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1953年10月，改称为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作协推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潮的号召下，1954年11月8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93年更名为现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西安市东门里与有名的“张学良公馆”相邻的一条坐东朝西的深深院落，原来是爱国将领高桂滋的公馆，将军离世后，先为中苏友协，后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我知道它，是因为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延河》文学编辑部。1976年，陕西作协恢复工作后，我也从东木头市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迁移到这里的《延河》编辑部，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到2005年底退休。

在几代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的穷困家庭中，我算是一个幸运者，九岁时进入村边一个破庙改建的有三间教室的村初级小学上学，并顺利升级到附近的小学读五、六年级。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高个子、大眼睛，能写几句白话诗的文学爱好者，他以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很快使我爱上了阅读和作文课，并且在班级脱颖而出，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次在他的课堂上，我突然感冒发烧，他让我躺在他以宿代办的单人床上，泡了芦根水喂我喝，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一本叫《保卫延安》的书。看我喜欢，他就给我讲军旅记者杜鹏程发奋写作的故事，并将书借给我拿回家看。经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和一个星期天，到了星期一，我竟然将这本书看完了，老师很吃惊，怀疑我是否真读完了。为了证明我读完了，我就给他讲了书中主人公周大勇的故事，并将团政治委员李诚对他说的“一个人要保持对日常事物的敏感”的话背着给他听。老师高兴地将此事讲给校长，校长又传遍全校。

到了中学，我便知道西安市建国路71号有个作家协会，作家协会出了一本杂志叫《延河》，上面经常发表杜鹏程、王汶石、柳青、魏钢焰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初中时，我的一篇课堂作文被语文老师称赞，说你这篇作文可以投给《延河》编辑部。我从作文本上将它撕下来，竟有十多页，没有大一点的信封，我就将它卷成一个卷，外边包一层白纸，写上建国路的地址。我当时不敢署真名，就写上我和一个少年伙伴两个人的乳名。在邮局柜台盖上“邮资总付”的戳子后，邮局工作人员让我投进外面的邮筒，邮筒的口太小，塞不进去，我就将稿筒压扁硬塞进去。

天天等，夜夜盼，直到暑假的一个傍晚，大队长把我叫到村中大队部门口，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你俩得是告状呢？退回来了，好好的娃不学好！”我羞愧地拿到家，看到的是一个油印的退稿笺：“不拟刊用，原稿退回，请查收。”母亲看到我偷偷藏什么纸，也以为我告什么人，一脸忧伤地劝我：“娃呀！咱穷家小舍，可不敢再惹什么事。”杜鹏程、柳青和西安建国路71号，从此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学的圣地，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想不到的是，经过六年大学文科的学习和一年多部队农场的劳动锻炼，我竟然被分配到包括陕西省作家协会、剧协、美协、音协四个单位的刚刚恢复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并被安排到文革后复刊改名的《陕西文艺》编辑部评论组。正是在这里，我见到了刚从陕南、陕北、关中各地落实政策，重新回到城里的胡采、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等星辰般的文学大家。柳青给我们讲：文学是“六十年一个单元”，要进“政治、生活、文学三个学联”，王汶石给我们讲一个党员应具备的“信仰”，杜鹏程一字一句帮我修改习作，李若冰给我们讲“作家、战士”等等，使我明白怎样做一个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奋斗不息的文学工作者。

正是在这里，在建国路71号院落中，我陆续认识了后来成为大作家并成为亲密文学朋友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李国平、红柯等陕西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

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感慨不已。退休后有一次我去陕西省作协大院办事，从80年代初新建的三层办公楼出来，正好遇见已经成为新一代陕西文学界的佼佼者周瑄璞走进来，我在这里曾多次遇见过或来开会或来送稿的她，虽然我同她早已熟悉，但还是习惯性地招呼：“你也来了！”她一愣说：“我来上班！”我才猛然醒悟：主客已经易位，她已成为这里的一位新主人。顿时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玄都观中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上世纪70年代的建国路71号曾经辉煌过，从延安走来的柯仲平、柳青、胡采，又走过了从关中大地走来的陈忠实，从陕北黄土高坡走来的路遥，而50年代出生的贾平凹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席；除了贾平凹，平房变高楼的建国路71号省作协，我认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连在这个院中玩耍长大的儿女们逢年过节，寻访我当年的“旧居”，还要被保安部门派来的门卫盘问登记。与此同时，是如周瑄璞这样的文坛新人，从这里走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