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一次见到姨爹，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六月的一个中午。我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因为在那天下午之前，我们还可以对外声称：我们是拥有父亲的人。我们不是精神上的孤儿。可是自那天下午之后，我们就失去了再说这两句话的资格。而正是那个中午，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姨爹。他和姨妈搭乘他侄子的摩托车，从他们村子风驰电掣地赶到我们村子，赶到我们家。那时阳光正烈，姨爹的一头银发于是变得格外显眼——被风吹得蓬乱的头发，即使人从院坝移步来到了屋檐下，离开了阳光的直射，依然闪耀着刺目的光芒。那蓬银光闪亮自带光环的头发，俨然成了他之所以成为姨爹的某种强有力的证据。他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单薄的身子骨依然挺拔，只不过皮肤黑黄，衣裳也不是很干净——衣裳上布满了褶皱，衣领上的污渍异常醒目，而且步履蹒跚。他和姨妈差不多是肩并肩地蹒跚着从宽敞的大门里挤进来，一把捉住父亲枯瘦如柴的手臂，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彼时的父亲，已经虚弱得如同一株被毒日暴晒得有气无力的沙涧草，无法像往日那样站在阶檐上高声打着哈哈，盛情地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在最近一个月里骤然缩小的身体，深陷于一把躺椅的中央，并时常滑入意识模糊的境地。面对姨爹姨妈沉默的问候，父亲张开嘴巴对着他们艰难地说了一句什么。可是他的声音细若蚊蝇，无人能辨。我俯下身，把耳朵递到他的嘴边。他一边焦急地翕动着嘴巴，一边吃力地抬起手在空气中比画了一下，可我还是没能领会到他的意旨。要求他再重复一遍，他便生气地将脑袋歪向一边，不再理会我，也不再理会他们——尽管刚才把这对亲人从那一团逆光中辨认出来时，他在近一年来变得近乎畸形的胸脯如同一架失去控制的风箱，在众目睽睽之下剧烈地起伏（姨妈就像是发现了一个秘密似的，对我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哽咽着说，他在哭）。望着以前无比好胜要强如今却落到如此地步的姨妹夫，姨爹一手紧紧地捉着父亲的手臂，一手感慨万千地摩挲着拍打着他手臂的另一面。我以为他有许多话要对父亲说，然而一句也没有。他只是长时间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情盯着他病入膏肓的姨妹夫，喉结滚动，嘴角嗫嚅。

这一天，除了看望处于弥留之际的我们的父亲外，姨爹还要前往镇上一趟。他一只脚（我忘了是左脚还是右脚）的脚掌上长了一个鸡眼。这个小小的鸡眼让他在过去的数月间饱受折磨——他的活动半径大大缩水，村子变得越来越小（当然，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让他的羊也饱受折磨——他走不了多远，他的羊也走不了多远，以至于连近在眼前的汁液饱满的鲜嫩草叶也够不到嘴里，气得它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咩咩大叫。他对此已经忍了很久了，现在似乎临近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已经做好了对自己的那只脚痛下狠手的准备——去镇上的卫生院，任凭外科大夫处置，要剐就剐吧，毫无怨言。可就在他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歇脚谈天的时候，在此前不知鸡眼为何物而大开眼界的我们，竟七嘴八舌地贡献出了许多好主意——比如有人就搬出了用风油精治疗此种小疾的民间药方，还说这法子既省去了做手术的痛苦，又具有根治之疗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很显然，那些未经己身试验的主意，对姨爹先前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产生了不小的干扰——对于是否要去卫生院做手术，他在临行前已经变得颇为踌躇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劝他和姨妈一块儿留下来小住两天，可他十分坚决地回绝了。他放心不下他的羊，还有姨妈的猪——姨妈腿脚不便，喂猪的事儿也全仰仗姨爹了——他一再强调，只要他离家两天，他的羊、姨妈的猪，肯定得闹革命。我们都不得不对姨爹刮目相看：游手好闲一辈子，竟在古稀之年变成了一个顶顶重要的人。我们打趣说，您以后走到哪里，就把羊和猪带到哪里，用绳子把它们拴在腰上。姨爹眯着眼睛，用一口他独有的腔调嘿嘿笑道，那就不是我放它们，而是它们放我了。他的幽默打动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发出了那半年来难得听见的会意的笑声——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父亲不久之后与世长辞。姨爹的那蓬银发，嘴里的那口假牙，乃至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都在这个阳光炫目的六月的中午闪闪发光。那个时候，正有一束阳光从窗棂里打进来。

我不记得姨爹年轻时候的样子，他好像一直就是那样老。这样的印象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实在想不起他年轻时候的容貌。我对他最早的记忆，大约是我五岁的时候。那一年，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风把这一消息传进了远远近近的亲戚的耳朵。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左肩上挎着一只业已泛黄的军绿色帆布口袋、操一口搬家子腔的高个子男人（脸却是一团模糊）。他似乎还故作亲热地招呼我，并将我拉入怀中、抱在膝上。但是那种充塞于我们两人之间的陌生感，无法将我们的感情黏合起来——这种感觉极有可能就我一个人有——尽管他的脸面对我的时候，总是绽裂得像一朵花儿——一朵并不怎么漂亮的开在墙脚或马路边的花儿。我拒绝他一直抱着我。我拒绝自他的衣裳间飘逸而出的迥异于父亲的味道。我甚至无缘无故地躲着他。只要他坐在房间里，我就躲得远远的，并保持缄默（我惊讶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懂得把自己装在一副用缄默这种特殊材料铸成的甲胄里边）。我记得是在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如今光线晦暗，早已被我们做了储存粮食的仓库）里，他抖了抖了手中那只泛黄的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口袋，笑逐颜开地对我的父亲和母亲说，给向迅带了一些鸡蛋，补补。那些鸡蛋，虽然个头不大（当然还是要比山间寻常可见的麻雀蛋大上几号），但光光溜溜的，并不讨人厌——它们被母亲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存放于那个她娘家陪嫁给她的屉柜里，上半身焕发着一层好看的柔和的几近透明的光芒——诸如此类的印象，我自然还可以列举出一些，但都不完整，都不足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姨爹的形象，也不足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姨爹的肖像。我想之所以如此，大约是我们见面的次数实在是少得可怜。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姨爹身上没有吸引我的东西。然而，正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那样，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一个秘密。多年以后，我依然牢记着这个秘密，并于几年前在一个正月的风雪之夜，在姨爹家那间燃烧着一堆篝火的火塘屋里，当着他儿孙的面，请求他重述了那段当年在他们那个偏僻而闭塞的村子里广为流传的往事。

和我的父亲一样，姨爹也是一个手艺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以琢磨为业的手艺人。被他挎在肩上的那只泛黄的帆布口袋里，毫无例外地装着锤子、钻头等屈指可数的几样工具。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讲述的那些终年辗转于世界各地，兜售世界上最新发明的吉卜赛人一样，常年游荡于小镇所属的各个自然村落，兜售他过人的手艺，十天半月也不在家落脚。他的工作，就是花上一个上午或整整一天的时间，蹲在一个光线明亮的角落，轮换着使用那几样工具，把东家青石小磨的磨盘上业已模糊的磨槽重新雕琢得清晰明朗，并使上下两页磨盘上的磨槽唇对唇嘴对嘴地咬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用慢工熬出来的细活儿——敲敲打打间，电光火石间，太阳就偏西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手艺人，不仅眼睛要亮、心要细，还需要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作坊里制作小金鱼的那份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沉静——那实在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某一年，我就在家中见识过姨爹的一手绝活。或许正是在他帮我家雕琢磨盘的那个上午，在他和我父亲的谈话里，我意外地知道了他早年的那段堪称传奇的经历。多年之后的那个正月，门外大雪纷飞，室内柴火噼里啪啦地熊熊燃烧，橘红色的就像柔和的水波那样晃荡不已的火光，照耀着每一个听众的脸庞。火光明灭之间，那一段如同镜中雪花的陈年往事，被坐在墙角用长柄烟斗抽烟的姨爹娓娓道来。他一边吐着像白雾一样在他头顶盘旋萦绕的烟圈儿，一边依循发霉的记忆寻找着合适的词语。他的样子，酷似一个可以穿越时间障碍的智者。

事实上，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简单——一个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的乡村手艺人，有一天忽然受到一个来自天空中的声音或是意念的指引和驱使，便不顾一切地朝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方向动身了。他挎着一只帆布口袋，连一件换洗衣裳也顾不及带，就兴冲冲地从位于中国鄂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家中不辞而别。他此番行程的目的地，不是邻村，也不是邻镇，而是比云端还要遥不可及的首都。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民而言，别说是首都了，就是小小的县城，也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存在。没有人想着要去一趟首都。这样的想法太荒谬了。怀着这样想法的人，一定病得不轻，更何况是徒步而行。可这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手艺人，凭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对于方向感的直觉和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历时三个月，硬是把沾满尘土的双脚结实地踏在了他梦寐以求的首都的街道上。他成了我们这个村子里乃至小镇上第一个到达首都的人。而在此期间，他全凭手艺过活（由南而北，他琢了好几个省份无以计数的磨盘）。从未收到一句口信的家人以为他人间蒸发，再也不会回家了——但是意味深长：它至少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农民在心底保存着比生存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他们可以为之做出足以令世人惊讶的壮举。遗憾的是，我不曾向姨爹打探，他在首都停留了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否也是以琢磨为生——如果他报之以肯定的回答，那么我的疑问也会随之而来：上世纪80年代的首都，难道跟我们南方乡村一样，家家户户也都拥有一盘青石小磨？当然了，我的疑问远远不止这些。

那个风雪之夜一直被我保存在记忆里。因为火光的明灭不定而变得闪烁其词的姨爹的表情，也不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像天空中由云朵变幻而成的动物那样无声无息地消隐。只是我很难把那个在年轻时单枪匹马地前往首都的手艺人，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年逾古稀、头顶一片积雪的老人联系起来。他那只晶状体发白的左眼眼球，乍一看上去就像是一颗镶嵌在眼眶里并受到过撞击而出现碎裂迹象的玻璃珠，让人不敢长时间地与之对视；那张瘦削的被皱纹包裹着的脸庞，两条皮肤松弛垮塌的手臂，都攀援着星星点点的老人斑；行动迟缓，无论是坐下，还是起身，都显得非常不易；饭量也少得可怜，连半碗饭都吃不完。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一点英雄（哪怕是暮年英雄）气概的影子。记得那一晚，姨妈和两位表哥一直拿姨爹和他的长柄烟斗开涮，言辞无顾无忌。譬如说待他百年之后，陪伴他多年的那个由老竹根制作而成的长柄烟斗，一定会在他身边吐出新芽来。如果是在我们家，肯定不及我们把那样的玩笑话说完，母亲就会粗暴地打断我们，并声色俱厉地对我们发出警告。然而，姨爹自始至终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像一个美术学院聘用的人体模特儿那样，默契地配合着大家的情绪，咧开嘴嘿嘿直笑，一点儿也不生气。他无可挽回的衰老，让他变成了整个家庭的开心果。发生在这个夜晚的事情，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谈话毫无禁忌的家庭。姨爹不像我的父亲那样，始终端着一个严父的形象而让人敬而远之。他是一个和蔼的父亲。如果不是天性使然，就是因为他早年在首都见识过世面。我这样想。实际上，很难说那段短暂的首都生活经历对姨爹的一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譬如按照世俗的评判标准来看，他更接近于一个失败者——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不仅没有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且活得相当不易；也没有因为去过首都一趟，他就从里到外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

两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的父亲坐在那把躺椅上与世长辞。准备在我家小住两日的姨妈，紧急打电话给正在镇上医治脚患的姨爹。于是，姨爹的侄子载着他一路飞奔至我们家院坝前边的马路上，载上姨妈绝尘而去。当时正被悲痛压身的我，对于发生在那个时间段里的许多事情毫无印象。我不记得是否见过姨爹了（他或许是在我的视野里出现过的，甚至还与我说过一句两句话），只记得姨妈跟我母亲辞别——她得先回去一趟。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也没有见到姨爹的身影。他的羊和姨妈的猪，拴着他早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灵活有力的腿脚。它们一刻也离不开他。他得留守在家，为它们咕咕直叫的肚子服务。

幸亏他在早年做出过那样一个看似荒谬的决定——偶尔想起姨爹，想起他的生活，我就不免如此感叹。哦，他今年大约要吃八十岁的饭了。

向迅，1984年生于湖北建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一百余万字作品。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锦还乡》（入选2013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斯卡布罗集市》等四部。获林语堂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