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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难耐俩字：烤和考。

高考汹涌，自古如此。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撰写科举“广告文案”：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相较今天的考生们就近考试、交通便利，古代的考生们可没那么走运。从隋朝正式启动科举到清朝末期废除科举，一千三百多年间，进京赶考的交通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一路风尘仆仆，少则个把月，多则半年，不仅非常烧钱，而且极为艰险。

“目注燕京思报国，身游鹿郡叹离家。甘霖远被吾乡否，回首烟云万里遐。”清朝嵩明举人刘凤骞徒步赶考，途中生病时写下一首七律，诗中交织着疲惫、期待、思乡等复杂情绪。

在古代，徒步赶考是主流，原因全在一个字，穷！寡靠两条腿跋山涉水太耗精力，很容易生病。光绪十五年，晋宁州金砂村的李承祜、李承祐兄弟俩结伴赶赴京城会试。途中，李承祐受了风寒卧床不起，还没等到会试开始就病死了。李承祜忙着料理胞弟后事，又要扶柩回晋宁，最终也错过了会试。

经济条件稍好的考生一般会租个代步工具，比如唐朝诗人贾岛。他初次参加科举考试，从老家河北取道幽州范阳县前往长安，一路上时常租驴。抵达长安后，贾岛寻访好友李凝，未遇，赋诗《题李凝幽居》。路上，贾岛“选择恐惧症”爆发，在驴背上一路琢磨：哎呀，这个“僧敲月下门”，是用“推”字好呢，还是用“敲”字好呢？苦思冥想间，不小心闯入了京兆尹韩愈的出巡车队。韩愈得知缘由，沉思半晌，说，作“敲”字佳矣。可惜的是，即使受到韩愈的赏识，贾岛依然仕途坎坷，多次赶考都名落孙山。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这是白居易《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中的几句。骑马、坐马车的待遇，少部分考生才享用得上，比如出身官宦家庭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二十七岁时，白居易骑马进京赶考，成为十七名新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兴奋得一夜无眠，意气风发之际写下这首诗。

清朝顺治年间，为鼓励举子参加考试，朝廷补贴每人10两至20两银子当路费，在所在地布政使处即可领取。还可以领取火牌，在沿路驿站免费租用马车，马车上插有“礼部会试”的黄旗，遭遇土匪强盗可保平安。

不过，骑马也不是没有风险。明代著名医家江瓘主编的《名医类案》记载：“（某考生）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考生昏迷不醒之际，幸好有路过的良医救治，“五日复常，遂得赴试”。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走水路的考生中，最令人感慨的要数唐朝诗人张继。公元755年，他从湖北襄州出发，坐船赴长安赶考，最终名落孙山。返程时，因为心情极度郁闷，他取道苏州散心。夜幕降临，望景伤情，随口吟出一首《枫桥夜泊》，遂成千古绝唱，而当年的状元早已隐入历史的皱纹无人知晓。

四川合川人丁治棠，曾参加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光绪十四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他从家中出发坐船到重庆，二十三日转船前往上海，二月初七终于到达北京，前后耗费四十七天。四月二十六日，他原路返程，七月回到重庆。从离家到返家，前后一共耗时八个月。八个月！在远行坐高铁、乘飞机的我们看来，这简直不能忍受。很可惜，即使“费银数百”，最终还是“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要知道，那时私塾老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十来两银子。

昆山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讲述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一路中暑、晕船，最终只能半途折回，以至“绝意名场”。

十年寒窗，中榜、落榜的处境天差地别。读来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宋代董德元落榜后写下的《柳梢青》：“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埃尘。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懊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个中滋味，可谓道尽。

中榜落榜，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不管怎样，无论古今，考生们与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这么渐行渐远、永不重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