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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东坡》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第三本关于苏轼的专著，也是作者在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力作。有别于传统书法史的研究取径，衣若芬教授提出了“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的新视角来解读东坡书法。传统书法史侧重分析作品的结体、笔法、风格继承与创新，致力于为作品和书家找到书法史上的坐标和定位。然而苏轼作为一位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通才、影响力跨越千年的“文化英雄”，其作品意蕴和韵味远非单一的书法史地位所能涵括。“文图学”视角正是试图冲破单一学科的壁垒，以苏轼及其书法作品为中心，深入探求书迹的生成机缘、文本内涵、流传脉络、接受影响等。通过作者的透彻解读，“东坡的书艺”与“书艺中的东坡”紧密交融，苏轼不仅仅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坐标，其书迹本身在千年时空中的散播辗转便已成为一脉文化星河。

《书艺东坡》分“墨韵”“余芳”上下两卷，上卷聚焦品析苏轼的创作意涵，下卷则侧重谈后世的接受影响。在存世100余件苏轼书迹中，作者精心选取了《天际乌云帖》《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等五件颇具特色的作品，依书写年代排列，其中最早的《天际乌云帖》约书于熙宁末至元丰年间，而最晚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卷》则是苏轼临终前数月所书。五件书法作品的时间跨度恰好涵盖了苏轼文艺成就、思想境界最高的后半生20余年，地域范围上则串接起苏轼在杭州、黄州、定州至岭海的“平生事业”，而书写内容又囊括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文字来源——书信尺牍、他人诗文、个人诗作，作者选材之精心，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五件书迹的专题研究中，作者尤其注重探求作品的“生成机缘”：苏轼是在怎样的时空背景下书写该作品？通过书写又传达了怎样的情志？引入“文图学”视角后，作者将书迹的文字文本、书法线条、相关历史文献乃至物质载体融合考察，多有新颖的发明。以备受关注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为例，过往研究者或从笔法本身入手，认为该帖书风与苏轼在元祐初年的书法风格相近，遂推定是元祐年间苏轼写于京师的作品；或根据卷后“右黄州寒食二首”七字判断这是苏轼在元丰末年离开黄州后追忆黄州诗文所书。而本书作者通过综观《寒食帖》的结字行气，与苏轼其他书迹以及南宋版《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所收录的《寒食雨二首》文本相比照，提出了《黄州寒食帖》可能是“诗稿”的观点。我们今日读到的《寒食雨·其一》“何殊病少年”在《寒食帖》中有明显的添改痕迹，此句可能原作“何殊少年子”。然而“诗稿”的意义远不止于提供了一句《寒食雨》诗的异文，更鲜明直观地展现了苏轼当日贬徙黄州的精神世界——倘若只阅读《寒食雨二首》的文本，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孤郁苦闷，而透过《寒食帖》书法，我们才发现苏轼当年竟是用恣放张扬的笔法书写下这两首沉痛的诗句。尤其是“但见乌衔帋（纸）”一句的“帋”字末笔被刻意拉长，穿刺挤压下文的“君”字。如果说诗句文字尚是东坡精神世界的“表”，那么书法线条则直露传达了其“里”。低沉的诗意以激越的笔画道出，或者说，跌宕的情志又不得已压抑为凝重的诗句，两者间的悖反恰恰是末句“穷途之哭”的最生动写照。作者在此节还特地引述了苏轼于元丰六年为友人傅尧俞所书《前赤壁赋》的卷尾自识，提醒读者注意苏轼在黄州期间不便将作品抄录示人，因言获罪的阴影仍笼罩着苏轼的心灵，而《寒食帖》很可能是苏轼自己深藏的稿本墨迹，由此更容易体悟“也拟穷途哭，死灰吹不起”的郁结，东坡当时的心境与阮籍是何等相契。

前代关于东坡书法笔画结字的论述数不胜数，如“横扁”“左秀右枯”等等不一而足，但多是围绕线条结构、运笔方式来谈书法之“法”。而本书所谈的“书艺”，如作者在序言中的解释：“艺”字意味着东坡的人格精神、文学典范和思想品味垂留后世。在对《寒食帖》书写背景、书写情志的解读中，本书的确透过书纸和文本，更深地潜入了东坡的精神世界。

苏轼曾自述“我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无法”或许对后世从笔法上研究、学习“苏体”造成了颇多障碍，但在“文图学”视角下，正因为苏轼“点画信手”，将书法作为表达真实情感的寄托，心境直接流露笔端，故而其书迹成为了绝佳的研究范例。除却《黄州寒食帖》，本书选取的其他四幅书法作品同样直接反映了苏轼书写时的独特心绪。如同属苏轼生命中最后一年的书迹，《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便与大约五个月前所写的《渡海帖》笔势多有不同。《答谢民师论文帖卷》是苏轼答复后辈谢民师关于文章写作疑问的书信，也是苏轼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观念的精华总结，书迹沉稳持重，笔力老健，结体平顺齐整，对后辈谆谆教诲的宗师气度跃然纸上。而《渡海帖》则是苏轼即将离开海南前留给友人的书札，虽然同样具有苏字斜向右上的一贯特色，但笔势苍劲纵横，沉着痛快，尽显与故人后会难期之情。可见苏轼不仅文章“随物赋形”，在书艺上同样一以贯之。

从上卷“墨韵”过渡到下卷“余芳”，正如观赏书法作品时视线从正文移至卷后历代题跋。苏轼书法流传近千年，名家题跋无数，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李白仙诗卷》后罕见的金人题跋，便被认为弥补了书法史的空白。本书从“文图学”的视角出发，将重心放置于题跋者与东坡的“对话”上，即苏轼书迹及其本人被关注和理解的概况。例如在《黄州寒食帖》章节中，作者便援引大量资料细致解读了黄庭坚在《寒食帖》后的题跋，尤其跋语对末句“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提出了新解。此前各家对“无佛处称尊”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佛”与“尊”的内涵及关系定义上，作者认为虽能自圆其说，但未曾深入黄庭坚的禅宗信仰以及题跋时的情境背景。黄庭坚身为临济宗弟子，对禅宗典籍的体悟应该不仅止于字面含义，且题跋时苏黄二人双双获赦，山谷在跋语中更欣然设想：东坡日后或有机会再次见到《寒食帖》和自己的题跋，这一层隐含的“对话”语境不应被忽略。故作者认为，山谷是在题跋中试图总结东坡书艺之法脉，并将《寒食帖》的诗情笔意与李白相提并论，但又表示东坡天资横逸，难以用言语指陈，故而借禅家语“于无佛处称尊”自谑，即勉强“以有法说无法”之意，并期待自己这段品论能得到东坡本人的回应。

黄庭坚之后的题跋者虽然不再有机会展望“他日东坡或见此书”，但他们和黄庭坚一样，都从不同角度书写下了自己对东坡文艺境界、思想人格的理解。在后人的注解、接受和影响下，“东坡的书艺”里走出了另一个想象中的“东坡”形象，远播朝鲜、日本。本书用专章介绍了清代收藏家翁方纲主持的“寿苏会”以及朝鲜王朝的“东坡热”。令人感动的是，世人设祭东坡并非为了祈求实现自己的世俗愿望，而是将东坡视为一个延续至今的精神生命体。人们会在苏轼生日这一天展示精心收藏的苏轼文集、书画，张悬苏轼的画像（多为最能体现东坡豁达自适的“笠屐图”），甚至供奉广橘、蜜酒等苏轼喜爱的食物，仿佛东坡始终活在世人中间，也寄寓在每个人身上。

书法作品是一类特殊的文献，兼具文本、物质、图像等多重属性，甚至可以说，在识者眼中，书迹本身即是一件鲜活之物。作者在跋尾提到自己曾有缘触碰砑花笺，遥想谪居黄州的东坡在暗纹花笺上郑重向友人写下“万万以时自重”的叮咛，竟忍不住脸热心动。这样的细腻深情，洋溢于《书艺东坡》的字里行间，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通过作者的文字，同样触碰到苏东坡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