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去世前跟我说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他心里藏了六十年。他再三嘱咐，一定要回老家找到那家人，告诉他们当年的真相，再代他道个歉，赠送一笔精神损失费，做为迟到的补偿。

我在脑海里梳理了五六遍父亲留下的遗嘱，深思熟虑了几天，终究父债还得子还。我决定履行对父亲许下的承诺。

周五下午，我提前离开报社，回家捡了几件随行的衣裳，跟老婆和儿子告了别，驱车离开市区，赶往乡下老家。

到达老家东乡镇已是傍晚，我在紫荆街找了间家庭宾馆寄宿。宾馆房东很热情，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的客房。当天晚上，我向房东打听了近些年关于桃园村的事。房东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矮墩男人，与我的年纪相仿。

他嘴里叼着中华烟，眯着眼睛说：“早荒了，没人住了。”

我诚实地告诉他：“明天早上我要去桃园村走一趟。”

他把烟碾灭，丢在烟灰缸里，哼声一笑：“你们城里人真搞笑。没进城吧，就想要进城，进了城吧，又想念乡下。我也是从桃园村搬出来的，倒是没想过要回去走一趟。”

他的语气带有嘲讽的意思。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简单洗漱完毕便下楼去。街上阒寂无人。道路两边正在建设的小区楼房隐没在浓雾当中。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看到路边竖起了一块小区建设的规划图。在那张图里，我看到了桃园村的位置。

我依着记忆，认出了进入桃园村的路口，沿着一条迂回的碎石路走进去，穿过一个杂草丛生的桃园。浓雾弥漫，眼前一片混沌。摸着朦胧，走到碎石路的尽头，便看到了晒谷场旁边的一块英石。那便是村口了。英石上面镌刻着三个斗大的隶书字：桃园村。

父亲告诉我，桃园村里还住着一户金姓人家，也就是父亲要我代他去寻找，去道歉的那一家。

金家住在桃园村的西头。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逶迤而下，延伸到了金家门口就被截成两段，一段通往村落尽头的翁江河，一段则通往金家的篱笆院子。院门紧闭，距离木门两步之遥还有一条不足半米宽的水渠。两间相连的瓦房建在低矮的地方，背后是隆起来的高坡。高坡上葱郁的常春藤攀沿下来，爬在房顶上，缠绕着正在袅袅升烟的烟囱。

我停在门口踮起脚尖往院子里张望。院子里传来咯咯的鸡叫声，估计是鸡群争食的时候踩翻了不锈钢的鸡盘，扑棱棱的声音混成一团。这时候，一个老妇人从院子右侧的厨房里慢跑出来，嘴里学着“咯咯咯”的鸡叫声，手里握着一根冒烟的柴棍。她的脚步很轻快，不像是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她朝鸡群中跑去，垂在两鬓的一绺银发在稀疏的晨光下随风飘拂。

老妇举着搅火棍朝鸡群挥舞，把轰在一团啄食的鸡群吓得四处飞散。鸡盆倒过来盖在地面上，混了糠皮的鸡食散了一地。她蹲着用手把鸡食扒回到盆里。

我扶着院子的木门窃窃地往里面瞄。蹲在龙眼树下的黄毛狗嗅到了我的气味，霍地跳起来冲我发疯似的咆哮。

“唉呀，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说过我不稀罕你们的施舍，反正我已经是一副老骨头了，死也要死在这里。”老妇看到我，不由分说地挥着搅火棍对我指指点点，一边顿着地面，一边冲我嚷。

“这是金有福家吗？您是周美玲周阿婆吗？”我踮着脚尖，隔着木门喊。

我需要一个走进院子的理由。

“周阿婆，我是从城里回来探亲的，是个记者。”

我手里还拿着一份从宾馆前台取来的《英城晚报》，恰巧该期刊登了一篇我写的新闻稿，是关于贫困户现状的访谈与调查。我扬起手里的报纸故意让她看到，即便我不确定她能否看到。

“你是谁啊？找我有什么事？”她问。

周阿婆取下铁钩，挪开木门，允许我走进院子，直接引我走到正屋门口停住。她用搅火棍敲了敲放在一边的矮凳子，示意我坐那里。她先坐到了一张竹椅上，双手还抓着搅火棍，一动不动。我也坐下了，眼睛环顾四周，院子的西角摆放着犁和耙，旁边是一个石棉瓦盖的牛棚，里面没有牛，一个装着铁轱辘的水井上还悬着一只生锈的锡桶。不仅是屋顶上爬满了常春藤，墙壁上的裂缝也钻出了一撮撮的嫩草，像是在争夺生存空间似的。

“我家原本也是在东乡镇的，后来搬进了县城。我听家人说起过您家的事。这趟回来也特意想采访您。”

我的手肘支着膝盖，身体前倾，音量稍大，确保她能听清楚我说的每个词。我的每个词都说得很仔细、谨慎。

“你不需要冲我大声喊。我都听得清楚，一字不落。你找我有什么事？”周阿婆蠕动了几下嘴，像是在嚼着什么，实际上嘴里空无一物。

“桃园村都荒废了，您还守在这里，为什么没跟村里人一起离开呢？”我问道。

周阿婆半眯着眼，蠕动着陷进去的嘴唇，好像没想要回答我的疑问。屋顶上的常春藤随风莎莎作响，像是生长的声音。此时，周阿婆的沉默让我看到，她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她那遥望的目光却依旧坚挺。老而坚实，也许是另一种生长。

“我还听说了金叔叔的事情。”我继续说，想要一点点地撬开她脑海里的记忆，跟她搭上话题。“跟您一直坚守在这里有关吗？”

“你采访我这些事有什么用？能解决问题吗？”周阿婆说。她没有冲我嚷，“都是些陈年旧事了，谁晓得去管。”

“但是您拒绝搬离桃园村，还拒绝了他们给您家提供的新房，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继续深问下去。

父亲只是告诉我他当年做的那件事，并没有再透露更多的细节。

“为什么？为什么？”周阿婆提高声音，重复着我的话，表示她的不满。

“听说今年年底，他们要把桃园村改造成生态小区，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建起一栋栋的楼房。可能到时候，您也要被迫搬走。”我的目光随之望向外面，“电视塔那边的山脚下新建了一个桃源小区，住了很多桃园村的人。听说他们也安排了一间两居室的房间给您。”

我像是一名被派来说服周阿婆搬迁的人。

“我家不去住。”周阿婆打断我的话，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多次来找过我，我都放话了，不给我家一个说法，不给老金一个安息的解释，我宁死不搬。”

她的语气很坚定。父亲生前一直为那事懊恼，弥留之际还再三嘱咐我要替他赎罪，追加补偿。直至归于尘土，他也觉得往事没有随风而逝，甚至会潜入下一代人的血液里。此刻，父亲仿佛就在一股风里，在偷偷地听着我跟周阿婆的谈话。

沉默了片刻，周阿婆似乎放低了警惕，说：“我家老金是被小人害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份，他被民警抓走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当时我怀着第二个孩子。他们没敢动我。”她停顿了会，像是陷入了回忆里，“一个星期后，法院判决书出来，判他是地主的儿子，是地主身份，有罪，要接受改造，还说他在排查的那段时间还故意隐瞒了身份，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我插入一句话：“判决书里面写的是事实吗？”

周阿婆冷笑了一声，裂开了起皱的嘴唇：“老金的爸曾是国民党人，也做过地主，但是后来经人劝说，他爸弃暗投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投到邬强的队伍里。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到粤北，他爸还立了功劳，带着一村人躲进山坳里。建国之后，他爸离开队伍，回到了老家，做了农民。他们说老金是地主身份，实际是在指他爸的地主身份。他爸回来之后，地主都被消灭了。户口登记时，老金也写了‘农民’，当然就是农民身份。谁料到，老金命不好，遭到小人的诬陷。”

我垂着头，目光落在脚下一坨干透的鸡屎上，有两只屎壳郎正在滚屎球。思忖了几秒钟，我抬起头问她：“知道那个小人……那个告密者是谁吗？”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都很保密，守口如瓶。”

“那金叔叔后来怎么样了？”

“判决书出来一个月后，他被押到英德火车站，送到青海省的一个劳改农场，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

说到这里，周阿婆忽然停住了，她望着院墙外面长满野草的山坡与房屋，嘴唇微张，像张开的蚌壳，仿佛在细细地倾听野草生长的声音，细微而清朗，它们一撮撮的正在破土而出，顶破院子的地面，露出芽尖。

我的目光从那撮娇嫩的芽尖上移开，一同投向院墙之外，暖阳高照，宛如给桃园村盖上一层如纸一样薄的金沙。

“他没有给你们写信吗？”

周阿婆沉默地摇摇头，目光从院墙外收回来：“抓走这么多年，我没有收到一封信，连一句口信都没有。他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是从一个老乡那里听来的。那位老乡被打成‘右派’，也被押到那里改造，熬到了刑满释放的日子，活着回来了。”

周阿婆说那个被打成“右派”的老乡在前几年离世了。离世前，她还去看望过他。他的晚年过得幸福平静，没大病大灾，身边围着一群孝子贤孙，为他默默地悼念，也许这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他走得很安详。”周阿婆说，接着补充道：“可是老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个老乡跟您说了什么？”我问她。

我听过父亲说起过那个老乡，他以前在韶关经营着一家私营煤炭厂，规模很大。后来公私合营，工厂被取代，他遭到辞退，由一名不懂经营的人接管了他的工厂。他携家眷返回桃园村，但是最后“搞资本主义”的罪名依然成立。

周阿婆说：“第三年，老金死在了逃离的路上。”

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嘴唇在微微打颤，目光依旧坚挺。我没有再问什么，都陷入一场持久的沉默之中，像是一种悼念。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短促的声音。我回头瞧过去，屋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他胡子拉碴，看起来就像脸上长着一撮烧焦的杂草。他就是周阿婆的二儿子，大儿子早早夭折了。他一直躲在门后偷听。他穿着一件灰色毛衣，留着平头，背微驼，正扶着门框朝我看过来。他长有兔唇，露出了一颗焦黄的门牙。没等我打招呼，他就朝厨房走进去了。周阿婆唤了他几声，也没有搭理。

傍晚六点多，我回到了宾馆。房东和家人正在微信上视频聊天。我刚踏上两级台阶，房东示意我留步。我转身走到台前，双脚就被灯光照亮，刚要挪动脚板，发现鞋边沾有一块混有碎泥的黏稠的鸡屎。

“有什么新发现吗？”房东关了手机视频，问道。

“都荒了，”我抬起脚板，左右地看，“但还是有一户人家没离开。”

“你看到金有福了吗？”他问。

我猛地抬头，与他的视线在半空中相撞。

“没有……你知道他家的事？”

“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家的事。”房东放慢语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嚼出来。

“金有福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吗？”

他的脸颊挂着一种黠笑，保持这种肌肉上扬的状态，特别刻意、别扭。忽然，肌肉松弛下来，又恢复了一副哭丧似的面孔：“鬼知道他有没有回来过。”

他的语调变成了一种恶意，变得冷漠与疏离。

“是那个老太婆把你赶出来了吧？”

他自个哈哈大笑起来，自鸣得意，以为看透了我的懦弱。

“被赶出来很正常，别在意。她也没有给他们面子，而且他们是给她送大礼的呢！”

“给她送大礼？”我问道。

房东点点头。他说的“大礼”，其实就是指他们在桃源小区给她安置的房子。

“那你为什么没有住进那个小区里呢？”

他脸色忽然一沉，整个人往后一靠，背压在座椅上，两手交叉枕着后脑勺，别过脸去，做出对我的提问不屑回答的表情。我刚想要继续说话。他又往前挪动座椅，靠回刚才的位置，双手互抱，压着台面，探着身体说：“他们把我的房子抢回去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不吭声，没想再搭理我，拿起手机点开网页，玩起了抖音。他对着屏幕做出各种滑稽搞笑的表情，完全忽视我的存在，可是他的表情很机械、刻意，毫无幽默可言，无非是在掩饰内心的某种情绪罢了，不想让人窥探出他的懦弱。我对这类人嗤之以鼻。然而转念又想，我又何尝不是在他人面前掩饰一种懦弱呢？我答应父亲替他赎罪，告诉她家人真相，却玩起了令我厌恶了十几年的职业伎俩。这不仅让已故的父亲失望，也让我觉得羞愧。

我返回到客房，洗漱完毕。折叠衣服的时候发现，下摆沾了些莫名其妙的草绿色的汁液。我伸手进去左衣口袋搜了搜，竟然抓起了一条被压扁的虫子。昨晚房东说了，楼下有自助洗衣房。我团起换洗的衣物，趿着拖鞋便下楼去。

房东没再玩抖音了，沉着一张脸，握着笔在登记薄上做记录。

“我爸年轻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他说，搁下笔，漫不经心地滑着手机屏幕，“他以前是煤炭厂老板。我家当时很有钱。他被送去劳改时，我还没有出生。等到了我念书的年龄，他才服满十年的苦役，被释放回来。”

“是吗？你爸被押到哪里？”

“青海省。听说那里有很多劳改农场，属于那类人的流放地吧。”

他准是看到屏幕里的搞笑的信息，忽而咧嘴笑了。

“他服劳役期间有回来过吗？”

我想到了老金的经历。

“没有。他们都很勤奋的工作，把大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可以种植作物的农田，总算为后人做了件好事。可是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说道。

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房东就是那个老乡的儿子。

“你爸回来之后怎么样了？”我继续问他。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回来之后就待在桃园村。当时那些人没有进村里闹。以前闹过，也是开始的那两年。想闹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

他说他爸是比较幸运的，在服役期间没有受到过大苦头。他母亲是个熟谙世事的女人，经常给他爸寄信，每次寄信都在信封里塞些零花钱，说留着管用。就这样，他爸被安排做了一些文书类的工作。

“我爸说，老金想要逃跑，结果……”他停住了，放下手机，“他回来之后没有跟金家的人说什么话。‘文革’结束后，他才单独找了周美玲，把老金的事情都说了。那个老太婆就莫名其妙地恨起了我爸，恨起了我家，恨了很多年。但是我爸毕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金的事，是谁害了他，揭发他家以前的地主身份，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黑锅我家背不起。”

说完，他又拿起了手机。

这时候，一个清俊的男孩和一个秀丽的女孩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他们是登记住房的。房东没再理我，忙着招呼客人。我抱着脏衣服走进洗衣房，忙完后提着篮子走出来，前台又剩房东一个人了。

“你孩子多大了？”我问他。

“儿子二十二，女儿二十。”他说。

“罚过多少钱？”我带着轻松的语气问他。

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一分钱也没罚，躲着生的。”

我们顿时相视而笑，气氛便轻松了许多。我又回到了最初的疑问。

“你为什么没住进桃源小区呢？”

他再次搁下笔，没有想要再写什么，把登记薄合上，塞进抽屉里。

“是我把房子卖给了其他人，想做一笔生意，他们知道了，强收了回去，把我赶出小区。”

他就此顿住，随手拾起桌面上的圆珠笔，漫不经心地在台上顿起响声。

我跟房东告了别，回到客房。我家搬离到城里之后，几乎与这里的一切疏离了，上次回来还是在二零零四年。没想到，十几年后，东乡镇就像野蛮疯长的野草，面貌更新得令人瞠目结舌。新事物不断替代旧事物，无可阻挡。

此消彼长，也许是当下城乡建设的一种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二天，我再次去拜访老金家。周阿婆和她的儿子都在家。我去而复返，还提来一些补品和水果。周阿婆走来开了院门，面带笑容，像是迎接一位熟悉的客人。一夜之间，屋顶上的常春藤攀到了屋檐下。院子里又增添了几分绿意。周阿婆引着我进了正屋。她儿子正在收拾饭桌上的碗筷。我跟他打了招呼。他依旧不理不睬，端着盘子走过我的身旁。我趁机瞄了他一眼。他自卑地垂下头，生怕我看到他的兔唇似的。

“他就这样子，很少搭理人，估计是觉得跟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吧。一点都不像老金。老金乐观得很。”周阿婆说道。

我嗯了一声，没接她的话题。目光扫过屋内。对面的铁窗下有一张木板床，应该是她儿子的。铁窗是敞开的，有一根藤蔓偷偷地钻进来，几乎垂到了蚊帐上。有几只蚂蚁在枝叶里爬走，大概是嗅到了地面上那条被踩扁的毛毛虫。屋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是从另外一间房飘出来的。

“您身体无恙吧？”我问她，然后把礼品放到饭桌上。

又看到一群蚂蚁在饭桌上搬运落下的饭粒，我就把礼品袋放到一张凳子上。

“老毛病，风湿病又犯了。”

周阿婆给我推来一张竹椅。

“您应该接受他们赠给您的福利，搬到桃源小区，那里有很多同乡人，人多好照应。”我坐下说道。

周阿婆没有吭声，缓慢地走到橱柜前面，踮着脚挪动上面的不锈钢水壶。她要给我泡茶。她走路的动作比昨天慢了半拍，更显笨拙了。就在她端着水壶朝我走来时，一束亮堂堂的晨光从房顶泄露下来落在她的身上。我浑身一颤，像是触电一样。她两眼深陷，形容枯木，仿佛一座即将因腐朽而坍塌的房子，比昨天苍老了何止半节，简直像过了整整一个时代之久。

我即刻转移目光，不敢再看她。她给我泡了一杯红茶。我端在手里，心里却惴惴不安。她坐了下来。我几乎能听到她滞重的呼吸声。

“您还记得……记得郝有光，老郝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周阿婆蠕动了几下向内凹的嘴唇，像是在竭力追忆往事。

“记起来了，”她忽然说道，“不就是那个老郝嘛，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跟老金是好兄弟。人家命好，早就搬到城里了。不住这了。”

“他去世了。”我说道。

周阿婆像是没听到我的话：“老郝和老金经常到河里捞鱼，捞回来就对半分。那时还没吃大锅饭，很多人在河边搞炼钢，搞起很多炉子，就像现在，他们要在这里搞起很多楼房一样。他俩都是领队的，背地里却惦着自己家。老金真是个顾家的男人”

“周阿婆，我就是老郝的儿子。”我的目光投向她。

“我看着也像，他也有个鹰钩鼻，跟你的一样尖。老郝搬走这么多年，我们再没有联系。”周阿婆也扭过头看着我，“你刚才说，老郝去世啦？”

“前段时间走了。”我说。

“好多年没见过他了。老郝进城之后就没有再回来。”她又停顿了会，“他的命比老金的好。”

“他过得并不好。他想过回来找你们，可是没有那个勇气面对您。”我心里有些紧张，忽然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话“我是个有罪的人，对不起老金”。

“他有罪，他对不起金叔叔。”我逼迫自己说出这句话。也许这就是父亲最想说的、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

周阿婆转过头去，望向院子，神态安详。

“老郝有什么罪？”她问我。

“他很后悔跟他们打小报告，把金叔叔以前的家庭成分说了出来。”

周阿婆的身子忽然一抖，像是被衣针扎了手指似的，产生一股后退的力，把椅子压出一声短促的吱呀声。

“他对不起金叔叔。”

我低垂着头，反复说着“他对不起金叔叔”这句话，像是多说一遍，父亲的罪过就能减少一分。

“是老郝？难道是老郝？”周阿婆重复念着父亲的名字，她想要扶着椅子站起来，可是努力了两次，没能撑稳，手一滑落了下去，像是被黏住了，使不上劲。

“他为什么要害老金？”她的声音在颤抖。

“他想邀功，想要被保送上大学，想要改变命运。他太不应该了。”我停顿了会，等情绪平复后，说道，“我爸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要跟您道歉，跟您家人道歉。”

这时候，周阿婆的二儿子走了进来，他双手端着鸡群的食盆，里面盛着混了糠皮的鸡食。他进来时仍然低着头，做出没在意我们聊天的样子，或许不想在我面前露出他那天生的缺陷，所以自始至终保持静默。出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用余光扫了我一眼，转瞬即逝，却意味深长。

“老郝还说了什么？”周阿婆问道。

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椅子两边，身体稍微前倾，像是随时都要跳起来似的。她没有冲我怒吼，语气也平缓，但那张被岁月风干的脸却不时地抽搐几下，像是在忍着衣针扎手指的尖痛。

“我爸跟他们说，当年老金他爸不是主动弃暗投明，而是想混进邬强的队伍里做间谍，想要窃取军事机密传给国民党人。他说，老金他爸后来归隐桃园村是因为身份泄露，逃避罪责。他还说……老金是个坏种，不能留着祸害人。”此时此刻，我像是被父亲的魂附身，自行忏悔，“这一切都是我爸编撰的。后来他们去调查了老金他爸，核实了一部分情况，确定他家是地主成分，要抓去改造。最后我爸告诉他们，不要让他出庭作证，他不想这么做，而且还要替他保密……”

“老金知道是老郝出卖他的吗？”周阿婆打断了我的话。

我缓了一下语气：“后来才知道，不过人已经在劳改农场了。我爸一直在跟他们保持联系，关注着金叔叔的日常。”

“他还想要看到些什么？看到老金怎么死吗？”周阿婆的口气变得凶狠了。

“不是。我爸后悔了。”我急着想要替父亲辩解，“他想要保护金叔叔，他写了很多封信寄给他们，请求不要伤害金叔叔，还给他们塞了钱，照顾照顾他，安排一些轻松的活给他。”

周阿婆干咳了一声，故意切断了我的话：“老郝真后悔了吗？”

我应声回答：“真的。他后来四处奔走，想要把金叔叔从农场赎回来。可是又找不到熟人帮忙，谁都不想摊上那种事。”

“后来呢？”

“后来，镇上也发生了一茬茬的事情，搅得人心惶惶，中间隔了三四年时间，等到我爸收到他们的消息时，金叔叔已经去世了。”

周阿婆沉默了片刻。我在等着她问我。

“老金真的是逃跑的路上脱水而死的吗？”

“我爸说，金叔叔是摔死的。根据他们写给我爸的信里说的，金叔叔从一个十米高的崖上摔了下去。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人已经断气了。”

“老金的尸体呢？”她的语气变得僵硬起来。

我说：“他们把金叔叔埋了，坟上还种了一棵红柳。凡是埋入土里的人，他们都会在坟上种一棵红柳。听说，后来那里成了一片红柳林，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

这时候，周阿婆的目光投到了院子那棵葱郁的龙眼树上，有一只秃尾的雄鸡正站在一条缠满藤蔓的枝干上俯视树下的鸡群。她的儿子正朝它挥舞着一根木棍，把它赶了下来。那只雄鸡刚跳下来，黄毛狗就扑过去，瞬间搅得鸡群扑棱棱地四处乱跳。

“老郝撒谎，他若是真后悔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不来找我谢罪。”她有些愤怒了。脸在微微抽搐。

我沉默了会说：“他不敢再面对您。他没脸面对您家。他对不起金叔叔。”

周阿婆想再尝试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身体与椅子就像缝在了一起，怎么努力也没能撑住，到了半截高再次落了下去。

“后来他们揪我去批斗。老郝知道这事吗？”

我听父亲提过，因为金有福的事，在文革时期，周阿婆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她被关在了一座烧瓦窑里面，三个月没有见过阳光。

我说：“他知道。他找过他们，可惜没能帮到您。那个时候，我爸就感到很懊悔了。他还顶撞他们，最后还遭了一顿打，右腿被打瘸了。”

她不吭声的时候，活像一尊雕像。脸还在不时地抽搐。

我继续说道：“再后来，我爸回来镇上再找了他们，替金叔叔平反了，还了他清白。他生前想过回来找您，劝您离开这里，搬到舒适的新家，可是他再没有勇气见您。”

这时候，她突然裂开了那张幽深的嘴，像是使出浑身的劲儿才阖动嘴唇似的，朝着门外，高高地翘着，脖颈伸得老长，几乎是伸到了最大的限度，以致看起来那些被拉伸的褶皮就像龙眼树的树皮，暗灰而苍老，几近呈断裂状，但细细地看，却也线条分明。

她像是在哭，但没有声音，努力挤了两下眼睛，还是没能流出泪来。她浑身颤抖，像随风摇曳的树枝。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她如野草一样，在晨光之下瑟瑟生长。

“我爸去世之前再三嘱咐我，一定要给您补偿，他生前没有脸面亲自来补偿您，我替他来完成这个遗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密封的牛皮信封，里面鼓囊囊地塞着一沓钱，还是父亲亲自封住的，我没有拆开来细数有多少。我把信封拿在手里，翻转了两下，犹豫着，没有轻易地交出去。

“希望您能宽恕他。”我双手端着信封递过去。

周阿婆没有看我，更没有看信封，她正缩着身体，颤抖的动作还在继续。

我霍地站了起来，把信封端正地放在凳子上面。我想是时候该离开了。我已经完成了父亲托付的任务，他终究会得到她的宽恕，就像她能宽恕过去的苦难一样。

我向她告了别，走出屋里的时候，长舒一口气，觉得卸下了重负，满身轻松。身上像有一股明澈的清泉在汩汩细流。这股泉水不仅裹着我和周美玲，而且还裹着父亲和老金，更是裹着那些被埋入土里的人。我迈开步伐往门口走去，到了半途又看见了院子里滚屎球的屎壳郎，其中有一只被草茎给缠住了腿，挣脱不了。我俯身下去想要看得更加清楚，忽然感到后脑勺一丝炸裂，像是被一根木棍敲在锡桶上，一声闷响，天旋地转，一股滚烫的清泉瞬间喷薄而出……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眼睛，我的鼻孔，我的嘴巴都爬满了蚂蚁。

据说，周美玲在春分日那天搬进了桃源小区。

巫宏振，生于广东英德，九零后，小说散见《作品》及豆瓣网等。先后毕业于肇庆学院，中山大学。现住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