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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拨生命之摆或超越生死之维 ——论王蒙小说新作《生死恋》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温奉桥 姜 尚  2019年05月24日16:33

内容提要:《生死恋》在开放的时空语境中,通过多重追忆立体叙事呈现了世界—中国的新图景,小说通过生命本体因爱欲难平而引发的无咎之悲,揭示了生命之自由欲求与生存秩序之间的永恒冲突,更对生命个体所必然存在的生死之二重性的荒谬性消解中,寻找一种间性超越的可能。《生死恋》建立在作者全新的世界意识和生命体验之上,体现了王蒙极富超越性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王蒙 《生死恋》 立体叙事 生命哲学

自《青春万岁》始,王蒙的小说创作已逾65年。纵观王蒙的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饱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与激荡文坛的震颤之音,到1970 年代的异域风情与时代隐思,再到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与内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之于王蒙,不仅能延伸体验,记录生活与心绪,更能在诗意与美感的书写中,见证生命与沧桑。①晚年的王蒙,在“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多重激荡中,再一次冲破时空的桎梏,直逼生命之复杂真相,呈现出新的生命景观。王蒙新作《生死恋》(《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将世界—中国、个人—时代、历史—命运置于一个完全打开了的背景上,从1898到2018,从北京胡同到美国圣何塞,从“蜂窝煤”到“洋插队”,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恋”叙事构建中,这是王蒙晚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超越性生命哲学构成了《生死恋》的坚硬内核。

一 叙述的超越:多重追忆的立体叙事

“说出复杂性”是王蒙小说创作的一贯特点。在《生死恋》中,“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多重追忆的立体叙事,表现为王蒙为个体生存境遇而进行的场域建构,以及贯穿其中的全知视角所暗含的立体复合思想。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自长篇小说《闷与狂》始,王蒙的小说创作更倾心于回忆式叙述语调,《生死恋》《女神》《仉仉》等莫不如此。这种回忆式叙事语调,使“小说人”即作者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物外,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自由感,这本质上并非单纯源自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而是85年人生阅历所沉淀的超越、自信和必有的从容。

追忆,是一种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写作者通过它,在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中,力求写下永恒的自我和哲理的深思。与记忆的再现性和模糊性相比,追忆因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其或隐或显的叙述欲望而难免引发人们对其真理性的质疑。因此,王蒙在《生死恋》中采用的多重追忆的叙述方法,就为他阐释表现其独特的生命哲学创造了可能。事实上,这种叙述策略在王蒙近年小说创作中多有体现,在《奇葩奇葩处处哀》《仉仉》中,王蒙以主人公沈卓然和李文采的思维活动作为轴线,用其主观意识的追忆叙述打破现实性叙事秩序,将真实情节与主体的原生意识共同组建成多层次的立体时空秩序。②这一叙事策略在《生死恋》中,得到了更为成熟的展开,蕴涵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生死恋》既是现实性人生的展开,同时也有时时出现的不同人物对其自身“历史”的回溯追忆所产生的混沌之感,苏尔葆与顿开茅各自的追忆有着较为明显的时间脉络,前者极富主观性的情感宣泄与后者看似客观却隐含断裂的历时叙述构成了一种隐性的个体与时代的对话关系;而顿永顺、苏凊恧等人充满悔愧色彩的回溯式叙述,则无声地展示了个体命运之间爱欲纠葛的隐秘潜流。

在王蒙的多重追忆中,读者很容易陷入到追忆主体的主观情境中,这是源于多重追忆作为一种叙述策略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距离感。在《生死恋》中,我们可以通过王蒙针对人物特征的多面书写和事件的评价态度的多层考量中,捕捉其全知性智者视角的踪影。对此,小说通过两个追忆主体——顿开茅与苏尔葆对女性的不同追忆得以达成。自小“摸不着生父的底”的顿开茅,过早地品尝到世事无常与处处可危的滋味,面对老一辈的情欲纠葛,顿开茅将一切归咎于父亲顿永顺,认为其对女子的“不清楚”和责任的缺失是悲剧的根源。在顿开茅的眼中,苏绝尘成了持续的美好镜像,即“苏绝尘老师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不可磨灭”,他称甚至给女儿起名为“忆苏”。王蒙在顿开茅追忆三人情感纠葛时使用的是“不可”,而非“不会”,也就是说在顿开茅的潜意识里无人可脱离谴责,但他不愿去做,这显然是作者设下的陷阱。苏绝尘的“完美”如同一个伏笔,亟待后文的展开。果然,在苏尔葆的追忆叙述中,苏绝尘改名为苏凊恧,则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从顿开茅与苏尔葆对于苏绝尘的追忆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苏绝尘身上高贵娴雅淡然超脱与情难自禁压抑悔愧的一面。这也恰恰意味着,当我们自以为公正地跟随着转述者顿开茅的视线与话语对这一人物进行思索与评价时,已经深陷在王蒙人为制造的个体的主观色彩中而难以分明,正是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追忆和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多面性,为我们理解《生死恋》中深陷爱欲却求而不得的挣扎个体提供了一条隐蔽的途径,王蒙的超越性生命哲学的书写,也在追忆主体的倏忽变化间得以实现。

同时,王蒙通过多重追忆还为我们展现了个体在面对时代潮流和同样复杂的人性内在时,感性与理性的互动性体验,王蒙创建的以对话为媒介的人物互动,为我们开创了生命个体面对历史和自我的矛盾时产生的阐释空间。从顿永顺与顿开茅对早年旗人生活之回想中,我们得以瞥见民国末年异族后人的生存之境。然而,父子二人的追忆和回想有着微妙的错位,前者对于豪族没落前的奢靡生活的怀恋是出于自身的生存欲求,而后者对于先人风骨诗句和其背后哲思深情的追念则是出于自身的心理需求,顿永顺与顿开茅都经历了革命年代与建设时期,深处历史更迭中的个体在追忆中完成了人与史的交织与隔阂。与之对应的,顿开茅与苏尔葆在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中,围绕着国门内外的人与情、物与事的变换而引发的共时再现与历时浮现的并叙追忆,在尔葆从絮絮倾诉到如泣如诉到歇斯底里到生死挣扎的情感表达中,我们和顿开茅一起看到了被宿命与时代掩藏和异变的另一种人生,而这种饱含历史性的人生进程所具有的复杂性,是王蒙早已观彻的生命之哲学产生的叙述场。

最终,在时空场域的变与不变的宏大与微小叙事的交织中,王蒙实现其自身对于生命存在的独特处境的整合,并由此展开了极富超越性的哲学深思,而这种思考主要是在空间与时间的变与不变中建构而成的。王蒙在自由联想的“兴”体叙述中,实现了由点到面进而到体的立体叙事。首先,顿开茅生活的大杂院中煤球烟的气味与苏尔葆家三进三出大院中蜂窝煤的气味是一种隐喻也是一种对比,而王蒙又从煤球烟气味的有无想到了气数已尽的民国与蓬勃的新中国,并以其作为能源进化和更替中的一环,在其与蜂窝煤烟和天然气无色无味的转换间实现了时空的腾挪。“烟”不仅在历史氛围中串联了民国与新中国,甚至当下更在情爱场域中围绕着顿永顺与吕奉德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对应暗示。小说后半部分,在新时代下,“工业园”作为一个空间场所,又成了无情的见证者,苏尔葆倾尽心血、活力与知识奉献而生的工业园,最终成了他离世的祭台。而伴随着全文始终的,个人与时代的历史记录者——年表,那一串数字与简单的事件交代,仿佛在印证着历史洪流里个体的渺茫无知,又仿佛在解构着历史的线性叙事中承载的时间的超然意味:宏大事件、渺小个体、爱欲、生死,在时间面前,都一一揭过,俯瞰者王蒙在亲历亲叙,执笔沧桑时,也得以书写对于生命与存在的诸多感慨。

二 本体的超越:爱欲难平的无咎之悲

马尔库塞认为,爱及其要求的持久的、可靠的关系以性欲与“情感”的联合为基础,而这种联合又是一个漫长的、残酷的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能的合法表现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其他部分则受到了阻碍。文化对性欲的改善,性欲向爱情的升华,都是在这样一种文明中发生的,它建立了与社会占有关系相分离、并在重大方面与之相冲突的私人占有关系。与此相对的理念在弗洛伊德对爱欲的定义中也可得见,后者认为,爱欲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③然而,王蒙的生命哲学则更多关注到了爱与欲的压抑与失控,以及其中极富悲剧色彩的生命本体。这种爱欲的产生既源于两性吸引的生理冲动,更有着主观精神的宿命信仰的指引。然而对爱欲的驯化使得被压抑的欲求成为稳定婚姻关系和主体存在的隐忧,在生命个体遇到符合自己自由情理构想中的理想镜像时,就会投入命定的窠臼难以挣脱。这种悲剧因为涉及主体有别而在不同的关系场中都事出有因,从而在因果循环中难以归咎于任何一个孤独迷茫的个体。

曾经在《闷与狂》中作为王蒙最初童年记忆的“猫”在《生死恋》中再度出场,并担当“重任”。猫的叫春是性欲本能的驱使,它暗喻了人们被瞬时的缘分吸引,在欲望的漩涡中痴缠,瞬间的欢愉与久久难以弥散的伤痛。这背后的生命意味里既有着属于人之本体的爱情的“纯真动人”,更有着难以压抑的爱欲带来的尴尬与悲情。“蜂窝煤之恋”之顿永顺与苏绝尘的爱欲纠葛,在片段化的叙事中惹人遐思,而吕奉德所翻译的歌德名言“阳光越是强烈的地方,阴影越是深邃”也暗示了在体面的婚姻背后暗藏的欲望诱惑。顿、苏二人的私生子苏尔葆的出生有着深深的原罪意味,作为社会伦理秩序下的爱欲的罪恶之果,在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顿开茅的眼中,他却微笑、美好。因为他的母亲苏绝尘处变不惊,因为他的父亲顿永顺“文明得体”。随着吕奉德的刑满释放,这个有着婚姻秩序支撑的极富正义的个体在三进大院的重新出现,却成了一个“消极因素”,他打破了平静,给这个历经时代动荡的家庭带来了沉重和危机。他的出现是因果的必然,违背秩序的自由爱欲的抒发必然会带来难以言喻的恶果。带着原罪出生的尔葆本是温文尔雅的少年,却在真相的摧残下失声、失智(成绩骤降),进而失去生命的活力,随之而来的下一辈的爱欲纠缠便由此而生。单立红的闯入使得深陷身世痛苦的尔葆陷入更深的纠结中。在叙述者顿开茅的眼中,单立红是“天降仙童”,但在尔葆的心中,她是一份无法还清的情债,更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他失去了悲伤的机会,失去了软弱宣泄的可能,因为这个带着无可置疑的善意和情义的闯入者让他试图进行的精神袒露变得难以启齿,他“心不在焉,不知想什么,笑一笑,很快失去了表情”。精神的压抑和自我的封闭,由此而生。但悲剧性和矛盾之处在于,单立红带着绝对的善意和爱意而来,她的真诚和坚强打动了也吸引了尔葆,他无法拒绝,更无力摆脱。此外,闯入者的身份还有着一层隐忧,那就是尔葆内心对于身世的羞耻感和罪恶感使他对立红充满了畏惧,这是真相暴露的畏惧。这就为他的内在软弱和精神崩溃埋下了伏笔。长久的压抑和罪恶感一直在折磨着苏尔葆,他不敢面对自己的母亲、也不敢面对自己的爱人,他自认为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拒绝,所以他只能逃离。在国外的“洋插队”生活让他在生存欲望的挣扎边缘中感受到性欲的诱惑,但无爱之性还不足以让他有勇气舍弃责任、冲破束缚。于是,月儿出现了。

苏尔葆到底爱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苏尔葆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进行道德评判显然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苏尔葆的情感纠结的根源恰恰在于他自以为自己爱得超越生死,实际上爱的不过是镜花水月的理想镜像。他爱单立红的担当果敢,因为他自己的软弱犹疑;他爱月儿的纯真痴情,因为他自己身上背负的爱欲原罪和从未“爱过”的遗憾。他爱幻想中的情人,并为之倾尽所有,然而水中捞月的虚无时刻却让他明白自己期待的不过是一种超出现实原则的主观满足,他不会爱人,不懂爱人,甚至不懂爱情,但他却投入了生命心血去爱,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在他以跪拜忏悔的方式决绝自杀时,得到了最为激烈也最为悲凉的体现。他想赎罪,他想忏悔,但这份罪恶和悲剧从他出生就已经注定,而这种宿命的悖论其实从他风流多情的父亲和淡然压抑的母亲身上所隐藏的炽烈真挚的情感和奔腾难掩的欲望就得见一斑。

在这种无法遏制的爱欲潮涌中,生命本体的超越性才得以充分呈现。生命个体的神思在面对事物时的清明理智往往需要其脱离身边人情网络以及其中的爱欲交集,然而,人是爱欲而生的动物,也是在无常爱欲中挣扎的个体,爱欲越发真切深邃,其个体性特点和需求就越难为世俗生活场域下的关系结构所容纳。王蒙在《生死恋》中对于不同人格主体,并不进行善恶裁决,也不用盲目的命运来进行玄妙指引。他在多重追忆叙述中从历时与共时、内在与外在、感性与理性、爱情与欲望等多个维度,进行立体地展示,我们在矛盾双方或直接或间接的辩护沟通中,在每个个体或连续或片段的独白自省中,深刻揭示了个体命运的悲剧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死恋》所展示的悲剧,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上的悲剧,即将悲剧视为共同关系之必然结果,造成悲剧的不是现实的偶然因素,而是悲剧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犯罪”,换句话说,是关系中人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生死恋》所揭示的悲剧,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历史、家国境界,进入了人生之普遍意义即哲学的境界。④

在《生死恋》中,王蒙透过生命本体的悲剧遭遇展示了一个谜一般的生命自由欲求与世间生存秩序的永恒冲突,其中的哲学展开就在于不同主体所涉及的情感关系的建立和由此生发的个体的主观奋斗之间的毁灭宿命。当我们试图将爱欲理解为故事悲剧的根源时,爱欲却从未存在或者早已异变。王蒙并不怀疑爱情的存在,他也认可生命的珍贵,在小说中他借由顿开茅与王明光的对话表现了这一积极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方法论的指引。正如文学本身在书写世情的基础上有着彰显人心人性的超越性使命一般,王蒙在《生死恋》之主人公自以为清明高妙的世事因缘的书写体悟之上,对这种思考本身提供了一种观照视角。作为叙述者的个体本身在关注并揭示这种爱欲悲剧与个体原罪时,已经实现了本体之情理的超越哲思。换言之,生命本体对其存在的认知和探索由陷入悲剧的斡旋自处到凝望悲剧的悲悯哲思,这种转换与彰显才是王蒙生命哲学中本体达到的另一种超越。

三 存在的超越:生死间性的荒谬消解

存在作为生命哲学最基本也最难解的问题,引得众说纷纭却难得共识。作为独立的个体,人因其所具有的回忆往昔、设想未来的能力而突破了时空界限,也因其主观地标记客体、表达内在的活动而实现了内外边界的破除,更因其超越自身种种感官的局限而无限飞升的想象力成为了独特的存在。然而,边界性的存在是生命哲学最难以解答的困惑,面对边界产生的存在性区隔和因其生发的断裂与缝隙,使人意识到自己内在精神的软弱无力和外在躯体的生存局限,这其中,生死的绝对存在就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思考对象。人作为生命个体,永远无法摆脱生存的两重性:人不可能摆脱精神的纠缠,尽管他想超脱出来;人也不可能摆脱躯体的束缚,只要他活着——他的躯体使他渴望生活。⑤面对生与死,这人最基本的存在的二重性,在《生死恋》中,王蒙试图在对其进行荒谬性的消解中寻找一种间性超越的可能,这也是《生死恋》中“生”“死”循环之深意的一种理解。

在不同叙述主体的回忆中实现生死穿越是王蒙对其进行的第一重荒谬消解。时间的流逝有助于人们忘却过去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东西⑥,回忆中个体形象的持续性存在和性格特点的多面性展示,为穿越生死桎梏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一点,从王蒙在《女神》中对于陈布文的追忆叙事就得见一斑:在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非线性铺陈中,穿插松散节制的情节编排,使当下之“我”的回忆与当年之“我”的意识存留的往来反复中突破了“女神”之存在的生死之维。这种突破不是简单的复活,而是一种超越的可能。王蒙在《女神》中借由追忆塑造了一位真正可称为率性天真、完成自我实现的人格精神的女性,并通过其身上的“神性”揭示出人类精神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力求进入生命个体内部进行超越性探索的强烈冲动,使得《生死恋》实现了时空之维与生死之维的双重突破。纳兰性德作为被顿永顺之父南荣锦选定的祖先(“他个人,要将纳兰性德当作先人”)与南荣锦、顿永顺、顿开茅与苏尔葆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生死之隔,而这种对于祖先的主观选择是有着极大的荒谬性的。纳兰的痴情和才情是“等闲”眼中不变的质素,而顿家一脉复杂的情感纠葛与纳兰性德之间有着一种明确的阻隔,然而这种阻隔是突破生死、创造间性的一大关窍。顿家后人中,无论是父辈的顿永顺还是子辈的苏尔葆,他们看似纷乱的情感生活中,都有着对人间至真之情的追求,其灵魂中对于真情真性的呵护与追求恰恰使得纳兰性德作为承载着独特生命体验的抽象存在突破了生死之维。

此外,苏尔葆决绝地自杀,也是以一种人为的能动性方式突破了生死之维,虽然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决然的超越。死亡背后的荒谬性成了自由的象征,而个体自身也因此获得了存在的涅槃。生活在压抑性文明中的尔葆,其死亡本身却成了一种突破压抑的方式,他用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对于抽象存在的追求的可能,尽管这份追求染上了悲情和未知的色彩。但我们在品读体味顿开茅的追忆叙事针对其对于尔葆的离世而生发的慨叹怅惘、释然抒怀等情感变化中,不难发现尔葆离世的惨烈悲怆遭到了消解。与其说是消解,不如说是释然和超越。正如《奇葩奇葩处处哀》中,沈卓然面对妻子的离世,从开始的情绪变化起伏不定,到面对种种“奇葩”女性而心累神伤,再到最后,来到妻子墓前,与之执手笑谈,评定自己这荒唐颓唐的六年。这种单向度地由己观人忆人是有着巨大的耽于往昔的风险的,写作者稍不留神,就会沉浸在回忆中进行情感的宣泄,然而,王蒙在叙述的过程中虽然也有情感的丰富表达,却在情绪起伏间逐层深入到书中人与读者的精神与内心深处,在超越中寻求和解和释然。

作为历史见证者的王蒙,在他笔下这个看似合理的艺术世界本身,生命存在有着对于能够越过那种令人困惑的荒谬感的期待。于是,他赋予了工业与科技时代中新的富有哲学意义的媒介以突破生死的想象与可能。《生死恋》让我们意识到,在今天,我们使用科技能够打破异地(视频通话)异时(语音留言)的区隔,王蒙将这种科技背后的主体期待与超生死的未知力量进行表达上的合谋,为顿开茅与苏尔葆的生死对话创造了一个看似离奇荒诞却给人以奇异满足和顺理成章之感的可能。巧合的是,在《地中海幻想曲》中,主人公借邮轮之旅,同样实现了理想中的美好爱恋的自我满足。《地中海幻想曲》中的“她”,仿佛是这场梦幻之旅的作曲人,又恍惚间成了五线谱上一个流转多变的音符,将流动的海与流动的思绪联结,将幻想谱成奏在笔尖的无字乐章,这种重塑性记忆与联想的诗化表达,同样蕴含着王蒙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游轮上难以捉摸的信号造成了微信消息收发的裂隙,正如幻想中的爱恋与现实难以突破的隔阂一般,终将回到现实的“她”,在瞬时的幻想所迸发出的活力与激情,较之尘世的纷繁腌臜,更有一层超越之意。不过《地中海幻想曲》这种短暂的意识狂欢难以绵延,因之,《生死恋》虽以看似客观流畅的历时叙事为文本主线,但却有着更为厚重深沉的超越意味。王蒙对于原罪的控诉,证明他对于文字再现的、难以摆脱的历史性与当下的抗拒。与一般意义上试图谋求二者妥协的作家不同,王蒙意识到的更多的其实是人的精神原罪。在谋求解脱性和释然心绪的复杂时刻,人们对于在场的记录往往有着理想性重塑趋向,王蒙却试图从根源上摆脱现实性的束缚,寻求超越性的解脱,超越时空之维,超越物质与精神的边界。

《生死恋》在叙述中展示了生命个体的爱欲原罪,在写作者的自白中道出了文学作为一种叙述和揭示生命哲学意义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意味。得以保留下来的文本在历史叙述的合理性氛围与空间保存的遗迹性佐证中,成了被不断阐释而突破生死之隔的独特存在,正如王蒙在叙述顿永顺与其父南荣锦的生平时,戏谑中解构了历史,更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个人命运并不宏大,昔年的放浪纨绔有史可寻。但是,或许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地位带来的虚荣心作怪,又或许是能武好文,敏感深情的纳兰性德自身对于南荣锦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冥冥中南荣锦作出了这个选择,在生者与死者间创立了联系,而他的后人也因之沾染了纳兰性德的性情,甚至宿命。讽刺的是,纳兰的专情与顿永顺的多情,与顿开茅的克制和苏尔葆的压抑变质有着“情”与“爱欲”的深层联系。与之对应的荒诞就在于,性德的居所与词句,这些空间与时间的本该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遗迹”,在今天沾染了混浊的烟火气后再不复前。而这份缺少了的诗性词心的幽深纯净,却在被称为异化而迷失的个体深处,寻到了踪影和遗脉。在这看似荒诞无常的命运背后,有着一以贯之的存在,只是少有智者发掘,更难用其超越性的叙述将之埋入文间。

作为一部寄托着智者哲思的小说,《生死恋》对个体、爱欲、自由、生死、存在等哲学的重要质素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哲理认知。可以说,基于王蒙厚重的历史阅历而生发的关于生命内部深切体验的《生死恋》,通过挣扎个体的多重追忆实现了立体叙述生命哲学的可能,也通过生命本体“爱而不得”的生死纠缠来揭示自由欲求与生存秩序之间难以归因评判的悲剧。最终,他为我们展示了生死之隔间所具有的超越性可能。在那些已知的、定形的、有名的内容之外,还有着无名的、无形的但却不可抑制并为王蒙所感知捕捉到的存在。在经历了生命个体的沧桑历程后,王蒙感受着生命深处的存在并最终突破了普遍性的探求陷阱,为我们展现了他极富超越性的生命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批准号:15BZW035)、“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批准号:13BWW0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王蒙:《已经写了六十五年》,《中华读书报》2019 年1 月14 日。

② 杨一:《评王蒙新作〈奇葩奇葩处处哀〉》,《当代作家评论》2016 年第2 期。

③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146 页。

④ 刘再复:《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170页。

⑤ 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 页。

⑥ [法]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刘琼歌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 171 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