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从那件事之后，一切都变了。不，不是那种突然、剧烈的改变，而是那种不知不觉、缓慢，但却坚定的改变。就像悄悄改变航向的巨轮。意识到时，已经来到一片新的海域。

但那件事很难描述。因为它既普通又神秘。既简单又微妙。每次回想起来，似乎都有新的细节浮现，似乎都有新的含义在其中闪烁。如果一定要描述，也许可以说：那是一次奇遇。

不过，在描述那次奇遇之前，我必须先描述一下自己——因为，如果不了解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们就无法理解那次奇遇。

我来自广东一个小镇。你们也许听说过那个小镇。它以生产灯具而闻名。据说，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灯具都产自我们那里。我们那儿的每户人家几乎都经营着自己的灯具厂。我家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我父亲的厂是当地最大的几家之一。我家的特长是仿制各种世界名灯：西班牙钓鱼灯，北欧云朵灯，PH松果灯。怎么说呢，这多少是因为，他，我父亲，是个赶时髦的人。在小镇上，他总是领风气之先。他是第一个出国旅游的，第一个买跑车的，第一个在院子里挖出私人游泳池的。所以，不难想象，他也是第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

除了灯具，我们小镇的另一个特色是不孕不育。这里的不育症发病率非常高。有两种解释，科学的和宗教的。科学的：密集的灯具生产线污染了流经镇上的一条小河，而那是我们的饮用水源。宗教的：这里做了太多灯，惹怒了火神。相对应地，也有两种对策：求神拜佛，或求医问药。当这两者都不灵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常见——就出现了第三种解决方案：找一个年轻健康的外地女人。当然是私下的，偷偷摸摸的（而且也不一定可行，要是丈夫有问题就不行）。对我们这种私营企业发达的广东小镇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孩子就是一切。没有亲生骨肉，家族的血脉就会中断，积累财富就失去了意义——活着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可想而知，对我们小镇来说，试管婴儿是何等的福音。

我想你们都听过“试管婴儿”这个词。但其实大部分人对它都一知半解。首先，当然，婴儿并不是从试管里生出来的。它同样要十月怀胎，要经过正常的分娩。不同的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受精过程是在体外进行的。简单地说，就是把精子和卵子提取出来，放进装有特殊培养液的器皿——那就是“试管”这个词的由来——让它们结合发育成早期的胚胎，然后再放回子宫。简单说就是这样。而根据精子和卵子的来源，又可以分成几种情况。A：精子和卵子都来自夫妻双方。B：精子来自丈夫，而卵子来自第三方捐赠。C：精子来自第三方，卵子来自妻子。D：精子和卵子都来自他人。

我父母的情况属于B。前面说过，我家是镇上第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那是八十年代末。还没人知道试管婴儿为何物。也没人知道会不会生出一个怪胎。但我父亲，就像我说的，对所有新事物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难以抑制的热情。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我母亲的——但我想应该并不太难，虽然我母亲是一个谨慎多疑的人。虽然从本质上说，做试管婴儿跟找个外地女人好像也没什么不同，甚至风险更大，费用更高。但试管婴儿有它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卵子的捐赠方和受赠方互相是严格保密的，而外地女人就不同了。她是个身份明确的存在：她的名字、外貌、性格，一切。后来产生纠纷的先例并不是没有。再说，除非万不得已，哪个妻子会愿意自己丈夫跟别的女人同居，生孩子？

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卵子不是母亲自己的，但至少，孩子是在自己肚子里长大的，是从自己体内生下来的。这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而且，从体验上说，它跟正常的生育几乎没有区别。至于卵子——不管是谁的卵子——跟一天天隆起的肚皮相比，更像个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

总之，用了一年多时间，去了无数趟北京，花了一大笔钱，我母亲终于产下了一个健康的试管婴儿。一个男孩——也就是我哥哥。

《作家》2019年第1期《奇遇》插画，王公绘

那是1989年底。我出生于四年后。1993年五月。当然，我也是个试管婴儿。试管婴儿跟正常出生的孩子，从理论上说，不会有任何不同。不会更聪明，也不会更笨。不会更漂亮，也不会更丑。我小时候上的镇小学里大概有三分之二是试管婴儿，但老师根本分不出谁是谁不是——也许除了我之外。

并不是我有什么缺陷，或者标志。而是因为——虽然这听上去有点可笑——我长得太漂亮了。我长得就像个洋娃娃，真正的洋娃娃，像个混血儿。皮肤雪白，眼睛又大又深。毫不夸张地说，我是镇上最漂亮的小女孩。但我父母并不以此为傲。相反，这让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实在不像是他们的孩子。我父母都是典型的广东人，矮小，黑瘦。我哥哥也是。如果不说，别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是兄妹。

从表面看，我的生活正常而普通。我父亲跟别的父亲一样，整天忙于生意，我们很少见到他。至于我母亲，她从不骂我，从不打我，但她也从不亲我，从不抱我。我没有任何她触碰我的记忆。甚至连眼神上的接触也很少。我不像是她女儿，而更像是家里的一个客人，一个她不情愿接待，但又不得不接待的客人。（而她对哥哥就完全不同，虽然并不是通过肢体接触，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哥哥对我也很淡漠——仿佛我是个毫无关系的外人，只是恰好借住在他家。）

也许正因如此，我从小就很乖。从懂事起，我就几乎没哭过。我知道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我的泪腺似乎退化了——或者说进化了。即使当我还是个小小的小女孩时，我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那是一种直觉，一种对接收到的各种微妙讯息——大人的眼神、姿态、语调、周围的气氛——下意识的、本能的归纳和总结。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做错了什么——而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为此愧疚）。但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我在下意识里不停地问自己。回答是：不知道，但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乖巧，甚至小心翼翼的原因：为了弥补那种莫名的罪恶感。

直到上了初中，我才渐渐发觉那种罪恶感到底来自哪里。

如果说小学时我还只是像个洋娃娃，到了初中，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挑丰满的美少女。就像有谁在我体内按下了启动键，突然，我的身体开始每天都发生变化。皮肤越来越白嫩，个头儿升高，胸口隆起，腰部渐渐形成瓷瓶般的曲线。我记得，那段时间我经常梦见自己在游泳——在一片温暖的，既像大海又像子宫的水域里，仿佛水流在塑造着我，雕刻着我。

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所有女生都讨厌我。所有男生则都喜欢我——但因为我毫无反应，遥不可及——于是喜欢也就变成了讨厌。传言是从一个外号开始的。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叫我“俄罗斯套娃”。先是背后叫，后来当面也叫。因为背后还有一种更恶毒的叫法：“俄罗斯野种”。这当然跟我的外貌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根据传言，我是从一个俄罗斯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让我来解释一下。原来，我家不仅是镇上第一个做试管婴儿的，还是第一个去俄罗斯做试管婴儿的。也就是说，跟哥哥不同，我的胚胎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俄罗斯某个医院的试管里培育形成的。但这并不是秘密。在我之后，镇上有一大批孩子都是在俄罗斯做的试管婴儿。因为那边的费用比国内更低，而且成功率更高。但根据传言，跟别人不同，我并不是母亲生的，而是由一个俄罗斯女人代孕生出来的。也就是说，父亲的精子和捐赠的卵子在试管中结合成胚胎后，被放入一个俄罗斯女人的子宫受孕，直至生下我。而这才是父亲去俄罗斯的真正原因——在那里，试管婴儿由人代孕是合法的。

不久，这种传言又有了两个升级版。一个是：我不是试管婴儿，而是父亲跟那个名义上代孕的俄罗斯女人生的。另一个：我非但不是试管婴儿，而且跟父亲也没有血缘关系，父亲被俄罗斯医院骗了，我是那个假装代孕的女人跟不知道谁生的——所以，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俄罗斯野种”。

但无论哪个版本，它们都有个共同点：我是从某个俄罗斯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甚至觉得松了口气，仿佛解开了一个难解之谜。是的，这就是我那种莫名罪恶感的来源：因为我不是她生的。因此在所有意义上，她都不是我妈妈。但我并没有去问父亲，也没有找任何人对质或求证。毕竟，我还是个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而且，那个念头一出现，我就知道那是真的。毫无疑问。那解释了一切。

那天晚上，我站在自己房间的落地镜前，看着里面只穿着内衣的那个少女。她似乎全身都在隐隐散发着光芒。连我自己都为之心动。但同时我也感到莫名的悲伤。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从各方面看，这个世界好像并不需要我。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外国语高中。去外地寄宿让我——似乎也让我父母——如释重负。新环境里没有人关注我，也没人知道我是试管婴儿。（不过，我真的是吗？）我学会了各种掩盖自己少女光芒的技巧：戴副大大的眼镜，不用任何护肤品，只穿一些颜色灰暗、宽松不显体形的衣服。周末我很少回家，寒暑假回去也大多待在父亲办公室的隔间里，在那儿复习功课，帮着翻译些英文资料。从小到大，那几个假期，是我跟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光。我仍然记得，我们父女俩在工厂食堂里默默对坐着吃饭的场景。那里有种淡淡的，对我而言极其陌生的家庭温馨感。但不知为什么，父亲看我的目光总有点躲闪。他似乎不敢长久地直视我，似乎那会灼伤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直到去北京上大学，我都始终无法开口，问他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我最终问出那个问题，是在五年后。那时我已大学毕业，恰好这里有份合适的工作，于是我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那段时间并没什么可说的。是的，一直以来，我的人生就像个空壳，像个黑洞。虽然表面上跟常人无异（甚至比常人更美貌，收入更高），但其实我是个心理上的残废。我没有爱的能力。那就像长期缺乏某种维生素而导致的发育缺陷。我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就好像我也不知道哭是什么感觉。

我甚至也不知道恨是什么感觉。我并不恨母亲。我只是总觉得莫名地失落。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来自哪里。俄罗斯只是一个虚幻的符号。我常常涌起一股彻骨的虚无感，仿佛自己是一个不存在的幻影。对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因为那种温暖的、充满信赖的归属感，只能来自于爱。

当然，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后来工作，都有很多人追我。我谈过两次恋爱，但都无疾而终。我甚至能感觉到分手时对方都松了口气。那类似一种动物性的直觉，我想，任何人，只要太靠近我，就会感受到我身上那种黑洞般的冷漠和虚空。

那几年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迷上了听古典音乐。不，更准确地说，是迷上了听拉赫玛尼诺夫。大二时，为了凑学分，我选修了一门“古典音乐欣赏”。然而，当我第一次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它显得如此亲切，如此熟悉，仿佛我以前曾经听过——而且听过很多遍。但那不可能。那之前我几乎从没听过古典音乐。我连协奏曲跟奏鸣曲都分不清。但这首曲子似乎瞬间就将我包裹起来。它似乎抚平了我心上所有最细小的皱褶。我可以无比轻易地跟随它的每个音符，并随之彻底放松自己，就像静静飘浮在无限的太空。

我立刻去图书馆查他的资料。拉赫玛尼诺夫，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1873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被称为浪漫主义晚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主要作品包括三部交响曲，四部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歌剧《阿莱科》，管弦乐诗剧《死之岛》等。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携家人离开俄国，并于1918年定居美国，1943年在洛杉矶去世。

我开始四处找他的作品。我用假期打工积攒的零花钱买了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CD。除了他的作品，我几乎不听别的音乐。但最打动我的，还是那首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听都有一种生理性的微微震颤。仿佛频率一致的共振。仿佛我与那首曲子之间有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恍然大悟：我一定在妈妈肚子里听过这首曲子！那就是为什么它显得如此熟悉的原因：我真正的母亲，我的俄罗斯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一定常常听这首曲子。

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孕妇，坐在有蕾丝花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飘雪发呆，空中回荡着那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我脑中开始不时浮现出那样的画面。

又一个证据，或许。但理智也告诉我，我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它们终究不过是些感觉、想象、推断（用法律术语说，它们根本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我的身世仍然是个谜。

然后，一天下午，我上班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他在上海。那天晚上我带他去了家高级的法国餐厅。我已经很久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老了很多——不知为什么，似乎是一瞬间变老的。他说他在郊区给我买了套精装修的小公寓。位置有点远，他说，不过靠近地铁，交通很方便，小区环境也好。我们点了瓶很贵的红酒，像以前那样默默对坐着吃饭。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很好。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饭快吃完时，他突然下定决心似的用餐巾擦擦嘴角，往后靠到椅背上，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想问我？

我当然有。

“是的，你不是你妈妈生的。”他叹了口气，“生完你哥哥，她的子宫就出了问题。他们都说俄罗斯女人代孕生出的孩子会特别聪明健康。费用便宜，技术水平又高。还可以顺便去俄罗斯旅游。轻轻松松，什么都不用管，你妈妈就同意了。”

高脚酒杯里还剩了一点酒。他拿着酒杯晃了晃，但没有喝。

“我知道你跟你妈妈关系不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你是爸爸的孩子。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过亲子鉴定。那些都是谣言。他们只是嫉妒你，嫉妒你漂亮、聪明。”

我问他能不能多讲点在俄罗斯的事。

“很多年前的事了。”他露出浅浅的微笑，低头看着自己交叉的双手。“你知道，那时苏联刚解体没多久。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莫斯科，莫斯科人，似乎都有点恍恍惚惚的，好像刚从梦中醒来，而那个梦究竟是噩梦还是美梦，他们自己也搞不清。那种气氛，连我们这种初到的外国人也能感觉到。对了，那个代孕的女孩，还领着我、你妈妈，还有陪同的大学生翻译去玩了几个景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

“有她的照片吗？”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父亲摇摇头，“有几张合照，都被你妈烧了。”

“……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我又问。

父亲抬起眼睛看着我。“很漂亮。”他说，“典型的俄罗斯美女。金发，大眼睛，个子很高。不太说话，总带着微笑。跟你有点像。不过，”他接着补充说，“你跟她应该没有血缘关系。你看，你是黑发……而且，那是家很大的正规医院，我们还签了合约，卵子必须来自中国人——当然，具体来源是保密的。”他停顿片刻。“但不管怎么说，你在她肚子里待了十个月……”他没再说下去。

我们默默看着各自的酒杯。

临走前，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我记得她好像是个钢琴老师，”他说，“苏联解体后失业了。她还说那是她第一次怀孕。她叫安娜。”

安娜，我在心中暗暗重复道。安娜。

所以，对于那个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人，这几乎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安娜，以及，或许，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个月后，我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肝癌。我没有回家参加葬礼。我们已经告别过了。我彻底切断了跟家乡的联系。我搬进了父亲给我买的那套小公寓。我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上班，下班，看书，听拉赫玛尼诺夫。周而复始。心如死水。一直到发生那件事。

那是去年十二月初的一个周五晚上。那天很忙，我一直加班到很晚。我工作的那幢三十层大楼坐电梯可以直达地下的地铁站。（我经常一整天都待在大楼里，以致有时会产生一种感觉，会突然觉得外面的世界说不定已经消失了，或者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我过了十二点才离开办公室，十二点半上了最后一班地铁。

我喜欢坐末班地铁。那时的车厢空荡荡的，没几个人，散发出一种令人舒适的寂寞，跟上下班高峰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你看见的不会是对面一张张疲惫麻木的脸孔，而是车窗玻璃上隐约映出的自己——虽然那看上去就像另一个人。

父亲给我买的公寓离地铁终点站不远。从办公室到终点站大概要四十分钟。那就像一段小旅程。我一般都戴着耳机埋头看书。但如果像那天一样加班晚了，地铁很空，我就会坐在那儿，悄悄打量一番周围为数不多的乘客，然后看着对面车窗里的另一个自己发呆。（那天晚上整节车厢里连我在内只有五个人：一对五颜六色的年轻情侣，一个戴金边眼镜，穿藏青色呢大衣的中年男人，一个闭目养神的老头儿。）

这段旅程中我最喜欢列车冲出地下的那一站。唰的一下，仿佛某种魔法，列车突然就来到了地面——不，准确地说，更像是空中：因为行驶在高架桥上，感觉就像悬浮在半空。车窗里的另一个我也瞬间消失，代之以窗外丛林般的高楼大厦。

她们就是那一站出现的。

我用“出现”这个词，是因为我没注意到她们进来。她们仿佛凭空出现在我斜对面的座位上，就像神话中的天使。但那只是一种错觉，我想，我只是没留意（就像我也没留意那个老头儿和那对情侣是何时下车的）。况且，当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窗外。

窗外的城市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神秘却又显而易见的变化。下雪了！——我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建筑物的边缘被勾勒出粗粗的白色线条，仿佛可爱的儿童画。雪还在下，不密集，但雪花大得出奇。在夜空中它们看上去是淡蓝色的。我看得目瞪口呆。也许因为早上出门时还是漂亮的晴天，加上整天都待在室内，现在突然看到这幅雪景，让我觉得恍若奇迹，恍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就那样怔怔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眼角似乎有什么在发光。于是我转过视线，看见了她们。

当然，她们并没有真的发光。一眼看去，她们不过是对普通的祖孙：一个头发银白，大约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和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但不知为什么，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非现实的气氛。也许是因为她们的坐姿。我从未见过那样优雅的坐姿。不是正襟危坐，也没有倚靠椅背，虽然身体挺直，却显得无比自然，似乎毫不费力。而且她们给人一种旁若无人的感觉——虽然车厢里确实没什么人（只有我，和坐在角落单人座位上的那个中年男子），但她们的旁若无人不是无视周围的存在，而是超越了周围的存在。她们的表情淡然却不冷漠。她们静静地看着窗外，看着夜晚雪中的城市，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们的衣服也不对。就外面的天气来说，她们穿得实在太少。老妇人上身是件米白色的短风衣，里面咖啡色高领衫，下身是黑色牛仔裤配栗色的低帮皮靴。小女孩则穿着白色带蕾丝花边的长袖连衣裙，外面套了件浅蓝的西装夹克，下身一条雪花图案的灰色打底裤，脚上一双锃亮的黑色小皮靴。她们不冷吗？（她们看上去完全不知道“冷”是什么感觉。）更奇怪的是，她们都没带包，也没带伞。在这样一个下雪的深夜，她们是从哪儿来？她们要到哪儿去？

我朝周围看看，似乎想寻求帮助。难道只有我注意到她们的奇特？但那个中年男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也许他抬头看过一眼，但毫无兴趣——只是一对随处可见的祖孙，不是吗？

不，不对，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我一定错过了什么。什么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像刚才窗外的雪。这时熟悉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在我耳边响起。是的，这其间我一直戴着MP3耳机（我的MP3里是一整套的拉赫玛尼诺夫作品集），但之前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对祖孙身上，完全忽略了耳中的音乐。我闭眼聆听。虽然已经听过无数遍，但跟往常一样，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温柔恢宏的前奏再次将我裹挟而去。不，这次的感觉更为强烈。它似乎在摇晃着我，提醒着我。它似乎想告诉我什么。

我睁开眼睛，再次悄然凝视着对面那对祖孙。（她们似乎被一层透明的光膜保护着，从而感觉不到我的视线。）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们很眼熟。我一定在哪里见过她们！但是在哪儿呢？那是一种陌生的熟悉。就像……就像车窗里的另一个自己。

我感到全身一阵微微发麻。仿佛一个黑暗的房间突然变得灯火通明，瞬间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我忽然知道了她们是谁。她们就是我。她们是我的过去和未来。

我遇见了我的过去和未来。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一种神启般的领悟。那个小女孩无疑就是小时候的我。眉眼，嘴巴，皮肤，甚至发型也一模一样（齐肩的长发，额头留着整齐的刘海）。而如果说我觉得（或者说希望）自己老了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个老妇人就是最好的答案。（是的，她的发型——稍稍有点鬈的欧米伽头，闪烁着银光——就将是我的发型。）总之，毫无疑问，坐在对面的就是我——也是我：过去的我和将来的我。

如果你们觉得我疯了，或者有点神经错乱，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的确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似乎确实发生了小小的错位。我很难客观描述接下去的十来分钟。那既像一瞬，又像永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回忆，那已经变成了一种慢镜头的电影场景。在拉赫玛尼诺夫那时而忧伤时而辉煌的乐声中，飘落的蓝色雪花，飞驰而明亮的列车车厢，都突然变得无比缓慢，仿佛世界突然被浸入了海底。她们依然用那种异常优雅的姿态静静地坐着，望着对面的窗外。从头到尾，她们都没有交谈，只是偶尔充满默契地同时转过头，相视而笑。（仿佛她们交流靠的是心灵感应，而不是语言。）我全身心地追踪着她们每个最细微的举动：小女孩扬起的面孔散发着光泽，眼神像水一样清亮；与此同时，老妇人转动脖子，低头对她绽开微笑。（当老妇人转头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左耳下有道蜈蚣般的伤疤。）我甚至好像也能感应到她们在说什么。（“外面的雪真美，不是吗？”“是啊，好美。”）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已经失去意义。我呆呆看着她们，身体僵硬无法动弹。只有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在继续流淌。最终，她们又对视了一下，这次似乎在说“好了，我们该离开了”。然后她们一起转过头，对我送上极其自然而温暖的微笑，并轻轻颔首致意，接着，列车到站，她们起身走出了车厢。

列车再次回到地下。

我该怎么形容她们对我的那种微笑和致意呢？那就像舞台谢幕。就像演出结束后优雅的告别。但那也像是某种鼓励，某种安慰，某种讯息。她们似乎在对我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我的身体呼的一下松懈下来——就像被解除魔咒的公主。我感觉胸口似乎有块冰在快速融化。那一大块冰融化成的水从胸口涌向身体的各个部位（因此我全身都在微微颤抖）。它们甚至从眼睛涌出体外。

我意识到自己在哭。原来这就是哭。原来哭是这么美妙，这么令人欣慰。原来眼泪真的是咸的，味道就像海水。

如果我家不是最后一站才下车，我一定会坐过头。我过了一会儿才发觉已经到了终点站。广播在播报“请乘客全部下车”。（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大概MP3没电了。）周围已经空无一人。我摘下耳机，吃力地站起来，走出车厢。我觉得疲惫而幸福。甚至骄傲。是的，我终于会哭了。但同时我也觉得有点恍惚和失衡，有种不真实感，仿佛刚从梦中醒来。我紧紧抓住自动扶梯的把手，生怕自己会跌倒。我看见上方扶梯尽头那个中年男人藏青色的背影。他发现我哭了吗？或许发现了也会觉得很正常，不过是深夜地铁上一个默默哭泣的女子，不是吗？

我决定在雪中散步回家。我尽情吸入清冽的空气。雪还在下。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只有路边两排延伸向远方的路灯，和偶尔梦游般驶过的汽车。每隔一段距离，路灯光便形成一片舞台似的区域，雪花像表演一般在其中飘舞。我不时停下脚步打量四周。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平常那些丑陋嘈杂、司空见惯的楼房建筑，在积雪覆盖下变得纯真而宁静。整座城市都笼罩着一层幽蓝的荧光，有种超现实感。仿佛在梦中。我是在做梦吗？这是一场梦吗——此刻，今晚，她们？我仰起头，让几片雪花落到脸上，皮肤有令人欣喜的微微刺痛（因为我知道那是泪痕）。我觉得胸口像被掏空似的，像是在等待着被放进什么。我突然涌起一种渴望，或者说恐惧：我必须留下点证据，证明今夜——今夜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但我能找到什么证据呢？我环顾四周。我伸出手掌接住几片雪花。雪花吗？可我要怎么才能留住雪花呢？

就在这时我远远看见街对面有家小店。在这个时间，几乎所有店铺都关门了，但它还亮着灯。从落地橱窗里溢出温暖明亮的黄色光线。不知为什么，那团光似乎在召唤着我。我穿过马路。走近了看，那像是一家卖各种生活杂货的文艺小店。但推开白色格子的玻璃门，我不禁愣住了：一对容貌清秀的年轻男女正在屋角给货品拆包，这家店大概还没开张——正准备开张，那就是为什么它这么晚还亮着灯。

“不好意思……”那个男生的话还没说完，那个女孩已经微笑着朝我小跑过来。她轻柔而坚定地拉住我的胳膊，替我关上了身后的门。她对我又笑了笑，然后对男孩熟练而优美地做了几个手势。是手语，我意识到，女孩是个哑巴。我注意到她最后扬起头指了指天空。

“她说……”男孩的脸有点红了，“她说，虽然我们明天才正式开张，但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第一个顾客。她说给你打七折。她还说……”男孩有点害羞地笑了，“你这么美，一定是天上派来的天使，你会给我们小店带来好运的。”

女孩对我展开灿烂的笑容，又用力点点头。我觉得胸口涌上一股暖流。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也对她笑着微微点了点头。

我四下看了看。店面虽小，但布置得繁而不乱，像间温馨而有格调的小客厅。各种家居用品——花瓶、玻璃杯、西式餐具、咖啡壶、干花、烛台、相框、小摆件——错落有致地点缀其间。说实话，平常我很少逛这样的小店。跟一般女孩不同，我不爱逛街，也不爱买那些装饰小物件。（我的公寓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物品，就像个修道院。）但在那一刻，倘佯在那间温暖的小店里，我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购买欲。我一定要在这里买样东西，我对自己说。并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那对可爱的店主和他们说的话，而是因为我要为今夜留下一件证物。为了今夜这梦一般的、恍若非现实的奇遇，我需要一件有现实感的、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来作为证据。

然后我发现了那只小杯子。那是只看上去不起眼的乳白色瓷杯。尺寸比普通马克杯小一号。釉色和形状都带着手工制作那种拙意的不均匀，显然不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产品。我握住它的手柄，把它拿在手里，感觉就像长在手里那般合适。我轻轻抚摸着它的釉面，一种光滑的粗糙，仿佛能让皮肤回忆起最初构成它的矿石。

我买下了那只杯子。

直到今天我还在用那只杯子。我几乎天天用它。我用它喝各种东西。水、咖啡、果汁、茶、加冰块的淡威士忌，甚至——有时候——加进几滴眼泪。我对它无比珍惜。就连在水流下清洗它也让我觉得喜悦。我想我爱上了它。我想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爱。

当然，它也常常让我想起那个奇妙的雪夜，想起她们，想起她们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它将我与那个奇遇之夜联接起来，它是证据，也是恩赐。我知道，你们有人也许会觉得这很可笑。有人会说，那不过是一次平常的偶遇，那不过是一对气质清雅的祖孙，或者，再极端一点，也许我不过碰巧遇见了自己血缘上的母亲。但我不这么想。对我来说，她们就是我的过去和未来。有时我会触摸自己的左耳下方，我知道那里将会有一道伤口。但我并不害怕。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有眼泪和爱。是的，爱。虽然我还是个新手，我还在学习，学习去爱一个人，爱这个世界——从一只杯子开始。

孔亚雷，1975年生，小说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等，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莱昂纳德·科恩诗文集《渴望之书》、詹姆斯·索特长篇小说《光年》等。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有作品被译为英、荷、意等国文字。2013年获第四届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提名奖。现居莫干山脚下的一座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