话剧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所谓“红色戏剧运动”，主要是指在战争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为了配合战时需要的灵活的舞台艺术形式，以独幕剧为主，所表现的也是当时的战争生活，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鼓舞官兵士气。为了适应这一目的，戏剧的演出者与组织者们自然地要选择为广大官兵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可以说，“红色戏剧运动”在苏区根据地的“反围剿” 以及其后的长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奠定了基础。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点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文艺的功用问题，其二便是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就军旅话剧而言，在20 世纪50 年代直至其后很长的时间内，作家们都在有意识地实践着《讲话》精神，在思想性、时政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开创了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军旅话剧时代。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前后，在和平年代文化语境中和世俗化潮流影响下，军旅话剧的取材范围上才有所拓展、艺术手法才有了更多变化。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更是保持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姿态，在表现手法和审美风格上不断创新。

一 “前17 年”：继承解放区传统

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美学风格，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亦即文学史上通称的“前17年”的军旅话剧延续了解放区戏剧的传统，集中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战争与军旅生活，坚持民族化大众化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各个军区都成立了专业的文工团和话剧团，也有了专业的作家队伍。除了书写战争记忆，他们实践《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深入部队，将正在发展中的军队与军人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就题材而言，“前17 年”的军旅话剧主要有革命战争生活和军队问题与矛盾两个方面的内容。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所云平的《军人的性格》（又名《在前进的道路上》）、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剧作家们对过去战争生活和当时军队生活的熟悉。

对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战争生活并不遥远，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从战争中走来，刚刚拂去昨日的征尘。对于战争生活，他们有着丰富的积累、鲜活的感受，所表现的战争生活也比后辈戏剧艺术家们要更为真切、自然。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和《战线南移》都是得益于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对这支部队的熟悉和了解。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同样时间跨度大，表现内容丰富，但与《战斗里成长》所不同的是，它的戏剧线索更为复杂，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也更为广阔，这是作者试图以史诗的方式表现长征的一次尝试。《井冈山》也是陈其通创作的具有史诗风格的话剧，表现了我党从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秋收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表现了革命的艰难以及革命党人的胆识与气魄。与以上两剧或侧重于表现革命战争的恢弘史诗，或侧重于表现农民军人的成长历程所不同，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表现的是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的血肉深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面临着由战争到和平环境的转折。在这一重大的转折面前，必然会存在许多新问题，出现许多新矛盾。《军人的性格》与《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在当时具有代表意义的两部重要作品。前者表现了我军在前进道路上所必然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后者所表现的则是一群经过了长期战争生活的军人们在进城后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

从艺术上来看，“前17 年”的军旅话剧一方面进行着现实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与浪漫主义激情的磨合，另一方面有着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美学追求。

现实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与浪漫主义激情的结合熔铸出中国当代军旅话剧独特的美学风格。“浪漫主义激情”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民族情感，作家们在这种情感的激励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挖掘与张扬我们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豪情，表现出一种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昂扬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而他们作品中更多洋溢的是一种慷慨赴死的激情、献身于理想与信念的虔诚与圣洁、革命者之间的坦诚与信赖的素朴情感—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当代军旅话剧的总体风格基调：凝重大气、慷慨激昂。

中国当代军旅话剧在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上所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然而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激情”，在相当程度上也表现出了某种异质性，既不同于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流派和浪漫主义艺术表现手法，也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有一定距离。它是特定年代赋予作家并通过剧中人物的舞台动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这也是作家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对于往日的革命战争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往往热情多于理性，激情洋溢的颂扬多于冷静理智的思索。表现在作品中，他们更多地以群体的情感代替个体的情感，对艺术形象阶级性的揭示超过对他们丰富心灵世界的揭示，即便有的作品涉及较为隐微复杂的个人情感，但还没有完全来得及展开便被湮没在阶级性或群体性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浪漫主义激情”对于现实主义戏剧的一个损害。“浪漫主义激情”对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损害，表现在戏剧结构的编排以及戏剧矛盾冲突的营造上。戏剧矛盾冲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剧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当代军旅话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军旅剧作家们对于过去的战争生活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部队现实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回溯“前17 年”的中国当代话剧，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军旅剧作家们对人民军队的历史与现实的激情投注—在这种激情的投注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加进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而这种理想主义反映在作品中，便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现实主义艺术应有的力量。在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描述中，作家们更多地注意到了革命必然胜利的社会总体发展趋向（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革命胜利大团圆”的结局），而忽略了革命战争中流血与牺牲的惨烈与悲壮；在对革命者的情操揭示上，更多地突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忽略了对他们丰富内心世界的揭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形象本身的魅力。这种矛盾冲突方式发展到“文革”时期，变成了以概念图解生活。整个舞台上除了政治斗争便是政治口号，这已经是对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戕害了。

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美学风格是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解放区文学直至“前17 年”中国当代文学共同的美学追求，中国当代军旅剧作家们也以自己不懈的艺术尝试，实践并确立了中国当代军旅话剧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美学风格。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戏剧结构上。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截取了最具表现力的几个生活片段；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所截取的也是长征中的几个片段；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戏剧结构所依赖的则是一个具体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前17 年”军旅话剧中，剧作家很少采用锁闭式戏剧结构，而广泛运用开放式戏剧结构。这是因为，开放式戏剧结构因其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而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前17 年”戏剧在追求民族化美学风格的同时也实现了戏剧艺术的大众化。其次，“前17 年”军旅话剧所展示的“革命胜利大团圆”的结构方式以及惩恶扬善的道德标准，也与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相吻合。《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豹子湾的战斗》等战争题材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一次战争的胜利或主人公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来作为戏剧的高潮。作者所颂扬的人物，不但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同时也是符合民族传统理想的正义与道德的化身，作者所批评与讽刺的，除了落后于主流社会的思想观念的人和事外，便是不符合传统审美的道德理想。譬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陈喜之所以在当时引起了那么强烈的轰动，是因为即便抛开剧中的阶级斗争不论，这一形象也与传统戏曲中的“负心汉”多有吻合之处，剧作家流露出的批评态度也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标准。再次，剧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的美学追求还表现在对民俗、民风的有意展示。《战斗里成长》中的民俗民风更多的是通过人物富有个性色彩和地域色彩的台词来展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的乡土风情的展示，《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春妮个性化的动作和语言，《我是一个兵》中具有浓郁民间特色的诙谐与机智等，都无不显示着这一时期军旅话剧所具有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大众化的清新素朴的美学风格。

总体看，无论在现实主义题材处理方法还是在美学风格追求上，“前17 年”军旅话剧都继承了解放区传统。

二 1980 年代：初步的艺术探索

“1980 年代戏剧”是以对“文革”的反拨拉开序幕的，作为这一时期开山之作的《于无声处》及其后的一批剧作，都以特定时期政治情绪或政治情感的表达为特征。因而，1980 年代初社会问题剧的短暂繁荣属于“题材热”，无法触及戏剧艺术本身。也正是在社会问题剧引起的戏剧艺术困境中，1980 年代中后期，戏剧界发起了“戏剧观”讨论。伴随着艺术家们的探索与实践，一批具有探索意义的话剧应运而生，“写意戏剧观”“间离手法”“动作性”“戏剧是综合艺术”等戏剧观念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后来的话剧创作。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这大大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力并使戏剧艺术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电视艺术的普及，进剧场看戏不再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戏剧观众严重流失。因此，尽管戏剧界内部“戏剧观”的争鸣搞得轰轰烈烈，“探索戏剧”也演得红红火火，却很难像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那样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也不再把“大众化”当作艺术上的必然追求，戏剧演出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的事情。

1980 年代的军旅话剧毫无疑问也受到了整体社会思潮与艺术思潮的影响，戏剧观的讨论和“探索戏剧”的出现必然对军旅剧作家们的创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特殊的政治任务也使得军旅话剧在吸收、借鉴当时的社会艺术思潮以及同时代剧作家创作经验的同时，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军旅剧作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政治情感的抒发始终规约着他们的创作。但异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是，军旅剧作家的政治情感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表层的、直露的颂扬与讴歌，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基于对党和国家、军队的热爱而生发出的深沉而自觉的忧患意识。冠潮的《向前向前》，王仁的《这里通向云端》，刘川的《生者与死者》，王培公、李东才、刘惦晨的《火热的心》，沈福庆的《流水的兵》等，将艺术探索的笔触伸向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左” 倾思潮对人们思想的戕害。可以看出，剧作家们是以一颗火热的心投入正在进行的改革，作品也凝聚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独特思考，而这一切也正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军旅话剧创作所缺乏的。但是，对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剧作家们“入乎其中”有余而“出乎其外”稍欠，在以艺术反映生活的过程中，拘囿于生活的表层而没能向着艺术与人性的深处拓展，没有提炼出更多的具有哲理意蕴的艺术形象；在戏剧矛盾冲突的营构上，也多以观念的冲突代替戏剧的冲突，因而，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性并不突出。但这些作品所体现出的忧患意识难能可贵，也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0 年代中后期，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为从个体生命出发对军队的发展进行思考，出现了一批无论在思想内涵的开掘还是艺术风格的拓展上都颇具分量的作品。它们不但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具有崭新的时代特色的军人形象，也把军旅话剧凝重大气的美学风格发扬光大。同时，借助戏剧观的讨论以及探索戏剧的实践，军旅剧作家们在现实主义原则基础上，也吸收、借鉴了戏剧革新浪潮中的一些新的戏剧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使军旅话剧出现了一些新的风貌。首先，传统的戏剧舞台时空的打破使得戏剧结构更加灵动自如。《九·一三事件》被作者命名为“自由体戏剧”，可见其艺术追求之一斑。这场人物众多，场景转换频繁的戏剧，如果用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很难想象是什么效果，作者完全打破了“三一律”“第四堵墙”等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表现手法，而运用中国古典戏曲的假定性原则和虚拟性原则，并以一位“解说者”的视角完成不同生活场的转换，既避免了叙事的凌乱感，也给观众全新的审美体验。《她们没有墓志铭》通过女战士们在狱中的想象，在过去时空与现在时空中自由穿梭，不但戏剧结构更加灵动，也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外化，大大丰富了舞台语汇和戏剧艺术的表现力。其次，对现实主义之外其他流派戏剧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也丰富了军旅话剧的艺术表现力。譬如《她们没有墓志铭》中以摇曳的油灯象征被俘的红军女战士们的生命；《中国·1949》一剧连舞台造型都颇具象征意味，倾斜多变的九根立柱、起伏断裂的平台、一架钢琴、一把椅子……尤其那把椅子，既是可以休息的用具，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结尾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用椅子抬着老大娘向着天幕走去时，其象征意蕴就更加明显，舞台的艺术表现力也就更为丰富了。

这些新的戏剧观念与手法在中国1980年代军旅话剧中恰到好处的运用，极大丰富了中国当代军旅话剧的艺术表现力。

三 1990 年代：稳定中渐进发展

跨入1990 年代之后，话剧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不但表现在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更表现在商品经济潮流对话剧市场的挤压与冲击。各个话剧团体都在焦灼地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道。商业的需求压倒了一切，艺术家们似乎也无暇再作1980 年代中后期那样的探索，即使偶一为之，也更多的是出于商业考虑而不是艺术本身。与地方许多话剧团体相比，军队话剧团体倒是享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军队话剧团体特有的体制优势使得戏剧艺术家们无须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为了商业而牺牲艺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承担起以弘扬主旋律、为部队需要服务的重任。不过，经过了几十年发展的中国当代军旅话剧已经逐渐摸索出在政治需要与艺术诉求之间保持平衡的办法，戏剧艺术家们也有了更多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因此，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地方院团为自身发展感到惶惑之际，军旅话剧倒显得颇为从容不迫，始终稳步向前。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剧作家们通常都是选取那些与当前部队现实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题材。但是，在书写这类题材时，剧作家们又不急着直接切入，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情感与命运入手，借助小人物的情感细节和命运沉浮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由此，1990 年代军旅话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 在生活的沃土上反映军营现实。

自觉以艺术配合当前部队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仍是1990 年代的军旅剧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不过，经历了几十年历练，加之不断地从前辈艺术家的创作中学习借鉴，他们已经可以很从容地处理现实需求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了。较之于1980 年代甚至“前17 年”的前辈作家，他们以戏剧反映现实的速度更为快捷。紧密配合军队现实发展，把表现重大的政治或社会生活作为选材要义，艺术视角始终追随着军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成为1990 年代军旅话剧创作的一个主要特色。我们知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精简编制、装备更新等，“科技强军”的战略被提上了日程。1990 年代军旅话剧在这方面跟得很紧，创作中即出现了以“科技强军”为主题的作品。郑振环的《摸天》以“神天六号”的研制过程为主体，通过我军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情感纠葛，表现了部队在“科技强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庞泽云的《炮震》则是通过一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的更新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揭示了部队要不断适应“科技强军”的新形势的主题。燕燕的《男人兵阵》以女参谋张扬在一个因军事训练过硬而闻名的连队的考察为主线，并通过张扬和男友、一心想争第一的连长战龙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过程，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理想与追求，并从侧面强化了科技强军的主题。在军旅话剧紧贴现实的创作中，1998 年抗洪也成为1990 年代末军旅话剧的重要题材。王海鸰的《洗礼》便是这一时期优秀的话剧创作。此外还有：姚远、蒋晓勤、邓海南的《“厄尔尼诺”报告》，韩静霆的《远的云近的云》，王焰珍的《空港故事》，王树增的《都市军号》，刘星、王嘉翔的《苏宁》，陈志斌、殷习华的《徐洪刚》，孟冰的《热血甘泉》，吕绍莹、王元平的《兵妹子》，邵钧林等的《虎踞钟山》等。这些作品或配合了部队发展的现实需要，或颂扬部队涌现的先锋模范人物，或表现军人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思想观念的嬗变与内心深处的矛盾，大体勾勒出了1990 年代部队发展所走过的历史足迹。但是，这类作品又不是直接地配合政治需要的应景之作，剧作家们在政治与艺术，表现重大社会问题与艺术个性的展示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有效发展之路，那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剧作家们对生活的体察与洞悉。也正因为善于体察入微，他们的艺术视角才能始终敏锐地聚焦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并从现实的发展中提炼出具有哲理意义的人生命题。在艺术创作表现手法方面，他们也不再从先验的理念出发，而是将艺术关注的重点指向生活中丰富复杂的人，并从人与人的故事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戏剧矛盾冲突。

第二，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人物。

善于从生活中提炼丰富复杂的矛盾冲突，并在紧张激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中塑造艺术形象，是1990 年代话剧的一个显著特色。王海鸰的《洗礼》没有从先验的观念出发，概念化地演绎抗洪官兵的英雄壮举，而是将抗洪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军队状况相联系，通过一个军人家庭的矛盾与纠葛表现出来。剧情主要围绕李家的家庭矛盾和自然界的洪水灾害两条线索展开，让这两条矛盾线索交织在一起，并在相互消长中展示一场洪水对这个军人家庭每一个人的精神上的洗礼。姚远、蒋晓勤、邓海南的《“厄尔尼诺”报告》中的郭海也是1990 年代军旅话剧舞台上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在这部剧中，作者完全采用了“三一律”的结构方式，展现了发生在离休老干部郭海客厅里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集中在从当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的24 个小时内，这高度凝练的戏剧结构传达了包括家庭关系、权钱交易、老年人婚恋、革命军人本色、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等多层次的问题，在有限的舞台时空中表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因此，《“厄尔尼诺”报告》中的人物才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厚重之感。

第二， 在艺术创新中追求史诗品格。

经过1980 年代的探索，1990 年代军旅剧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更为成熟稳健的心态。他们不再像1980 年代那样为某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而激动，而是注意兼收并蓄，并在不断借鉴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植根于火热的军营生活，在血与火的阳刚与豪放中表现青春的激情与浪漫，是燕燕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和《男人兵阵》有如燕燕戏剧创作道路上的并峙双峰，同时也形成了燕燕戏剧创作的独有风格：对现实的深刻揭示中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浪漫精神的抒发中又蕴涵着凝重的现实内涵。孟冰的话剧创作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虽然致力于“政论剧”创作，但他的《老兵骆驼》等作品充满了内在的诗意。姚远、蒋晓勤、邓海南早在1980 年代就开始了话剧创作上的合作，《迷人的海湾》《青春涅槃》等剧即为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无论表现历史还是现实，姚远、蒋晓勤、邓海南都立足于艺术上的创新，其风格既有现实的冷峻，也不乏浪漫的抒情。进入1990年代以来，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回归现实的趋向，《“厄尔尼诺”报告》即集中体现了其1990 年代创作风格。在这部剧中，作者严格地按照“三一律”的创作原则，戏剧矛盾高度集中、凝练，并在激烈的戏剧矛盾中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显示了扎实的艺术功力，并初步确立了平实、洗练的现实主义风格。王树增的贡献更多地建立在题材选择上的独辟蹊径以及对生活中的哲理意蕴的挖掘上。唐栋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岁月风景》和《宋王台》是其代表作，他的作品大都能从“大”处着眼，并注重挖掘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哲理内涵，剧作大都有一种史诗性的美学追求。

剧作家不同艺术风格的确立显示着1990年代话剧的成熟，因此，尽管1990 年代军旅话剧没有像1980 年代那样，出现某一题材上的热点或对某一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趋同，

但艺术家们却以他们各具艺术风格的创作照亮着中国当代军旅话剧的天空，也推动着军旅话剧进入了又一个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四 新世纪：进一步创新拓展

新世纪以来，虽然创作数量不菲，军旅话剧的整体艺术水准却不乐观。所幸一些探索者一直在努力，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创作了一批既能有效弘扬正面价值，又能走进大众审美视野的军旅话剧作品。它们是：绍武与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姚远、蒋晓勤、邓海南的《“厄尔尼诺”报告》，王俭的《爱你不容易》，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②，姚远根据江奇涛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姚远的《沦陷》，孟冰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这是最后的斗争》（又名《大过年》）、《生命档案》，王宝社的《独生子当兵》《独生女—让你任性》等。这些作品在情感意义的挖掘、价值意义的确认、风格意义的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同时，大多军旅话剧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亟需我们认清和修正。

首先，自上世纪末期以来，军旅话剧就开始了艺术视角的拓展。这种拓展既表现在展现军人情感世界时，放弃提纯、还原真实的努力；也表现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胆识上。

探索军人丰富情感世界的剧作一方面开始将爱情故事作为主体，且关注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并不以打造爱情神话为目的；另一方面直面革命者多样的革命动机，放弃刻意的提纯，还原人物个体性原初困境，展现人物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成长历程。《爱的牺牲》《我在天堂等你》《马蹄声碎》等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作品突破了人们对革命历史剧的惯常期待，让人们看到：原来，剧作关注的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因此，英雄既具有真实美，又具有理想美、人性美。在此基础上，革命历史的讲述方式有多种可能，军旅话剧的审美趣味也能丰富多样。一旦放弃提纯，还原真实，我们就会发现：无论革命历史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部队生活都面临过或小或大的问题。小到战友间的日常矛盾，大到纪律意识、理想信念。无论大小，说到底，都是价值观念的问题。以往，军旅话剧只展现部队生活积极的、正面的、令人感佩和振奋的一面，仿佛部队是真空，不受任何私心私欲的影响。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剧作家开始直面问题，在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价值的重塑和确认。绍武、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与姚远的《马蹄声碎》等剧作即不回避部队内部问题，大胆暴露战友间的矛盾，暴露主人公的缺点。来自内部的问题并不可怕，我们总会妥善解决。可怕的是来自外部的问题，尤其和平年代、消费时代的世俗欲望，时时威胁着我们的信念与操守。《这是最后的斗争》《爱你不容易》等剧作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的苦恼。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个性与纪律的冲突、金钱对操守的考验，通过这些与人的情感需要、自我意识、世俗欲望相关的话题，新世纪现实题材军旅话剧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下社会病灶，以及这些病灶对军人生活的负面影响。在一向以肯定、歌颂为主调的同类作品中，这两部作品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从军营到社会，再从社会回到军营，关注交互影响，是军旅话剧视野开放的表现。尤为可贵的是，面对新时代文化语境中我们精神领域出现的价值模糊、理想褪色等问题，姚远、孟冰、王俭等剧作家以诚实的态度不避矛盾，而是从矛盾和问题中确认主流价值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指明方向。

其次，配合人性化主题、日常视角和“问题意识”，当代军旅话剧弘扬主旋律的艺术方法也丰富起来。1990 年代以前，我们的军旅话剧保持的是正襟危坐、语重心长的正剧传统。除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的喜剧性作品。近些年，姚远、王俭、王宝社、孟冰等剧作家，在处理严肃话题时，普遍采用了轻喜剧手法，以重话轻说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当军旅话剧一改凝重面孔，不仅武警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的王宝社的《独生子当兵》《独生女—让你任性》等纯喜剧作品广受好评，作为艺术手段的喜剧手法，也受到军旅剧作家的普遍青睐。我们看：面对《“厄尔尼诺”报告》的沉重主题，郭鲁兵的调侃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我在天堂等你》中，白雪梅与欧战军的第一次见面，也非常俏皮、有趣；姚远的《马蹄声碎》，在艰险环境里，轻微耳聋的田寡妇和口无遮拦的张大脚制造了不少笑料；《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中，毛泽东始终睿智而幽默，使“政论剧”充满生活色彩，笑点很多；《这是最后的斗争》也有多处调侃、反讽。对军旅话剧而言，喜剧手法的使用不但意味着一种形式解放，尤为重要的是产生了寓庄于谐、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起到了亲近大众的审美作用。

再次，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创作者还格外注重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从话剧本体性而非工具性价值出发，寻求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去碰撞、去打开接受者的心灵。诗化抒情是近年来军旅话剧显示艺术魅力的另一个有效手段。事实上，诗化抒情历来是舞台艺术重要的表达手段。近年来，军旅话剧广泛吸纳了当代话剧舞台表现的写意手法，努力探索舞台艺术空间，让色彩、造型、音乐、灯光都参与叙事，充分发挥戏剧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增强舞台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诗化意象和仪式化场景，是近年军旅话剧较为常见的强化抒情效果的艺术手段。《生命档案》《我在天堂等你》《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马蹄声碎》等作品都恰当运用了唯美的诗化意象和神圣的仪式化场景。因为善于使用抒情性舞台语汇，近年军旅话剧在传达主流正面价值时，便不再过多使用主人公独白、旁观者评论等宣讲模式，而是追求以情动人，情大于理。这样，从剧情构思到舞台创意上，被作为艺术品经营的剧作，便既是艺术的，又是文化的。

新世纪以来，《我在天堂等你》《马蹄声碎》《这是最后的斗争》《生命档案》等优秀的军旅话剧作品，通过放弃提纯和还原真实的情感挖掘、发现问题与指明方向的价值确认、喜剧精神与诗化特征的风格拓展，已经在文化层面潜移默化地实现了精神和艺术功效。

文学发展历史无数次证明，人类共同价值与共通情感具有永恒意义，关键是选择何种艺术方法实现这种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话剧70 年的发展，就是不断探索实现人类正面价值的艺术过程。从继承解放区传统到吸纳探索戏剧成果再到不断创新，通过70 年的艺术实践，在战争生活与和平军营生活两个题材领域，军旅话剧形成了情怀阔大、表现细腻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并且，它越来越超越工具意义，而在展示情感意义、体现价值意义、兼顾风格意义、产生文化意义等方向上，不断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始终进行着从传统到创新的艺术成长。

注释：

① 本文将收录于《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一书，该书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话剧《我在天堂等你》有两次舞台改编。其一为2002 年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舞台演出版，孟冰、王焰珍编剧，王群导演；其二为2003 年解放军艺术学院舞台演出版，黄定山编导。

[ 作者单位：张鹰 解放军出版社谷海慧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