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河逐日》（薛海翔）简介：

这是作家薛海翔写给自己的生命前传，也是一个中国红色家庭的显微缩影。

作者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青少年时期即加入马共，20岁后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戎马半生；母亲则从苏北的乡村少女，成为新四军……半个多世纪后，薛海翔从衡山路上的寓所往街道上“凝望”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的父亲的身影，开始了遍及海内外的家族寻根之行，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停留、长思，他记录了从当下回溯岁月的足迹，打捞出上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与跌宕生涯。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题记

序章

“你要问起爷爷那一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就看过一张出生证，那还是1939年1月我被关押在马来亚的太平监狱，法庭过堂时法官给我看的：我本名吴清云，出生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英国籍，父亲吴保，广东人，母亲郑柳，福建人。就这么多了……”

1995年那个清凉的夏天，哈尔滨，三十八年未曾相见的父亲郭永绵不无歉意地说着，我则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如同无数次对陌生人的采访。

“说不定，太平监狱或者怡保警察局有这些资料，英国人档案保存做得很认真。”看着我停下了手中的笔不再记录，父亲没有把握地补充着。

“你可以去那里，找找看。”父亲最后对我建议道。

哈尔滨独有的夏季凉风，穿过屋外绿色的浓荫，涌进宽大的窗口，分别三十八年的父与子，回溯那飘散在岁月深处的家族线索，听长风掠过，对坐无言。

此刻，2017年2月24日上午，那次谈话二十二年后，我站在父亲被关押过的马来西亚太平监狱的门口。半岛二月的骄阳，跟上海八月没有两样，火一样地炙烤着我的皮肤，我抬头望着监狱哥特风格高耸的大门：奶黄色门扇镶着绿色纹边，大门紧闭；门口停着一辆中型黑色囚车，像个机甲堡垒。大门两边，无限延伸望不到头的围墙上，架着锈迹斑斑的铁丝网，隔一段，就有一个岗楼，很像电影里看过的旧时监狱，它的确就是一个旧时监狱，大门的尖顶上，炫耀地镌刻着“1879”几个大字。

我想象着父亲走进这座大门的场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羸弱，纤瘦，脊柱微微侧弯，肩膀一高一低，戴着手铐，被英国警局密探押解着，走到高耸的门楼下，大门隆隆开启，门里，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世界，他慌乱吗？害怕吗？绝望吗？

我跟父亲不熟，直到2007年他去世，在他八十七岁的生命光阴里，我们见面只有数得出来的寥寥几次。这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异样：他离我很近，近在咫尺，近在身边，与我身影重叠；我脚下的路面，父亲也曾踩踏走过，我头上的门楼，父亲也曾仰头看过，父与子，隔着七十九年的时间，站立在同一空间。

这里纬度很低，北纬三度，几近赤道，西边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波涛碧绿，东边是金马伦高原，绵延不绝；我从上海飞来，对异国的陌生满是好奇和疑虑，阳光耀眼，迷雾重重。

我拿着手机，对着监狱大门围墙岗楼和墙里的囚室各种拍，终于，拍出来一个警官，一个肤色黝黑一身黑色警服的中年马来人，面容严肃，走到我面前，操着英语说：这里不许拍照。

我说，我父亲八十年前在这里关过，我想来查找他囚禁这里的资料。

他惊奇地看着我。

我又重复了一遍，说，我父亲后来回了中国直到终老那里，再也没有来过马来西亚，他希望我能够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他还在思索着，好像在消化我的解释。

我说，可以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出正式的申请。

他明白过来，说，不是不可以，是不会有你父亲的资料。

我说，他在这里关押过五个月，在这里被提审，判的刑，你们应该有他的资料。

这个资料，对我，至关重要，只有它会告诉我，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是谁，来自哪里又去了何方，换言之，它是我薛海翔从哪里来的一个源头，找不到它，我从哪里来就是一个谜了。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

我的母系存有一本十六代的家谱，让薛氏家族来路清晰，家谱上，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元朝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并起，角逐天下，江南氏族多支持本地兴兵的吴王张士诚，襄助他固守苏州十二年，最终，张士诚不敌朱元璋，苏州城破，明朝建立，朱元璋怨恨江南氏族对他的拒止，掌权后，把苏杭氏族几十万人一并迁往贫瘠的苏北，史称“洪武赶散”。

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那里一个薛庄，庄前有旗杆，有下马石，还有一个从花团锦簇的苏州迁移到苏北白花花的盐碱地后，东山再起的励志故事：

族中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先人，在北京的皇帝身边担任带刀侍卫，朝夕相处的皇帝问起他的儿子多大了，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每次回答都是“小呢”，终于有一天皇帝忍不住了说，你带来看看吧。一看之下，皇帝脱口说：是个大人了嘛。带刀父子双双跪下：君无戏言谢主隆恩。既被封了“大人”，薛庄也兴旺了起来。

小时听外婆不无得意地说起母系先人这段骗官往事，总觉得这算不上光彩和荣耀，及长，更觉得这故事也不像是真的，落难的家族需要一个故事，支撑他们在苦难的异乡生存下去——即便如此，母系来源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父系就不同了。

虽然，直到十八岁，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家族来历也是清清楚楚的：

父亲叫郭永绵，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郭善金，广东增城人，到现在增城还有个郭家祠堂。清朝末年，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爷爷的大哥送了人，剩下的，爷爷和一个兄弟一个妹妹，“卖猪仔”漂洋过海，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落脚，爷爷郭善金在制革业当学徒，头三年白干，连剃头钱也没有，三年后学满自立，外出单干，三十岁时娶了何清为妻，当地人称爷爷“阿葵”，奶奶何清就被称为“葵婶”。1920年，他们生了我父亲，取名郭永绵，名字含义也直白，子嗣永远绵延。

父亲三岁，爷爷去世，奶奶靠着艰辛世道里积攒的生存能力，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夹缝中，找寻活路：她替人洗衣缝衣，替人包伙做饭，替人帮佣带孩子，做各种杂活，挣钱活下去，真个是孤儿寡母，艰辛备尝。

虽然是苦难卑贱到泥土里的人生，但来历还是清楚的。

父亲七岁时，奶奶把他送进了怡保的一所学校，叫“怡保公立义学”，这是一所社会募捐的学校，专为华人子弟开办的。

“学生如果生活困难就免费，家境稍好一些的就半费，家境好的就全费。我免费。教师全是从唐山（中国）去的，北伐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逃过来，有进步思想，跟我们这些穷孩子关系比较密切，灌输进步思想，教我们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我七岁进这个学校，念到四年级，语文，自然，体操，算术，美术，音乐，没有英语。”1995年，七十五岁的父亲记忆清晰地对我说。

两年后，万里外的北方，北纬三十五度的中国江苏省涟水县，一个叫普安集的小镇，母亲薛联走进小学，那年她四岁，还叫薛秀珍。

普安集很小，东边是太平洋的黄海，西边是广袤的江淮平原，全镇只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小街，每月逢五逢十为集，周遭十里八乡的农家都来此赶集，带着自家的农产品沿街设摊贩售，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商贸交易中心。

外公薛兰荣开了一家染坊，按照客户需求，把农民自纺的土布染成各种颜色。全镇一家染坊，没有竞争对手，生意就做好了。家里盖起了两间瓦房，在贫瘠的苏北，算得上殷实人家了。

那应该是1929年前后。中国历史天幕的大背景上，辛亥革命延续下来的纷乱，由军阀混战承接着，共产主义运动则在偏远的罗霄山脉，用星星之火的方式，做着燎原中国的梦想和努力。

远离中心城市的中国农村，岁月呈现池塘般的单调和平庸。此时，外公做出了一个当地人不解的举动，送女儿上学读书。

按照千年以降的传统，四岁女孩，正是缠足的年纪，否则，这女孩会被人看做没家教，长大后会嫁不出去。虽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快二十年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缠足早已退出社会生活。但是，在苏北，传统还在延续，母亲也不例外开始缠足了，外婆用几尺长的白布条，把母亲的脚一层层包起来，用力压倒脚趾，以图塑造三寸金莲。母亲大哭大喊，就是不从，几天下来，外公看不下去，说，算了吧。母亲缠足就此放弃。外婆请当地一个颇有权威的算命先生替母亲算命。算命先生看过面相手相，排过生辰八字，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了，是个女孩，要是个男孩，将来当大官。

外公没把这个结论放在心上，他疼爱这个小女儿，要让她受教育。母亲就此走进学校，成为一名小学生。语文课上，教人手刀尺，算术课上，学加减乘除。

母亲第一次被叫到黑板前做10-8的算术题，她无师自通地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10个点，再用手擦去8个，看着留下的两个点，她写出了2的答案。

老师对这个四岁小孩自辟蹊径的解法颇感意外，中午到母亲家吃包伙饭时，大加赞赏，跟外公说，这小孩聪明，让她一直读下去。

2017年4月25日，离开马来半岛两个月后，我站在中国苏北普安集狭窄的街道上，亲见了父亲和母亲之间那遥不可及的距离，那个时代难以逾越的空间：他们隔着海洋和岛屿，平原和高山，隔着种族和国家。

父亲和母亲相差五岁，1920年代末期，相隔万里的两个小学生，开始了自己的启蒙之路。他们的人生轨迹，从空间上看，永远不会相交。如果没有二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没有因此引发的国际动乱，没有传说中的“田中奏折”，没有在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此后的遍地狼烟漫天烽火，他们应该各自在自己的居住地，平凡地成长，谋生，繁衍，终老，一如众人；隔着望不到头的山川原野和波涛无边的汪洋大海，永不相交，而我，则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的虚空中，以一种初始的原子形态，漂浮。

第一章 马来亚怡保

“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埠新街场德乐街7号，

No7 TAILOCK STREETIPOH PERAKW, MALAYSIA”

这个中英双语的地址，是父亲郭永绵亲手写给我的。1995年夏天，他告诉我，从四岁开始，他就住在这里，他这样描述他记得的人生第一个住处：

“住在我妈打工的老板家，在河的北边，离河不远，德乐街7号，都是新建的房子，一排排住宅区，灰色砖瓦房，一般是两层楼，底下有走廊，就是所谓的骑楼。马路两边的房子对称，一排接一排，像广东的房子，我和我妈住在一个小房间，是堆杂物的，南方生活简单，有床就睡床，没床就睡地板。地板上有缝。”

那年父亲四岁，是1924年，这个地址，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的父亲最早的遗迹了，算得上父系最远的溯源之地。

八十三年后的今天——2017年2月23日，我站在怡保潮湿而闷热的街头，手里拿着这张中英双语的地址条，开始了寻访。满以为，有这么详细的地址，随便找人一问便知。很快，事情变得蹊跷起来，不要说普通的路人、街边的店铺老板，就连路上巡逻的警察，凡是看到这张纸条的，无不摇头，没有一个说知道的。

怡保早年出产锡矿石，大批华人在此挖矿谋生，逐渐衍化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不大的城市，先民们聚居而住，沿着横贯城镇的近打河，发展成旧街场和新街场两大城区。旧街场由中国广东式的骑楼排出一条条狭窄的街道，新街场则由欧陆风格的建筑群构成现代意味的城区。

我按照逻辑推断，父亲家一贫如洗，应该住在陈旧混乱的旧街场。可是，他的地址上却写着新街场，会不会是搞错了城区呢？但是，我很快否定了这个自以为是的推断，因为，在我的访谈记录上，父亲是这样描叙他一生中第一个记得起来的住处的：

“我母亲给人帮佣，东家是一个橡胶园的老板，姓梁，叫梁根，广东肇庆人，娶了七个老婆。我母亲帮佣的这家是梁根的四姨太，住着一幢房，男主人也不大回来，四姨太不曾生育，领养了一男一女，女的叫梁宝娟，比我大；男的叫梁祯祥，比我小，后来继承了财产。

“四姨太人比较好，她不许我叫老板娘，我就叫她四姑，她则叫我母亲为葵婶，叫我阿绵。我母亲给她家带孩子，做饭，收拾房子。她家对我也没有歧视，我跟他们一起念私塾，四书五经。”

这样的大户人家，只能住在新街场。

新街场路边，有许多中文招牌，标示着以中国国内地名命名的“会馆”：“广西会馆”“潮州会馆”等等，油漆斑驳，历史久远。经验说，这些会馆，一定会保留着从那些地方来的移民的久远历史和记忆，他们成了我最后的线索。

我敲开门，走进一家家会馆，出示手中的地址条，问路。

会馆幽静，通常有一两个老年人坐着，喝茶，看报。他们端详着我的地址条，两眼迷茫，依然无人知晓这条“德乐街”。间或有老者凝思着说，以前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马来亚独立成马来西亚后，全国兴起过一个去英国化去中国化的激烈运动，但凡英文街名中文街名，一律更换成马来文街名，且与从前的读音全无相同之处，为的就是让人彻底遗忘从前的用外国文字命名的街名。这个运动距今将近一个甲子，所以，即便花甲老人，也没有旧时街名的丝毫记忆了。

看来，“德乐街”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已经化为粉末，飘散在历史的废墟之中。

毫无头绪地走在被时下时歇的阵雨浇得湿漉漉的街道上，我已经做好了空手而归的心理准备。我只能干巴巴地想象，父亲也许走过我脚下的街道，也被阵雨弄得满脚泥泞。用空洞的对比，对自己进行聊胜于无的心理安慰。

谁也不知道的是，这时，我离开“德乐街”只剩下几十米的距离了：

随行的马来西亚司机，停下脚步，看着路边一家小店的店堂，一个驼背老者，背朝着街道，坐在小板凳上，躬身编织着一个灯笼骨架。司机死马当作活马医地用广东话问了一句：“你知道德乐街吗？”

老者没有回身，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劳作，只用左手，斜着指指身后的一条横街。

找到了？就这么突然找到了！

我转身，撒腿就往那条横街跑。街口的绿底白字路牌上，一行不知道怎么发音的马来文街名赫然入目：HALA PASAR BARU

这还是一条骑楼夹道的街道，只是，街面比较宽阔，两边的骑楼质量很是上乘，整齐而结实，九十年前，这算得上是上流社区了。我急急忙忙地从街边掠过，眼睛盯着每一扇门上的门牌，寻找7号。

7号！也是骑楼，漆成艳俗的粉红色，倒是门面簇新，这是一家鞋店，拦腰横贯的明黄色招牌上，中英双语：千里达鞋店THOUSAND MILES。

我快步走进店堂，店堂里，一排排货架，摆满了式样时髦的休闲鞋类，款式和颜色，与上海、纽约等大都市相去不远，颇具冲击力，让人目不暇接。

一个二十多岁的华人店员迎上来，我急切地说：这店从前是不是居民住家？

店员没有把握地说：也许是的吧。

房东是不是姓梁？

店员说：多久前的事呀？

九十年前。

店员愣住了：这么久啊？

他想了想，随后说：这店堂是老板几年前才租下来的，要不，你去隔壁9号问问吧，她们是老住户，在这条街上住了很多很多年了。

9号是一家理发店，招牌上，也是中英双语：雪梨美发院。

我推门进去，店堂里没有顾客，两个华人中年妇女坐着，闲聊天。

你好，我想打听一下隔壁7号的情况？

一个年长的妇女说：什么情况？

房东是不是姓梁？

是，是姓梁。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声音也有些颤抖，我镇定了一下，说，有没有一个叫梁宝娟的女士？

有啊，梁宝娟，我小时候一直在她家，跟她女儿一起玩。

梁宝娟比我父亲大一岁，算起来快有一百岁了。

女人说：她后来去了英国。

哦……

线索到此为止了，我有些满足又有些失落。

不过，梁宝娟的女儿就在怡保，房子租出去，她住在别的地方。对了，你是什么人啊？

我父亲跟梁宝娟是熟人，他小时候在这里住过。

是吗？那应该很老了吧。要不，你把情况写下来，下次梁宝娟的女儿过来，我告诉她。

她随手拿过来一本类似账册的本子，递给我。

我翻开一页，写：

我奶奶何清，父亲郭永绵，九十年前曾在梁宝娟家住过。海翔。

女人接过账册，看了看，随手放在一边。似乎不怎么在意。

店堂一角，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部华语电视剧。

我说：你们看中国电视剧？

对，天天看。

我问：有一部电视剧，叫《潜伏在黎明之前》，你们看过吗？

这是我几年前脱稿的一部戏，几经周折拍了出来，被拍得很烂，却播得很好，收视率很高。去年我去欧洲美洲，当地华人多有看过，纽约街头还有盗版碟出售。

年纪较轻的那位说：看过。

我写的。

真的吗？她们一下子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真的吗？你是我们见过的第一个写电视剧的人啊！

年长的那位热情起来，说：我一定会告诉梁宝娟的女儿，你来过这里，找过她家。说着，她们拉着我合影。

刚才的托付，眼见得靠谱了。

合影后，我走出店堂。

走到街上，上下打量着“德乐街7号”，那艳俗的两层骑楼。想象着那个四岁的小男孩，一个女佣的儿子，快乐地在楼里爬上爬下，对身处的卑微地位毫无知晓。事实上，很多年后，当他投身于追求社会公平、人类平等的革命运动后，他似乎也从来没有对母亲给富人当用人、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涯，有过自卑或者愤懑——底层人仇视上流社会的想法，通常是革命的火药桶。相反，他对这东家始终充满好感，不无感激地说：“我母亲后来养老送终都在这家。”

他说得不假：

第二天清晨，驱车离开怡保之前，我又专程去了一趟德乐街，要看一眼7号再走，因为，这一走，恐怕永远不会重回这里了。

9号的女老板隔着玻璃门，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叫住我，兴奋地说：昨晚，我跟梁宝娟的女儿联系上了，她说有这回事，你奶奶是她家的用人，也是她的干妈，你奶奶去世时，就是她披麻戴孝为你奶奶送终的，你奶奶埋在郊区的三宝洞。

穷人虽然置身社会底层，但在世道平和的时段，他们大多数是温顺的，对富人有着认命般的顺从，他们为富人服务，换取温饱，同时认可这个社会的等级阶梯，服从贫富高下的天然安置；其中有雄心壮志的，也不过就是寻找阶梯向上攀爬的入口处，希图能踏上台阶，一步一步攀上去，越爬越高而已。

…………

薛海翔文学创作简介：

薛海翔，作家。1951年出生于上海。15岁因“文革”辍学后，在广西壮乡插队务农，黑龙江炮兵部队服役，上海科学院从事激光科研。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机关干部，赴深圳特区创办民营公司。1987年赴美留学，1990年创办《美中时报》，现居丹佛。

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1981年发表成名作《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获首届《钟山》文学奖。至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早安美利坚》，累计发表百万字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被国家外文出版局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发行国外。

1996年，开始创作电视剧的文学剧本，写就并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处女作《情感签证》，其后，拍竣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累计有九部222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2部。电视剧的题材，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如《情感签证》（美国），《恋恋不舍》（日本），《在悉尼等我》（澳大利亚），《情陷巴塞罗那》（西班牙）等，直击金融风暴和反腐的《红玫瑰黑玫瑰》，描写股市股民的《就赌这一次》，关注艾滋病的《生死同行》，历史题材的《栀子花白兰花》，谍战剧《潜伏在黎明之前》，以及古装剧科幻剧等等，贴近时代特点观剧热点。其中，23集的《情陷巴塞罗那》为首部中国与外国合拍并在两国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44集的《潜伏在黎明之前》居全国收视前列。电影文学剧本《亲吻江河》获“2008年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