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2019年第4期|李清源:轻肥

来源:《当代》2019年第4期 | 李清源  2019年07月05日08:52

导读:

文人在商场,总是在爱热闹与不适应之间摇摆。

周三的聚会本来是饯行,结果变成压惊。乔东加入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志愿队,要去肯尼亚做志工,救助濒临灭绝的非洲象。他们定于明早起程,先在首都机场会合,然后同机出发。不料今天上午突然传来消息,两名队员涉嫌走私象牙,被当地公安逮捕了。召集人震惊之余,在微信群宣布解散团队,取消行程。乔东对这次非洲之行期待已久,也做了充分准备,此时忽然生变,难免不开心。我坐在他对面,隔着茶台观望,只见他神情沮丧,黯落落地仰在椅子里。康总坐他旁边,手捏一只玲珑杯嬉笑劝慰。

小插曲而已,不必烦恼,革命嘛,不可能一帆风顺。康总说:非洲人民已经水深火热几百年,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

康总这话似乎莫名其妙,跟今天的意外并无关 系。然而它是有来历的。不久前的一个酒场上,乔东讲起他多年前的非洲经历,为非洲大陆的多灾多难感慨不已。他认为非洲缺乏将帅之才,放言要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平定非洲各邦,创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大非洲人民共和国,让非洲各族人民共享太平。这不过是酒酣耳热之际的一个玩笑,讲过可能就忘了,不料康总还记得,并在此时拿出来调侃。康总精通说话的艺术,尤其擅长以调侃的方式恭维人,三分取笑,七分致敬,既拍了马屁,又不显得恶俗。而此时这句调侃,既搔了乔东的痒,又模糊了非洲之行的初衷,将乔东从盗猎嫌疑的尴尬中打捞出来。乔东的情绪果然好转,两只手搭在挺直的肚皮上,笑了笑。

我就是想做个义工,不是去当格瓦拉。乔东说。

格瓦拉是个傻X。

康总说着,将杯子送到嘴边啜茶。玲珑杯太小,茶水没有口水多,都不够他大舌头一舔。别人用的都是天青釉钧瓷圆融杯,很称手,看着也舒服,他偏要用这种镂空透光的小玩意儿。他说这种杯子皮细骨薄,小巧精致,就像他喜欢的女人。他将茶水呷完,把杯子放归茶台,示意茶艺师续上,然后笑眯眯地瞅乔东。

一个有情怀的傻X。他说。

乔东懒洋洋盯着他。就像你?

康总放声大笑。笑声陡然而高亢,吓了所有人一跳。刘蕊起身出茶室。康总的笑声正如洪水出闸,突然戛然而止,询问刘蕊干吗去。刘蕊说:我干吗去还用向你打报告?康总说:怕你走掉嘛。刘蕊说:我去卫生间,要不要一起去?康总将食指压到嘴唇上。嘘!你应该悄悄问,这一公开,我还怎么去?说罢又复大笑。刘蕊白他一眼,骂一声老不要脸,走出茶室去了。我托托手中的茶杯,钧瓷胎厚,加上大半杯茶水,还是有一些重量的,倘若砸在康总脸上,画面一定很好看。康总已经另辟议题,谈起省城近来最热门的拆迁问题,大骂他的老朋友是王八蛋。这个老朋友是市委书记梅淛仁,人送绰号“一枝梅”,谐音“一指没”,盖因他一指哪个地方说声拆,马上就会被拆个干净。据康总讲,当年梅书记初入政坛,康总期勉他做个有情怀、能干事的官员,不料一入官场岁月催,几十年风剥雨蚀,他已经变了许多,干事倒还能干事,情怀却被狗吃了。没有情怀的人是可怕的,他没有底线,越是能干,危害也越大。康总为老朋友的堕落痛心疾首,发誓要跟他断交。他喷得很开心,好像有一粒唾沫星溅进了我的杯子。我觉得恶心,将余茶倾倒在貔貅茶宠上,走出茶室去透气。

这是CBD的一间私人会所,因在一座商务写字楼最顶层,故名“顶端”。原来的老板是我们报社原总编老郑,年前老郑办移民,不想再经营,遂经刘蕊牵线转给了乔东。我走进大厅,看到刘蕊站在落地窗前,左边是一架钢琴,右边一张沙发,她站在中间眺望窗外。我朝她走过去。地毯很厚,踩上去悄无声息,我已站到她身旁,她却毫无反应。在落地窗外,还有一层宝石蓝的玻璃幕墙。大楼早该清洗,幕墙上灰渍密布,站在窗前往外望,看到一个脏兮兮的世界。世界与视野等大。会所所在的这栋楼,是CBD商务内环中的一座。无数高楼比肩而立,仿佛插在地上的篱笆,圈出来一个直径两公里的圆。圆内有广场、人工湖、精心设计的花园和游乐场,正中央矗立着一幢圆柱体大厦,状如玉米,雄视周围环绕的楼丛。它应该还雄视整座城市,因为它足够高。它是城市

的新地标,有个霸气的名字:国际会展中心。半年多前,我在距此一千米外的内环某栋楼上有间办公室,当我不忙,或者心生倦意,就会站在窗前,眺望着玉米楼发会儿呆。有时候我会有一点没来由的忧虑,这个雄壮的东西太重了,我担心会把地壳压坍。

如果感到累,就想想大地。我说:负载着这么多高楼大厦,该有多辛苦。

我的声音有点突兀,刘蕊似乎被惊到,她扭头看看我,将头抵到我肩上。她身上有种陌生的气息,不是她以前常用的迪奥真我,也不是我曾经给她买过的兰蔻奇迹,想必是换了新香水。怎么?心疼大地了?

我一笑。

你什么时候能心疼心疼我?刘蕊说。

她的声音轻而软,仿佛风吹花落,寂寥无主。我惆怅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要抱她,右手抬起来,却只是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

有老郑的消息吗?我问。

刘蕊的头离开我肩膀,那股陌生的气息也随之淡去。没有。她说。她走到钢琴旁,纤长的食指从琴键上掠过,从高到低发出一串急促的声音,最后摁在低音键上,拖曳出一声低沉而漫长的尾音,犹如空谷里的一声叹息。刘蕊在叹息中坐下来,等余音散去,十指灵活地在黑白键上跳起舞。旋律很熟悉,她第一次弹琴给我听,就是这首《伊卡路斯的羽翼》。一阵掌声粗暴而至,我回头看,只见康总从茶室走出来,一边朝这边拍手,一边走向一间空闲的棋牌室。乔东跟在他身后,朝我点头笑了笑。

他们在棋牌室待的时间并不久,刘蕊才弹了两三支曲,康总已经钻出来,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们。我随即走开,绕道屏风后去洗手间。我前脚进洗手间,乔东后脚就跟进来。我问他刚才跟康总谈什么,神神秘秘的。乔东冷笑。

他也怀疑我走私象牙。

我嘿嘿笑起来。你有没有揍他?

真想揍他一顿。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早想揍他了。

我扶着老二睃他一眼。你还会打架吗?

我这样质疑可能有点过分,对乔东的天赋是种冒犯。上天生人,平等相待,在把一个个赤裸的灵魂投入尘世前,都赋予了某种特别的能力。只是有些人运气好,及早发现并应用了天赋的能力,于是看上去很优秀,有些人则比较可悲,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什么,结果浑浑噩噩,一事无成。乔东属于运气好的那类人,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最适合干什么。

看到没有?他摊开手掌给我们鉴赏。我两只手都是断掌,生下来就为了打架。

我们这儿有种传说,断掌的人手狠,不光打人特别疼,还容易把人打死。这种手倘若用来打架,无疑受过上帝的诅咒或魔鬼的祝福,具有与生俱来的杀伤力。当然,传说并无科学依据,不能当真,但是乔东喜欢打架、并且擅长打架却是事实。从婴孩起,他就爱打人,往往一巴掌就把街道里的小朋友打哭。然后育红班、小学、初中一路打过去,与他同学的经历,成为大家不堪回首的往事。同学们的畏惧令他丧心病狂,当班主任老师忍无可忍,决定暴力教训他的时候,他竟然跟老师对打起来,将老师掀翻在地,把老师漂亮的金丝框眼镜都打碎了。他的学业就此中断在初三上学期那个秋天的傍晚。之后他转战街道,在以代书胡同为中心的几个街区惹是生非,每天的日常就是打打人,挨挨打。更多时候是打人,几年下来胜绩无数。最辉煌的战绩是十八岁那年端午,他手执砍刀单挑一伙外地人。那天早上,乔东在街上走,与对方一个人肩膀相撞,一言不合打起来。对方人多,乔东吃了亏,被追出三条街。他从肉铺子抢出一把刀反攻,对方胆怯溃散。事后双方都不甘心,在街道里互相寻找,最终在代书胡同北口相遇。乔东用湿布条将刀柄缠到手上,在狭窄的胡同里冲锋陷阵。搏斗的结果是那帮人从此远遁,再不曾踏足这片盘踞已久的街区。这主要是警察的功劳,他们打得太凶,警察及时到场,把他们一锅全收,顺便把这个以盗窃为业的团伙摧毁了。但是不可否认,这里面也有乔东的一份苦劳。这也是街区父老虽不喜欢他、却也不甚讨厌的原因。另外他虽狂野,对一起长大的几个街坊伙伴却很照顾。高中时我被几个校霸欺负,意图自卫,找他学习打架本领。我找到他时,他正踩在插满玻璃碴的墙头,在主人的注视下采摘樱桃。他居高临下瞟我一眼。

会打也不行,还得敢打。他说:你胆子太小,教你也没用。

他从墙上跳下来,吃着樱桃跟我去了一趟学校。之后直到高考结束,再没有一个人敢找我麻烦。其他几个伙伴也都有过类似经历,受委屈时找他求助,总能逢凶化吉。大家都赞他讲义气,愿意跟他一起玩。但有时犯拗,他连朋友也会打。我们有个小伙伴,十岁时跟随父母迁往大上海,十几年后出差回省城,特意约我们喝酒叙旧。他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听起来很有都市范,而我们这拨人大多在老城里打混,没见过大世面,张口说话,还是一嘴散发着烩面味的老方言。久别重逢,又有好酒喝,大家理应很开心,可是喝到半醺,乔东突然发飙,要求小伙伴必须讲家乡话。小伙伴很尴尬,解释说离开太久,没有语境,已经忘记了家乡方言。他的解释没有说服大家,反而激怒了乔东,他当场掀翻桌子,对小伙伴大打出手。我当时恰好去厕所,等回到包厢,那个倒霉的家伙已经头破血流,抱脑袋蜷缩在杯盏狼藉的地上。我觉得乔东太过分,就算看不惯,也不该下此狠手,那帮旁观的伙计也够呛,毕竟都是发小,怎能够袖手旁观,任由乔东把人打成这样?我的不满招致了他们的不悦。

你也小心点!乔东瞪我。别以为进了报社,说话就洋腔怪调。

我哭笑两难,将发小送去医院,然后把此事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们报纸副刊“茶叙”上。负责副刊的是主任助理刘蕊。发稿那天下午,她到我们办公室来找我,要跟我聊聊这桩普通话引发的血案。我们社的新楼刚刚落成,尚未乔迁,大家挤在老楼办公。当时接近下班,同事们都已离去,只剩我这个新萝卜看家护院。我们大办公室爷们儿多,陈设粗犷而凌乱。桌子上尤其乱,各种杂物围绕着大屁股电脑显示器逶迤起伏,在夕阳醺黄光芒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末日的景象。天干物燥,卫生不好,空气中布满尘埃。那些尘埃犹如光学显微镜下的细菌,在阳光所及的这片区域里无所遁形。刘蕊坐在我对面,中间不仅隔着桌子,还隔着这道纤粒弥漫的光幕。我们的视线穿过光幕望向对方,我不知她有何感受,我自己有点怪怪的,仿佛眼光在抵达她的面孔之前已经污染了。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她在光幕那边说:那个发小不会讲家乡话,说明他已经疏远和淡忘了故乡,在乔东他们看来,就意味着对家乡的背叛。

我没说话。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彼此不熟。面对不熟的人,我的话总是很少。刘蕊继续说她的。

发小又不停地拿省城和上海比较,上海多好,省城多差,把家乡说得太不堪。这等于是对家乡的羞辱,你不光背叛了家乡,还羞辱家乡,不打你打谁?从表面看,这是一场普通的朋友反目,但往深处说,却代表着乔东他们对家乡的爱。一个小混混——不好意思啊,不是有意贬低你朋友。一个混社会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可见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

我注视着刘蕊,倾听她的高论。有那道氤氲如雾的光幕做掩护,我的注视似乎也显得不那么赤裸和大胆。在我看来,发小之所以挨打,并不在于遗忘了老家土不拉叽的方言,而在于他时刻表现的自我优越:前途无量的工作、令人艳羡的收入、出身名校的女友、每年都如例行公事的世界旅游以及他那些贵为各界精英的新朋友的趣事和他们之间亲密而高端的交往。在他滔滔不绝的炫耀中,不光省城被上海无情碾压,我们这些老朋友也自惭形秽。所谓忘本,不过是乔东等人被激怒后打人的由头——出师总得有名,就算最不讲理的流氓,找碴前也会先来一句“你瞅啥”,哪怕是一言不发上来就打,也必定有个先决的理由,比如“看你不顺眼”。发小挨揍,固然是自己犯贱,纯属活该,但把乔东如是拔高,提升到爱乡英雄的份上,也着实荒诞。我觉得刘蕊待在副刊有点屈,她应该调到新闻评论部去当评论员,那边正缺写社评的人才。

我会向他转达你的赞美。我对刘蕊说:他一定会很开心。

依我庸常的感受,刘蕊对这句话应该有所回应,比如笑一笑。但她没有,脸上神色一如之前。刘蕊被大家称为美女,平心而论,她的五官并不出众,任何一官都不具动人之美,只是胜在彼此协调,并因此而耐看。每当看到或听到“和谐社会”这个词,我就会联想到她的脸:她的美就是和谐的产物。她抽出一支烟,扣打火机点上。烟是她自己带过来的,跟打火机并一起攥在手里。

你把这个故事写得很有趣,但是太简单、太表面了,没有探讨事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刘蕊说:我想以这个故事为引子,往纵深挖掘一下,写个深度报道。

刘蕊吹出一口烟。不知是不是因为嘴巴小,那道烟柱细而直,强硬地插进光幕,然后在光中散开,跟游移浮动的纤尘缠搅在一起,看上去有种说不清的暧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暧昧”这个词,要形容烟气和纤尘在阳光里沆瀣一气的状态,明明有很多更适用也更准确的词汇,比如“混沌”,或者“朦胧”。

你帮我约一下乔东,我想采访他。

行啊。我说。

我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到乔东。他正截住两个外地人要钱。每当没钱花,他就来车站周边晃荡,看到有人吐痰,就收罚款,一口十元。那两名外地人不愿出,拖着行李箱大声嚷嚷,大概是看乔东既无制服,又无红袖章,更像是敲诈勒索的市井无赖,而不是具有公权威严的执法者。遇到这种情况,乔东会给出两种选择:把吐到地上的痰舔回去,或者挨打。选择虽说有二,结果却往往只有一个:挨了打再给钱。我看到乔东指了指地面,想必是让对方舔干净。对方不干,乔东揪住嚷得最凶那个人的前胸,咣咣抽他两耳光。耳光异常响亮,我还远在百米之外,仍然清晰地听到了。乔东下手总是干脆而彻底,从不给对方留侥幸的余地。那两人立即弱下来,掏钱消灾,倒拖行李箱含恨而去。那张钱是红色的,好像是一百。我很惊讶。以前乔东来搞钱,弄到二十块就走,二十块钱,刚好够他买一包烟,吃一碗烩面,外加一瓶啤酒,而如此微小的数目,又不至于在外地佬报警后惹麻烦。他把钱塞进裤兜,走进旁边一家小超市。我赶过去,在超市门口站了不到一分钟,他嘴叼一支烟走出来,手里拿着刚撕开的烟盒。他看到我,也没什么惊讶,弹出一支烟递给我。

刚才看到你管那两个人要钱,要了一百块。我说:是一百吧?

乔东不回答,吸着烟往前走。我跟上他。

今天怎么要这么多?

有事,急着用。

我想对乔东说,有事用钱可以管我借,可是想想自己那点工资,实在没胆量装大方。贫穷令友谊变得尴尬。仗义疏财如宋江,倘若没有老爹的万贯家产,也做不了义薄云天的及时雨。我闷了一会儿,对乔东说:你的红袖章呢?你不是做了一个吗?怎么没戴?

去厕所拉屎,身上没纸,用那个擦屁股了。乔东说。

我们并肩往老城方向走。这些年省城膨胀得厉害,城区仿佛打碎的鸡蛋,在这块被形容为“热土”的大地上迅速摊开。但我们并没有感到生活空间变宽松。城建再快,快不过人流涌进来的速度和规模,仿佛就在几年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口音各异的外地人,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也逐渐占领了我们的公园和广场。我俩走过一条老街,看天色该吃晚饭,就随便闪进一家烩面馆。乔东爱吃面,尤其爱吃烩面,辣椒要多,香菜要足,再配上一瓶啤酒,就吃得幸福安乐。我们在靠门一张油腻的条桌旁坐定,要了烩面和啤酒,我又加了个凉拼。乔东一直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闷闷不乐,大概是还没有从发小的刺激中抽身。乔东兄弟两个,他哥学习好,被家人寄予厚望,准备考大学当大官。至于乔东,则等他爸从铁路局退休,接班去当个铁路工人。不料他哥连考两次,都名落孙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天天在街上找可以上天台的高楼。他爸很担忧,遂在他妈建议下提前退休,让他哥去接了班。乔东的工作就此断送,天天在街里混,一直混到现在。如今老大不小,不但没有女朋友,连自己都养不活,对比发小的春风得意,难免会不开心。

作者简介:

李清源,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当代》《十月》《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