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我问她家里是做什么的。她说她爸爸在中国作协上班。我很奇怪地问：“做鞋？做什么鞋？”大家都笑了。小朋友告诉我：“不是做鞋，是作家协会。是许多作家聚会的地方。”

我愣了，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作家协会这个名字。

小女孩告诉我，那个叫中国作家协会的单位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很大，有花有树有藤萝架、有回廊、有假山，最后面还有二层楼。她们经常在那里捉迷藏。我很羡慕。

我童年的印象中，中国作协是个大花园。作家就是令人敬仰的人。

60年代初期，我上中学。

我的邻居老先生（老焱若）为首都剧场设计转动舞台，带着我们几个邻居的小孩到首都剧场参观。参观的时候，有人说文联大楼（现在的中华书局）就在隔壁。文联的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在楼里。我很高兴！参观完首都剧场，我怀着好奇和疑问的心情，来到了大楼门口，想上去看看。

传达室的人问我找谁？我只好回答找作家。传达室的人笑了：“学生，这里不是看热闹的地方。这里是办公的地方。”我又说：“我知道中国作协在四楼。”传达室的人说：“知道在四楼也不能随便进呀！”我只得怏怏而退。

那时候的我，心里总想到作协看看，看看作家都是什么样子的。可惜没有机会。

十年动乱开始，作协、文联大楼一片混乱。及至到了动乱后期，听说中国作协搬到了沙滩北街2号《红旗》杂志社的院子里，我终于走进这个大院。

发现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个二层临时搭建的板房里，我不免有些失望。那时候的作家，头上的光环都被打翻了，但是我依然想看看从板房里走出来的作家。

一个工作人员笑着告诉我：“作家不常来。”

之后，“四人帮”被打倒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真正的作家，我见到了严文井先生、金近先生、马振（马萧萧）先生，还有许多作家前辈。他们都看过我的不成熟的稿子。

严文井曾经对我说：“不是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写成文章的，不但要选择，还要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素材”。这样的话我牢记在心。金近不但给我的稿子提意见，还把稿子推荐给杂志社。马振先生曾给我回信，谈对稿件的意见。马振先生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对我们说：“迎着阳光站，把影子留在身后。”

他们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在文学创作上有所进步，在如何为人处事上也明白了许多道理。

多年前，我荣幸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在我的心里不再是一个机关、不再是一个单位，更不是一座楼房或者一座花园。它在我的心中是一群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人的集合，他们的才华团结在一起发出了激情和光亮。他们继承，他们传播，他们感恩，他们点燃希望。他们告诉我，未来的痛苦和挫折属于你们，未来的光荣也属于你们。

今天，在这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我要由衷地感谢中国作协。祝福中国作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