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三十年前的生死豪赌，赌的是我的一条命。

高考前夕，我看着模拟考成绩一次比一次好，不由得踌躇满志。吃饭时，大姑妈却迟疑着，说：“你小时候……嗯，现在能考上一般的本科就很不错了。”我有些愕然，才意识到，大人们并未淡忘这事。然而，我记不得多少了。多数情节，是从爸妈口中得知的。

爸妈曾经一遍又一遍讲起这事，当着自家人或亲朋好友的面。你讲一个情节，我补一个细节，一遍遍讲述后，那些早已消逝的日子仿佛获得了无限的延展性，比真实的生活还要真实。我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又像是凭借了言辞的灯火，望向那记忆不能烛照的昏昧渊林。我已经分不清，哪些细节是自己真正记得的；哪些细节，是因了爸妈的讲述而想象的。

这件事发生时，我才三岁多——

某一天，我感冒了。到县城医治，护士扎针多次，都没能命中静脉，阿爸和护士吵了几句，来了一个手法娴熟的护士，说血管太细，将针扎进了我的脑门。我至今记得，我半躺在街边小诊所的藤椅上，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大姑妈来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罐头。不多时，大姑妈买来一个菠萝罐头，摇一摇，玻璃罐里一瓣一瓣黄色的菠萝，在糖水里沉浮。我抱着罐头，继续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

这个情节是如此深切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我一直记得，这是后续的治疗，然而，妈坚持说，这是之前的事了。灾厄的到来，是在这之后三四个月。

那天，家里割谷子（水稻）。早上起来，妈给我用开水泡了一碗白米饭，米饭里放了稍许白糖。我用勺子舀了饭，却没吃进嘴里，而是鼻子额头到处抹。妈让阿爸看。阿爸蹲下，捏住我的手，将勺子喂进我嘴里，刚一松手，我又将勺子抽出，鼻子额头到处抹。爸妈忙带我到县医院，初步诊断后，怀疑是脑炎，须得立即作进一步检查。家里正割谷子，那是半年的收成啊，怎么办呢？爸妈决定先带我回家。回到家里，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一天里收尽了田里全部的谷子。到得晚上，爸妈再次将我带到县医院。

抽血，抽脑脊液，种种化验做下来，确定无疑了，是脑炎。

我住进病房。后来，想起这病房，我总想起初中宿舍，光线昏暗，床铺拥挤。病房里住了六七个小孩，最大的不过十来岁，得的都是脑炎。爸妈说，那年脑炎很“流行”。陪护的大人们或坐或站，让本已拥挤的病房愈发拥挤。我躺在靠窗的位置，窗后一座小山——近三十年后，我陪妈到县医院看牙齿，特意查看，住院楼后是否紧挨着山。我的记忆没错，还真挨着，是几十米高的石鼓坡。

不久后，病房里又住进一人。大概十四五岁，是个大孩子了。妈说，他刚住进来那晚，病房里沉闷的气氛，被这孩子的妈妈打破了。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她大着嗓门说，我家小娃没事的，他爸取钱去了，家里不缺钱，我们医得起……然而，到第二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钱取来了没有，那孩子已然断气了。女人哭得声嘶力竭，孩子由沉默的父亲横抱着出门，长长的腿耷拉着，碰到门框上。妈说，她和外婆吓坏了，忙用裹被的带子将我的一只手绑在床头，生怕我的“魂灵”跟了那死孩子走。

刚开始习练小说这种虚构的技艺，这段记忆便难以阻遏地跳出来，成为小长篇《刻舟记》里的一个重要细节：

“我漫长生命中第一个来访的记忆正如一片孤零零的胚芽……窗户被一座矮矮的山塞满了……一个女人从玻璃窗下端走上小路……她缓慢地往上走，两只手费力地托着一个白布单包裹的孩子，孩子已经死去多时，小脑袋沿她的手臂垂下，小小的脸蛋浮现出青草的颜色。床上的孩子清楚地看到了这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同时感到自己正缓慢上升，跟躺在摇篮里没什么两样，甚至比那还要舒服……”

这情境固然有许多小说化的演绎，但现实里，我确有这么个模糊的印象。一个女人抱着死孩子上山。也许只是一个女人抱着一包肥料上山。是我把肥料附会成了死孩子？肥料，死孩子，于宇宙来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的病况持续恶化，日日高烧难退。退烧针打了，没什么效用，得物理退烧。然而，医院里冰块奇缺。怎么办呢，阿爸只好出门买冰棒。整整一箱冰棒倾倒在我光溜溜的身上，冻得我皮肤通红，嘴唇发紫，仍然没把烧退下去。这细节，我隐约记得起来的，冰棒散发出的香甜、冷冽的气息仿佛仍升腾萦绕在周身。那是我平日里想吃又吃不到的冰棒啊。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化成水。

有天晚上，某种我必须的药告罄了——爸妈说了具体是什么药的，我记不得了。怎么办呢？这时候，给我打针的护士说，她家里存有这药的。阿爸问小护士，能不能去她家里拿药。小护士同意了。就这样，阿爸骑单车，带着小护士往她家里赶。路不近，又没路灯，只有一轮月亮朗照大地。拿了药赶回医院，已经是三四个小时以后。

突发情况一个接一个。多年以后，爸妈讲起来，仍然提心吊胆。然而，我最终大难不死，又让他们得以轻松地说笑。比如，爸妈说，我刚进医院，医生过来检查，看到我的脚掌特别宽，竟找了尺子来量。阿爸很恼火，说你们不忙着看病，怎么忙着看脚啊。——爸妈讲述这事儿时，不再气恼，反倒笑出声来。再比如，我刚住下第一晚，在床上搞了件大事。爸妈没在医院待过，全然不知如何处理。情急之下，把我抱起，卷了床单，换到没人的隔壁床上。次日护士来查房，发现情况，捂着鼻子，连连问，哪个干的啊？昨晚住这儿的是哪个啊？爸妈心中有愧，又难免有种恶作剧的快乐，只能别过脸去，装作毫不知情。

这几件事里的护士，是同一位么？爸妈没说，我也没想起来问。爸妈和那位救急的护士一直有联系，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她。在县城路口接我的，是她二十岁出头的女儿。三十多年前，她还没到她女儿如今的年纪。她叫做李保翠。现在大概已经退休了吧？

我的病况，仍在不可遏止地加重。每次挂吊针，我都浑身疼痛，痉挛成一团。爸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能怎么办呢？家里世代务农，爸妈连医学名词、药剂名称都很难记清，更不认识什么有名望的医生。

又有人走了。家属哭声一片。外婆再次将我的手腕绑在床头。

爸妈发现，旧的人抬出去，新的人抱进来，进进出出，竟没有一个人是治好了走的。

阿爸每天到水房打开水，渐渐和烧水师傅熟识了。爸妈常常说其他，却从没说过他的名字。这位我不知名姓的烧水师傅，向阿爸介绍了个人，姓杨，名剑中，在县城中药铺卖药，偶尔也给人看病。病笃乱投医，阿爸觉得通过“熟人”介绍的人，更值得信任吧，便托烧水师傅请杨医生来看看我。到了晚上，杨医生果然来了，望闻问切一番，开出几味中药。此后每隔一两天，杨医生便会悄悄在夜间过来。阿爸拿了中药，到开水房，托烧水师傅帮忙煎药，煎了几道，浓缩成近乎糊糊状的一小碗，偷偷端到病房给我喝。

之所以这么偷偷摸摸的，是因为杨医生说，不能让县医院的医生们知道。如果他们没医好的病人，让他医好了，大家今后就不好见面了。

几天后，我渐有好转之色。爸妈自然很高兴，然而，医生来了，一针下去，我又痛得全身痉挛，蜷成一只大虾。一天，医生打完针，又要从我的脖颈处抽血化验。爸妈悄悄让我喊疼。我一喊疼，爸妈就挡在我面前，不让抽血。

终于，爸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出院。

医生非常不解，说如果你们家执意出院，这小孩顶多还能活三天。三天！这两个字一再出现在爸妈的讲述里。后来读到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立马想到的就是这个。三天，三天光明，三天生命。阿爸问，那如果不出院呢？还能活几天？医生不说话。

爸妈是怎样的心情，犹疑？伤心？绝望？他们没有讲。

爸妈抱着我，毅然决然往医院外走。

爸妈带我去找杨医生——这是爸妈一遍遍讲述的重点。妈说，他们找到杨医生所住的小区，上楼后，站在门口，敲门，没人应答，再敲门，还是没人应答。是不是赶街去了？阿爸决定到街上去找找，又恐杨医生回来后错过，就让妈抱着我，守在楼梯口。妈看着阿爸下楼，转出小区，到街上去了。这时，听见有开门声。杨医生端个痰盂，从门框里走出来。杨医生回头看妈一眼，完全不认识的样子。妈和杨医生虽然见过，却没说过几句话，和他打交道的主要是阿爸。妈一时慌乱，杨医生转过头去，走向走廊另一端，从别的楼梯下去了。妈忙冲大街上喊阿爸，不多时，阿爸跑回来了，气喘吁吁上楼。

“他一直在里头！才端着个痰盂出来了……”妈在复述这句话时，仍然是焦急的语气。不多时，杨医生端着痰盂，上楼来了。见到阿爸，杨医生才说，“哦，是你们家啊。”杨医生对不认识的人上门，一直是心存警惕的。

阿爸说了出院的事。杨医生说，不让抽血是对的，再这么折腾下去，小娃哪里受得了。阿爸问杨医生，还有救吗？杨医生又一番望闻问切，说，吃他的药，保管我“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爸妈听了自然高兴，又不免有些狐疑。

我们一家住到外婆家。骑单车从县城到外婆家，用不了半小时。我们住二楼，为了吃药方便，煎药的炉子也放在二楼。每天要煎好几次药，药渣被外婆扔到路上去，让行路人踩踏。在外婆看来，踩踏的人越多，我身上的病就能被带走越多。白天黑夜煎药，楼板长时间受热，有一天，竟烧起来了！所幸扑救及时。挪开炉子，楼板上破了黑乎乎一个洞。

炉子挪到了楼下石阶边。炉子一天天烧着，药罐子一天天咕嘟咕嘟着。药喝完了一碗还有一碗，一碗比一碗浓稠，一碗比一碗苦涩。每喝完一碗药，我会用一柄黄铜小勺喝糖水（抑或麦乳精？），多少可以甜一甜嘴。小勺在唇齿间留下一股浓重的金属味儿，让我久久不能忘却。中药的苦涩，似乎已深入了黄铜的内部。

汤药如海，药海无涯。这天中午，我不愿意喝了。喝那碗药，就如逼迫我纵身入海。

记忆里，这是在家中耳房发生的事。但是妈说，这时还在外婆家。我们都清楚地记得，阿爸给了我一巴掌。阿爸是木匠，常年干活，手又糙又重，打在脸上，我的鼻子涌起一股咸腥味儿。就记得这味儿。我没向爸妈求证，当初是否真的流了鼻血。

妈说，本来她也恼我不喝药的，阿爸打了我一巴掌，她又很心疼，心头被“针扎了一下”。大姑妈也说阿爸，怎么下手那么重。

我大概是哭了吧？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大碗中药，终究没能避开。

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杨医生所说的，一一应验。

爸妈不忿于县医院医生们对我的判决，特意带我去医院看那位小护士李保翠。看到我走进医院，医生们很惊诧， “这小娃，还活着，真是命大啊！”

我走路时屁股一扭一扭的。爸妈问杨医生，“阿会是后遗症？”都担心，我今后走路会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那样。杨医生让我再走几步，“没事的，针打多了，屁股疼而已。”又过了些日子，我走路正常了。爸妈总算松一口气。然而，爸妈又似乎一直没完全松下这一口气。直到我十七八岁了，他们看我走路，有时还会觉得，是不是有些“与众不同”。

爸妈更担忧我的智力，常说，他们从没想过我读书能成器。妈说，我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了，这场大病后，我整个人都呆滞了。在他们看来，脑炎是脑子上的病，智力受损是没法避免的。就连我自己，也时常怀疑，自己记忆力的差劲，是否当归因于这病。

高考后不久，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爸妈带我去看杨剑中医生。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县城一处僻巷开了一爿诊所。爸妈让我喊杨医生大爹。大爹背靠着一排排中药柜，站起来打量我，问爸妈，“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娃？想不到，想不到……”

病人不时来访，大爹坐在夏末明艳的日光下，和他们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开方子。病人们似乎也不着急，说话和动作也都是慢慢的。日光在诊所对面土坯墙上慢慢地移动。我很莫名地想，我当年真的被救过来了吗？我还活着，这是真的吗？

如果当年换作是我，我会做出和爸妈一样的决断么？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

经过多年科学教育的我，对中医总是抱持很大的怀疑态度。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医那些匪夷所思的“药”，同样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明白，西医没治好我，中医治好了，只能说明当年西南偏僻小县的西医水平实在有限，或者说，是我格外运气好，碰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我没法以一己经验评判中医西医的是非优劣。我能说的只是，我活了下来，从前前后后死了十来个人的病房里，独自一人活了下来。

这样的结果，时时提醒我，活着，是多么偶然，多么珍贵。

三十多年前，病房里那十来个孩子，我已无一有记忆。但他们终究是和我有过那么一段极为重要的交集的。他们都活在我赢来的每一个日子里。每当我对“生命”困惑不解，对“生活”疲于应对，我不免会想，或许正有十来双眼睛，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我。

2019年5月15日3:46:11

2019年5月15日13: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