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考不上学，只有回家看牛。”父亲说。

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天刚亮。父亲把我喊起来下地。我瞬间感觉空空的绝望，也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就连说话也有些打舌，显然内心的情绪很悲愤。他左手不停地抓脸颊上的皮疹，喘着阴冷的粗气，还得擦额头往下流的汗珠。右手挥舞着锋锐的刀，不停地挺着身子拥挤上去，用手捞割着地坑上的茅草，没一会儿就一扫而光。

他感觉自己有些累了。坐在地头的茶兜下歇歇，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知道他此刻很是失望，也知道迟早会把气发泄出来。他最大的骄傲，就是希望我刻苦用功，将来考所好的学校。现在呢？我落榜了，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的眼睛里满是悲哀。这种粗糙的伤害是他多年来堆积起来的，由于太过于期望，当要坚定地面对时，就变得那么的脆弱和失望。

原谅我吧！我在心里向父亲道歉。可他是听不见的。

“赶紧割。”我的身子吓得抖了几下。

“你是电触了吧！”母亲一直护着孩子，但作为支撑着家的男人，她还是会体谅和宽容。

父亲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朝手掌吐把唾沫，又抱着地坑的茅草不停地割。

夏天的阳光，像火焰般燃烧着。天空纯蓝，万里无云，太阳就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狠狠地摧残着大地，不见一丝凉风。像是太阳与土地之间有着深仇，非要把庄稼烤死才肯罢休。

地坑上的茅草是烤不死的，在与太阳的抗争中疯狂地长得更加茂盛。我的心像是系在滚烫的油锅边上，烦躁不安，好像什么都是伤心的。父亲并非恐吓我，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得不考虑将来的问题。姐姐刚考上中专，两个弟妹都在上小学，仅学费半年就得一千多块钱。

他的脸色越来越黑。那个上午，整个天空就被他黑着。有些声音在喊着他，可他没有注意到。他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明白过来，一些事情明白需要过程。

母亲能完全体会为什么。父亲是教学点的老师，也是大半个农民。白天除了按时给孩子们上课，休息时间还得下地劳作。他的一天被各种大小事情吞噬，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教育我们。

不过今天，他突然想起了些事情。开始叽里咕噜地和母亲说着，接着毫无掩饰地对我发火。

我有些委屈。村里实际上没有学校，全村只有27个孩子，两个教学点，一个办在山头上，另一个在我家。各一个复式班，小学五个年级。

父亲让我去山头上的教学点上学，来回走路得一个多小时，这让我受尽了苦头。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他不知道，我的脚力有限，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幸好，我的老师是个活泼、聪颖、风趣、令人崇拜的女人。

她除了讲课绘声绘色外，还会唱歌，我大概明白父亲让我去山头读书的用意。有时候，他也称赞她的课讲得活泼。可惜的是她是位代课老师，月工资仅仅36元。

父亲的工资比她高很多，每月是119元。学校没有教学经费补贴，所以黑板是他用木板做的，用墨汁涂黑，上面写着人民币的大小算法。

他经常会为孩子的学习焦心，总想找套简便的教学方法来。但不可能每只鸟儿都能够高飞，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隔着窗户安静了下来。有些问题，注定不会有答案。他感觉人是坚强的，不会那么脆弱。他见过拍不死的蚊子，一只蚊子飞到他跟前时，合拢手掌拍上去，蚊子已在手掌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拍死，但松开手时，蚊子却毫发无伤地飞了出来。

这就是他的弱点，他总想着这些孩子，想着他们长大后会有所成就，或者说，哪怕回到村里当名医生或者老师，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那样的话，村里会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学校只有一名公办老师和一名代课老师，而且分布在两个山头，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当农民时，村里有很多聊天的人。他们聊的都是一些牛事、狗事，很少有人提到曹雪芹、罗贯中。

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志向。可我厌倦了土地，不想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更不想和父亲手里的刀打交道。父亲的手臂被太阳炙烤得漆黑，脸上的皮肤如脚下的土地暴着裂缝。身体弯得像弓，终日在土地里刨着，想想，这是多么可怜、凄苦的事情，你见过这样的乡村老师吗？可他很满足，从未发过半点牢骚。

“叫你读书你就是不读，成天只知道玩。现在好了，别人读书，你回家种田。”父亲不依不饶地说着。我憋着气，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父亲特别在乎的那张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来，我没有让他骄傲，反而让他羞愧。

可是我的乐趣真不是读书，在学校里成天打瞌睡，听不进老师讲课。耳朵嗡嗡地响，像是小提琴家在演奏。放学回家时，一路上追赶野兔、捕捉蝉。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都比读书好玩。我是被那个女人逼着读书的，读着读着又进入了梦乡。我现在开始觉醒了，可是为时已晚，我就是个超级混世魔王。我在心里不停地祷告，愿上帝给我带来奇迹。

“蛇。”父亲刀尖上一条青蛇卧在茶兜处。我吓得魂飞魄散，站起来就跑，仿佛后面的蛇是千军万马朝我追来。

“跑啥啊！”父亲的怒声震停了我的脚步。我回过头，父亲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小小的一条蛇吓成这样，太没出息了！”我发现此刻的父亲变了，变得野蛮，不讲理。这还是我的父亲吗？

我想着离开这个村庄，到山外去。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真的除了读书，就没有别的出路吗？那些木匠、篾匠、剃头匠，我都不感兴趣。我想想，如果连初中都考不上，估计这辈子可真完了。“一条蛇就吓成这样，今后还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呢，你打算怎么过？”父亲的话像块坚硬的石头击中了我的内心。

天啊，如果一辈子都要我在这里干农活，这可怎么得了呢？我想着今后漫长的一辈子，眼泪委屈得决堤般往外流。

“不要再说孩子了。”母亲说。

“你知道个屁，护着他有什么用！”父亲不愿意停顿下来。

日头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地坑上的草长得繁茂，像是在和我做着一场赛跑。

我有了第一次逃离村子的计划，可是去哪儿呢？父亲常说外面很危险，有人被拐骗，也有人被残忍杀害。

1978年，我们村里一名叫谷山的中年男人，一个人去了深圳，走出村子后，再也不见回来，村民都传言他被人杀害了。

我还是个小孩，哪来的勇气外逃呢？我趁漆黑，试着朝山外跑过一段山路，周围寂静得能听见虫蚁的说话声，草丛里野鸡不时翻个身，吓得我魂飞魄散，只好又乖乖地跑了回来。

第二次逃离时还是一个夜晚。我逃到马路边时，听见有人拿着砍刀追着一个人砍。这次是母亲把我找回来的，我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干着农活。茅草特别深，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在伤口上非常难受，苍蝇趴在上边嗷嗷地吃着血。我的内心不停地颤抖着，可还是强忍着不敢发声。

父亲不再发怒，可我不想看见他的眼神，我不停地劳作着，用这种方式来向父亲赎罪。我觉得只有这样，父亲的内心才会好受，我也就不会受到责骂。

我开始封闭自己，不愿意说话，内心无比地痛，像是一个人活在针尖上，我发现没有人救得了我。那天黄昏，茶饭过后，我听见母亲和父亲轻言细语地说，孩子太小，还是让他复读一年吧！“复读又顶个屁用？不愿意读，怎么复读都没用。”听着父亲的话，我的眼睛像是被盐渍腌过。母亲担心我患上抑郁症，四处借钱，她还想送我读书，她私下里和我有过一次长谈，说她只有借钱的能力，没有还钱的能力，借来的钱得等我以后来还。我使劲地点头。

日子如天上的流云般消逝。母亲早晨天还未亮出门，晚上半夜才回家。连续去了几天，都是空着手回来。父亲不开口，即便亲戚家有钱，也不会借给她，家庭主妇是借不到钱的。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父亲开口，别人家也未必有多余的钱借。

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让我跟着他复读，少报个学生数不就得了。可他从没有这么想过，没有交钱，他是不允许我坐进教室的，即便那间教室晚上便成了我的卧室。

那天下午，村里刮着狂风，鸟雀在乌黑的天空中盘旋着，铺天盖地的热气朝我那瘦小的身体压来。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着开学的事情。我躺在田埂上，任由风吹打着，内心焦急得滚烫，我希望这场风能把我卷走，卷到一个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村子里躁动起来，村民们得赶在暴雨来临前，把地场上晒着的粮食抢进粮仓。我听见有人在喊我，声音是从乌云的缝隙里传来的，光亮和黑暗不停地抗争着。谁也不愿意退让，突然“轰隆隆”一声炸雷巨响，万箭朝着大地倾泻而来。干旱了好些日子的稻田，到处是裂开的缝隙，这显然是一场及时雨。

“木，快点回来，录取通知书来啦！”这是母亲的声音。我仰望着天空，黑色的云团像艘航空母舰，离我越来越近。太阳从云朵走过的缝隙里有意无意地刺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眼前突然一团漆黑，肌肉里发出强烈的刺激信号。“通知书来了！”是在喊我吗？我一遍遍地确认，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呢？一声炸雷再次响起，我的泪水和雨水一道倾泻下来。我的天，乡中学补录名额，那年意外地扩招了五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录取通知书就像是从伤口里钻了出来，放在箱角上。

我考上中学的消息如蒲公英的种子，在村子里的上空到处流传。其实全村仅有三个孩子考上了初中，我是代课老师教学点唯一录取的学生。不过父亲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往常的严肃，还增加了不少的晦涩。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得让他操心好一阵子。

母亲开始给我张罗被褥，这回她是挺着腰杆的。她对这张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表现出强烈的兴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通知书后，她就再也没有停歇下来。

父亲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板着脸，吸着旱烟。吸一口又添加点烟叶，接着又吸一口，烟筒里咕噜咕噜地翻滚着，烟从鼻孔里溜出来。吸两口，烟斗里的烟叶就变成了灰烬。父亲焦虑地抽起烟，将烟屎抖落在地。他在想着学费的事情，母亲不便打扰他，把破旧的布条找出来，朝衣服的窟窿上比对，比例协调就剪下来，贴在破的地方用针线来回缝补。然后把垫在床底下的被子翻出来，这是几年前买的旧棉花翻新做的被子，也是为我上学早做的准备。有好棉被，没有好被套。母亲只好把几床旧的分成几块，面上的比里面的好，把几个面子裁剪下来，重新缝成一个被套，看上去就像是新的。有了被子，又没有衣服。她又把箱子和橱柜，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没有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来。

“猪仔卖掉吧！”父亲先叹了口气，然后回过脸看着母亲说。母亲正在缝补着被套，她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针就不听使唤地扎到了中指，她迅速把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地吸了吸，有种咸咸的味道从咽喉一直进入胃里。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过年怎么办？”母亲还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孩子多的人家，就想着过年。父亲放下烟筒，把头埋在裤裆里。看来已是别无选择了。“卖掉就卖掉吧！”母亲干脆地说。在她眼里上学是大，过年是小。

“上周听说姨夫要猪仔，叫他明天来赶。”父亲又说。“他不一定有现钱。”母亲说。

“哦。”父亲又开始沉默。

“上屋的起贵不是也要猪仔吗？柳春说打算这几天去黄沙买。”柳春是起贵的妻子，和我母亲常有往来。

“那就卖给起贵吧，他刚去湖北卖了木桶，有现钱。”父亲说。

第二天黄昏，我听见起贵来我家猪圈里放猪。猪不停地哼叫着，几个人都拉不出来。

父亲说：“喂了半个月，按照买来的价钱给你的，你不亏。”

起贵并不太高兴，说只能先付一半的现钱，半月后再来付清，“还不知道你这猪仔有没有问题呢？”

喂食半个月喝了不少粥水不说，就挑回来的脚力都花了一天。父亲突然就不想卖了，可转念一想，绷着的脸立马松弛了下来，不卖学费怎么办呢？

“要不是孩子上学缺点钱呢，说啥都不会卖，你要是不想要，过段时间我把钱还你，猪仔我去牵回来。”母亲说。

“我哪有闲钱借给你？”起贵的脸红一阵黑一阵。

猪仔总共才96块钱，付一半不到50块，还是不够学费。父亲又好说歹说，才说妥了70块钱。父亲知道，要起贵付清是不可能的，他从夏长贵家买来时，还欠了13块钱。

起贵碍着柳春和我母亲的关系，再加上家里还有个小孩不日要来读书，两日后把剩下的钱又送上门来。

父亲又东挪西借，总算是凑齐了学费。

1991年的9月1日，是新生开学的日子。母亲把被褥捆在一头，装着衣裳的箱子捆在另一头，给父亲准备好了沉甸甸的一担。

出门前，不停地和我唠叨着，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晚上多穿衣服不要着凉了。

父亲挑着母亲准备好的担子，领着我朝山的另一边走去。重峦叠嶂的山，崎岖不平的路，来回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少说也得走两三个小时。

一路上，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我用足气力，都赶不上。

“停下来歇歇吧！”我还是大着胆子和父亲说了一句话。

“哎。”父亲放下担子，解开扁担两头的绳索，横亘着放在路中间，让我坐在扁担上歇着。我的屁股刚坐下去，就被汗水黏住了。父亲说：“在学校里要安心读书，只要你能考上学校，就算是家里砸锅卖铁也要送你读。”父亲说完，嘘了口气。他的身体黏糊糊的，这才感觉下肢酸痛得厉害。

此时，我感觉父亲没有那么的可怕。

父亲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他像是在和我交心，知道我能听进去。

说实话，我的顽皮已被巨大的魔杖压在了心底，就算是有孙悟空的本领，我还是愿意把自己关起来。武士也要克柔，只有这样才可能取胜。

已是秋天，路两旁的玉米熟了，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仰望着天空，看着碧空万里无云，顿时便心旷神怡起来。

可以看见“上庄中学”的门牌了。门前挂着欢迎新同学入学的条幅，用红纸写着张贴在学校门口。

一所砖木结构的学校，背靠着巍巍的大山，门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两层低矮的教室和几栋破旧的楼房被围墙圈着。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操场，中间立着一个旗杆，一面褪色的红旗在风中飘扬。

一楼最左边的门口挤满了人头，全是前来报到的学生家长。父亲放下肩头的担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下来。走了半天的路程，他有些饿了，也有些渴了。

我像个侦察兵四处搜寻着，找宿舍和班级。教室的门顶上挂着一块灰白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各个班级的名号。三个年级六个班，初一年级三个班，初二年级两个班，初三年级一个班，越往高年级班级就越少。造成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家庭越来越困难，到后来交不起学费。二是学习越来越难，孩子产生了厌学心理。家长几乎没有强迫孩子读书的，万一读不下去就回家种田。

父亲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来。

我想着，三年后我能从这里升入另外一个学校吗？

我正沉思着，父亲说，宿舍在那儿呢！一排20世纪70年代盖的杉树皮房。门口贴着禁火令，严禁学生带火种到寝室。禁火令用红色的油漆涂着，再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违背禁令，所以学校里没有发生过火灾。禁火令的字体上，像是被调皮的学生用墨水涂过。

寝室内像是被人打扫过，一尘不染。风吹过，却还是有股刺鼻的米豆腐臭味，从鼻孔钻进胃里翻江倒海。有些家长发牢骚，说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有些还找到校长理论，校长笑着说，现在只能将就着住，等上面有拨款来了，必定盖栋高高大大的楼房。

空间不大，有点挤。四面墙都是铺架，分成两层。个头小的睡上层，个头大的睡下层。我分在上层，刚一站起来，“嘭”的一声响，头撞到了屋顶，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都担心晒得干枯的树皮很容易爆裂，雨天会朝屋内漏水。所以一到下雨天我们就提心吊胆，奇怪的是一滴水都没有漏下来。

倒是有一年五六月间，寝室内成了水塘。到处是汪汪的水，漂浮着各种杂物。同学们在四个墙角处挖了洞，才把水排出屋外。父亲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他说这屋子地基牢，墙脚都是砖石，水浸泡多久都不会塌下来。

我铺好被褥后，父亲又去国营商店给我买来了搪瓷杯、饭盒、双喜脸盆、牙膏牙刷和毛巾，并教我用碗量米。

落日的余晖照在校园的树梢上，像是涂抹着一层凄迷的颜色。

父亲开始收拾着绳索准备离开。学校里的光亮了起来，一半照在父亲的脸上，另一半照在黑暗中，显得无比的遥远。父亲的衣服还是湿漉漉的，有几处破烂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缝补。

父亲一回头，我感觉眼泪差点崩出来。

说到底，我没有离开过家。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家人分开，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下来，真的很难排遣内心的孤寂。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师的话像铁钉般扎进了我的心里。我喜欢这句话，我在村小教学点时没有太过用功，这回重新站立在起跑线上。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和那些同学有距离。

我的班主任叫张伟光，个头不高，身板薄弱，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他是我报到的那天新分来的，教我们语文、音乐和美术。

他留着薄薄的头发，特别精神，也讨女生们喜欢。

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会背很多古典诗词，还会弹吉他。不过，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他的吉他弹得很好听，从没见过他唱歌。听说他的嗓子是读书时留下的后遗症，做过三次手术。分配到中学来之前，教育局打算把他留在机关的。可他坚决要来，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说如果不能站在讲台上，那将是他毕生的遗憾。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羊头，你们得跟在我的后头奔跑。”他的声音不够响亮，但非常的有力。

我的耳朵里嗡嗡的，注意力没有全被他吸引，偶尔能够听见一两句，还是特别想家。不单是我，连续一个星期，寝室内很多同学都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弄得大伙都睡不安稳。张老师经常会来查房，“来到这儿，就没有小家，这里只有大家，听到了吗？”

“听到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要是谁不睡，站到月光下赏月，没有意见吧！”寝室内一片沉寂。他经常会站在寝室门口站到半夜，这种方法的确奏效，可耽误了他不少睡眠时间。

学习任务让我感觉越来越吃紧，除了语文、数学外，还新增加了英语和物理、化学、政治等课程。就连体育和美术课都不容忽视，毕竟师范学校设有体师和美师专业，毕业后同样是铁饭碗。少数的同学选择学体育和美术，很多的同学还是赶大潮流。

各科任老师都见了面。印象最深的是张兴柏老师。他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眉毛粗糙，精瘦精瘦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有种自命不凡的高傲。

他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高考失之交臂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从区农中毕业后便来到这里当老师。他的数学功底好，总是昂着头走路。他的课从不带教材，每页都是熟稔于心。他的课堂也生动有趣，爱说笑话，引得哄堂大笑。尤其是缺掉的那两颗门牙，讲着讲着唾沫就从门缝里飙出来，他立马倾着身子想把唾沫捞回来，手在空中划了道弧线，唾沫已经紧紧地贴在前排同学的脸上，这时他会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

兴柏老师是成立上庄中学时，来的第一批老师。之后来的老师都是来一批，走一批。有的待了三四年就走了，有的四五年，最长的七八年。他哪儿也不去，计划在这里待一辈子。

他家在学校旁边的地凹处。整个乡政府机关所在地是块丘陵，房子也都是建在山上，就连条街也是弯曲着盘在山沟上，形成一个斜坡式朝上延伸。一栋两层的土巴房，墙体刷得一尘不染。师母是个生意人，除了卖点香烟和冰棍外，还卖点面条早餐。

兴柏老师和师母平常看起来很恩爱，师母圆润的身体像个水桶，兴柏老师瘦得像根火柴，每天晚上，两个人总要挽着手在街上走走，像是在秀一场街舞。

不过，他们也经常有不和谐的时候。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是常有的事。和美的两个人，瞬间会变得水火不容。师母手上挥舞着雪白的菜刀，追在兴柏老师屁股头后跑。见着母老虎发威，兴柏老师只能是跑。“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能躲过，事情一过，气也消了。唯有一次，兴柏老师没有躲开。路不争气，跑着的时候地下一滑，再爬起来时，菜刀横飞过来恰恰砍中手臂，鲜血流了一条街。那一刀砍碎了兴柏老师的心，他是个胆小的人，见不得流血。自这之后，他就像是变了个人，眼睛里常常冒出鼠光。

那天晚上，外面的风很大。教室里没有灯，一片漆黑。有些同学点起了蜡烛，微光在风里忽隐忽现。我和很多的同学一样，端坐在黑暗中开小差。门突然开了，随即风灌了进来，本来就微弱的烛光，一下子全熄灭了。一个黑影站在讲台上，我猜测是张伟光老师。“我给大家买蜡烛来了。”

教室里瞬间光亮起来，我好奇地看着他的脸。这不像我们平常见着的张老师，他的眉头锁得有点紧，看情势，必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张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句话也不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开始有学生咳嗽。他才慢慢地缓过神来说，“我要离开大家了。”他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鸦雀无声。

不是说不离开我们的吗？记得开学时，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和我们战斗到底。他的话让全班的同学都很失望，同学们都埋着头，谁也不愿意再睁眼看他。

有女生开始抽泣起来，“我给咱们班买了窗帘，明天晚上会送来，天气马上变冷了，希望有了窗帘，大家能够安心学习。”

接下来，教室里一片哭声。我已经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了。

那晚回到寝室，同学们再也不像往常交头接耳地讨论问题。大家都变得异常安静，头挨头，脚挨脚碰在一起，彼此呼吸心跳相闻。

第二天凌晨，有同学早早地守在学校门口。谁也没有见着张老师离开，他的屋内空空的，还没有等学生醒来，他就离开了学校，显然他也不愿意看到悲伤的场面。

张老师的咽喉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已经不适宜当老师了。强留在学校里，对我们对他自己都不是好事。

他就像是秋天里的风，从我们的心灵的田野上吹过。

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难受。

他是我的作文启蒙老师，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要求我写过12篇日记，5篇优，7篇良。我对别人眼中枯燥无味的作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铃铃铃。”星期六下午的铃声响起，孩子们归心似箭地快速装好书本，欢呼雀跃地跑出教室。

“回家喽！”

着急也没用，还要列队，校长还要训话，反复强调路上安全，不准去河边玩水。

走完几个小时的山路，到家时已近黄昏。

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朝我走来，是母亲，每次回家时她都要来半路接我。

见我跑来，帮我把背上的书包取下来，挎在自己的肩膀上。又从兜里掏出几块冰冷的麦饼给我，硬硬的。我确实饿了，几口便咽了下去。那时正是身体的发育期，肚子里长期是空荡荡的。

这个星期天，母亲格外忙碌。秋风起，天气变凉，她得赶在秋分前给我补几件像样的衣裳。母亲手巧，做工精细，她缝补的衣服看不见针脚。我又临时交给她几个新任务，炒些辣椒与酸菜，多调点盐，这样可以多吃几天。再煎几个麦饼，用着半夜充饥。学校的菜是两毛钱一勺子，父亲每周给我两块钱。我想攒着，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时，或许可以拿出来救急。

傍晚学校门口有一块明亮的月光。我赶到学校时，教室里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唱着，十分热闹，教室里突然肃静起来。

“新班主任来了。”有人叫着。

紧接着，一个个头高大的男人堵住了门口。他叫蔡米糊，脸黑得像锅底，眼角上长着颗黑痣。这是我们新来的班主任，他是从区中调来接替张伟光老师的。

“谁在认真地学习，谁在乱说话，我心里一清二楚。这次就放过你们，下次小心被我抓到，有你受的。”第一次见面就放出狠话。

同学们的脸憋得通红，连屁都不敢放。

从这之后，只要进了教室，就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大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感觉有一双眼睛在门缝里偷窥。

蔡老师终于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了。在这之前，很多的同学都被他叫去过，每个去过的同学回来都得意扬扬，他们像是得到了蔡老师的奖赏。我也渴望着，能与蔡米糊有一次深入的交流，或者听听他的教诲。这种渴望，主要是缓解内心的焦虑。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办公室门前，心里像是在荡秋千，有种莫名的害怕。

“进来。”是蔡老师的声音。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堆满了七零八乱的书。墙壁上挂着两张女人画像，地上放着体育器材，蔡米糊坐在地上做着仰卧起坐。见我进来，翻了个跟斗，站了起来。

“最近学习怎样？”蔡米糊问我。

我不敢说话。

“有什么兴趣爱好，喜不喜欢体育？”

我摇了摇头。

“不要成天埋头读书，多参加运动。”蔡米糊说。

我说，我喜欢文学。蔡米糊听了，眼睛睁得很大，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来。

“你看，文学这东西，怎么说呢？总之是太虚无，怎么来着，好像总点不着地。”就连他也说不清楚文学是什么，显然他不能满足我的兴趣。

学校里几乎找不出文学爱好者，不可能单独给我开兴趣班。蔡米糊热爱体育，很快就组建了一支球队，很多男同学和他打得火热，一些女同学也成了拉拉队员。每天黄昏时分，他们在操场上活跃着，尖叫声像浪花翻滚着。

我的兴趣不能成为梦想，于我而言是多么的无趣。校园里缺乏了我的生活味道，我开始偏科，想让蔡米糊来改变对我的态度。慢慢地，我的作文在班上露出了尖角。蔡米糊也经常公开表扬我，说我的作文是文采飞扬。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的英语老师叫汪海霞，和蔡米糊一样都是来接力的。英语老师是稀缺的，听说调了好几次都没有人来。

汪海霞只有十八九岁，扎着马尾辫，有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身材好，衣服也漂亮，走起路来，飘然顺溜。说话的声音特别清脆，像画眉鸟的叫声。我们不仅欣赏她的美，更多的是喜欢她身上那种蓬勃的朝气和活力。她办公室的门总是闭着的，用她的话说，“不在课下释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汪海霞似乎很害怕我们向她请教。一旦谁问她问题，就紧张得像个孩子，鼻尖上冒汗，解答起来，吞吞吐吐很不流利。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张伟光老师，他教学生的能力毋庸置疑。“学高为师”嘛，孩子们都喜欢这种老师。有几个男学生故意抱着课本去求教，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我对英语毫无兴趣，认为中国人无需学英文，上课时，无力地趴在桌上昏昏欲睡，等到她偶尔提问我，我被同桌推醒后，摇摇晃晃站起来时嘴角上还挂着唾液，却恍若隔世，茫然不知所措，张口结舌，不知所云。久而久之，我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第一次阶段考的成绩出来了，我的英语成绩很不理想。汪海霞看我的眼神冷到了心骨，我从来不敢看她的眼睛。好像那双眼睛极具魔性，能把人深埋进地宫。时间久了，有同学摸清了她的底细，说她高中落榜后，被她做教育局长的父亲安排到了我们学校，而且是短暂的停留，不久会调往县城的其他学校，这里只是块跳板。知道这一切后，我更加讨厌英语，视英语为仇家。

第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班里虽然没有排名，但是每个人的学习情况，老师是心知肚明的。蔡米糊在班会上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辉煌都已过去，就像是长跑比赛，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发令枪响后，尽显自己的能量。”蔡米糊再次重复开学时张伟光说过的话，我还在质疑着，原先成绩好的，就一直会好下去时，他的话再次让我感到一切皆有可能。

跑步就是这样的，考验的是脚力和毅力，那些开始跑在前头的，慢慢地掉到了后头，有些想停下来歇歇，有些掉队后干脆就不跑了。我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会紧盯着那个目标锲而不舍。

学校放秋忙假了。正值农忙时节，放假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回家帮大人们秋收。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地干活，他要我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看书。我怎能如此呢？我家好几亩地，别的孩子都在地里帮忙。

可我无法说服一向像驴一样倔的父亲。父亲从庄稼地里回来，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臂被玉米叶锋利的锯齿划得伤痕累累，嘴唇干裂出很多的缝隙和黑壳，我心如刀绞般隐隐作痛。父亲却微笑着，“各种成绩都要齐头并进，一门都不能掉队，缺哪儿补哪儿。”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期末考试的时间。静悄悄的考场内，只听见笔尖在考卷上沙沙地响。我一抬头，见旁边的考生手里捏着小纸条，偷偷摸摸地抄着。放眼望去，还有几个考生也在做着小动作。我收回目光继续审题，我不想作弊，宁可考差点也绝对不抄。尤其是我讨厌的英语，考高分反而是我的耻辱。

成绩很快就揭晓了，我的语文97分，数学89分，英语52分，政治75分，化学83分，物理96分，全班排19名，语文单科第一名。全班总共50名学生，排19名算是中上游。这个成绩父亲还算满意，他知道我的底子薄。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倍感失落，灵魂孤独得像是游荡在荒野。

天气越来越冷了。母亲得赶在大雪来临前帮我做好一双布棉鞋，一件布棉袄。

冬天的周末学校是不允许孩子们回家的，老师担心路上发生危险，所以让家长把衣服和食物送到学校来。

母亲做好布棉鞋和布棉袄后，把腌制的酸菜和事先做好的蛋汤装好，冒着风雪给我送到学校来。山路被冰封着，一些杂木被压倒横躺在路上。路上还结着厚厚的冰，踩在上咔咔地响。走着走着，冻僵的手被丝网兜勒得生疼，换手时脚下一滑，“嘭啦”一声掉在地上，瓶子里的菜和汤四分五裂地散落在冰凌的路面上，母亲的手还被划破了一道血口子，这样的结果是母亲没有想到的。

母亲又重新走回家，把橱柜里的咸菜取出来，又从母鸡肚子下摸出个鸡蛋来，做好又重新上路。在我上初中的三年里，她不知道一个人走过多少这样的夜路。

我不愿意吃菜，也不愿意买菜。拿着母亲送来的菜，我哭得就像个女孩子。血肉里没有了男人方刚，我偷偷地端着碗躲在操场的白杨树下吃着净饭。无意中，我发现背后有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回头时是悄悄拍打肩头的风。

父亲的话，再次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开始给自己制订计划，一个人躲在教室的墙角里背单词。夜晚静静的，蟋蟀和壁虎都已熟睡了。

我感觉头昏眼花的时候，就跑到操场上的水龙头边，冷风飕飕地朝脸上扑，打开水龙头，掬起一束冷得沁人心骨的水抹在脸上，顷刻间睡意全无。

我合拢书本时，发现汪海霞的屋内还透着光，一束微光从汪海霞的屋内透过来，随即又收了回去。我好奇，这么晚她在干吗呢？我甩了甩胳膊，晃了晃脑袋，回到了寝室。

慢慢长夜，在我的坚守中变得短暂。我习惯了在夜晚读书，感觉那个夜晚就属于我一个人。

初二那年的冬天。雪累了一夜，换来早晨短暂的歇息。大地全是白色的光芒，吱呀呀的门响过后，便是惊讶的叫声，好大的雪，把门都封了。我全身滚烫着，手脚不停地踢打说着梦话。

醒来的时候，一道阳光照进了房间。我躺在病床上，蔡米糊正在向汪海霞发着脾气，说我在梦里说着英语成绩不好。汪海霞站在旁边，脸冷静得不见血色。她没有委屈，也不见愧意，感觉这一切与她无关。

随即便听到了吵闹声。过了一会儿，医生来帮我检查。说发现我的喉咙内长着个包块，建议先打几天消炎针，如果不得消退，得转到区医院去做手术。我从隔衣层里把平常节约下来的钱都掏出来，说如果打针能好就不用通知家人。汪海霞走上前来，用怀疑的眼睛警惕着我，“这是你节约下来的？”我无辜地看着她的表情。“你真是个好学生。”她的话里带着讽刺。

屁股每天打三次针，半边屁股肿，半边都打得麻木了。可咽喉不仅没有好，相反连说话都困难。医生也有些着慌了，说这病不能再拖。得转院，时间久了恐怕不好治了。我没有半点恐惧和害怕，感觉死神还离我很远呢。我不愿意去做手术，一是担心家里经济困难，二是害怕耽搁学习。这次我得感谢汪海霞，她是城里人，自然是见过世面能拿主意的，她和教育局联系，让城里派名医生来帮我做手术。

蔡米糊还在责备汪海霞，其实真跟汪海霞真没关系。城里的医生是连夜赶来的，拿着电筒让我张开嘴朝里照，检查完后说不用做手术，给我打了几瓶吊水，吃了几片药，几天后咽喉就好了。不过再三叮嘱我，近段时间尽量少发声，复发起来就难以避免手术了。汪海霞见我没事了，脸上舒展着微笑。我把她的微笑后来理解成了奖赏和包容，我还得好好感谢她。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次是汪海霞垫付的药费。

我多么恨自己，为什么英语不能考个高分？一周后，我决定打开母亲给我送来的菜，冬天里这些菜能存放很长时间，吃起来仍然很香，我感觉吃到了母亲的味道。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汪海霞的态度，甚至当别的同学说她的坏话时，我还会站出来辩驳，那些从前的声音逐渐在同学们之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对她的崇拜感依然还在，学习上便萌生出无限旺盛的欲求。

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孩子就是这样的，只要有点温暖就会改变内心。当然，汪海霞不是来收买人心的。她已经不在乎我们的议论，也许她听见了，故意装作没有听见。

又到英语课了，很多同学的英语背得支离破碎，汪海霞点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流利地把一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下来。“世木同学背得好吗？”她提高了半个声调，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感觉一阵舒爽穿过了五脏六腑，在心底蔓延，心里很是幸福。

夜晚的风异常寒冷。深夜里，汪海霞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想起了“凿壁偷光”的典故，我想“隔壁偷光”是否可以省点蜡烛钱。偷偷地站在汪海霞的窗外，借着她房内透出的光，把白天没有掌握的内容，一一过滤，还把第二天的内容一一看过，“啪”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我愣怔一下，立即清醒了过来，听见里面一声呵欠声，我才晃动着沉重而充实的大脑，蹑手蹑脚地离去。

父亲老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想只要心朝着一个地方沉下去，就一定能够见着光明。

又一次段考，成绩很快就揭晓了。我的英语成绩排名全年级第7名，这是我初中以来最好的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成绩是铁的证明。

我没有沾沾自喜。另外这样的成绩，虽然在应届生里算是不错，但远远不能和往届生比，他们各门功课几乎比我们要好得多，历年考上中专、师范的大多是他们，考不上的同学大多回母校补习。我不会有这样的复读机会，但凭我现在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学校，似乎还是天方夜谭。

怎么也没想到临时毕业的时候，上面传来消息，往届生不能参加中专、师范报考，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个福音，我们鼓掌，欢呼，要知道考上了中专或者师范，就预示着端上了铁饭碗，对于祖祖辈辈是泥腿子的人家来说，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有人欣喜有人忧，往届生垂头丧气到了极点，他们本是铆足气力，打算一显身手的，可怎么也打不开希望之门。想想他们也真够可怜，没日没夜挑灯夜战，最后只得丢弃梦想。

各科都在积极复习，连星期天都在补课。只有周六下午放半天假，争取回家拿点换洗的衣服。

这个周末原本高涨的心陡然落了下来，学校里号召同学们买一套学习资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我难过得低下头，装着很安静的样子，拿起书来读。其实我的眼睛在书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周围乱糟糟的气氛，使我烦乱的心绪四散开去，我想买的心和他们一样迫切，可是这本书要8块钱，这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我又不甘放弃。

我回到家时，母亲躺在病床上几天，屋里一片狼藉，冷锅冷灶，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她见我回来，抬起头，指着橱柜里扣着盖子的碗说，那里的面还热着，你趁热吃了吧！我饿极的肚子突然没有了食欲，眼睛一直瞪着母亲，嘴咧开着想说着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从地里回来了，已是疲倦不堪。他说这周你们都放假了，你妈病了，地里的事情忙不过来。他每天要下地劳作，还要给母亲买药，他的辛苦都写在黑瘦焦虑的脸上。“这学不上了，不如回来帮着干点事情。”我和父亲说。“啪！”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滚烫，眼前一阵昏黑。母亲的身体一半落下了床沿。这一巴掌是母亲扇过来的，一个病人，我不知道此刻哪来的气力。

往日我会风风火火地朝着学校赶，这回双腿如灌铅一样慢得移不动，每走一步，好像就离梦想远了一步。我拉了拉衣服的领子，已经是春天了，春寒料峭，冷冷的风直往衣服里钻，我的腿有些软，怎么走就是迈不开步子，一路上思索着回校怎么和老师说。

果然，当我说要退学时，学校里的老师惊讶得和藤野先生听说鲁迅弃医从文一样的表情。听说我要回去照顾母亲时，又被我的孝心感动了，但还是不停地做我思想工作，开始是蔡米糊，后来是汪海霞，包括兴柏老师。他们的话总是掏心掏肺，犹如春雨滴入干涸的心田。

那天下午，汪海霞找到我说。“这本书是我奖励给你的！”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惶恐地接过厚重的书。渐渐地感觉昏暗的天空变得明亮，甚至立即能够达成所愿。

菜花又黄了，肆意张扬地在路两边的田地里，在绿油油的麦苗映衬下，千娇百媒，如锦缎铺向远方，路两边的农民弓着腰在田里劳作，有人抬起头来轻轻地捶打着腰部，微笑着抹去额头的汗水。

已经是深夜三点了。学校里像是蚂蚁在动，整个夜晚都停歇不下来。

学校进入了紧张的备考阶段，老师们白天黑夜给我印发试卷，改习题，我们便埋头在各种习题中，没得空闲看望窗外的季节。为了黎明的这段黑暗，师生都使出浑身解数。

山村里没有神殿，如果有，我猜测很多人会躲藏在那里。说明这个过程是多么熬人，无论我们未来的样子是什么，路被迷雾罩着，有一定的危险，还是要往前跑。

倒计时只剩下最后一周了。蔡米糊给我们做动员工作，说如果你们考上中专、师范学校，说明你们幸运，我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端上了铁饭碗，万一走不了，我也替你们高兴，说明你们上了高中，三年后考上了大学，这样比中专的档次更高一些。

他的话，有阿Q的味道。但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很多预想升学无望的同学，现在像是在世界末日看到了曙光。蔡米糊的话音刚落，一个矮个头的学生慢慢地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朝教室外走去，屋顶上有水溅落在她的身上，可她似乎不在意。她走到操场上，望了望远端，望了望外面的雨和侵入房间地面的野草，身体僵硬地走出了校门。

她没有资格报考中专和师范，更没有准备上高中，只好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开始填报志愿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所医学中专。其实，我没有探究过鲁迅去日本学医的原因，也没有他兼济苍生的大志，我只希望多救治些乡村病人，包括我的母亲。母亲常年患病和病魔做斗争，让我惶恐不安，我得让她尽快好起来。

中考成绩出来了，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回去告诉父亲时，他还在地里没有回来，村里的学校撤销了，他在家等着上面的安排，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干着农活。母亲多日没有出门，听说我的通知书来了，她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让我扶着到外面走走。“你考上了。”她很得意，像在炫耀。

我搬来凳子让母亲坐下来，端着药一勺一勺地喂。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去了城里上学。父亲这回像是换了个人，脸上的皱纹和白发斑斑。

离别的前夜，我守着母亲，她拉着我的手说笑着，好像完成了一生的大事。

“去睡吧，父亲说。夜已经很深了。”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身材比往常矮小，像一株干草，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露珠。

我毕业后，在医院里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一些奇怪的病例。疲惫的时候，辞去了职业。应聘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撰稿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文学和医学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就像两个人跳舞，略微旋转一下，就能够彼此融合到一起。

遗憾的是，我们所待过的“上庄中学”，后来只剩寥寥无几的几名学生，最终进行了撤并。撤并后，学校就空着，一把锁锁了好几年，慢慢地整所校园里长满了茅草。那些砖瓦的房子，经历风雨的洗礼倒下了。几年之后，就连去学校的路也长着深深的茅草。渐渐地，学校就像是一座无人看管的寺庙彻底地废弃，那些读书时代的记忆随白云游荡，不知踪迹地去了别的地方。

一所乡村学校就像是道数学题，孩子们都是他们身后的添零。唯有大地自然的美才能够美化一切。

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不仅是学校归还了自然。我父亲也成了自然里的眼睛。

他在村子里时，住的是祖先留下的房屋，包括菜园都是继承祖辈的。后来，移民政策的东风吹进村子里时，说他不符合移民政策，不能享受移民待遇。那时他的户口挂到了镇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码，只是写着“集镇”，一个找不着北的地方，他不能移到城里去，也不能住在村里。移民后，我母亲把我们的旧课本都收集了起来，用箱子装着，她舍不得扔。

我和父亲商量着，今后搬到城里和我住在一起。他说，他的鼾声很大，怕影响到楼上楼下的人。他喜欢生活在村子里，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也习惯了与土地的相伴。村子里的房屋移民后就拆了下来，他想回去是万万不可能。

我回到“上庄中学”时，很多的记忆缠绕着我。站在校门处，一缕阳光从高处落下，在我的鼻尖上晃来晃去，好像那缕光是只苍鹰，非要叫醒我。我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没有冒犯它，我想，也许此刻只有它还在守着这所学校，或者是在等着我回来。我们友好地相处了段时间，“起来，起来，都起来。”上课铃声都响过几遍了，还有孩子躲在被窝里睡懒觉。

随着脚步声变弱，学校在我的思想里摇晃起来。在屋檐下挂着一个黑色的东西，上面有一大堆苍蝇，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那些东西顿时像不见了一样。随后，我看见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追赶着，到处乱晃，没人看管，很快就消失在门和窗户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