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纳博科夫的“奈斯毕特”让刘禾着迷，刘禾对“奈斯毕特”融合了考据学和刑侦学的“解法”更让我着迷。一贯以学者严谨面目出现的刘禾出此奇招究竟想干什么？虽然在后记里面她说：“也许只有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才能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20 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着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但这种作家的自述显然不能回答全部问题，这也是刘禾一再提醒我们的——当文本生成，它已经滑出了作家的“意图”，开始主动地生产意义。作为一种暂时还难以归类的文体试验作品，《六个字母的解法》①显然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指向，它既是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又是故事与小说的合一，它既指向遥远的历史的回声，又在这回声中倾听到当下的杂音。刘禾和她的叙述者在纳博科夫的文本中漂流，最终找到的却是一个个历史的幽灵——其中也包括那个目光执着的“自我”……这种种的指向结构为一个独特的文本，并形成意义的“歧途”。“头顶着发现者的巨星”②，刘禾追随纳博科夫的脚步，而我，追随着六个字母的多重叙事。

一 跨文体叙事

“《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小说中一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 ③考证人物的原型，原是文学史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法，比如日本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实就有一篇《阿金考》④，考证鲁迅作品中一个普通女性阿金的身份，这一研究方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被称之为“本事”。正如韩少功所言，这类研究常用的方法无非是文本细读和资料归整，脱不了考据辨识的窠臼。正是在这一点上，韩少功发现了刘禾在文体上的独特性——“将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作为一个文体家，韩少功可谓敏锐。但侦探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戏仿体这样的命名还不能完全凸显《六个字母的解法》在文体上的实验性，或者说，这个命名仅仅是看到了《六个字母的解法》作为故事的一个层面。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很奇怪的是，我虽然不停地受到“奈斯毕特是谁？”这个疑问的驱使，去阅读整部作品，但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将不会有一个具体的、可靠的答案。作为一个读者，对“侦探小说”习惯性的“水落石出”的线性阅读在这里被悄悄置换为寻求一个“思想过程”的多维阅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一个叙述结果所牵引，而是为这个叙述过程所牵引，这正是《六个字母的解法》在叙述上极具创造力的一个尝试，叙述行为不是为了强化一个线性的目的论式的结果（后果），而是在其叙述过程中塑造其自身，将叙述行为本身叙述为一个“故事”，因此，徐志摩在剑桥是否与纳博科夫相遇（这是一个侦探小说或者通俗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志摩在剑桥生活的那些饶有趣味的细节——他并不住在剑桥，而是租住在离剑桥足足六英里之外的沙士顿，去一次剑桥都非常不容易；他几乎没有参加过剑桥最有特色的学生活动和沙龙；他对伍尔夫的态度前倨而后恭；他投稿《语丝》却遭到鲁迅尖刻的嘲笑——这些细节看起来像是“闲笔”，但在我看来这些“闲笔”是高度自觉的叙述元素，构成了《六个字母的解法》最富有质地和温度感的部分，这些细节如此之多，最终化解了“思想史”研究冰冷的学理逻辑，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人情味的“故事”逻辑。在这个逻辑里面，虚构和非虚构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非虚构指的是，文本所有使用的材料都是可考的，经得起最严苛的考据学分析；虚构指的是，研究者变成了一个作家，她以一种虚构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来重新装置这一切原材料，并完成了出色的叙述。在这个地方，身份的转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某种约定俗成的原因，我们几乎天然指认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就是那个现实中的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著名教授刘禾，但却忽视了在文本之中，她可能已经发生了“变身”——即使她没有完全变成一个陌生的叙述者，至少她也是一个化了妆、易容过的叙述者——在某些时刻，她仅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要将那些历史人物见不得人的事情八卦出来即可（此时她多么像一个小说家）；而在另外一些时刻，她又是一个高度精神紧张的思想者，思考着20 世纪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命题；还有一些时刻，她不过是一个好奇的女读者，对于她钟情的纳博科夫，像迷恋一只蝴蝶一样着迷。这是刘禾的分身术，她移形换位，魅影重重，由此文本被充分地展开，它完全没有局限于“侦探小说”，而是一个跨文体的叙事：在史料的层面，这是一个文学研究（同时兼及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文本；在故事层面，这是一个追踪“奈斯毕特”这个人物原型的侦探文本；在非虚构叙事的层面，这是一个探究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思想著作。这三层叙事相互缠绕，互相呼应，构成了《六个字母的解法》多重的“可写性”空间。

二 奈斯毕特是谁？

奈斯毕特是谁？无论如何，这是《六个字母的解法》叙述的一个基本推动力。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刘禾的一个道具。这个“道具”最基础的部分由“拆字法”构成，“文本分析的方法之一，是拆字法。这个游戏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解码潜力，如果通晓并能够运用这个潜力，它往往会帮助你找到一条通往真相的小径”⑤。但有意思的是, 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拆字法”却不仅仅是通向“真相”的途径，它同时也是通向一个个“假象”的隐秘魔咒。它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召唤能力的符码——多么像那些古老宗教的不可识别的神秘字符——它通过叙述者将众多的人物一一召集起来：真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奈斯毕特是每个人物的一部分，他可能是保守党政客巴特勒，他可能是大科学史家李约瑟，贝尔纳，他也许是戏剧家普利斯特利……

这正是刘禾通过“六个字母”要变出来的“大戏法”。NESBIT——六个字母因为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可以像漩涡一样将1919 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重新聚集起来。1919年10月1日，纳博科夫正式注册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这一年他正好20岁。他流亡和写作的岁月和整个20 世纪捆绑在一起，同时捆绑在一起的，还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里尔克、普利斯特利、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同时也有中国的徐志摩、萧乾等等。这简直就是一部20 世纪知识分子的简史，现在，他们因为刘禾的六个字母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摆脱了在教科书中正襟危坐的形象，而呈现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心灵和精神的困惑。于是，有人向左，企图在列宁和社会主义那里寻找出路，也有人向右，在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中寻找寄生之所，也有人，如纳博科夫，既有旧贵族的失落，又有流亡者的悲苦，他在政治的旋风中无所定向，最终只得以极其高明的写作来确认自我的存在感。

刘禾凝视着这一切，在这些“世界公民”的身上，毫无疑问地纠缠着20 世纪那些最重要的命题：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又如何理解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和美学是截然对立的吗？世界史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既是理性的又是人性的”？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脱离20 世纪这个大的具体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站立在历史之外思考这些问题。也许奥威尔很适合作为典型案例。这个在冷战时代被封为“经典”的作家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居然是英国谍报部门IRD 的亲密“战友”，曾向该部门提交多达135人之多的“黑名单”，几乎当时欧美所有具有左倾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赫然在列；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赖以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品《动物庄园》其实是一部很拙劣的作品，以至于当时无论“左、右”的批评家（郭兰兹、艾略特、燕卜荪）都严词批评。但因为它的主题适合冷战的需要，于是英国谍报部门（IRD）不惜全力动用国家资源进行全面推广，于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嘲讽奥威尔当然不是刘禾的目的，她的目的仅仅是要揭穿历史的黑箱，将本有的背景展示出来，于是，普遍的真理就被湮灭在具体的历史局势之中，在这个局势中，谁都不能置身事外。想想我们今天的很多作家，动辄就拿那些“经典”来作为写作的资源，却罔顾那些“经典”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背后所涉的意识和阶级的斗争，怎么可能深刻地认识历史和当下——在2013 年，中国的很多作家还在微信中频频转发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突破这些自命真理的认知框架，又怎么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

“不能置身事外”，这就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的真实境遇。在这个意义上，奈斯毕特是谁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参与了时代精神搏斗的“历史人”。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这些20 世纪知识分子的书写，带有冷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三 同时代的凝视

霍布斯鲍姆在其“ 年代系列” 中将1914—1994 这一历史时段命名为“极端的年代”，而在该著作的前言中他特别说明：“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⑥这种“同时代人的眼光”使得霍布斯鲍姆在观察这一“掐头去尾的20世纪”的时候具有一种别样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在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里面同样能找到，而且因为文体方式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刘禾当然不是20 世纪的同时代人，但是谁又能说20 世纪就已经完全过去了呢？不错，物理意义上的20 世纪已经过去了，但精神意义上的呢？柄谷行人在 《历史与反复》中提醒我们，历史有一种重复的结构，“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⑦。站在21 世纪的门槛上，我们会发现，20 世纪的精神遗产其实还堆积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完全消化。《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刘禾在她的叙述中兼具两种“眼光”——请读者注意这个细节，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叙述者经常性的动作就是凝视、眺望等等——一种是历史的反刍者，在这里，她与档案、资料和古老的孤立的图书馆、博物馆为伍，而另一种则是一种当下的观察，在此，她穿梭在一个个具体的时空，发现在瑞士的英特拉肯小城里也有那种遍布全球的廉价中餐外卖店。在她的历史检索中，是纳博科夫、李约瑟这样的写作者和思考者，而在她的当下观察中，却是一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者：北岛、韩少功、欧阳江河等等。“北岛瘦削的面容增添了一层忧郁的阴影，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他走到麦克风之前，平静地说，最近写了一首新诗，叫作《乡音》……我当时的印象是，这首诗的意象准确得让人心悸，隔了多年以后再读，依旧如此。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这近乎于疯狂的举动，比任何一种修辞都能够传达流亡者的心境。”⑧“波兰卡不禁让我想到另一个文学人物，那就是韩少功笔下的盐早。我读《马桥词典》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盐早，与其说是这个人物本身，不如说是农民盐早与叙述人‘我’之间的那种无形的，但无法穿越的心理屏障……我恍惚看到了鲁迅的身影。”⑨。从纳博科夫到北岛，从波兰卡到盐早，到鲁迅、韩少功。历史既是同构的，又是反复的。在此，中国、汉语与20 世纪、欧洲、美国等等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纳博科夫作为刘禾写作的起源，在此具有更复杂的隐喻，他是一个流亡者，同时也是一个在母语之外的写作者，而刘禾却调转头来，“用母语写作和思考”，并试图在一个后理论时代通过一种新颖的文体重新思考“这个纷纷乱乱、假象丛生、怪诞不义的世界”。

不仅要思考讲什么，还要思考怎么讲，将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以最合适的形式讲述出来，这是刘禾的双重选择，同时也是双重挑战。不仅是挑战自我认识限阈，更是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在一个知识和观念过剩的时代，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六个字母的解法》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因为答案就藏在写作和实践的行为中——不能在世界之外理解世界，同样也不能在中国之外理解中国。如果说历史的反复和结构是“公理”，那么，中国的当下就是一种特殊的“时势”，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不管是欧美的还是中国的）和当下21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同样的命题，那就是如何让“个体精神”与时代精神互动，如何在“公理”和“时势”间辩证，最后“在独特的情境和行为中展现普遍的精神”，并重新获得那最具有创造性的“巧夺天工的片刻”⑩。

结语：无“解”之“解”

这一过程无比艰难。正如寻找那个幽灵一样的奈斯毕特一样。“在此之前，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活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呢？一千年以后呢……这一类的胡思乱想经常干扰我的思绪，加之几次寻找的线索，都化作捕风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弃。”11

但不能放弃，即使最后叙述者——同时也是探求者或鲁迅笔下的过客——站在空空的广场上，这个过程依然没有结束。谁让我们处在这么艰难的时势中呢？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可以毫不犹豫地斩断那纠结不清的历史的绳索，但那仅仅是传说而已。作为一个历史人，一个不能置身事外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像刘禾那样，不断地“解”下去，虽然我们知道，历史本身可能是“无解的”。

注释：

① 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②引自《保罗•策兰诗文选》之《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③ 韩少功：《六个字母的解法•序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④ 竹内实：《阿金考》，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竹内实著，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年版。

⑤ ⑧⑨ 11 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0、29—30、96—97、9 页。

⑥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页。

⑦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版，第4 页。

⑩汪晖：《公理、时势与越界的知识——在帕西欧利奖（2013 Luca Pacioli Prize）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