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序子读过《异乡人》，让眼前这几个人一闹，真觉得卡缪这人是有点妙东西的。阿湛书读得透，自认卡缪比他高明。“你听！”他说：

“‘人，是社会中的异乡人。’

“‘历史并不是一切。’”

这类句子书里在在可见。他不写厚书，也不弄长句……有好多可学的角落。看来简单，开口一溜烟的顺气，情节荡漾在语言中，让你不知不觉吃饱故事，还打嗝。

他一九一三年生，爹是法国人，妈是西班牙人，在外国国家面积小，人跟人挤在一起，容易出杂种，不当一回事。卡缪一岁的时候他爹打仗死了，他妈带他住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外婆家，在外婆家长大。

鲁迅先生一八八一年生，大他三十二岁。

巴金先生一九〇四年生，大他九岁。我一九二四年生，他大我十一岁。

惭愧呀！惭愧，大不了我们几岁的人，名气和文学成就居然漫到我们中国上海这边来了……

（搁下眼前这段年轻朋友对话，联想到有关卡缪状况，觉得有趣，提前写出来。

卡缪《异乡人》之后写了另一个故事，叫做《误会》，平衡一种自己做不得主的叫做“命”的主题。写无限变化的死，让人心跳。

一个在外国发财带老婆女儿回乡的人，他妈和妹在乡里开了家小旅舍日子过得也不错。妈和妹都不认得他了。他改了个名字忍住高兴住在妈妹开的旅舍里（妻子女儿住在别的旅舍），又忍不住故意让妈和妹看到他的钱财，于是妈和妹半夜把他杀了。

这东西味道我好像哪里闻过！

是的，《原野》，曹禺先生勾通仇虎设计让瞎眼老太婆一铁棍砸死自己的孙子。

我当年在香港，老上“学士台”叶灵凤先生家借书、搓饭，好像也从叶先生那里听他讲过《湿发记》，说一个名叫袈裟的好女子，为了悔恨一次爱情的粗疏鲁莽，作了个自我惩罚保护丈夫的计划。跟情夫说定把丈夫灌醉，为他沐浴并洗了头发，让情夫摸准湿发一刀斫下丈夫的头。

其实她只是让丈夫喝醉睡了，湿发的是袈裟自己。

叶先生说这故事其实出自六朝人刘敬叔写的《异苑》，不是日本的《源平盛衰记》的发源，那要相差七百年去了。

日本作家菊池宽写的《袈裟之良人》根据的是那本《源平盛衰记》。一九五三年日本拍成电影取名《地狱门》受到欢迎之时我已回到北京，没有机会看到。

后来收到香港朋友们寄来一本《新雨集》，看到叶灵凤先生写的有关《异苑》和《湿发记》的文章，觉得六朝那位刘敬叔先生下笔真狠，把一个在黑暗中过日子的小女子写得那么亮堂，真是难得！

卡缪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我国反右炉火正旺的时候果然不负当年我们小兄弟的期望，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时年四十四岁。也恰恰在这个当口，我们那位上海小兄弟阿湛被定为极右派，发配宁古塔，从此消失在生死茫茫的天穹之下。

卡缪得诺奖三年后，一九六〇年，自己开了部车子，不知怎么搞的，撞死在半路上。才四十七岁。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一九四七年、一九五七年间说起这段文学因缘的理由。那十年间其实我们都不老，好多好多人都不老。多少年后有的人从老远老远地方被放了回来，有的人没这个运气……）

林景煌是泉州人，当年泉州平民中学的学生。巴金、朱洗、吴朗西跟陆蠡和好多先生都教过他。

陆蠡先生教的是理化。（！）

林景煌讲到陆蠡先生，开始是陆先生翻译的法国浪漫派诗人拉玛尔丁写的小说《葛莱齐拉》，然后是陆先生本人：

“陆先生只活了三十四年。

“第一任妻子余小妹是他表姐，一九三二年奉家长命令从泉州平民中学赶回家乡结婚，比较勉强;后来觉得妻子贤良体贴，深受感动，夫妻感情一天天增进。不幸妻子患了产褥热重病逝世。先生伤心地离开了故乡。

“一九四二年三月第二次结婚，妻子张苑君。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遭日军逮捕。

“一九四二年七月受害于日军牢狱中。

“陆先生是个责任心坚韧的人，巴金和吴朗西先生那时候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发展正奔忙于抗战大后方。上海文艺社所有重要材料和日常张罗都委托陆蠡先生。

“陆先生遭过日军的严刑拷打，顶天立地，不放弃责任，不背叛祖国，至死保持中华民族尊严。

“这不是神话，是活生生的人，我的老师。

“陆师母现在在愚园路中学做教务主任，我在那边兼了几节课，那边我还有一间卧室，课忙时住在那里。

“七月日是陆先生忌日，前两天我在报上写了篇不短的文章纪念陆先生，题目是：《爱人在纳波里》。

“借托陆蠡先生翻译过的法国诗人拉玛尔丁小说《葛莱齐拉》中那种爱情坚贞的诗意。”

“你怎么哭了？”韦芜问阿湛。

“是的！想到老蒋今天对待文化人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待中国文化人，不知道其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阿湛说。

“丈夫有泪不轻弹！”林景煌说。

“你是说，今天的文化人还不够伤心？”阿湛问。

序子说：

“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距离并不远，比如‘北洋’，比如‘五四’，比如‘抗战’，几个代表性的人物的脸孔就各有各的时代感。

“阎锡山这个人，你再怎么看他都显得比较‘古’，照起相来，插在老蒋一排队伍里头，就像上身名牌西装，下身罩着条大缅裆裤一样，怎么看怎么不是味。老蒋政权里有的是奇形怪状的人，如照相总有一个端了张藤椅子坐在中央的张静江、胡汉民之类，都没让人有这种不妥当的感觉。

“到了‘五四’，单就胡适先生面孔来说，你以后见过这种长相的没有？大脑门，不丑，简直一点也不丑的‘帅哥’。是面对斯人顿生好感的‘帅哥’。长长的、中间部分微显腰子形的、温和的、微笑的、让人放心的脸孔。这副重要脸孔背后的头脑里头还真生发出好多新主张、新行动;貌似轻率的文化播种，都丰收在历史的谷仓之中。

“至于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周作人先生。

“有谁怀疑过鲁迅先生像古人的呢？没有。

“他活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人。

“我生得晚，没见过他，当然，对我这个刻木刻的人比起你们要更亲一层。可惜，我念小学快毕业那年，他提前去世了。我倒是敢大着嗓门说，除少数一两篇有关外国美术方面翻译文章以外，所有文章我无篇不熟，也清楚左派文化斗争进程。

“他弟弟周作人先生长得比他‘古’，接近‘北洋’或‘东洋’味道。写文章和读书知识方面我倒是得到很大的益处。他做了汉奸，文化上我产生了个幼稚的动摇，甚至跟长相与作人先生近似的新朋友，心理上都有一定距离。好笑！不过，他的书我一直在读。

“巴金先生至今还没亲眼见过——（对林景煌说：‘我一直讲、一直讲要你带我去看看巴先生，这么久了……’林景煌说：‘你看我这么忙，我一有空就带你去，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又不是去见鲁迅。’）

“我在他出的书封面上看过别人给他画的像，像！应该是那个样子。不像古人，和现在人长得也不一样;一个那么多朋友的人，怎么没见笑容？那么忙的人，哪来时间写这么多书？”

“你想想，这世界有什么好笑？笑给谁看？他哪里有空？”林景煌说。

“啊？明白了！人要有空才笑！”韦芜说。

“咦？真的！我还真没见巴先生笑过。”阿湛说。

“不止笑，跟熟人朋友一起，话也不多。”林景煌说。

“哪本书上写过，柴柯夫斯基住梅克夫人家里的时候，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女仆悄悄告诉人，柴柯夫斯基先生在跟乐谱说话咧！巴先生的话怕也都写在书上去了。”序子说。

（巴先生写的和翻译的书，大部分我都读过;包括钱君匋先生设计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小长方块黑底白字的世界名著译本，包括书名和作者名浅浅地印在右上角的文学丛书……

我和巴先生接触不多，顶多和林景煌、黄裳、汪曾祺去过他家四五回，和他没说过什么值得记得住的话。五〇年我不懂事，从香港《大公报》开了证明到北京想参加少数民族中央访问团，巴先生恰好在北京，费了老大劲带着我在文化部各办公室找关系，都不得要领。茅盾先生也费了力气。后来只好回老家住了两个月，在城里乡下画了一些画，回香港开了个快乐的画展。

五三年从香港回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几十年书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