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长江文艺》有缘，既是它们的读者，也是它们的作者。不仅如此，它们的几任主编社长也与我是好友。

这缘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喜爱文学，我订了十几本刊物，其中就有《长江文艺》。后来，我调入《安徽文学》工作。资料室里有许多交换刊物，我经常去那里翻看或借阅。《长江文艺》仍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之一，几乎每期都看。

我喜欢《长江文艺》主要是它质量好，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长江文艺》创刊于1949年，是全国解放后创办的最早文艺期刊之一。它原先是中南局文联会刊，后改为湖北省作协会刊。这一点与我所在的《安徽文学》历史相近。《安徽文学》也是我省创办最早的文学期刊，也是安徽省作协的会刊。从风格上，都以提倡现实主义为主，主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这一点让我感到很亲切。

1987年前后，我到《清明》工作。有一年，《中篇小说选刊》在福州召开全国期刊主编会议。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先生。我们谈得很投机，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约我给他们写稿，但我一直没有写。因为越是喜欢的刊物，越是认识的人，越要谨慎，除非你认为有了满意的稿子。后来，过了好几年，我写了一篇小说《老杆二三事》，觉得还比较满意，这才寄给了益善兄。小说发表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篇，后来编辑小说集《猎头》，把这篇也选了进去，也算是敝帚自珍吧。

这是我第一次给《长江文艺》投稿。打这开始，我与《长江文艺》的缘分又进了一步：由读者而变成作者了。这让我非常荣幸。

上世纪九十年后期，由于遭遇市场大潮的冲击，全国文学期刊普遍面临困境。为了突围，大家都在寻找出路。期刊主编们每次开会都是一片叫苦、抱怨之声。但《长江文艺》一直保持自己的高质量、高品位。进入2000年以后，《长江文艺》的发展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方方担任主编后，全面改版，佳作频出，成为全国发表严肃文学的重镇之一。各大选刊纷纷选载它们的作品，评论界高度关注，各类评奖也常常是榜上有名。除此之外，它们的稿费之高，在当时也引人注目，让人津津乐道。

有一年开会，我见到了《长江文艺》现任主编何子英女士。她给我的印象是儒雅而敬业。从交谈中，我感到她对刊物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办刊理念新，对作品的评价颇有见地。她对安徽的作者也十分关注。我们聊到了许多话题，很多看法都比较相近。后来又见过几次，渐渐熟悉了。

2018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金斗街八号》，自觉有点新意，主要是在结构和写法上用了一点心思，写好后便发给了子英主编，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微）信，说是留用了，而且她的评价不错。在信中她说：“金斗是长篇的故事和人物，你巧妙地在那么短的篇幅里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这让我很高兴。不久，这篇小说就在《长江文艺》7月号发表了。此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先后选载。年底，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最新小说集，题目也定为《金斗街八号》。这是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我很感谢子英主编的抬爱，以头条位置发出这篇小说，这才引起了各方关注，产生了一些影响。

当然，我与《长江文艺》的缘分还不止这些。这两年，除了原创版外，选刊版《长江文艺·好小说》也先后选载了我的中篇小说《归宗》、《最后的电波》（前者发《当代》，后者发《人民文学》），这都有赖于常务副社长胡翔的厚爱和支持，让我心存感激。

我相信凡事都有缘分。读者遇见一本刊物是缘分，作者在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更是缘分。在《长江文艺》创刊七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该刊越办越好，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缘分不断扩大下去。

季宇，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徽商》《共和，1911》《段祺瑞传》《当铺》《王朝爱情》《猎头》《金斗街八号》等书，另有影视作品多部。其中长篇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曾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根据《当铺》改编的电影《家丑》曾获得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此外，作品还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以及安徽社科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