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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宏著，《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谈到“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标举齐鲁、浙东、永嘉、浙西、闽中、关中、蜀七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并指出各自的代表性学者。他们的功绩正是“筚路蓝缕，用启山林”。学统与道统、文统、诗统密切相关，共同推助区域学术与文艺的崛兴。区域内领袖式人物的讲学活动，伴随着相关文学书写，加上学侣、弟子等文人群体的唱和和书信往还，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交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此一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地域文学书写兴起的重要阶段。庆历之际的福建，先驱人物则是章望之、黄晞等学者，而宋鼎南移则为福建学术的兴盛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朱熹在建阳等地的一系列讲学活动，使得闽学大盛，成为与江西陆学、金华吕学鼎足而三的重要学术流派。随着历史的演进，作为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朱学，在明清时期则成为官方主导学说。于此而言，福建作为一个区域的学术影响因有了朱熹等文化符号而显得愈发熠熠生辉。对于文学而言，福建的文学创作也颇有实绩，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朱熹之后，元代黄清老曾与浙江杨维祯就地域文学产生过一次较为激烈的辩论。据杨维祯《两浙作者序》所记：黄清老深诋两浙无诗，而维祯一时竟无法举出有分量的诗人进行反击，只能从诗出性情的角度来谈“岂闽有性情，浙皆木石肺肝乎？”（《东维子集》卷七）无论两人的争辩结果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元代中后期福建地区的诗歌创作较为兴盛，并增强此地文士的地域自豪感和认同感。福建地区诗歌的发展态势在明代呈现何种面目，拥有哪些特质，具有怎样影响？近读陈广宏先生《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简称《生成》）对此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就本书探讨的范围而言，闽诗传统的生成与演变无疑是核心问题。本地的诗歌统绪如何影响文士的习学和宗尚，以及他们与中央文坛的分合互动则为读者所期待的内容。本文就以上两个话题，结合此书，略谈读书心得。

在胡应麟《诗薮》标举的明初五大诗派中，闽诗派仅次于吴诗派、越诗派，处于比较显赫的位置，并在明初诗坛占据一定位置。在有明一代，无论学术、文学，还是勋业，福建文士均无法和吴中、浙东相匹敌。这种强烈的区域人文差异，刺激着福建文士为振兴本地诗统、文统而努力奋斗。对本地诗统的认同与重振，是《生成》关注的重要面向。其中选择的王慎中这一具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探讨对象，更见作者的识见和功力。王慎中与王阳明的弟子王畿等人切磋学术，探讨过致良知等核心学术问题，以此作为其思想转变的分期似无多大争议。但是否因与阳明弟子有过论学就能表明王慎中受到王学影响导致其全然接受良知之学，或者他在文学上转向宗宋立场形成，反拨李梦阳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否即是依靠阳明之学尤其是王畿一脉的学说呢？对此，学界有关探讨，有不少成果即认为是受到阳明心学尤其是阳明高弟王畿的影响，并将他们视为公安派的先驱。对这一问题，陈先生给予充分重视，认为“不仅关系到对王、唐思想来源及发展阶段的历史还原，更关系到对所谓‘唐宋派’的性质认定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第289页）。先生从王慎中的学术储备和晋江的《易》学传统来看其学术谱系的形成，并从其文学思想主导倾向进行探究，得出结论：“尽管在较早时，慎中已经受到王畿等阳明弟子的影响（甚至接受了良知学说的某些观念），并且诸如此类的切磋问学可谓终其身而不断，然由其集中体现于中晚年的文学核心观念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史观观之，作为其主导倾向的，仍是程朱理学而非阳明良知之学的理念。”（第304页）同时，先生肯定王慎中受到闽学传统的影响，并指出“唐宋派”的称名问题或可商榷，似沿用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崇道派”更为确切。在彰显地域文学创作实绩之际，《生成》重视对地域文学总集的利用，如《闽中十子诗选》《闽中正声》《晋安风雅》等，还密切关注文学社团在福建文学兴盛中的作用。而此类文学选本和社集的出版，则与中晚明的印刷出版密切相关。印刷出版的发达、文人群体在福建不同地区的涌现与相关总集的频繁编印，呈现出构建闽诗传统的近世性力量。这也是《生成》用力着墨之处。

意识到本地学术和文学的危机，主要是想走向主流文人圈，获得发言权。必由之路是从“山林”走向“馆阁”。能否成功则主要取决于其文学理论和文人影响，而这两者往往是相通的。

福建文士的重要贡献是其在诗歌理论对中央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宗尚盛唐，效法唐人轨范，尤其表现在选本的编纂上，作品的去取之间体现文学批评态度。高棅的《唐诗正声》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此书作为明代翰林院庶吉士培养的范本，深刻影响着明代馆阁文学书写。对于这个话题，《生成》并未局限于明初，甚至元明之际，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来探讨以高棅为代表的闽士如何构建唐诗系谱。陈先生从严羽《沧浪诗话》等相关诗论的探讨入手，通过相关书籍的编纂、刊印，来系统考察严羽的诗论在宋元之际不同区域的播传，并以黄清老等人为例考察福建文士是如何介入主流文坛，进而探察林鸿、高棅等文士在明初诗学的贡献。看似一个小话题，实则牵动宋元以来，一直延续到明代的宗唐复古风潮，乃至明清诗学走向的一个大格局。

林鸿、高棅等文士宗唐复古诗学理论的提出固然有助于推动闽派的地位提升，但闽派文士进入中央文坛发挥影响力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存在。《生成》用较大篇幅详细考察闽籍台阁作家，据黄佐《翰林记》，从正官题名、属官题名、史官题名、南京掌院题名、翰林院官入阁题名、大学士题名、詹事府题名、春坊题名、司经局题名、庶吉士题名进行统计，摘列明初至正德初任职翰林院的闽籍士人四十余人。同时，以杨荣、林文、柯潜三位作为典例剖析，见出闽籍文士与中央文坛的互动关系，及在朝廷礼乐文化等书写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及其创作风格。不但有杨荣、柯潜等文士的创作体现出与朝廷相匹配的性情之正等文风，而且还有郑善夫加盟京师复古运动，并占据一席之地。善夫的存在使得福建成为文学复古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退居鳌峰，则促使闽诗中兴，流风所及，高瀫、傅汝舟深受其影响，“以一种更加狂诞的行为来反抗外在环境的压抑，执着于寻找生命的真实形态，在郑善夫开辟的以诗歌表现真性情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多少已体现出代表晚明文人主导气质的异端精神”。（第275页）这可或多或少见出前七子文学复古思潮经由中坚力量带到边远地区所形成的影响之一斑。类似的还有李梦阳之于开封，何景明之于信阳，康海之于西安，而正是这种地方文坛与中央文坛的后先相应，共同推动文学复古大业的开展，亦可见出文学复古态势由中央向地方推展的变化过程。

鳌峰树帜推动福州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而此间诗文唱和，则令其后的文士心醉神许，追怀其风姿神韵。这便牵涉到万历及其后福建地区文学活动系谱的建构问题，就本书论题而言则是闽中诗统在晚明的建构。这种建构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生成》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面向便是呈现此种鲜活的流动过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福建不同区域之间的交融，诗学观念的冲击和碰撞，诗社的兴起及其成员构成变化，社集的编纂、出版及传播，均是其中的精彩部分。无论是玉鸾社，还是《晋安风雅》，在个案的选择上，均彰显着作者的慧眼独具。而对这些个案的阐论方面，又时刻注意与中央诗坛的声气互动，把闽诗纳入明代诗坛的整个发展环境来考察，详细分析闽诗呈现的作品形态，在诗歌的比较分析中见出其特色。

作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之际便关注闽诗传统生成的话题，三十年磨一剑，精益求精，而成此编，《生成》可以说是博士论文的衍生产品。无论是博士论文选题，还是此书涉及的论题，均不难发现先生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的是相当前沿的近世性等学术问题。《生成》聚焦于明代福建一地诗统的建构这一话题，范围虽小，张力却大，呈现出丰富的面向。无论是新方法的运用，还是对学界新成果的吸收，乃至视野的开阔、持论的宏通，此书均可以说是目前关于地域文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而以“假晶现象”论述福建地区的文化特征、《唐诗正声》成书的考辨及流传等则时见先生的思想关怀和创辟所在。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推动吴中、浙东、江西等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