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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笔写人生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郑荣来  2019年06月03日21:57

我生于1938年,一个艰难的年代。我吸到的第一口空气,是日本侵略军枪炮的硝烟。日本投降后,又逢解放战争,红白两军交战,即红白交替的日子。

我那时不知世界大事,只感到天下忽红忽白。初上小学,老师黄先生,偷偷教唱共产党的歌,其中一首《解放区的天》,至今不忘。还有一首叫《南京到北京》,还记得头几句歌词:“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英明领袖就是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得翻身……”可以说,是黄老师让我第一次听说毛泽东、共产党。我第一次受到红色教育。

我算是有幸,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红白交替的日子。我看到,家乡老百姓欢迎游击队,厌恶国民党军。这难得一见的短暂历史,投影出了一句话: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由此辨出红白斗争性质,也理解了其中的意义。

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于这个红白交替的年代。回首人生,几多坎坷,几多艰难,都如眼前事。记录人生,成为我尔后写作的内容。

青少年时不懂什么是文学,只是陆陆续续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没想过长大后搞文学,连文学梦都没有做过。

1959年,我荣幸考上重点大学,成为中文系学生。但在大学,我的文学水平不高,我写的作文,没有一篇出彩之作,没有一篇被点赞过,一本作文簿只有一次被作文老师点评:“以后要注意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

1965年,我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虽然被称为捧了“金饭碗”,而工作却让我失望——先后在工商部、总编室做见习编辑,与所学专业不搭界。 “干一行爱一行”的观念,又让我远离文学八九年。

我真正关注文学,并亲自写作文学作品,是在1989年。这年九月,我回梅州参加世界客属联谊会,会后回到阔别30年的家乡大埔县。目睹乡里山川的巨大变化,重逢故旧亲朋的感慨, 萌发了我写作的冲动。我用生疏稚拙之笔,一连写了《故乡泉》、《绿竹情》、《木屐声声》等文,反映家乡的巨大变化。发表后我还不太自信,特意征询同事中的文学前辈:“我写的是散文吗?”一位前辈作家回话:“是,怎么不是呢!”他还说了几句点赞的话。可以说,我的文学梦,就是从这鼓励声中开始的。

此后,我继续关注我熟悉的题材,写我熟悉的生活。一篇写我住房狭小、生活艰难的小文《煤渣胡同》,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被《文艺报》转载;一篇写我早逝母亲的《心祭》,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又被《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还陆续发表了我写的《做了北京人》等多篇散文。这些,都是我的生活的真实记录,是我的真情的表达。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生活,尤其引起我的关注。

让我高兴的是,《文艺报》的抬爱,又引起评论家对我的关注。最早是著名评论家曾镇南,他说看了《文艺报》上刊登的几篇散文,感觉写得不错,他要给我写一篇评论。不久,《文艺报》果然登出他的文章《读郑荣来的散文》,给我以热情的鼓励。随后,著名散文家石英,也在《文学报》上写了篇评论,题为《情真自然却成文——读荣来同志的散文》,鼓励晚辈的我。我由衷地感谢《文艺报》的编辑(我至今不知他们是谁)和曾镇南、石英等朋友,正是他们对一个散文新手的抬举,激起了我的散文写作的积极性。

从此,我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找题材、想题目、写小文,真是朝思暮想,进入了创作的热潮期。1997年10月,我结集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随笔集《绿竹情红叶梦》(与夫人王肇英合作)。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又以《竹情叶梦忆华年──读郑荣来、王肇英的〈绿竹情红叶梦〉》为题,在《文艺报》显著位置发表文章,热情推介我的这本处女作。

这时,离我退休时间还有两年,业务工作还是很忙。但我身体尚好,精力还旺盛。我对散文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写作中也把这些理解和认识贯穿其中。特别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许多感人的生活现象,开阔了我的写作视野,丰富了我的写作题材。

我写过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也写过哲理散文。我从对自然的描绘中,受到启迪和熏陶,不时升华出一种具有哲理意义的思想。退休之后,我更多地对自然作出哲理的思考。2012年,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落叶也精彩》,发表后被《中华活页文选》选收。后来,它又被好几个地方作为中考试题。试卷要求考生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它给人何种哲理思考,等等。此文得到多方反馈,让我感到振奋。但又感到,此文被读者错爱,其实属于偶然。

做报纸编辑工作三四十年,习惯于写一点随笔,有的为本报而作,有的给兄弟报刊用。大都是应版面之需,借身边新事而作,有感而发。

退休之后,旧习不改,想到适当题目,依旧写成文章。有一段时间,又应本报同事之约,为版面作文,每期一篇,千字左右,题目要自找,话题要轻松,要讲点文化。因为多了压力,也就少了惰性。既然承诺了,到时候就得坐到电脑前,把千字文章敲出来。学中文而没做纯文学事,不做文学研究,不搞纯文学创作,却做了显不出学问的玩艺儿来,也是一种无奈。

我已是古稀之年者,写小文已有一些年头,但寡有出彩之作,让自己汗颜的倒有不少。检视或近或远的文字,也总有许多不满之处。为记录自己的文事之路,我还是把所写之作,不论层次高低,都收集成书,因为它是我心血汗水凝成的见证。好在每编成一书,心里还有一点安慰,感到我也总算是在做事――虽然回头一看,它像一本本小贩的账本,记录着生活里的种种琐事和感受。《白杨飘絮》、《且歌且行》、《无序脚印》、《有缘在旅途》、《这里黎明静悄悄》、《落叶也精彩》等,都是如此。我在每一个生活时段的阅历,都反映在书中的一篇篇文章里。我的工作旅程,我的思想脉络,我的生活情状,我对亲人的思念,对师友的缅怀等等,都成为书的内容。

写作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需要。如今,我已退休20年,退休后所写文章超过在职时。这段时间,真的是我写作的黄金期。卸下了肩上的工作担子,免了许多会议,少了许多应酬,不愁半夜电话响,不在意人退茶凉,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电脑桌前成了我安坐的所在,敲键盘的速度日渐有所提升。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让我沾上了一点光。它没有淘汰我这个古稀之年者,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它的脚步。

我30年的文学梦,不敢说梦已成真。2016年1月某日,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参加一个颁奖会,说我得了中国散文学会成立30周年“突出贡献奖”。我感到很意外。我虽然是平庸人一个,但心里还是希望拿一个像样的奖,借此告慰老师,也告慰父母。今天,我终于拿到一个奖,心中还是很兴奋。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给我的这个奖,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真是很出我的意料。

那天,一起走上领奖台,领取同一奖项的,有散文家周明、柳萌、贺捷生、吴泰昌、石英、王宗仁、张守仁(还有没到会的老会长林非)。我深知,让我与这些年龄比我长、成绩比我大的前辈同列,那是对我的抬举,也是对我的鼓励。

我至今不知道,这块馅饼是怎么掉到我头上的。事后略知,此表彰活动始于2014年9月,当时发过启事,说采取个人自荐、单位推荐和团体提名的方式,由中国散文学会秘书处负责具体组织领导,专家进行初评,最后由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办公会定评。我是肯定没有也肯定不敢自荐,也未闻有单位和团体给我提名。

后来又知道,获此奖项需若干条件,诸如年龄在60岁以上、出版散文著作5部以上、在散文界有较高声誉等。我深知,除了前两项符合,后两项则纯属我钓誉了。我当过它的理事,却不曾理过其事。想来真是惭愧!

“四人帮”垮台之后,文学逐渐走上正轨,我也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编书编刊物,而后又回到报社,主编海外版文艺副刊,业余时间写作散文随笔。这30年间,竟也写了若干本小书,并于1985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如此,我真的入了文学这一行了吗?真是惭愧,说起来也真是有点胆怯。

文学属于智者,也属于勤者。我为人不聪,文笔也拙,但我相信,勤能补拙。勤于写作,总会有成果。我,81岁的年纪,究竟还能做多少事?白发几满头颅,皱纹渐上脸面,视力逐年减退,容颜不再有朝气,体力不再充沛,步履也有蹒跚状。我现在想做的,是量力而行,不放下手中的笔,即不远离电脑键盘,效法深秋时节仍挺立枝头的树叶,能坚持多久就多久。不轻言放弃,但也实事求是,能呈现些许精彩,也就心满意足了。

初识世事至今70年,时间漫长,但其间发生的故事,我却久久不忘。是新中国的新事,促进了我的写作。悠悠岁月,记录了我的文学之路,也载着一个富有特殊轨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