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译林》杂志创刊号刊发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曾引发争议，却也说明，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经典译林”系列约请众多翻译大家译介世界文学名著，人们通过看译林小说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

译林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从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将近140种。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翻译家高兴在日前于上海幸福集荟举行的“译林出版社30周年社庆开幕酒会”上，讲了一个多年前经历的，与该社有关的酒醉的故事。有一回，他应邀去离新疆喀纳斯很近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城布尔津。接待他们一行的纪委主任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文学，尤其是他的老本行外国文学。谈到后来，他发现这位纪委主任谈的卡尔维诺、王尔德、海明威等很多外国作家的书，都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地方领导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能孜孜不倦地读译林出版社的书，这让我无比感动。虽然那时我刚出了一场交通事故，还在疗伤之中，医生特意叮嘱绝对不能碰酒，但我觉得应该用酒来对译林的这位读者致敬。那晚我基本上是喝醉了，我本身就不胜酒力，但事后回想，我觉得为译林醉了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虽然未必有多少读者为译林出版社的书酒醉过，但着实有不少读者为其深深地陶醉过。评论家李敬泽也是其中一位。去年或是前年，他收拾装满各种书籍的纸箱子时，看到其中有一沓《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从杂志上拆下来又订起的一沓。我真是想不出来它是怎么来的了，我希望我不是从别人的，或图书馆里的《译林》创刊号上拆下来，然后据为己有的。但从这个例子也可见，译林出版社，包括它的前身《译林》杂志曾经怎样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和视角。而且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则是内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书，不仅是卡尔维诺，也包括阿瑟·黑利《钱商》那样的小说，都为我们打开了宽阔的视野，也让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更为宽阔。”

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断变化，不断扩展

事实上，如李敬泽在讲话中谈及，译林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创办于1979年的《译林》杂志编辑部。创刊号也正因为刊登同名影片正在热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销售火爆，但几个月后，该杂志就遭遇了一次挫折。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于1980年4月7日给分管领导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飘》这样的欧美通俗文学，提出严厉批评。信中说：“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时任江苏新闻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加上当时趋于开放的社会形势，《译林》遭遇的这次挫折，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在李敬泽看来，冯至写那封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那一代人承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接续西方主流的文学，又确立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主旨的中国现代文学脉络。有这样的对照，他真的不会认为，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样的小说，应该是中国文学的正道。好在老先生生了一个气，也没有把《译林》给消灭掉，这同样是幸运的。”以李敬泽的看法，当冯至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却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身就说明，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展的。

十年后，译林出版社成立。用该社社长顾爱彬的话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该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一间杂志编辑部成长为一家拥有立体出版格局的品牌出版社。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该社率先规范版权引进，引进了一批外国流行小说佳作，比如《沉默的羔羊》《荆棘鸟》等。在那个美剧、日剧尚未流行的年代，人们通过看译林小说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该社还约请到杨苡、许渊冲、郭宏安等一批译坛名家，推出“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也就是今天的“经典译林”。诚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所言，正是《译林》以及译林出版社这样的杂志和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那一代人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我们是通过文字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大多数人英文没那么好，也很可能不懂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好在我们有王道乾、吕同六、冯至、高兴、唐月梅等一批翻译家，把整个世界的场景带到了我们面前。他们是这个场景里的领衔主演。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制片人或总导演，决定着整个剧情的走向，译林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就起到了这样关键性的作用。”

在追读外国文学四十年后，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

译林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文学或者说像由译林出版社等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诚如李敬泽在题为“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的讲座中所言，不只是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或者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还很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他回忆说，小时候住所楼上有个小姐姐搬家后，给他留了一箱子书，其中有一本是《吹牛大王历险记》，讲一个叫闵希豪森的德国男爵吹嘘他在世界上的历险经历。“这本书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不仅教育我人是可以吹牛的，只要牛皮不破。更重要的是，语言是可以创造现实的。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样子，在语言和讲述中，我们也可以创造出一个东西来，而且还可以这么有趣，这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我后来搞文学，主要也是中了这本书的毒。”

文学也整个地改变了高兴的人生轨迹。高兴表示，在他成长的那个相对单调灰暗的年代，哪怕一点点文学的诗意，都会通过各种缝隙渗透出来，影响到他那一代人的人生。“我小时候没有什么书可读。那时候，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也是以露天电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露天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比如说，我最初看到的东欧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边哪怕是游击队员的接头暗号，我都看成是最初的诗歌，而且是和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诗歌。我后来学罗马尼亚语，也和一部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有关。在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她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这一点在现在看来极为寻常，但对当时的我们绝对构成革命性的冲击。我由此想到，世界原来还可以是那样的，个体和个体原来可以如此不同。实际上，电影也好，文学也好，都唤醒了我们个体的觉醒。对长期处于集体主义氛围中的我们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高兴因为学的小语种，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他一度在外交部当上了高级外交官，但最终还是因为受文学之“毒”太深，回到了文学这条路上。

作家孙甘露走上文学之路，似乎要顺当一些。相比而言，他在那个年代里也多一些外国文学的阅读经验。让他印象深刻的有海涅的《歌谣集》，雪莱的诗集以及传记。在比较普及的苏俄文学方面，他也读了《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当然，我们读到的都不是崭新的书，有很多都是没有封面或没有封底的，而且因为被很多人翻阅，书页像棉花一样软。尽管如此，多了阅读外国文学的维度，对于当时的我们理解自身，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上海，我能看到的世界，也是一个比较窄的世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让我修改了对于世界的认知，也让我认识到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仅仅是过去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能够读到足够丰富的外国文学作品，换言之，如李敬泽所说，世界文学于我们而言，已是平常不过的事，对于很多受人关注的新书，像村上春树的书出版不到半年、一年，就已在中国推出中译本。与此同时，在追读外国文学四十年后，就像李敬泽说的那样，我们在心态上也有了足够的自信。“前些日子，我和高兴一块参加一个我们中国办的评外国文学作品的奖，从我的心态上讲，我就没把这些外国作家当成大师，反而觉得这个实在不怎么样，那个也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抱着这样平淡的态度。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固步自封，不愿意理解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基本上只有少数专业的读者会读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而言，我们一直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视野，这一点很重要。”

而等到无论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足够丰富后，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反而变得日常了。如今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在大众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感，高兴顿觉恍如隔世。“那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和女生约会时，拿一本书。我们不会因此有任何做作的感觉，而且当你这样出现在女生面前的时候，你的形象一下子会提升很多，所以我有很多男同学在见女生之前都会做功课，拼命地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那样的诗。这样的诗会很自然地出现在像《人到中年》这样的电影里。当电影放映到关键时刻，诗歌的声音就会在我们耳畔响起来。”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自己的意义

虽然如此，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在李敬泽看来，于我们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妨想想，已经走过快一百年的新文学是怎么来的？它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自己的意义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依然是我们打开世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译林出版社也一直在引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路上稳步前进。但与此同时，译林的文学板块近年来也正在走出舒适区，向原创文学出版进发。从格非的《望春风》起步，之后该社相继推出余华、迟子建、刘亮程、阿乙等人的重要作品。而在文学之外，人文社科也是译林出版的重要板块。在学术领域，译林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从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将近140种。大众社科出版物也颇具亮点，以《伦敦传》为开端，随后推出的一系列世界历史名城传记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最近这十年，译林出版社还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至今已出版80余种，还有两百种的出版计划。该系列延请学术大家，用生动精练的方式向普通读者讲述一门知识的核心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化学、音乐、戏剧……这套书甚至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大学选专业的指南。

诚然，译林出版社为期两天的主题活动，都是围绕其出版的书籍来做的。读者在展览中也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名家手稿、信件、题词以及1979年《译林》的创刊号等资料。就像《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说的那样，该社在中国出版版图、文化版图上有它独特的重要性，这正是它为广大读者特别看重的原因所在。“希望译林出版社继续以精准、专业的眼光遴选优秀的世界作品，把好的思想介绍给读者，进一步助力国人打开世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