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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19年第6期|严彬:过时小说

来源:《上海文学》2019年第6期 | 严彬  2019年06月17日08:56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理查德·巴克斯特《圣徒永恒的安息》

这是1958年夏日香港一个普通的上午,皮鞋匠已经在上海路和旁边的重庆南路分两行摆开行头,晚起的人还倚着街边早点摊,在矮凳子上吃东西。

台风刚刚过去,路上有伏倒的小树、吹断的泡桐、吹飞的假槟榔和黄槐枝。清洁工按习惯从远处的港英大道开始清理,又从港英大道放射状般往外面去。上海路一片破旧的楼和窄街道,因为上坡路段多,连公交车也没有通到这里来。据说在十年前,大不列颠的新任钦差大臣奉命来到属地香港,有一个月时间到处闲逛,在上海路主持栽种过一排牙香树。牙香树有一点香气,人们用它的树脂来做肥皂,做成纸张,做成的纸美其名曰牙香纸,除了本意的香气,也说明可能亲近文人或恋爱的情侣。

落寞又快活的香港作家欧阳力力想像同行海明威喝醉了酒,从十几层高的楼上摔下来,摔破了楼门口的一截遮阳棚,摔到地上,当然死了。海明威的血流了一地,他的右脸贴在地上,粘着沙土和血,一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

警察来了以后,看见十几个人远远围在那里,有那栋楼的住户,也有别家楼里的、从上海路路过的、从永昌路听了传闻赶来看热闹的。有人已在那里站了半个多钟头,等到警察来了,他们议论的声音由小变大,仿佛在无意间说着与这个摔死的男人之间的关系。

有人将一块旧的白色蛇皮袋盖在已经死了的海明威身上——蛇皮袋不够大,只遮了头部和半截身子,他穿了灰裤子的双脚还摆在外面。警察腰间别着手电筒、电棒、黑盒子,俯下身子,脱掉一只手套,用右手轻轻掀开一点蛇皮袋,看见海明威的脑袋已是一片血糊,样子十分难看。

他扫了两眼,将白色蛇皮袋合上。

人们围观死去的海明威,有人叹息着,到了吃饭时间,又不得不散去了。

没有新闻记者,没有闪光灯。

警察用对讲机叫人来,搬走了成为尸体的海明威。一片血渍留在地上,抬头看时,太平洋公寓B栋二单元几个字写在一块刷成白色而已经变为灰白的木板上。木板日晒雨淋,已经有些开裂了。

而海明威倒下的地方,不远处就有那么两棵已经长成十来米高的牙香树,几个女人常年晾着几件衣服在树上。

好!就是这样。

欧阳力力右手不重不轻拍了一下书桌,一面抽着纸烟,一面又端杯喝了一口酒。白色的太阳光穿过薄窗帘,照在桌子上,一本书、一叠稿纸、一盒万宝路、一个白瓷的烟灰缸、酒杯,都闪着亮白的微光。他的窗户没有打开,室内空气不大流动,一道一道的阳光里,人的皮屑与泥巴都化作尘埃在房间里游动,看上去很温暖。

欧阳力力伸着懒腰,露出一幅满足的样子。

人们记得,三年多前海明威从新爱尔兰号邮轮下船,岸上围着《人间》《香港晨报》《中学生周报》等报刊的新闻记者。记者们七嘴八舌提问,当日晚报印出来,有这样的消息:

美国大作家海明威来到香港,希望在香港小住,创作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

这一住就是三年。

来港后的第一年,海明威至少算是享受到了东方人的风情与文明。他是文化界和政府官员的座上宾,是报纸一时的宠儿,走到哪里都是聚光灯。有一段时间,海明威是晚报的常客,不仅被报纸总编说服,在两家报纸上开了自己的专栏,谈往日时光,不时还有记者、文人写的关于海明威的文章见报。

那是非常自然的事,小小的香港迎来当代世界文坛大亨,就像1924年的泰戈尔中国之行那样。

只是有一点可惜,此时的香港没有自己杰出的文学家,没有梁任公、蔡元培校长这样的大佬相邀,没有徐志摩、林徽因那样潇洒漂亮的人来与大作家海明威作伴……寂寞,久而久之是难免的吧。

“这里的男人好像不爱钓鱼,渔夫捕到大鱼的机会也很少。”海明威摸着胡子想。

后来,他就不大出门了。

而香港的文坛并没有随着海明威的到来有所改变,徐君他们的“新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很是风行,更流行的却是色情小说和花边新闻评论。香港有酒,有九龙湾,有小邮轮和歌舞伎,缺硬汉小说。

如今,沉寂多时的海明威成为新闻人物,虽然是一个“死掉了的”海明威。

欧阳力力的即兴小说见报后,不少人就信以为真了。连着数日,坊间议论的话题里增加了这条:

——海明威真的死在香港了?

——怕是假消息吧?

——我以为他回美国去了。

——也许去了苏联,也说不定,据说他曾为苏联人做事。

——是啊,坐火车,也方便。

……

他搓着自己的下巴,捻着胡子,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稿纸上写下一行字:

海明威,醉酒坠楼。

二层小楼上,丝绸店老板家即将成年的少女玛丽缠着他。他刚刚搬来不久,就听说了这位女孩的活泼,听到她在楼下咯咯的笑声。有一回他们在回廊处相遇,他端一盆水上楼洗脸,她在那里踢一只纯黄色羽毛的毽子。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他就上了楼,而她还在那里踢毽子。后来他们就打了招呼。

第一次,她沿着楼梯上来,在门外喊他的名字,“欧阳先生——欧阳先生——”她推门时,他扭头去看她,还以为这个女孩要请他帮忙解答作业。

不是,玛丽手里什么也没有,她倚着门,就那么轻飘飘又说了一句:“我爸爸说,你要是喝酒,现在就陪他去喝两杯酒吧。”

“嗯——当然。”他说。

从那以后,有时候她就拎着半瓶洋酒来开他的玩笑,她第三回上楼,她的手臂环住他的脖子,就像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

说起这个玛丽,样子真是好看,大约十六七岁年纪,脸上白白净净,稚气未脱,学生头罩着她白净的脸。这个女孩子,胆子却极大。她说她厌倦了学校那些邋里邋遢的同龄小男生,她说她喜欢中年男人,喜欢他们身上的烟草味,他们烟黄色有细纹的脸。

她总是将带着少女香的身子朝他凑过来。她手里拿着洋酒瓶,在他面前对着瓶嘴喝一口酒。

“我有什么好?我是个老男人,年纪都要做你爸爸的。”他喝多了的时候和玛丽说话,反反复复也是这样一句。

“因为——”玛丽又凑近一些,“因为你老,老男人身上有肉香,你的身上有墨香。”

她的上颌还有几颗白牙齿咬着下面的嘴唇,既不害羞,也说不上多放荡。她离他最近的时候,仿佛那几颗可爱的虎牙会飞出来嵌在他的脸上。他摸着自己的脸,不能接受她的“好意”。

他是好酒不假,他烟酒不离身,总是一个人,男性的荷尔蒙需要释放。女人谁不爱?他心里知道,只要他稍微放松警惕,这个孩子般的玛丽就会倒在他的单人床上,不用费心。而他总是在玛丽几乎要主动对他做点什么的时候制止了她,他说,“玛丽,孩子,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每次都拒绝,玛丽又每每过来,就像猫永远不厌其烦玩着捉老鼠的游戏。她每次推门进来,都带着满脸的笑,花一般地。

说起女人,他有几个相好。得了稿费,看方便总要去其中一个那里坐坐,请她一起喝酒。多数时候,他为生计苦恼:文章还能持续发表,而写的小说读者不多,写的书很难出版;一个富商子弟朋友坚持办的文学刊物,一期只能卖出去两百份,请他做文学顾问——但一个月只有象征性的三十元港币酬劳。

他常常缺钱。

他也知道读者的品性。读严肃文学需要个人素养和耐性,读严肃文学需要空旷的房间、安康的生活……而香港,谁都知道,人越来越多,富人慢慢变穷,穷人也越来越多,太拥挤,太喧闹,不适合严肃文学生长。

他每天喝酒。

他如今穷归穷,从前的家境可并不坏,出生于1949年前的上海老城区,在上海算是一个中产,过的是有用人的生活。当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差点去了延安,还好父母连哄带吓将他留了下来,不然可能早已送了性命。他呢,西装、长袍,都能上身,兜里有一支钢笔,慢慢走上了作家的路。

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都管他叫一声“欧阳先生”。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不受女文青和阔太太们的捐助——而有时他又想:如果真有一位名声不错的阔太太愿意资助他,甚至包养他,说不定他会接受的。

这又是一件矛盾的事。坦白说,他长得不坏,一张白净的脸,身材又很高大,超过六英尺,在外头吃饭,总有各种体面的女人会多看他两眼。他有女人缘,即便她们不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好皮囊人人都爱。那如果有人愿意不计报偿地给他钱,解他的衣食住行之忧,让他一心写作,一心去成为好作家、大作家,去做香港的文化名片,去做香港上层社会的座上宾,又有什么不好呢?

好在他也并不贪婪,凑活过日子也是可以的。

他爱女人,爱的是风尘女子。

他爱酒。

酒,当然是个好东西。

他喝着酒在茉莉餐厅和今年才认识的舞女柳小萍聊天。柳小萍也很年轻,十九岁的样子,有一点风尘味——有多少?比少多一点,又不过腻。尤其床上的柳小萍,像一条白海豚,一条年轻力壮的白海豚。

有时候他仰面躺在床上,恍恍惚惚之间,看着柳小萍和白海豚时分时合,光,从房顶穿过她的身体。

他觉得这是他喜欢的,灯红酒绿,红尘女子,大家各取所需,要开心。他喜欢亲近柳小萍,远离玛丽。

是玛丽未成年,或者稚气吗?也不是。玛丽的笑有一种风的放荡。虽未成年,可她堕过胎。这让他不安。他害怕她什么?她又不吃人。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竟有些害怕自己醉倒在这个长虎牙的小姑娘身上。他还有不忍见到一个家境尚可的女孩子甘于堕落的心:他有意和这个女孩子说,成人的禁果,不要抢着去偷食啊!

连喝酒,也要找对人。不对的酒他是不爱喝的。

他很少出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两顿饭。有时相熟的编辑来了,好心请他去下馆子,去牛马道的越南餐厅,一面吃肉,一面喝白酒。

白兰地,他喜欢和女人喝。

他的屋里尽是烟雾和旧书,他带着这些烟雾和旧书的行李,偶尔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晚上亮着灯继续写各种东西,纯文学、武侠小说、千字杂文、新接的剧本。有时他在斗室中前后走动,有时整个人无不快活,写到天亮,白天到门口去应付来催稿的跑腿助理编辑。同样是那样的年轻人,以前他上门去报社催要稿费,总要给他几副不耐烦的脸色,如今见了他,脸上换成笑颜,真有点像公园里太太们周围的小哈巴狗了。

好在他终于放下身段,熟悉了新的写作套路——不要说熟悉,简直是游刃有余。很快他就发现,原来自己竟仿佛是为这资本主义的香港俗文化而生的,他挖出了脑子里面那些喜怒无常的人物和桥段,那变幻多端的奇怪情节,将从前那写不出好小说的悲愁几乎全忘掉了。

武侠小说,一行一行又一行。

这是他迫不得已要写的东西。

这是他从前不屑于写的东西。

鸳鸯蝴蝶梦,新鸳鸯蝴蝶梦,新新鸳鸯蝴蝶梦,他都不喜欢。

一开始说是迫于生计,时间长了,就这样一页页写下来,慢慢地竟不觉得无聊,不羞耻于自己的文才用错了地方。一页接着一页,他写得越来越顺手,心里早就没有那层隔膜,什么“五十年来最值得一读的小说”,什么“普鲁斯特与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共性”,《文学月刊》《兰花港》,全都不提了。

有天夜里,他同时写作一个武侠连载,一篇古典言情小说改编连载、一个剧本的梗概,笔没有停,直到有人敲门送早餐。一个东西的灵感用尽,他点根烟,接着换另一个东西继续写。

“只要坐下来,摸出钢笔,两包烟在旁边放着,有酒,我那写作的机器就照常运转。”

他几次和那富商子弟朋友闲时吃饭,说着上面的话。

新武侠热。

新鸳鸯蝴蝶梦热。

报纸热销。

邻居的信箱里尽是些离奇故事。

武侠小说走红,各家报纸都在连载,月刊登半部,季刊干脆一次性将整部武侠小说头条推出!读者看得热闹,卖字卖文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这时谁有穿透未来的眼,大概就能看到此时沉迷于通俗写作的欧阳力力后来有一个预言:

五十年后,我的小说经人重新发现,搬上荧幕,我那小说里的人物,都由最红的男女主角来演,我的稿费在家里堆积成山,导演们四处寻找我的孙女,好找她再问问,是否可以将欧阳先生别的作品拿来给他开拍……即便不是剧本,小说也可以,不是小说,叙事散文或回忆录都可以……欧阳先生的名字,人们爱听……欧阳先生已经是香港的文化招牌。

此时正是香港的1950年代,电影业方兴未艾,武侠热苗头已露。四月,《文艺伴侣》武侠小说催得紧,电话打过来,将他叫去,一个月要赶出一个大中篇来,相当于半本长篇小说。

到了五月,《文艺伴侣》的稿约果然已经写好。这一差算是对付过去,手上拿回一个信封,信封里头五百元港币已经到手:三个月房租是不用愁了,还可以出去吃饭,请柳小萍小姐喝洋酒——

白兰地,要一瓶!

他当晚果然就约了柳小姐,照例在茉莉餐厅,点了几个菜,叫一瓶三十元的眉山白兰地。

柳小姐青春的身体在对面坐着,单手支着下巴。她浅浅地笑,问他是不是又接了新的稿约。她啊,有微微上翘的唇,抹着介于粉色和红色之间的口红,说话的时候,每一刻都好看。男人们喜欢她,请她跳舞,请她喝酒,他不去问。

他说,比稿约还好,已经拿到大笔稿费。他拍着自己的左胸示意。一个男人的快意写在脸上,映着餐厅的霓虹灯。柳小姐听了,也跟着他笑,一面为他打开瓶盖,各自倒了小半杯酒。

餐厅的侍者将半熟的牛排端上来,将白水煮的锡兰芥菜端上来,将鸡肉卷也端上来……一人一份,就着酒,就着眼前的当下的愉悦,度过好时光。侍者因为认识柳小萍,态度也总是很和悦,他们用着精美的西餐,不是家里,胜似家里,不是情人,胜似情人。

喝到五六成醉时,他问她,可有什么生活的打算,是否考虑嫁人。

这是个意外的问题,不论清醒与否,他从不与人谈。

打算啊——没有。柳小萍端着酒杯,停住酒,笑笑说着。

欧阳先生要是有意,可以给我介绍一位如意郎君……

继续跳舞啊,我还年轻,可以多跳几年。恰恰,快三,慢四,探戈,吉巴特,不厌倦……

两人对坐着,有说有笑,觥筹交错,旁边也是欢乐的人群,天花板上霓虹灯缓缓移动。他手上夹着香烟,手中端着酒杯,微斜着脑袋,迷迷糊糊看着柳小萍。柳小萍面色红润,她也要醉了。

晚上在附近开房间睡觉,他在柳小萍身上做着武侠小说里的英雄,白床单上飞檐走壁,大汗淋漓,她也很快乐。他又一次见到了熟悉的白海豚在房间里跳跃。多好看啊!他的眼和心都着迷了,像要飞起来,床也浮起来,像是快要睡着了。

柳小萍的身体拉长,柳小萍的声音拉长,柳小萍的头发也在跳探戈。

年轻就是好啊!

年轻的女人,身上有月光。

现在欧阳先生书桌上放着一小瓶半斤装洋酒。

六月的某天下午,他在房间里摇着扇子写稿,房东敲门进来,告诉他有他一封信。

他请房东将信放在门前的小桌子上,并说了声感谢。等到傍晚时分,要出门吃饭,才信手将那封信拿来看。一封英文书信,只在信封上用小学生般的字体歪歪斜斜写着“欧阳力力先生亲启”几个中文字。正文用英文写成,现在为方便,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亲爱的司各特:

明天我们去庞朴罗纳。在这里钓鱼呢。你好吗?泽尔达好吗?

我最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自我离开巴黎之后除了葡萄酒,别的什么酒也没喝。上帝啊,这儿乡野真美好。不过,你不喜欢乡野。好吧,免去对乡野的描述。我不知道你对天堂怎么看——一个美丽的真空,富裕的一夫一妻人群,能耐都大得很,都是名门望族的成员,一醉到死。地狱大概是丑陋的真空,满是穷人,群婚群居,没有酒或者都有慢性胃病,他们称之为“秘密的忧伤”。

对我来讲,天堂就是一个大斗牛场,我拥有两个前排座位;场外有一条鲑鳟鱼小溪,别人不许在里面垂钓;城里有两座可爱的房子:一座住我老婆和孩子,一夫一妻制,好好地珍爱他们……

明天一早我们终究是要进城的。写信给我到西班牙庞朴罗纳昆塔那旅馆。

你或者不喜欢写信?我喜欢写信,因为写信让我感觉不在工作而又没有无所事事,很醉人。

再见。我们俩问候泽尔达。

你的,

欧内斯特

(注:以上部分用大写字母写成)

如上,尊敬的欧阳力力先生,现在我坐在大狗亨利的房间里,天真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提笔给您写信,并大致记起很多年前的一封信。信,您看见了,是我写的。收信的人,现在您应该也认识,香港的读者应该也知道,是我的朋友菲茨杰拉德。

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比您现在的年纪要小不少。我爱喝酒,司各特也喜欢喝酒,那年他刚刚写出你们称之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小说。说实话,我对那小说不以为然——但我们都爱喝酒,也爱漂亮的小妞,和您一样。

来到香港三年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住这么久。太懒散了,我快要忘记自己是位作家了。好在偶尔收到故乡的来信,从前朋友的来信……我在这里活得像个真正的老人,手臂上的肉已经松了。香港灯红酒绿,我又觉得太闲了。

早想写一封信给您,一来因为您在香港文学界的贡献和作品,值得我早早写信给您,并求得登门拜访的机会;二来,我经人帮忙,也读到了您那篇十分幽默的关于“海明威之死”的文章——不知那位海明威先生是否是我本人,或者别的一位……总之,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觉得很有趣,想要认识这位文章的作者,也就是您,鼎鼎大名的欧阳先生。

我仍在“维多利亚的秘密”附近住着,已经习惯了这里,近期还不打算离开。这里有我几位朋友,一位作家,也许您认识,叫做杰克。另外,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也住在这里,他提供我的食宿,照料我客居的生活,我很感激。

我们同处在一种时代平静的躁动中。对于我的国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新的一代人出生了。而您的母国——我这样说合适吗?(听说您本是上海人)——正在进行着不可思议的社会建设,而香港或许将是新世界的熔炉。所以我来看看,并且带来了鱼竿。

您的其他作品,我也找来读了一些。

这是我写信给您的原因:希望在您有空时,我们见上一面,聊一聊文学或是生活。

来看看我的鱼竿吧!领我去水深的海湾钓鱼。

如果您不介意,我还希望去一家街边小馆,我将带上我的马爹利。

祝好!

敬重您的朋友

欧内斯特·海明威

“这位海明威先生……爱开玩笑”。

他轻轻一笑,将信放下,出门吃饭去了。

后来,海明威果真在香港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据说他非醉酒,也不是死于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