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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19年第7期|丁力:父辈关系

来源:《上海文学》2019年第7期 | 丁力  2019年07月05日08:42

接到电话时,我已经睡下了。看了眼手表,快凌晨一点了。在黑暗中摸起电话,是表妹小兰打来的,我有些吃惊。我们有两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吧?她在电话里沉默着,我听到她轻微的呼吸声。我直起身体问,有什么事情吗?她清了清喉咙,显得小心翼翼。临了她说,“我爸爸去世了。”我心里动了一下,想到舅舅那有些陌生的脸庞。但是我并不觉得难过: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跟舅舅家就断绝了来往。

挂掉电话,我躺在床上。过去的事情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一切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那时候我只有八岁,是家里最小的一个。那一年人心惶惶,社会上的动荡也影响了我们的学校。我读二年级时,老师给我们读报纸和文件,讲阶级斗争。除此之外,还要参加政治学习班。那些大人的话,我们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真正让我有所长进的,是学校里的一位同学。他向老师揭发了自己的爷爷。他说,他爷爷家里藏了许多国民党钞票。他这一举措,赢得了老师们的肯定。为此他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表扬。

看着这样光荣的一幕,我也想揭发我的父母。我已经察觉他们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了。首先,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其次我父亲的情况更为复杂。他虽然是地下党,但毕竟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虽然营救过被捕人员,但也不可能没参与抓捕行动。用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父亲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那时已经有人盯上了我们家。邻里间的谈话里,也时常听到关于母亲出身的议论。父亲的行径也时常被提及。虽然父亲在单位里小心谨慎,但是一举一动总逃不过别人的眼睛。看来他被戴上帽子、我们被抄家,是迟早的事。因此就在这节骨眼上,我打算向老师揭发。我准备写一封信,或者放学后到老师办公室当面说。但是想到我同学他爷爷的下场,要是我父母也被打倒了,戴上叛徒的帽子。他们将受到怎么样的侮辱?难道孩子也可以出卖父亲吗?我想到的第三条路是劝他们自首。可是当我站在他们跟前时,他们关上门留心窗外的动静,压根没把我当一回事。当我憋足一口气要说话时,他们让我到别处去玩。

就在我犹豫的时日里,大姐回来了。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大姐是老大,虽然是同辈,但是因为年纪悬殊,我们几乎是两代人。从我记事起,大姐一直就是家里的“客人”,很少回来。起初是在采石一中住校,后来去北京读大学,“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刚刚上了一年大学。天知道她在北京是什么情况。

但这次回来,大姐却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是正式的军装,戴领章帽徽的那种。在当时,谁都可能有问题,今天在台上作报告的领导,明天就可能被押上台做“交代”,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唯有一身戴领章帽徽的正式军装,是“革命”最明显的标志。大姐穿着军装回来,不仅证明她自己是“革命队伍”中光荣的一员,而且还可以证明我们一家人都没有问题。如果我父母政治上有问题,我大姐还能穿上军装吗?但大姐当时为什么能穿上军装,是正式入伍还是到部队实习,我不清楚,直到今天仍然不清楚。可大姐穿军装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晰,比当今任何明星的任何名牌时装都光彩照人。

大姐一回来,不是先回家,而是立刻去我父亲单位的军代表那里报到。

父亲单位驻着两个军代表。一个周参谋,另一个是铁干事。他们是我父亲单位的实际领导,至高无上。连“造反先锋”老沈见到他们都点头哈腰。我亲眼看见铁干事和我大姐相互敬礼。铁干事有条眼疤,长相不如周参谋标致,但那天他向我大姐行军礼的姿势却非常标准,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记得铁干事帽檐叠得有棱有角,帽檐向前微微压眉,显得浓眉大眼,而我大姐则把无檐帽微微拖后,压住后脑勺,那样子比《英雄儿女》上的王芳都漂亮。

另一名军代表周参谋当时没在办公室,可能恰好出去办事或开会了。等他回来听说情况后,立刻来到我们家。他不但和我大姐握手敬礼打招呼,还向我父亲敬礼,称我父亲“首长”。这一称呼相当重要。这等于当面宣布我们家平安无事了。

大姐在家总共待了一天半,头一天下午到家,第三天一大早就走了。但是这给我们家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中间那一天,整个大院里全是我母亲一个人的声音。母亲之前不怎么说话,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但那一天母亲说话特别多,而且声音洪亮,一边忙着杀鸡,一边逢人就“抱怨”我大姐,说这大丫头,这么大了都不会洗衣服,一身军装穿那么脏,我要帮她脱下来,好好洗洗熨熨平整。其实,大姐身上的军装是崭新的,干净得很,根本不用洗。

两位军代表自从认定我们是“革命家庭”,就是对我这个小毛孩也客气许多。每次周参谋见到我,总是伸出手在我头上摸一下。不要小看这“一摸”,其中透露的亲切友好和阶级认同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是无比珍贵的。铁干事没摸我的头,却给了我两张内部电影票,让我在那个年代有幸看了两部故事片。于是,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整个大院内,在所有的小伙伴当中,我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因为,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添油加醋地讲述《突破乌江》和《南征北战》里面的情节和细节。

我们家的紧张气氛缓和了,外婆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外婆家在南京江心洲。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要带着我。通常是坐船。但不是坐到下关的大码头,而是坐到上新河的小码头。我随母亲在上新河下船后,经过棉花地,翻过大埂,再乘木船摆渡过江,就到外婆家的江心洲了。

外婆是个奇特的老太太。她裹着小脚,佝偻着腰。情态总是晴雨不定。高兴时,她笑起来很慈祥。要是惹怒了,她就会露出真正地主婆的凶恶。相比之下,作为地主的外公,要普通得多。他每天端着茶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似一个闲人。但是外婆家的兴旺,跟外公是分不开的。

外公的发迹开始于日本投降。这段时期,外公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我母亲嫁给了在南京任职的我父亲;二是我六姨当上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前者,为外公的发迹提供了靠山;后者,为外公的发迹提供了经济。解放军过江之前,地价大跌,外公倾其所有,购置了大量土地。外公那个稍显尴尬的地主身份就是在那时候得来的。

六姨不仅生得标致,而且从小受到西式教育。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六姨失魂落魄地躲到了家里。这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埋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果然不出所料,往后的历次运动,六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

“文革”初期,“红卫兵”已经成了气候。他们逼迫六姨交代问题。但是六姨只是连连说“我只是播音员,不是国民党”。于是,他们斥责她“极不老实”。一片声讨中,带头的一个大声喊道:“不是国民党?能一字不差地为蒋介石做反动宣传,你还不是国民党?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六姨被认作“国民党余孽”,多次戴上高帽子去游街。最严重的一次,她被剪了阴阳头。她吓得整天待在家里,时刻带着一顶毛线帽。但是这些都没有击垮六姨,让她真正崩溃的是一次突发事件。

那一阶段的游行,接近尾声了。六姨被关进一处小黑屋。一群男性造反派闯进来,脱掉她的衣服,将她绑在椅子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前来拔她身上的毛发,说这样可以“触及灵魂”。每人只允许拔一根,因此必须仔细挑,捏准,捏住,再使劲一拔,一次拔不下来,可以重新挑一次,重新捏一次,重新拔一次,直到实实在在地拔下一根身上的毛发为止。后来我在旁人的闲言碎语里知道,这一招叫做“鹰过拔毛”。

六姨被“鹰过拔毛”的情景,我没有见到,只是听说而已。我亲眼见到的是,她在江边被打捞上来时的景象。

我跟舅舅赶到那里时,她裹在江泥里,湿透的头发里夹着数不清的水草。她身体蜷缩着,所幸的是,她的胸脯还在起伏,还算有一口气。这全是凭运气,要不是江边打渔的人早一刻钟发现了她,我们要见到六姨,估计要到江河的下游去找尸首了。

那一段时间外公和外婆几乎要崩溃了。他们是地主,已经被打倒了,再加上六姨的事情,两位老人根本无法应付。

对于外婆家的境况,我父母是知晓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将六姨介绍给军代表。无论是周参谋还是铁干事,只要他们中的一个跟六姨处成对象,那么,不仅六姨得救了,而且舅舅全家的处境也会大为改善。母亲甚至想好了,她自己面子小,我大姐面子大,最好由我大姐穿着军装出面,将六姨介绍出去。可是,父亲坚决反对。

“真是自作聪明!那些军代表怎会找一个地主家的子女呢?”父亲说。母亲被我父亲说害怕了,也似乎被父亲骂清醒了,急得流泪。她问父亲:那怎么办?

父母商量的结果我不知道。因为母亲这样问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当场给出答复。不过,此后不久,我们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农村人经常光顾我们家,并成为家里的常客甚至座上宾。特别是一个叫杨五洲的生产队长,隔三岔五就到我们家吃饭。不是他一个人来,就是带着一两个人来。说实话,刚开始我们没在意,次数多了,就有些反感。当我们就此向母亲抱怨的时候,母亲的回答是:“你们不懂。”这更让我们不解:父亲到底做了什么?

父亲曾经在农村工作过,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也没有如今的马鞍山市。那时候这地方属于当涂县,但又好像归南京管,我父亲被南京市军管会派到这里管事,但不是当“市长”,而是当“乡长”,那时候这地方仅仅是一个“乡”,所以,这些到我家来的农村人,不是喊我父亲的职务,而是一直喊我父亲“乡长”。

之前,也有那边的人带着蔬菜来拜访,但通常不在我家吃饭,主要因为我母亲生硬的态度。乡下人识字不多,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一见我母亲没有热情挽留,马上就声称有事,匆匆离去。但是现在,母亲的态度却变了,话虽然还是那个话,可意思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吃了饭再走。都已经到吃饭时间了,哪能不吃饭就走。”“都这个点了,你现在走,不是骂人嘛。”如此等等,已经起身告辞的客人就不得不重新坐下。

印象最深的是生产队长杨五洲,有一次他儿子生病,一家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先后折腾半个月。为了给他们腾地方,父母不得不把我和哥哥安排到单位值班室睡觉。也就是那一次,我父亲终于向对方正式提出要求:岳母年纪大了,住得远,不方便照应,能不能迁到你们生产队落户?

杨五洲自然没话说,但举家落户是大事,不是他一个生产队长能做主的。但是队长还是给了句痛快话:“只要大队和公社同意,我这里没问题。社员的工作我来做。一家一家地做。”

我这才明白,生产队接收一户外来户,等于从大家碗里分饭吃,需要生产队全体社员一致同意才行,母亲态度微妙的转变,原来是因为这个。

公社,也就是乡这一级还好说,毕竟,我父亲是他们第一任老乡长,面子还是有的。至于大队这一级,父亲早就未雨绸缪。几个月前,大队书记找到我父亲,请求帮忙搞些废铜,我父亲问他们要废铜做什么?对方说大队要买变压器,除了钱之外,还必须要拿一定数量的铜来换。父亲问:买变压器还要拿废铜换?对方回答是的,还说,我们上哪搞那么多废铜?父亲后来也没有为他们搞废铜,但父亲有熟人,直接帮他们的生产队买了变压器。

就这样,外婆一家人终于虎口脱险。他们从南京江心洲迁到了安徽的当涂,落户在杨五洲当队长的里桥生产队。

办成这一件事,父亲动用了所有能用到的关系,算得上是伤筋动骨。母亲也为此时刻操劳着。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式落户之后,我父母仍然不敢怠慢,经常主动帮助乡里,遇到事情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

这样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生产队对外婆一大家都很不错,其中最大的“不错”是允许我舅舅到城里来做木工。其实也就是允许我舅舅“单干”。在那个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能让一名“地主子女”出门单干,这是一种多大的照顾啊!

这照顾背后花费父亲多大的人情和辛劳,估计只有父亲自己知道。

舅舅在城里做木工的时候,我们家是他的落脚点。舅舅以我们家为根据地,出门揽活,碰上“专政队”盘查的时候,问他是哪里的?出来干什么?只要舅舅报出我父亲单位的名称,往往就能蒙混过关。实在不好蒙混的,打电话到父亲单位来,接电话的人只要帮着说好话,不说坏话,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为此,我父亲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单位同事的关系。对那些可能接电话的人,父亲更是经常主动靠近,家里一些土特产经常不经意间分给他们。

从南京迁到安徽之后,舅舅对待父亲,就像对待一个恩人。同时,我外婆、舅舅一家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首先,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这里的人不总是批斗他们,用我舅舅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那么“欺负”他们了,即使上面有布置,不得不开批斗会,也大都是走过场,不会真的大打出手或侮辱人格;其次,我六姨因为再没有受过侮辱,渐渐从伤痛里走出来,没过多久,她还当上民办教师;第三,舅舅出去做木工,不仅省了家里一份口粮,而且能赚取外快。没用多久,舅舅也结了婚。结婚的那一年,就生下了小兰。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那几年时间,我经常去舅舅家玩。玩的时间长了,就在他们家吃饭。小兰长大一点以后,我便开始教她用纸折青蛙和宝塔。她也喜欢跟在我身后,有时去河边捉蝌蚪,有时举着竹竿打桑枣。小兰也喜欢到我家里去,妈妈会给她煮米粥吃。到了1976年的秋天,有一天快要放学了,老师在课堂上说,放学后我们一起到操场上去。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背着书包走到外面,操场上来了很多人,有学生家长,还有附近住着的人。我在人群里看到母亲牵着小兰的手。

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到人们站成好几排。过了一会儿,广播里有人开始播音了。听到哀乐和含混的新闻播报,我弄明白是毛主席逝世了。校长站在发言台上,要求大家默哀。我低着头,小兰不知道默哀是什么意思,只是看到别人低头,她也低头玩手指头。我抓着妈妈的手,听到身边的人嘤嘤哭着说,以后怎么办?我们以后可怎么办?我学着大人那样,闭着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注意力又涣散了,我想要动一动身子,妈妈忽然猛地握紧了我的手,我只好原地站着,看着小兰在我妈妈身边走来走去。

那次事件的第二年,广播里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时间,人们慢慢意识到过去绷紧的东西,正在变得松动。一个新的景象可能就此出现在眼前。不出所料,没过几年,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春风撬动了那片冰冻太久的湖面。舅舅的木工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他攒了一点钱,在镇上租了一间旧厂房。往后他不用早起去城里做工,只用在镇上给人打家具。晒不着太阳,也淋不着雨。他靠着自己的手艺,吸引来很多的主顾。

大概总是一个人待着,舅舅总是爱琢磨心事。想到过去受的那些委屈,他动起了回去的念头。他觉得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要是迁回南京老家不是更好吗?有一天傍晚,他带着新打的板凳,来找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自然为难。他哪里有这样的本事?迁移落户,难点不在迁出地,而在落户地,我父亲只是安徽小城市的一个职员,哪有这个能力?

两人都僵持着,谈话注定要不欢而散。看到父亲并不愿帮忙,舅舅心存怨气。刚开始,还顾忌面子,没有撕破脸。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舅舅的心情越来越烦躁。起初是无意中流露一句“要不是姐夫当初……”,后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重。有时候喝醉了,竟当面抱怨我父亲不该把他们从江苏搞到安徽来。

此后,父亲见到舅舅,都要绕着路走。

但是细想起来,舅舅要迁回南京是有道理的。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里,而且随着大时代的变化,南京经济状况大幅度改变,一大批特区将要开发。那时候舅舅每天都在关注南京电视台的新闻。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南京都比当涂县好,江心洲更是比舅舅落户的里桥生产队好。一次停了手里的活,舅舅专门带着小兰回了一趟南京,江心洲发生的变化,让舅舅吃了一惊。他们站在老宅门口,那里已经改成一处粮油仓库。他递给看门的老头一根烟,看了看院子里还在的树和灶台。聊了几句闲话,舅舅一面摸着小兰的头,一面用袖口蹭眼睛。那次回来后,舅舅想迁回去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父亲离休之后,舅舅知道这个姐夫指望不上了。面对现实,舅舅自己跑回去活动,要求“落实政策”。可他一介农民,往哪里“落实”呢?况且根本没有这种政策。本来他是自己迁走的,现在要回去,哪项政策也符合不上。

舅舅不服,也不甘心。他从生产队跑到村里,又从村里跑到乡里。着急时竟然说出:“当年整个江心洲都是我们家的,现在连个落脚地都不能给吗?”话说到这个份上,迁回去更是不可能了,连之前同情他的人也不敢为他说话了。好在此时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人家也没追究我舅舅,只把他当一个疯子对待。

舅舅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证明自己再也不能迁回南京后,舅舅把全部的怨恨发泄到我父亲头上。隔三岔五就到我家来,进门后也不招呼人,也不说要吃饭。就是坐在客厅里,瞪着眼睛,看着我父亲。父亲只想躲着他,便出门去。但是舅舅哪会善罢甘休,他拿出农民的执拗劲儿,也跟着父亲出了门。过了半晌,父亲回来了,满身的土。母亲问怎么了,父亲说,他被盯得发毛了,就赶舅舅走。两人吵起来后,就动了手。他摔倒了。母亲帮父亲拍土,又问,那他舅舅呢?父亲推开母亲,说,你还惦记着,这忘恩负义的东西,要不是我拾了块砖,不知他要跟到什么时候。

母亲不说话了,一边是自己的弟弟,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她夹在中间什么也做不了。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三年,终于在外婆的葬礼上爆发了。外婆去世后,舅舅拒绝我家去奔丧。母亲单独跑到舅舅家,争吵了一个上午,在六姨和几个妹妹的说服下,舅舅才勉强点头。我跟父亲来到舅舅家,舅舅跪在堂屋里。轮到我们去磕头时,客人们都围到了灵堂前。这时舅舅抬起头,用哭腔说道,老太太生前,天天念叨着要回南京,往后就得了心病似的,油盐不进,本来还要多活几年,现在却早死了。他说着话,眼泪纵横。客人们都在嘀咕。父亲快速磕了头想要离开,但是舅舅仍然没有放过。他又说,要不是我们的亲姑爷,费心费力将我们从南京搞到安徽来,老太太肯定是颐养天年,哪里受这样的罪。

父亲脸都白了,母亲只是在一旁嘤嘤地哭。舅舅摇着头,哭丧着喊道:这就是丧门星哪,丧门星!

我读高二那一年,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住院了。我连夜赶回去。进了医院,我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我问怎么了?母亲说是心脏上的疾病。她拿出右手,五指并拢着说,我们心脏是这样的,你父亲的心房在衰竭。现在是这样。她并拢的五指,缓缓分散开。我眼泪流出来,我看到父亲在病床上唉声叹气,不知道这是否跟舅舅那件事有关联。

没过多久,父亲就离世了。母亲嘱咐我不要过度悲伤,葬礼的事还要我们母子俩主持。想到葬礼,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个人。

父亲的葬礼上,舅舅也来了。这个不受欢迎的人,我们都处处提防着。好在各式送葬的仪式上,他都老老实实,没有说一句不敬的话。我们也放下了警惕。到了安排酒饭时,我让舅舅跟我妈妈坐在一起。上了几盘凉菜,舅舅说,他想喝点酒。母亲劝阻他,算了,下午还有事呢。舅舅说,不管怎么样,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这么一说,母亲也不好劝。我拿了两瓶酒上桌。

舅舅不管别人,自斟自饮。他很少吃菜,只是不停地往小酒杯里倒酒。喝了小半瓶,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筷子敲响碗边。梆梆、梆梆梆。客人们都看过来,舅舅猛地喝尽杯中酒,他清了清嗓子,小声说,你们不知道吧……酒桌上的吵闹声盖住了他的声音。其中一个后生大声喊:你要说什么呀,大声一点。

舅舅咳嗽一声,举起筷子朝灵堂里指着说,你们不知道吧,这屋里躺着的,是国民党的特务。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下来的特务!

我眼前一片空白,耳朵里灌满了吵嚷的噪音。“文革”里的记忆突然扑倒了我。我猛地想起六姨当年的遭遇。按照舅舅煞有其事的说法,父亲是“潜伏特务”。如果舅舅说的是真的,那么父亲不是“死有余辜”?那么,刚刚我们追悼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母亲已经冲向前去。她对着舅舅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的力量,仿佛从“文革”时期一直攒到了现在。由于用力过猛,母亲趔趄地摔倒了。我扶起她时,她浑身哆嗦,脖颈上出了微汗。毕竟,她一个地主子女,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每次都如履薄冰。母亲几乎神经质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时刻绷紧着,一刻不能松懈。所以,猛一听到舅舅的那句话,母亲本能里的冲动,远远盖过了她的理智和情感。

这一巴掌,把舅舅打哑巴了。从此之后,舅舅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愿意跟人说话。他知道,我母亲到死都不会原谅他。不管他喝了多少酒,都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那是一句丧失人性的话。

艰难的时候过去了,日子又恢复了平常。有一天我也有点想通了,想为舅舅开脱。我跟母亲说,那时候舅舅肯定是喝多了,胡乱说的话。

谁知,母亲居然露出嘲笑的神情。她摇摇头,瞥了我一眼。我一下子想到,小时候起夜看到过父亲正背着一卷包裹出门,但是这个瞬间一闪而过,我什么也没能捕捉到。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但是这样的事情早就成了历史中的一页,在经济浪潮到来前,被草草翻了过去。又过了五年,我读了三年大学,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这时传来表妹小兰要结婚的消息。我在电话里问母亲,男方是谁?母亲说,听说不是本地的。那是哪里的?我问。想到小兰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回家后就去售货店上班,接触外地人的机会应该不多的。母亲说,说是南京的。我抽了一口冷气,说,江心洲的?母亲嗯了一声,又说,听说是店里认识的。想到小兰秀气的面容,这是巧合?还是小兰专门挑了有南京户口的男友?是舅舅影响了她?我想不清楚。

事实在小兰婚后的第二年被证实了。小兰出嫁后,舅舅只能独自生活,感冒发烧了也没有人照顾。有一回,他冒着伤风,晚上去帮人家修屋顶,一不走神摔了下来,幸好跌在了木材堆上,否则命都不保。小兰也专程回来一趟,她主动提出要接舅舅去南京养老。原来她一开始就想好了。舅舅为这件事纠缠了大半生,能回到家乡养老,大概也能顺应他的心事。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不是很好吗?完成了舅舅的心愿。但是母亲说,舅舅当场就拒绝了。他扶着病床,大声说,他是要落户回到南京,而不是去女婿家吃闲饭。往后小兰一提起这件事,舅舅就变了脸色。母亲说,舅舅真是倔强倔到了骨头里。

那次事故后,木工活自然不能再做了,舅舅在家里只能偶尔下下床。小兰又嫁得远,只好将他安排到老人院里。母亲说,有一回她去老人院看舅舅,他皮肤黝黑,只剩皮包着干瘦的骨头。

深夜小兰在电话里说,她接到老人院的通知。舅舅在去卫生间的途中过世了。他本来扶着墙壁小心走着,结果被床脚绊倒了,他再也起不来。护理员告诉她,舅舅走的时候大概在晚上十点。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握着一卷卫生纸。小兰说这些时,发出小声的抽泣。跟着小兰提高了音量说,我爸爸是有些固执,但是你们就不能原谅他吗?我知道她指的是对待我父亲的事。

想到父亲受的屈辱,我感到一阵愤怒。我沉默着挂了电话。但是转念一想,舅舅是一个老派的人。他是过去时代里的人,我们又怎么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评价他呢?他种种看似伤害别人的做法,不过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谁能随便否定一个想要回家的人呢?

我一下子有些怀念起舅舅来。我从枕头里摸出手机,又给小兰打过去,我想说点什么,聊一聊过去的事情也好。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