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尽管已在北方生活多年，但我仍记得南方那些茂盛而青葱的日子。在崇山峻岭之间，在河流溪岸上，草木如同人的毛发般繁茂，覆盖我同样繁茂的青春。在苍茫的村庄里，巫术从未失传，而信仰如同斑驳的木石法器一样，和鬼神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与此同时，铁轨和高速路撕开大地的肌肤，电视天线在隔壁市镇的上空有序地织网，村庄的轨迹在不知不觉中缓慢改变。没有人能断言，大山中的子民会被时代抛弃，相反，文明、政治、科技随着有形或无形的运输线次第抵达。即使如此，繁衍生息千年的村庄，依然对神鬼保持敬畏。谷物掌管于土地公公，吃喝由灶神赐予，钱财需要先祖和财神福佑，生育、死亡、春种、秋收，无不与一场场神秘的祭祀相关。即便是劳作，也带有仪式的光环。正因为如此，母亲的病接受的多是草药的治疗，而医院意味着濒死的病人才会前去。

母亲痊愈的过程，一如软绵绵黏糊糊的草药：迁延、迟缓。她的病，缠绕我整个青春岁月。那几年，上中学的我，被迫尽己所能地承担原本属于她的活计。以前她健康鲜亮，像一匹精力旺盛的马，四蹄生风，奔走不停，几乎包揽全部的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农闲时还到工地帮父亲和水泥、搬砖头。她生病之后，成天像老母牛般静卧，湿嗒嗒的眼睛很容易就会流出泪水。

我看得出父亲比以前更焦虑、更疲累，为了多进些收益，他抢包更多建筑活，还承包别家的田地耕种。相比于工地，我更愿意呆在田地里，尽管那些田地因荒置太久，缺少肥力，牢牢地板结在一起，把父亲的脾气弄得更暴躁；尽管我和我家的牛被贫瘠的土地弄得腰酸腿痛、精疲力竭。然而处在静物画般的田野中劳作，远比面对能腐蚀人皮肤的水泥强。水汪汪的稻田之外，野玫瑰在河岸以及土坡层层叠叠地开放，风中始终充溢着花香，嗡嗡成阵的蜜蜂，翩跹起舞的蝴蝶，鼓噪不息的蛙鸣，哞哞叫的牛，不甘寂寞的蟋蟀，啰里啰嗦的布谷，蜕皮的蛇和脱壳的蝉……春天的一切，和我一样忙碌。我沐浴在阳光中，奋力地挥舞锄头，当汗水渗出皮肤时，我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少女味。我想起电影《香水》，似乎对格雷诺耶有了多一点的理解。

我记得有个过路的游客拿照相机对准过我以及我家的老牛，面对镜头的愣怔和害羞依然能令今日的我惭愧。我身上满是泥巴，多么丑啊。尽管如此，田野仍比家里让人舒服。家中时常飘荡母亲的叹息，就连总在窗台上发懒的老花猫也知道她内心的焦急。当她的眼神无力地飘向我时，我总是急忙躲开，跑到院子里假装晒太阳。

在院子里，我看见我和父亲合力挂在门角用以辟邪的桃叶已经干枯了。它们在风中瑟瑟抖动，发出沙沙的声响，然后脱落，随风盘旋着掠过墙头，开始自由的旅程。

我童年时就喜欢追随风中的枯叶和纸片，不是因为淘气，而是没有可供游戏的玩具。我有很多说不出的心事，我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这个少女讨厌自己脏兮兮、粗糙的样子。幸好个子小，这足以让人对我的实际年龄迷惑。而对飞翔的枯叶和纸片的持续热爱，则是因为贪恋它们的轻盈。

母亲独自进行瘦的蜕变，我和父亲都帮不上忙。我希望她赶快好起来，这样我就不那么忙碌了。或许，我还可以沉醉到某本喜爱的书里，而不是在放学后、周末以及假期自我强迫式地尾随父亲。

我撕掉黄历上的日子，计算母亲生病的时间。那时，黑燕子在窗户外飞来飞去，不知不觉间，木门开始潮湿，空气中的水分在南方漫天铺地地延展。回南天不折不扣地来了，这并不利于母亲的病。

我记得窗外的树上曾有几只喜鹊光顾，它们欢快地啼叫，从这一棵树到那一棵树。叫声惊动父亲，他在院子中同样欢快地呼喊以示回应。于是，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中，父亲频繁地对母亲重复“喜上梅梢”的民间传说。而我，尽力分担着他们体力上的负担，与那些被潮湿附着的粗瓷碗、旧农具、硬土坯打交道。

在那些被潮湿包围的日子里，时间前进得缓慢而柔软。纷飞的雨压低了树木，熟悉的小路在雨中歪歪扭扭地伸向远方。偶尔有车驶过，溅起雨水和泥浆，被波及的路人，便朝着扬长而去的车愤怒地咒骂。

那些喜欢咒骂的青年有的是我的朋友。有时我会背着父亲偷偷跟他们出去玩。我混在他们中间，沿着河流漫无目的地游荡，有时只是胡乱到处走，有时钓鱼并在河滩上烧烤，有时躺在河滩的细沙上，用帽檐盖住脸，或者无聊地望着河流上空翻飞的水鸟。

这时，河流一端的桐岭镇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走在河边耳朵能听到木材厂尖利的声音。远处的铁路不时驶过一列火车，看上去就像黑乎乎的长蛇，蛇腹中是为某些地址奔走的人。我们对着镇子和火车大声喊叫，声音响荡在河流的上空，成为我短暂青春一抹最亮丽的色调。

相比我一成不变的劳作，镇子却在日新月异。记忆中的街道已不复存在，它消失于推土机、挖掘机的铁臂。我至今记得它的轮廓线，对旧日的它似乎比今日的它还熟悉。但变化中的它是我青春无法回避的部分，我和一伙同龄人在那里多次释放压在体内的热情：KTV、MP3、奶油蛋糕、泡泡糖、冰激凌，甚至啤酒，安抚着我们体内持续的升温。我离开村庄后，生命中很少再有这样飞扬的经历，成人的日子都是千篇一律的。

插秧时，我的狐朋狗友们会来帮忙。父亲接受他们进入水田干活，却禁止他们接近我，他坚信他的女儿成绩优异，不会嫁给打工仔或者混小子。我记得有个高瘦的小伙子坚持得最久。他话不多，来时只是默默干活，活干完了就安静地离开。也许是这一点，让父亲不那么激烈地排斥他。

和父亲的迟钝不同的是，母亲对我在河边晃荡的日子了如指掌。也许生病使得她异常敏感，也许是她平日交好的三姑六婆充当她忠实的眼线。这些女人，像地皮上的草茎般结盟在一起，在枝枝蔓蔓的交织中熟悉大地细微的纹理，谁也无法忽视她们在村庄拥有的权利。母亲轻而易举地比我先知道高瘦个子喜欢我的事。对此，她是默许的，因此她没有向父亲告密。以我今天的辨识力来判断，母亲应该是希望这个朴实憨厚的小伙子能分担父亲的担子，她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心的。

我的人生最终回到父亲设定的轨道。读书，考大学，进大城市，一日日离他们越来越远。然而有趣的是，我在大城市中记住的人，还没有山间地头的多。如今我回乡探亲偶尔能碰见那个高瘦的插秧人，他娶了一个打工妹，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巍峨的南岭山脉为他保持一以贯之的朴实，繁重的工地杂务又使他面庞染上超过实际年龄的风霜。迎面相遇时，他还能对我报以善意的问候。相比之下，我是个硬心肠的人，除了他的外号，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我只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他和别的男孩一样高考落榜，成了工地的水泥工。他曾和父亲在一个工地干过活，也正因此，父亲坚信他比我更了解这个高瘦的人。

我想和他把酒言欢，谈谈庄稼，以及我们共同失去的岁月，但他留下一个羞赧的笑容和因赶工而远去的背影后，就消失在薄雾中。

二

随着铁轨和高速路的深入，镇子开始扩张。土夯实的瓦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盖的砖瓦房被推倒，钢筋水泥砖砌的楼房雨后春笋般涌现。父亲是应时而起的建筑工，他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替老板砌砖或装修。雨季工期往往延误，他就拉上母亲去帮忙，现在这个角色由我顶替。

在工地，我总是低头干活，因为过大的安全帽压得脖子酸痛。午间休息时，我又避开那些浑身汗味的叔伯们。而实际上，在工地作业期间，人是没有性别区分的。机器把人完美地改造成螺丝钉或者碎砖石，这些在田地里捣腾大半辈子的人，在面对金属机器时，只剩下“土”的属性，而且是正由黄变黑的土。

工友多半是我的乡亲，熟人搭伙容易拉活。不单单固定在一个工地，而是哪里有活就背着工具往哪去。但无论在哪个工地，各人的分工是相似的，只有身体因生病而罢工时，包工头才会另找人顶替。当乡亲们在满是尘土的工地忙忙碌碌时，我时常怀疑他们是行走的土砖，或者移动的泥雕。土砖和泥雕多半已婚，但也有不少年轻人，虽年轻，但都长着泥土般一窍不通的脑袋，所以被命运安排到这低处的尘埃之中。

我缩在角落吃饭时，一条狗时常不怀好意地靠近我（这或许是我的假想，实际上它或许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巡逻和看守的义务）。我假装不害怕，唯恐水泥瓦匠们嘲笑我。但我仍清晰地听见自己身体里的惊叫。我被两条狗咬过，一条是健康的狗，一条是身怀疯病的狗。第一次被好狗咬后，外公和母亲轮流带我去注射过狂犬疫苗。就在疫苗接种结束后不到半年，那条疯狗咬了我。早已对奔波于医院厌烦的母亲，怀着刚注射过的侥幸心理，没再花钱让我打疫苗针。当邻村有两个人因狂犬病发作狂吠一日一夜而死后，我偷偷查了资料，惊恐地得知疫苗是每次被咬都要注射的。这时，已离我被咬过去了几年。但是，所查阅的资料还告诉我，狂犬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十七年，谁也无法控制沉睡的恶魔哪一天会突然醒来。并且，有人说被狗咬过的人都会长得瘦，而我正好从来都没胖过，无论我食量如何惊人。我不能确定，那条疯狗是否已通过流血的伤口，把危险埋入我的体内。也许只有时间成为废墟，或者等到我寿终正寝的那一天，这件事才有明确的答案。

我能不害怕工地的这条狗吗？它会不会唤醒我体内的魔鬼？当我和父亲偷偷捡拾工地的废铁拿去卖给收破烂的人时，毫不相干的狗吠几乎使我内心的恐惧决堤而出。

一个贵州姐姐和我搭手干活。她是个肥胖的女人，宽肩阔背，肤色黑不溜秋的，站在她面前我就像一根豆芽菜。她对我很照顾，似乎也捕捉到我对狗的恐惧，时常帮我把狗喝退。她常对我说：“丫头，你得多吃肉，不多吃哪有力气干活。”我的确比很多农村姑娘和女人都要瘦，这在工地属于被嫌弃的身板。干苦活的人嘛，要壮实，才耐得住脏、累，才能挣更多的钱。

贵州姐姐嫁给了隔壁村的阿张，刚生完孩子不久，就来工地干活。她说贵州女人没有坐月子的习惯。我纳闷她为何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对男人又温柔得细致入微。难道她像云贵高原一样，既厚实，又能为南方充当江河的源头。

干活时我们不怎么说话，因为蒙着口罩，更因为说话浪费力气。我们都穿着灰蓝色制服，如今已被泥浆染得无法辨认。我们互相配合着把水泥浆和砖块装上吊机，她比我力气大，我比她灵巧。我们一天要负责码好三四车砖块，搅拌三十个工人所需的水泥浆。砖块是长方体的，表面粗粝，中间有两个圆孔，吊机的把子插入圆孔，砖块就能随着吊机抬升。水泥浆是软糯的，按一定的沙子、水泥比例配好，装在吊桶里，也由吊机起重。有时我会故意偷懒，但贵州姐姐并不责怪我。她始终懂得赶工的必要，因为太阳不等人。实际上，工地上的每个人都是赶着的，市镇也是赶着的，只不过人是赶着挣钱，市镇是赶着现代化。

贵州姐姐后来子宫长了瘤子。她双手按住左腹，跟我说那里面堵得慌，总觉着有什么东西压迫，好像塞进了石子，又好像坠着一块生锈的铁。干活时，她变得小心翼翼，但仍会感到隐隐的难受。她男人带她去新建的医院检查，并在那里做了两次切除手术。第一次手术后半年，她又出现在工地。但命运并不奖励她的坚强，她又一次上了手术台。那之后，她就不来工地了。她的病，让我想起家中的母亲，并在我心中埋下提心吊胆的种子。

她的男人，变得和父亲一样焦虑、贪工，却比父亲更沉默。女人的病让他既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只有拼命地干活才让他踏实片刻。他在吃饭的间歇时常叹气，脑海里出现女人给他拿饭盒和夹菜的样子，那曾经是他在工地享用的“寻常”。也许是同病相怜，父亲和他走得越来越近，教他技术以及生钱的门道。总之，父亲愿意对这个比他年轻却同样不幸的男人倾囊相授。

我无法忘记，盛夏的一个午后，对街楼面的三个装修工，站在三楼的支架上进行电焊作业时，由于漏电从三楼摔下街巷的地面，当场死亡。当时，只是一个电焊工的接线漏电，他先被电倒，离他最近的那个工人很快被流通的电波及，第三个不明所以的人赶来搭救，也触电倒下，不到几分钟，三个活生生的人全死了。在菜市卖肉的楼主急匆匆地赶回家，切断楼中所有电源，三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才得以处理。

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桐岭镇，尤其是隔着几十米距离目击事故现场的我们。但我们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前去观看，只在傍晚收工时赶去那些哭得死去活来的家属身边帮忙。

那天是我们工地发钱的日子，惨剧的阴影笼罩了以往领钱的快乐，工友们手中拿着薄薄的一沓钱时，面庞有种欲言又止的忧愁。父亲从工钱中拿出三千块钱，给三个受难家庭每个借一千。说是借，实际上等于送，彼此都清楚多年内都无力偿还，“借”字只不过是维护受难家庭自尊的善意。而我更是明白，以家里的情况和母亲的病，父亲拿出这些钱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父亲是个矛盾的人，身上有着奇怪的执拗和善良，他经常对我这个女儿毫不留情面，却时常温和地帮助有困难的乡亲。

三

如今我的一些朋友已经死去，有的早夭于疾病，有的死于自杀。自杀者的眼神往往不是不甘的，而是谦逊的，这令我疑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已经被命运驯服。

我依然记得那些一起在河边晃荡的日子，在开满野玫瑰的河岸，在布谷声声的春天。这些年我从乡村到都市，从农工变成白领，从一个起早贪黑奔忙随时要看人脸色的职工变成一个自由撰稿人，我都没放弃过人生的希望，也没忘记那些与工地相关的生活。那些河边的人影只剩下模糊的影像，但说过的一些话依然激荡在我心头：我们对翻飞的水鸟喊出的豪言壮语，对驰骋的火车啸出的理想呼声。我就是从那里开始梦想的涂鸦的。那些年岁，我们没有绝望，都是身怀梦想种子的土坯。

去年深秋，我收到好友沉水而死的消息。在自沉之前，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写了将近七年的诗歌，最终没有度过七年之痒而跳入江中。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我脑中蹦出他在河中游泳的影子。我们在河边晃荡的夏天，他曾多次从桥上跳入水中翻腾，像一条矫健的鲤鱼。鱼怎么会死于水中呢？我一直以为他一定是我们当中最先到达彼岸的人，他怎么能死于本该乘风破浪的水域呢？

整理他的遗稿时，关于春花和洪水的两首绝笔诗，透露他的自杀行为酝酿已久。

《春 花》

寂寞的蓝色藏在石头里面

水流过在永生中安息的眼睛

夜晚是雾

已经向你张开

我犹豫的脚步在暮色中走走停停

落花时节沉重而可爱的晚霞一点点抱紧我

给我一个绯红色的、燃烧的吻……

（花已落尽，等待来生）

《蹚过洪水回家》

蹚过洪水回家

你顺手拾起一把褪色的紫花

它们曾是沉睡

仍在死去中的蓝迷失于秋天架下的

时间

树木由灰变黑

而空气变深

事物们开始进入一种短暂

停顿，然后告别

人们走在往日的大街

你想象一种预感：

“这是最后一个秋日，你将死去

字母会穿过最初的雨，充满秋光的旧教室”

在祖母为你留下的习字本上

拼写柔情，错误，痛楚和遗忘

他在这两首诗中想象了自己的死亡。我不知他怀着多大的绝望和痛楚，因为那时我正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省城为生活奔忙。就在他死去那个秋天的上一个秋天，我从上海回故乡，与他在一个公园边上的马路见过面，那时他还谈起他姐姐在引导他买房。而2017年的秋天，他已和我生死永隔。我们曾是游荡在河边掏心掏肺的朋友，也是一起在工地搬过砖头的伙伴，更是人生之路上的战友，现在他死了，他的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我能安慰这个可怜的母亲什么呢？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想整理出版他的诗稿。诗稿我们早已整理完毕，如今他故去逾年，仍未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说诗集会让出版社亏损，有精彩情节的小说才是他们所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