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那个冬天，我和妻子每天都吵架。

那天，她回老家参加闺蜜的婚礼，我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才交出了令客户满意的设计方案。早晨七点 ，我困得不行，关了电脑准备好好睡一觉。之前，我喝了一大口啤酒，冷酒刺激得我打了个寒战。环顾房间，妻子不在，我竟觉浑身通透舒爽。第一次不用考虑给她做什么早餐，不用拖着熬夜的身体下楼给她排队买豆汁，不用忍受那些胭脂碰撞的嘈杂和俗粉弥漫的空气。没有妻子在床上摊开她那身横肉，床铺显得宽广松软。我伸了个懒腰，特意看了一下手机，想记下那个时辰，记下结婚三年来最舒心的时刻。然而，微信弹出，妻子发来消息：“今天过来谷镇！急事！！”我如被雷劈，刚喝下的啤酒从胃里呛上来。我真想把手机丢出窗外，但我只把手机放下，躺了一会儿，苦想以什么理由拒绝她又不露破绽。如果有老同学在医院工作，能给我写份假病历就好了。一个也没有。即使有，除非我残废了无法行动，否则妻子还是会要求我回谷镇的。我不情愿地回了消息，问她怎么了，却没有再传来音讯。

我本想趁她不在，好好休息，整理一些旧东西。昨天一整天，我都在找一卷皮尺，是前女友朱丽送我的，上周被妻子丢进小区的花坛里。我找了一整天，忘记了妻子没有给我报平安。现在，她突然给我发来这条消息，我有理由怀疑她出了事。但我想，如果她的电话还是关机，我绝不再拨过去，我也不回谷镇。置之不理是蛮好的处理方式。那天我实在太累，似乎是几年来最累的一天，感受了一会儿她不在时的轻松惬意，觉得自己更累了。我拿起手机，发了条微信：“什么事？今天好累，昨晚没睡。”

过了一会儿，妻子打来电话：“麻天北，你傍晚六点前赶不到这里我们就离婚！”说完就挂了电话。我一声未吭，拖着疲倦的身躯站在窗前。天已大亮，窗外人群如蝼蚁走动。我真的受够了，脑子里盘算和妻子离婚我会失去什么。后来觉得光靠脑子想不清，就拿了纸笔，在白纸上罗列了许多。第一条，和妻子离婚，我会失去一个固定交配的对象——这我可以忍受。第二条，将少一个人还房贷，哦，不，我将没有地方住，这个房子是妻子的父母买的——这也没什么。第三条，我会失去工作，我在她舅舅手下做事——这都没什么。和今天睡一觉的愿望相比（也许是些别的什么愿望），这些生活的变化真的不值一提。她要离婚就离婚，我决不改变主意。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时冲动，我去洗了个冷水澡。出来后，我裸身蹲着抽了两支烟，稍微冷静了一些，我在雾茫茫中向镜中的自己确认：刚才真的是一时冲动，假如跟妻子离婚，我将一无所有。

我拿起电话，想拨通妻子的电话求她别生气，求她让我好好睡个觉。电话传来忙音，打开微信拨打语音，响了一阵后并无人接听。

“真受不了！”我恶狠狠骂出口，这是她惯用的伎俩。我打开冰箱，一口气喝完一瓶啤酒，然后把瓶子摔在地上，碎成一地晶莹。我又打开冰箱，又喝了一瓶啤酒，又把瓶子摔在地上。我喝到第五瓶，这些年妻子的种种行为仍在我脑子不断回放。比如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有选择，我怎么会嫁给你！她逼迫我天天上网，背诵那些鼓吹把老婆宠上天的爆款文章。每天她都要问我，麻天北你怎么这么差劲。我说，是你太优秀，有了对比。

这么多年，妻子一直看不起我，她觉得她能配得上更好的人。我不是她理想的靠岸，我深知这一点。当时，朱丽的皮尺就放在桌子上。我转过头就看见它，就想起上大学时我穷，朱丽也很穷，穷人一般跟穷人在一起，所以我和朱丽就在一起了。整个大学，为了跟环境“合拍”，一直舍不得分手。毕业那个夏天，朱丽买了一卷皮尺，说给我量量身体，好买套合体的西装去找工作。西装和皮尺是她给我买的仅有的东西，而我从未给她买过什么。我认为穷人和穷人谈恋爱，只要在一起上床、成双成对出现给别人看就行。恋爱和性爱是这样一种东西，别人有，你也得有，不然你真活不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不爱朱丽，但没有她我感觉自己不像人。后来我穿着那套合身的西装找工作，碰到了现在的妻子，思忖再三就把朱丽甩了，结婚之后却常常想起朱丽。

我是个混蛋，朱丽是个好女孩。我越认同自己是个混蛋，朱丽就越是个好女孩。如今的她简直是天使，温柔、善解人意。最重要的是，我现在也有了点钱。想到这，我很想给朱丽打个电话。我没有，只发了微信。我说：朱丽，今天有点累。

发完，我拿上皮尺，再次拨打妻子的电话和微信，还是联系不上。我只好上网买了去谷镇的票。临出门前，我把桌上的皮尺揣进包里，就像把朱丽带在了身上，以使我在人流里感到安心。

二

那个男人和我一样极度疲惫，生活中一直忍受着最亲密的人的逼迫，对那些逼迫者有不可理喻的责任和爱意。我们在嘈杂的车站对视一眼，我便透过他的双眼看到他的生活。

他冲我微笑，走过来，牵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兄弟，你去谷镇？”他问我。我看着他，没有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看透和同情。他的黑眼圈很熟悉，像我自己在照镜子。我想他应该很累，经常整夜不眠，赶着那些王八蛋老板布置的工作，为了在城市中维持稍微体面的生活，早晨给满身脂肪的女人排队买豆汁，晚上还得给她洗发黄的内裤。他现在和陌生人说着话，他想着把一切事情办妥然后睡一觉。我应该找个地方让他坐一会儿，我想。

我瞄到候车厅内的一个空位。

往里走吧。我说。

“大兄弟，刚才我就在你后面取票，你是去谷镇吧？”他牵着那个小孩子，和那些牵爱狗去散步的人有些不同。他太累，手在颤抖，腰也挺不直，肯定还有肠胃炎，因为常常吃不上饭。是的，我现在不看他的眼睛，也完全清楚他的情况。

我们走到了刚才我瞄见的那个空座位。“你坐吧。”我说。

“不，兄弟，你坐。”他正推辞，手边的小家伙挣脱他一屁股坐下，瞪着一双圆眼睛天真地望着我。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手扶着腰，感到一阵巨大的困倦袭来。我也很困，手也在颤抖。

“这是我儿子，放寒假了，回他妈那儿。”他说。小家伙依然一脸天真地看着我。

“他妈在谷镇。”他说。

“刚才在停车场看见你了，我们的车牌号有些相似。”他说。

“大兄弟，你也是去谷镇吧？”他第三次问。

“对。”我不得不说。

他说：“那太好了，麻烦你在路上看着他点儿。”他把孩子从座位上扯起来，贴着自己大腿站着。父子俩面对着我，像在委以重任。

“行吧。”我说。这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早记下了我的车牌号。我猜他会马上接到电话，公司的或者某个客户的，会马上头也不回地走掉。果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他侧着身子“嗯嗯啊啊”地回答着往外走，一会儿就走出了候车厅，很快就不见了。我和小家伙看着人群，好一会儿，没见他再回来。我眨眨眼睛，困倦至极。“我坐一会儿。”我自言自语道。小家伙愣愣地看着我，像一头好奇的第一次冲进森林的小鹿。我闭起眼睛，留一条缝看他，他还是一动不动看我，大大的眼睛透着小孩特有的专注。

“你之前经常自己去找妈妈？”我直起身子，问他。他摇摇头。“那这是第一次？”他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坐火车吗？”他点头：“爸爸告诉过我，跟着人群就行。刚才他说跟着你就行。”

“跟着我？”

“对呀。”

“为什么？”

“因为爸爸说你看起来很累。”

“哦。”我又闭上了眼睛，意识很快模糊。不一会儿又惊慌醒来，看手机，发现自己才小憩了几分钟，却有种从梦中醒来的不适应感。小男孩在我脚边，蹲着玩他背在身上的小包，看见我醒来，对我笑了一下。这是一个乖巧到几乎不像孩子的孩子。

我坐起来，精神了一些。距离检票还有半个小时，我从包里拿出那卷皮尺，对那小孩说，我们玩游戏好不好？他兴奋点了点头，笑出了两颗虎牙。我又想起朱丽，她也有两颗虎牙。我把手里的皮尺小心地扔出一两米。

“去捡回来。”我说。

他屁颠颠跑过去，捡起，跑回来，看起来非常高兴。我一拿到皮尺又小心地丢了出去，那卷皮尺远远地滚了出去。“再去捡回来。”我说。他跑过去拣回皮尺。我们玩了几个回合，他气喘吁吁，大笑着，整个车站都是他天真的笑声。后来我说，我累了，你自己玩吧。他就拿走了我的皮尺，在角落默默丈量起来。大概量了几分钟，他抬头看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小孩的本质开始显露出来，也许觉得跟我已经相熟，有人为他撑腰，他开始不停地去打扰那些游客。

“谁家的小孩？你的吧？”一个执勤保安把他扯过来。我赶紧摇摇头说，不是我家小孩。保安说，不是你的是谁的，看好他咯，别影响我们工作。我只好把他拉过来，收起了给他手里的皮尺。他站在我面前，面无表情，也不说话，眼里充满无畏和狡猾。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天北。”

“你爸姓什么？”

“我爸姓麻。”

“那你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问出这个问题，但我想对于我和他爸爸来说，这是自然和必然的问题。

“麻呀。”他嘻嘻地笑，又把皮尺抢了过去。我愣愣地看着他冲进人群中，给那些排队的旅人丈量身体，我没有阻止他。我回想他未来几十年的成长轨迹，但对于他昨晚偷喝他父亲的啤酒的味道却有些模糊，只隐约记得昨晚对于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夜晚。随即我想起了朱丽，想起她温柔地丈量我的肩部、胸膛、腰围、臀围、腿围，皮尺划过我每一寸肌肤……她吐气如兰，说，身高178，胸围102.2，腰围70.5，臀围109.4……

“你太瘦了。”她说。

如果我告诉她，小时候我也给许多陌生人量过身体，就在这个车站，在想着她的当下，她铁定会说，这就是缘分啊亲爱的。

她说过人其实不过是一些数据的集成罢了。当时我没放在心上。

后来跟妻子去见她父母，他们咄咄逼问我父母收入多少，家里几口人，工资多少，父母多少岁，能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存款多少。我支支吾吾，咬妻子耳跟说，这些如果有个合格分数，我好像都接近于零。妻子巧笑嫣然，说那你给我做牛做马吧。

我说好，居然有些感激涕零。

现在，小家伙正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脚边量她的脚。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赶他，只是狐疑地问：“小朋友，你在干吗？”

“量人呀。”他抬起头，大眼睛咕噜噜转，一副机灵的样子。我笑了，年轻女孩也笑了。过了一会儿，兴许是玩够了，他扭着身子向我跑过来。广播刚好响起，要进去检票了。我把皮尺从他手中拿回来，往检票口走，他紧跟着我，几乎是贴着。上了车，我把位置调换到他身边。

三

大多数时候火车行驶在无人的山野间，有时能看见山雉，有时能看见搭建简单的棚子，能住人。一些开山工人住在里面，外面晾着他们的衣裳。火车经过他们，犹如经过一队排队蹦下崖来的虫子，它们很轻，看起来却有些悲壮，而且很有秩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到那些虫子。

“小朋友，跟妈妈姓是不是很好？”

“哈？”他拿着我的皮尺，在量桌底的垃圾筐，头也不抬，没明白我问什么。我说这也许是未来的趋势，就像虫子跳崖，有秩序。他只对虫子跳崖感兴趣，问我虫子为什么会跳崖。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它们觉得那也是路，空中的路。

“会死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们很轻。”

火车在一个临时小站台停了下来，我这才发觉车厢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了。车停了十分钟，没有重新开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后，车子还是没有启动的迹象，也没列车广播给个解释。整个世界都很安静。小家伙的不安终于到达了极点，号啕大哭起来。我从未哄过孩子，哄自己都哄不好。他大概哭了十几分钟后开始干呕，声音也小了许多，有些上不来气的感觉。

列车员从另一个车厢走过来。“你可以下去透透气。”她说着递过两张纸。我把孩子脸上的鼻涕擦干净。列车停滞不前，对我来说不是件坏事，我并未感到任何烦躁，但看着哭得不成人样的孩子，有些心疼，也怕闷出毛病，便抱着他走下火车。

站台极小，不封闭，走了几步路，便可以看到铁轨两边延绵出去的一大片田地，远远的有些农舍冒着青烟。天气阴霾，但空气相比车厢里的确好了不少。我站着拉了几下筋骨，那个列车员也走了出来站在我身边。

铁轨旁有五个孩子在玩，正围成一圈用树枝在地上挖坑。

“我可以过去看看吗？”天北问我。

“火车马上要开了。”我说。

“没那么快。”列车员说。天北皱起脸，作势要哭。

“去吧。”我说。

他撒开脚丫子冲过去，冲到离他们一米的位置停下来，怯生生看着，也不敢靠近。五个孩子齐刷刷瞄了他一眼，又齐刷刷低下头继续挖起来。他们说一种方言，咋咋呼呼，声音很大，我听不懂，天北也听不懂。他抱着自己的小包，手中拿一卷皮尺，一动不动。我想起一头狼盯着一群兔子的模样。可他不是狼，没有发起进攻，而是悻悻返回，脸是皱的。

“他害羞。”列车员说。

“你很想跟他们玩？”我问。他重重地点头。

我领着他走过去，这次站得近了一些，几乎是直接冲入他们内部，把他们队伍搅散那般。那群孩子齐刷刷又一次抬头，我看到黝黑、泥尘、干鼻涕和湿鼻涕混合的五张脸。你们在干什么呀？我弯下腰，对着其中一个小男孩问。他别过头，吸了吸鼻子，不回答我的话。其他的孩子看着他，后来一个胆子大的用生涩的普通话说，我们在搞葬礼。

搞葬礼？我惊奇道。他们说对呀，搞葬礼。我才明白，他们在给一群蚂蚁办葬礼。我不知道蚂蚁是怎么死的，也许他们出于好玩掏了个蚂蚁窝，然后又觉得无聊，便学着大人的样子给这群蚂蚁办葬礼。

“尸体在哪里呢？”

那个大一点儿的男生从旁边拿过一块白布，上面有一群死蚂蚁，数量还不少，密密麻麻，多看两眼就会令人头皮发麻。葬蚂蚁，随便挖个小洞就好了，干吗挖这么大一个坑？我说。他们已经挖了个坑，很浅，不过长度足够埋一只兔子了，他们还在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很快，坑变长了许多，看起来足够埋一头小猪，但还是很浅。

“你们要挖多大的坑？”他们双手握着树枝，动作整齐划一，飞起的泥土不停从脚前甩到身后。天北跃跃欲试，也拿根树枝在旁边轻轻划土。他不敢靠近。我突然想知道这些蚂蚁是怎么死的，但没问。也许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些事情，你因为想打发无聊看见了，看进去就会想一些更无聊的问题，得到荒唐的答案，这足以影响你的心情好多天，人就是这么走向偏执的。后来很多年，我一直在想那天想着的问题，蚂蚁是不是他们杀的。

“我们也不知道要挖多大，就先挖呗。”有个女孩说。他们回答问题总是在问话人问了很久之后。

“是呀，够大了我们就停下来。”另一个说。

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坑看起来可以躺一个人那么长了。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可能很久，可能就一会儿。火车一直没动，列车员还站在那儿。他们都站了起来，拍着身上的土。

“好了，可以放遗体了。”那个大点儿的男孩说。

“等一下，你们想不想知道这坑多大？”他们摇摇头。我说：“那你们不想知道蚂蚁的家多大吗？”他们互相对望，似乎有了一点兴趣。

“我帮你们量。”我说。

我拿过天北手中的皮尺，把那个坑量了一下。“长180cm，宽50cm。”我对他们说，他们一脸懵然，显然对这两个数字没有任何概念。

“这是能埋几乎任何人的坑。”

“像你这么大的也行吗？”一个小孩问。

“你躺进去，我们看。”那个最大的男孩生硬地说。也好，为了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大坑，我躺了下去。刚刚合适，但不够深。一个小孩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他的扑哧扑哧笑起来，天北也在笑。我静静躺着，白云在天上摇，有些小灰尘在我脸上摇，隐隐闻到一股芳香，我脑袋沉重，眼皮快要睁不开，如果闭上眼我立马能睡着。

“嘻嘻，我们把你埋起来啦。”他们开玩笑说，过来按着我，往我身上撒些小泥粉。

“不行，我还有急事。”我猛地起身，竟觉精神了些。

“下葬蚂蚁！”有人大喊了一声，把那团包裹蚂蚁的白布放了进去。他们齐刷刷膝盖触地，对着白云合起了双掌。天北觉得好玩，也学着他们跪下去，只是他在朝着天空招手。

“谷镇方向的旅客请回列车。”列车员大声说。小孩们站了起来，我们都转过头看她。一个孩子笑起来，我们都笑起来。

“赶紧的。”列车员又说。

我把天北抱起来，小跑着上了火车，刚坐下，火车就开动了。我和天北往窗外看，那五个孩子在往坑里填土。半个小时过后那里将一片平整。

到了谷镇，我们刚出站，天北就朝等待他的妈妈飞奔过去。我站在原地，呆呆看着。那是一位温柔的女士，穿一身藏青色的长裙，眼角的笑纹明显。是我记忆中年轻的母亲的样子。她离我半米远，似乎这一瞬间在凝看着我，可眼神又好像穿透了我到了后面的人群。他俩要往外走了。我不想让他俩走。

“妈。”我喊出声。她还是拉着小家伙的手往前走。小家伙回头看了看我，拉了下母亲的衣角。他俩停下来了。他说着话，指了指我，她看过来，眼神还是落在我后面。女人拉着孩子往前走了，似乎有些嗔怪。我跟着他们，我没法不跟上去，一切都和日夜梦回的某天一模一样：郊外车站，小路芦苇，有人牵着我回家，我跑向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叔。

“你不用送我到家。”天北转头对我说，“我跟我妈妈就行了。”

“你在对谁说话？”她问。

小家伙朝我和她吐了吐舌头，朝着卖糖葫芦的大叔跑去。我正要跟上去，妻子打来电话。

“到了吗？”

“到了。”

“地址发你微信了。”

“我今天看见……”

挂了电话，母子俩不见了，人群淹没了他们。

我照着地址找到妻子家那所我未来过的老宅。一见到我，她便拉着我靠在墙上，拿着一卷崭新的皮尺量起了我的身高。末了，她咂咂嘴说：还好你勉勉强强能算一米八，我跟闺蜜说你有一米八她还不信，明儿你再塞个增高垫跟我去见她，我才不想输给她。

“让我回来就这事？”我提高了声量。

“不然呢？她虽然嫁了一个矮子，可是人家很有钱！”她说。

我突然想到，也许白布里的蚂蚁从没活过，也许蚂蚁从宇宙某处流浪过来，一生搬运，寿终正寝。

妻子说，那你躺躺呗。我一挨妻子的床就睡着了。

我梦见妻子闺蜜的婚礼场景：新郎新娘站在一个尖土堆上，却站得很稳当。土堆会动，载着他们去给来宾敬酒。所有人都仰头看他们，仰头对他们说恭喜。我和妻子也在人群中，我比所有人都高半个头，脚却硌得生疼。新人来给我俩敬酒，我不看他俩的脸，低头去看那个土堆，发现上面撒有许多小花瓣，花瓣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我细细辨认那花儿的品种，却看见土堆上还有许多小米粒，有的白净新鲜，有的发硬发黄，应该是被什么虫子分多次搬运过来的。

那天我喝了许多酒，酩酊大醉。当晚，我和妻子搭朋友的顺风车回家。一路上，我下车撒尿三次，妻子扶着骂骂咧咧的我吃力异常，嘴里也骂骂咧咧的。

这是我婚后第一次大醉。

第二天，我在家中床上醒来，身边不见妻子。我晃晃悠悠走出卧室，罕见地看见桌上有杯蜂蜜水，冒着热气。妻子站在窗前，一如我那天站在窗前，但她没在望什么。她拿着什么东西在擦拭，薄薄的、黑乎乎的——哦，是我去世多年的父母的合照。她认真的神情竟有些小女儿的娇态。我想跟她说我来擦吧，但没说。

窗外，阳光给一大朵乌云镶上淡淡的金边。我想起麻北天，他一定会同意，那像是一张挂着厚厚蚊帐的老床。

隆莺舞，壮族，1993年生。广西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作品见于《长江文艺》《民族文学》《延河》《红岩》《广西文学》《滇池》《南方文学》等。曾获首届广西年度壮族作家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