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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一首《江南可采莲》的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仅从歌谣所描绘的画面来看，除了鱼儿在莲花丛间穿来游去这个有趣的图画而外，似乎没有什么更深的文化内涵可言。但正是这首民歌，记录了和开创了人们把莲与鱼的结合作为一种象征隐喻的先河，即鱼是男性的象征，莲是女性的象征。后来，宋人郭茂倩编了一部收罗宏富的《乐府诗集》，收入历代诗人所作的几十首采莲诗，竟然没有一位诗人和一首诗作把汉代民歌所记录的这一象征意象传袭下来。何以如此，实在是难以理解。

一向不被那些大家巨擘们重视的民间年画，倒是悄悄地把这一组合的文化象征意象给传袭下来了。年画是时令物品，今年过年前夕贴上，新年一过，就可能被无意中撕掉了，少有人保存，少有人关注，农民兄弟图个吉利而已。但无疑我们应当感谢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以不自觉的传承手段，传袭着文化的传统。农民对文化的传递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被忽视、也不应被遗忘的。

作为汉代《江南可采莲》中的象征意象的继承和延伸，“鱼儿钻莲”的题材，在年画中被保留下来。民间剪纸、民间图案中也有这个题材。这些民间作品，无异于是鱼莲隐喻象征的“活化石”。鱼象征男，莲象征女。民间如有谁说到鱼与莲戏，无异于说男与女戏。闻一多曾引用郑众解《左传》的话“鱼……方羊游戏，喻卫侯淫纵”来作证，说明鱼与莲花连在一起，是男欢女爱的象征。

在一些质朴简单的年画中，各种形态的鱼也是屡见不鲜的艺术形象。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利用谐音，构成《年（连）年有余（鱼）》的画面（山东潍县）；由双鲤鱼、玉磬、蝴蝶、蝙蝠等结构而成为一幅《吉庆（磬）有余（鱼）》（福建泉州）；一个胖娃娃和金鱼、莲花画在一起，构成《金玉（鱼）满堂》（山东潍县，毛方子）。还有其他的以人物为主角，以鱼（有的是双鱼）为配角的年画，如《灶神纸马》（江苏宝应）、《鱼乐图》（陕西凤翔）等。在如许多的年画中，鱼是男子的隐语。

鱼作为男欢女爱和生殖繁衍的象征意象，其来源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观念。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以及汉水南郑等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画有“人面鱼纹”的彩陶。有民俗学者认为，彩陶上的“人面鱼纹”告诉我们，这种把人与鱼两者重叠起来的艺术结构，是原始时代把鱼作为图腾留在物质文化上的遗迹。而同一时期，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蒜头壶上的“水鸟啄鱼纹”和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其中的鱼纹似乎就超出了图腾的范围，不是用图腾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其中鱼的形象具有何种含义，是我们了解后来的鱼形象的重要参照。考古学界对此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对于鸟和鱼在这两幅原始图画中的出现，大都认为是阴阳观念的具象化。这种认识显然没有揭示出鸟鱼图的原始含义。

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论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和《说鱼》中论述说，鱼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和故事、巫词和民俗中，是生殖的象征。《诗经·齐风·敝笱》说：“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正，其从如云。”“敝笱”象征没有节操的女性，唯唯然自由进出的各色鱼类，象征她所接触的众男子。他说：“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这除了它的蕃殖（即繁殖，下同）功能，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种族的蕃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蕃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男女青年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后世的年画中，鱼的形象也如古代诗歌、故事、巫词和民俗中一样，是男性的隐语。

《吉庆有余》里的“双鲤鱼”，同样也可与汉代佚名律诗《饮马长城窟行》里的词句相对照。“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鲤鱼指书函，而书函刻成鱼的形状，因而鲤鱼成了爱情的象征。年画《吉庆有余》里的双鲤鱼，其隐义也是同样的。民间的画家和民间的诗人一样，他们的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鱼的形象，是在下层文化中积淀起来的对生殖力的崇拜和对子孙繁盛的渴望。

年画《连（莲）生贵子》，以简单的画面和象征的语意，体现了莲花作为母体和子孙繁盛的主题。此画不是采自我们国内出版的画册中，而是采自俄国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的《中国民间年画》（俄文版）一书。他于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各地搜集了许多年画，在他逝世后，这些中国年画珍品被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