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硝烟突围》 　　丁 娜绘

我有两年的少年时光是在贵州土地上度过的。13岁到15岁间，由于父亲工作不断调动，我在毕节一中、黔西一中和都匀一中就读，然后由都匀一中转学到北京十五中，3年后从北京入伍到云南陆军第14军40师。

1978年，我在云南度过了10年军旅生活的最后一个春节。当时我在属安顺现属贵阳的开阳县接新兵，在一个名叫青禾的小镇上住了将近两个月，走村串寨访问新兵家庭，贵州的山乡村寨过年盛况让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布依族寨子的火热与真诚令人感念不已，至今回味无穷。

都匀的剑江，毕节的苗山，黔西的小河都曾留下我的少年记忆，开阳的春节为我的军旅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把新兵培训完我便转业回北京了。但贵州对我一直有故乡般的感觉，正是这种亲切和亲近感促使我愿意走贵州，看贵州，也愿意写贵州。

2008年春节期间冰雪凝冻灾害发生的时候，我曾带着一批作家访问贵州。那场灾害让贵州损失惨重：断电，断水，断路，整座山的大树一片片被冰雪压断。

正月初八那天，我带着一批作家、诗人从北京来到都匀，在福泉和三都进行实地采访，和电力工人们登山架线，还采访了都匀市公安局。干警们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断电的情况下，坚持用警灯照亮都匀，保一方平安的故事，还有在陡滑的山路上，如何舍生忘死保护行人的故事。适逢元宵节，都匀举办了一场鼓舞士气的广场朗诵会，会上我借《我的心在贵州》一诗表达了对贵州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我爱人拥有警衔，我是警属。由于这个身份，我参加过无数次公安文联的活动。公安文化不同于军旅文化，也不同于石油文化或电力文化。我认为公安文化是仅次于军旅文化的一种涉及面极广，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特殊文化。

公安文化是保平安、定人心、暖万家的幸福文化，也是英雄辈出、慷慨激昂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化。我的老前辈、著名诗人张志民就是公安文化重要的创始人，他写过很多好诗，也写过很多公安反特小说，譬如上世纪50年代的《孤坟鬼影》等。

公安文化值得人们尊重。贵州的公安英模有大方县女民警陈敏、漂亮但刚强的女法医赵晶晶、传奇老刑侦占必成、身残志坚的英雄干警张秀昊等典型。当这些英模坐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够把目光从材料中拔出，直接与他们交流、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开拓眼界、增加阅历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作家采访的文学性及细节要求超于新闻性，尽管作家面对的是真人真事，但并不是随意发挥，尽情联想。它有特定的局限性，也考验着作家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这是公安文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需要我们提交一份较好的答卷。

我的老战友李迪从10年前采访丹东看守所开始，就结下了公安情缘。他写深圳，写无锡，写好多地方的公安干警，他的公安情缘比我还要浓。借助李迪的笔，我对公安系统了解不断加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贵州情结和公安情缘借助文字表达得更加出色，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作品中。

书写公安文化的过程中，警民两支文学队伍有分流，也有汇合。公安作家和我们这些非公安作家们在一起，能向广大读者更全面地展示整个贵州公安系统的风貌。

公安战线在和平年代里牺牲最大，每年平均有四五百名公安干警牺牲，几乎天天有牺牲。现在媒体发达了，我们能及时看到让人痛心的案发现场。但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悲壮、展示惨烈而做这件事，而是要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特殊背景下回顾公安队伍的成长，通过贵州公安，进而展示整个中国公安队伍这支铁军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