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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的城市之心 ——读笛安新作《景恒街》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刘大先  2019年05月24日16:19

内容提要:《景恒街》将情感、职场、创业、投资融合在一个当代北京爱情故事之中,折射出虚拟经济时代都市情感的变迁,将其置入现代以来“浪漫之爱”的谱系之中,可以发现灵与肉、情与欲、爱与性的二分法的失效,金钱与爱情在资本/ 权力的挤压之下发生媾和,个人的自由与共同体团结的梦想在彼此的撕扯之中导向于“融汇之爱”的可能性。

关键词:激情 浪漫之爱 情感经济 景观城市 融汇之爱

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现代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18世纪以来)发生在欧洲世界的情感模式(或者用威廉斯•雷蒙德的术语“感觉结构”)变迁与小说的兴起大约同一时候,浪漫之爱从原始本能的冲动及中世纪具有宗教背景的激情之爱中凸显出来,“把自我与他人都镶入了一种同广阔的社会进程没有特殊指涉性的个人叙述之中”,“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二者都被视作是标准的令人渴求的状态”,“浪漫之爱提出了亲密关系问题。这种亲密关系与欲望、与世俗的性征是不相容的,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被爱的那位被理想化了(虽然此乃这个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说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另一位本着其实然的存在满足了一种缺乏。而且这种缺乏直接地与自我认同休戚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有欠缺的个体因之变得完整”1。这种观念的形成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胜利和全球播撒密切相关。按照赫希曼的观点,由于利益(interest)对于激情(passion)的驯服2,因而现代资本社会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一派凉薄功利的情感图谱:“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浪漫之爱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情感模式中的悖论性存在:一方面它以从中世纪迷思中的解放,张扬了个体的自由;另一方面在陌生人结合的共同体中,谋求核心家庭作为稳固社会单位的存在,进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和稳定。

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主导权的时候,它的情感模式也随着殖民文化输出,逐渐获得其普遍性,并辐射到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爱情”和“恋爱”的讨论被发明出来,对比于从明代以来的关于“情”和“欲”的本土传统内部的言说,这无疑是一个译介现代性的结果。4“恋爱既处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的交叉地带,又是‘人生观’和‘新旧文化’选择的直接体现,是介于思想与行动、形上与形下、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最直接和普遍的‘文化现象’,又因为‘恋爱’关涉的是全体青年/ 学生,因此,五四时期的‘新旧’冲突、‘中西碰撞’,无不直接和敏感地呈现在‘恋爱问题’上。‘恋爱’已非私人事情,而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角逐,是新道德和旧道德的选择,是现代文明与封建礼教的抗衡。”5爱情与恋爱关联着家庭、婚姻、妇女解放等议题,成为反抗宗法制度伦理,建设新道德,改造国民性,进而建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核心命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显示了从晚清以来,中国人经验世界与体验方式的情感结构变迁。李海燕曾经系统总结过这个变迁的过程,将1900年到1950年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描述为“儒家的”“启蒙的”与“革命的”感觉结构彼此之间的递嬗、冲突与媾和的过程,它们关联着一系列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文本。关于爱情的书写一度充当了社会变革的晴雨表,只是在“十七年”乃至嗣后更为激进的文化革命时期被中断,当“新时期的作家在把爱情与欲望重新确立为优先表达的主题时,也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正当的叙事方法重新找回或再次引入。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以爱情代替革命作为崇高所在,并将情欲象征化地指定为人性最后的堡垒;而现代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避开了英雄主义的话语。相反,他们把文学凝视的目光向内转(向心理)、向外转(向农民、少数民族、儿童和智力障碍者)、向后转(向历史和神话),离开集体和崇高的领域而进入个人化、自发式、原始性和力比多的领域中寻求救赎。一旦切断了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摆脱了隐喻的属性,爱情便成为现象学感兴趣的课题。虽然有些作家和评论家惯于为商业化时代中爱情的腐化深感痛惜,可还有一些人深深地痴迷于由爱情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创造出的人性戏剧及其叙事可能性”6。在这种趋势中,与“小我”重获尊严同时并行的是激情一泻千里的退却,而呈现出情感领域的多元主义(也即去道德化),“日常生活”这种被天真地想象与书写的承诺,很快就在市场与资本的大力挤压之下变得虚幻而可笑——爱情于其中也丧失了建立与维系持久而稳固共同体的可能性。

20 世纪末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此种情感多元主义(自然涵盖着性平等与性多元主义)在物质与符号消费的推波助澜中更形明显。我们可以在薛晓璐的《北京爱上西雅图》(从小说到电影)中看到爱情成了支撑中产阶级文化生活的核心部分,人们不是爱上了对方(那是带有本能意味和宗教色彩的激情的忘我投入),也不是爱上自己心目中幻想的对方(那是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入),而是爱上了这种关于“爱情”的关系的话语。情感实际上是游荡在人们之间,是种永远的正在进行时,它不会允诺某个终结,只有无穷无尽的寻找,决定这种存在状态的是由于可以想见的不安全感和主体性弥散的状态,而结果又加深了这种状态;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则通过“宅女”的爱情,显示出一种消极反抗资本式逻辑的、不生产价值、纯粹耗费式的情感结构7;还有人工智能对于人道主义的挑战,进而在诸如斯派克《她》这种科幻电影中所浮现出来的赛博格情爱……这些感觉结构和情感应激反应牵涉范围甚广,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尽述,我只是铺展出新世纪以来情感图谱广阔的背景,以便更清晰地给予笛安的长篇小说《景恒街》一个定位。

《景恒街》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只不过这个爱情故事从校园搬到了职场,并且是鎏金溢彩的北京CBD 金融中心,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2月到2016年元旦,正是中国经济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和创业话语最为蓬勃兴起的时间。这个时空框架包含了国际化的城市、飞速膨胀的经济以及变化莫测的情感,其中所发生的爱情本身就构成了足够的张力:金钱与爱情的冲突一直是现代文学书写长盛不衰的主题,它来自于资本对中世纪式混乱而蛮横的激情的消磨——如同新兴的工业大机器以摧枯拉朽之势从纯真爱情之上碾压过去,只留下情感的零散碎片飘逸在不曾屈服的想象之中——作为对于平庸生活的反抗,浪漫爱情往往成为世俗之中抵御权势与金钱的工具和堡垒,某些特定时候还会成为革命性的象征,比如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就是“子一代”的弑父与反叛家庭叙事,而其媒介和手段就是以浪漫激情为底色的爱情,爱情成为冲破旧文化与压抑机制的自由象征。金钱与爱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在文学世界达成和解——当然,在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中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两者的兼收并蓄终归不会为高阶文化所接纳——后者能够接受偷情、出轨、畸恋、变态情欲,也不能忍受庸俗的美满。《景恒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将这个久经不衰的冲突消解了。

投资经理朱灵境与创业者关景恒彼此都克制着一见钟情,因为根据职场规则,显然两人如果发生情感纠葛是不合行业规矩的,其中更为复杂的是朱还曾与自己的老板刘鹏有过性交往。关景恒A轮、B轮艰难融资的过程同时也是两人潜流暗涌、欲迎还拒、天雷地火的情绪、欲望和感情升级并最终结婚的过程。这是一个带有通俗剧色彩的动人故事,笛安用几乎无懈可击的技巧编织出环环相扣的情节,细腻而真切的心理描写和灵光乍现的议论则锦上添花,俗套点说,这是无论从技巧到观念都很张爱玲的情爱小说:它融合了时代气息、城市氛围和只有中产阶级才会拥有和挥洒的丰沛的感情,并且有着理直气壮的世故。这种爱情是成年人的爱情,《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范柳原般的爱情,两人彼此洞察相互优点劣迹,经历种种狗血淋头,最终放弃不切实际的执念,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相较于青春年少时候的激情与冲动,成年人的纯真爱情更为动人,因为后者阅历丰富,经历了无数世故,有着种种功利考量乃至算计,已经很难纯粹,故而弥足珍贵。更为难得的是成年人会有体恤和包容,当朱灵境了解到与自己有过肉体关系的刘鹏对小雅的感情时,小说中有一段叙述者的插话:“一个人谈起另一个人的时候,语气里那种微妙的不自在,眼神里某种一扫而过的羞涩,以及整张脸上瞬间散发的期盼与忧伤——不会有女人能认错这个。这让灵境心里陡然间柔软下来。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浮光掠影的往事,其实她都记得。都是见不得人的丢脸事情,但是那与缠绵无关,不牵扯到男人与女人之间毫无理性的妄念和渴望——对于那些将男女之情等同于饮食男女甚至等同于生儿育女的人们,自然是觉得该杀。”8叙述者让性与爱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分离了,而性和金钱都污染不了“真爱”。

朱灵境与刘鹏之间的性和友谊体现出一种时代症候:肉体关系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带来亲密情感,两者成为并行不悖的不同领域,而没有出现所谓的“灵肉结合”——这一点在朱与关的爱情中也没有,后二者更偏向于超越肉体的真爱/ 纯爱。婚外情不再或者至少较少负载道德指责,在整个错综复杂的偷情关系中也没有人受到世俗故事中常见的惩罚——那一套关于纯洁和美德的言辞,无论是由前现代时期伦理所期望,还是源于资本主义核心家庭秩序稳固的需要,而融化在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观念中的情感观念,都逐渐褪色——如果说早期还有欲望和肉体反抗的意味,如今已经全然成为真正的熟视无睹、价值无涉的自由选择。摆脱了忠诚观念的性关系(比如约炮)于是变成了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行为,悖论的是它们无一例外依然受到婚姻的局囿——这注定了各种起伏跌宕乃至狗血的情节,但最终还是被消弭在体谅与温情之中。

偏向于女性视角的叙述者传递出一种倾向:她也许真的相信在喧嚣中亦有“真爱”的遗留,那种真爱超越了青春时期的单纯与淳朴,反倒是人世间难得的纯粹,它如同在一堆玻璃塑料中璀璨的钻石,有着浮华不能磨灭的坚硬质地。也许她并不相信,但不妨碍她在文本中刻意要营造、虚拟、建筑出这种纯粹之爱。从根底里而言,这种相信或者刻意的虚构有着浪漫主义的背景,回想一下朱灵境与关景恒第一次见面时,电光火石之间喧嚣的内心已经百转千回。这难免让人想起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9

本雅明在解读的时候指出正是在无名的“大众”当中的惊鸿一瞥是现代爱情的发生机制:“使城市诗人愉快的是爱情——不是在第一瞥中,而是在最后一瞥中。这是在着迷的一瞬间契合与始终的永远的告别。”10它指向于不稳定的瞬间,爱情不再具有超验与永恒的性质。就现实城市经验而言,两个陌生人的爱情原本应该止于此目光的交会,如同张英进所说“爱情似乎存在于偶然的领域中:只有当‘看到’它,只有当爱情的对象回应了主体的目光,从而确认了‘看’的动作时,才会体验到爱情”11。但笛安并没有让两个人目光交会,而是让他们彼此观察,甚至通过观察到的细节推测出对方的家庭,设想了未来的场景,这已经出离了波德莱尔的范畴,小说通过继续推进情节将偶然的遭遇变成了再次相逢,从而呈现情感凌乱的当代形态——要强行在偶然性中谋求恒久性,并通过婚姻给恒久性固化下来,而这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种自我矛盾的当代情感形态起源于镀金时代的都市所塑造的人为性质的关系,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使得人们从血缘、宗教、族群共同体中进入到自由契约为准的社会之中,在共同体的团结与个人自由之间发生了撕裂,麇集在一起的陌生人“要摹仿一种缺失的凝聚力,而同时,宗教、家系、团体的纽带,已经被由利益和矜持所支配的礼节所取代”,如同布吕克内所说:“一股史无前例的情感浪潮侵入了我们的社会,即便它之于真正的礼节就如同人造香味之于天然芬芳”,它表现为当代爱情的悖论式欲求:“同时拥有个人自治和集体凝聚力,而不放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12朱灵境和关景恒的感情正是如此:他们都很自私并且贪得无厌,浪漫的爱情与世俗功利意义上的成功都想要——文本中的朱灵境也许对关景恒的“成功”并没有那么热衷,但她同样在纯爱幻觉中试图让关景恒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她根本不知道谁是关景恒,她要的就是那个凤鸣路四号院的男孩子,她只要那个坐井观天的骄傲的男孩子”,108 页)。这必然会让他们遭受挫折,而外部语境的变化也使得关于爱情所对应的宏大对象发生了悄无声息而又义无反顾的转变:由“国家”(政治、社会、民族诸如此类)转向了“资本”(消费、娱乐、利益以及相关),而关系模式也由“对抗”变成了“媾和”。

当然,关景恒最终并没有成为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交易者,而不过是道德暧昧的走不出小镇经验、羞怯而向上的理想主义青年。通过机械降神式的结尾,叙述者给浪漫之爱保留了最后一线余地,真实的图景是他们或许还残存了一些对于真爱的幻想,但已经无意或者无力将之付诸实践,只是他们都或多或少贪恋着“那一点点的、片刻的欢愉”,那是“最后的去处”,这是面对无法克服的矛盾时的颓废?因为激情的消弭——浪漫之爱尚且残存着一些表现——并且让它变得不再纯粹(尽管主观上并不想让它掺和进来,但还是夹杂了世俗功利),对于真爱/纯爱来说是致命的。因而他们不可能走上决绝的、彻底的浪漫主义英雄式的道路,而改道而驰,奔向市民意识形态最集中的显现——认命、苟且、接受生活的不完满并寻找自我安慰的调剂(朱灵境与刘鹏之间发展出的友谊)。他们有着中产阶级的审慎,所以全然放逐了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浪漫美学敏感性与较之世俗而言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说朱灵境和关景恒是伟大浪漫爱情的一心一意的模仿者,但只体验到了无法承受的压力,最终只触及到真爱的破碎残片,看到爱情渐行渐远的身影,而他们则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与现存秩序之间达成无可奈何的和解。

毫无疑问,《景恒街》的爱情故事并不新鲜,此种普遍人性自古及今似乎并没有多大变化,变化的是环境,一个新兴都市、新兴行业、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生态环境。就像刘鹏所说:“什么叫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很简单,你记得,你直接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人群里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有骄傲,都有期待,也有对自己的怀疑,也有不切实际的盼望,还有对未来的恐慌……这些都是钱。人们都不承认自己不理智,但是别忘了,幸亏如此,你才能盈利。如果你说不出所有人共同的欲望,那就做到抓住所有人共同的软弱——你想象不到那些弱点能给你带来多少回报。”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情感经济和欲望经济的时代,关景恒设计的APP“粉叠”正是抓住了粉丝经济的要害——粉丝投射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到偶像身上,从而将自己的消费者身份转化为生产参与者,粉丝与偶像之间成为一种共同体。从表面来看,这种共同体的构成是由匿名大众的情感统合而成,事实上关最初确实是试图从情感生产中榨取利润,但这恰恰在根底里发生了自我悖反,他并没有对粉丝怀抱深刻的情谊——只是对自己的理想狂热而“贩卖自己的幻觉”,后者也一样,他们都是欲望的奴隶。正是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关景恒创业的失败——他误解了“粉叠”的实际影响力,并且在资金危机中遭遇一个成名之后的前粉丝白千寻在强大资本的支撑下报复性的恶意挤压。

所以,这个时代的创业已经完全不同于梁生宝时代立足乡村、改天换地的创业,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民营和三资企业的那种创业,而是资本与消费主义盛行时候的虚拟经济。这种虚拟经济一方面改写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描绘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结构,另一方面则让金融与资本成为凌驾于一切经济因素之上的权力主宰者。在这个权力运营图景之中,因为资本不提供价值观,不像梁生宝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改革开放时代的现代化那样具有凝聚性的共识,所以共同体无法形成。《景恒街》的三部分结构就围绕融资展开的,所有人物几乎无一例外没有实体经济从业者,他们或者是娱乐业者,或者是投资人,或者是新媒体运行者,全然不同于农业、工业的架构模式,也与传统的服务业拉开了距离。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符号与数字,这种后工业状态使得人们无论从生活到观念都充满了浮华的色彩,一个镀金时代的内涵与表征。镀金时代的特点是给无数普通人带来错觉,使得“他们相信自己身处于一个诞生奇迹的时期,既然幸运地生而逢时,说不定就真的能接住一点点‘奇迹’的火花的余烬”,见过太多创业者的朱灵境明白“虽然太多人都说想要改变世界,真正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一点的人还是很少的”,“看起来所有的事情都处于‘欣欣向荣’的区域,只是‘欣欣向荣’的隔壁房间,住的究竟是‘成功的幻觉’,还是‘真正的成功’,还是‘一个笑话’——没人想过”。

镀金时代表面的喧嚣与繁荣底下隐藏着巨大的不安和危机,就像《景恒街》自始至终的情绪结构一直是压抑与焦虑,偷情者担心东窗事发,恋爱者受制于职场潜规则,创业者始终要接受资本的拣选和挑剔,一个环节出错,泡沫般的繁华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事实上,即便小说中处于食物链低端的人也已经属于衣食无忧的阶层,他们的压力和焦虑就尤其具有时代症候。而所有的一切又都是在隐形的层面展开,一般人根本无从得知资本操作的方式,就像小说中的人物曾经无数次经过的景恒街,但是从来不可能进入到它的内心。笛安可能是将当下这种日常生活、感觉结构和市场运作的肌理写得最为恳切而富于质感的作家,丝毫不逊色19世纪那些典范现实主义作品中对于时代的描摹和时代精神的把握。

但笛安并没有塑造出典范现实主义所必然要呈现的人物形象——《景恒街》中的人物性格几乎都是没有变化的,从开场到结尾,人物经历无数事件,但并没有成长——那也不是她的诉求,事实上也不可能。现代主义以来的城市书写,主要塑造具有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气质式的敏感个人与匿名聚合的大众,工业城市的单调性与人们的多样性需求之间的冲突必然带来所谓的“向内转”,文学需要通过主观化的眼光来勾勒出城市的轮廓,并因为它与浪漫主义的血缘关系,那个城市之眼所见总是罪恶、弊病、颓败、污染与苦难。时至今日,北京已经进入到后工业与信息时代,一方面大众传媒塑造着城市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开启了隐形而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形态,“由于权力从幕后进行操作,城市的活动变得更为抽象的‘虚幻’。这样的城市,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心灵状态……城市就转变成一个神秘的场所: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占了主导,离奇的浪漫感变得过于夸张,城市开始变得只有纯文本的意义,它被每个个人所创造,然后又被解读”13。人在其中是一个非连续性的、被景观刺激的、超负荷的存在。《景恒街》于是只能是在没有先行理念的情况下讲述一个真切的故事,文本自身独立之后衍生出始料未及的效果,人物和故事的重要性最终让位了城市本身,如同标题所显示的,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新时代北京空间。

此时的北京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文学书写中,那座带有资本主义新兴时期生机勃勃特征的“轮盘赌城市”,东三环充斥着跃跃欲试要出卖道德和良心获利的外省青年;也不是新世纪之初因为迅速的贫富分化而造成的底层修罗道场,大厦阴影处和五环外遍布着蚁族和漂泊者;那些表述、隐喻和形象至今依然游荡在各种平庸的作品之中。笛安的北京褪去了市场经济兴起与消费主义震惊给城市文化所带来的粗鄙与刻奇,此时符号性消费已经日用不知,成为内外一致的日常生活。景恒街是一个中产阶级区域,如果它不是城市的大脑,那至少是心脏,以资本隐秘而有力的勃动为四通八达的经济毛细血管输送血液。她无意中揭示了城市化和新经济进程中的秘密,城市以其巨大的吸附力,让来自小城的青年男女投身其中。尽管“这城市的内核永远冷硬,烈焰与烟花都奈何不得。有多少璀璨的灯火,就有多少无所谓的苟活”。但是一拨又一拨寻求理想和成功的人前赴后继而来。

关景恒这个前程序员在选秀的舞台上短暂获得过“成功”,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真正的艺术家,他只是不小心捡起了上帝从指缝间滑落到草地上的才华。他懂得这个礼物的珍贵,却并没有被赋予‘创造’的任务”,昙花一现之后试图将残存的象征资本转化为价值,他的创业却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金钱的成功,而是希望实现粉丝与偶像之间共同体的梦想,进而成为一种商业模式。模式意味着语法和范式,他的野心不可谓不大,让人想起近期马拉的一个中篇小说《创业史》,其中的创业者也是在一直寻找建立新型的商业模式,在流动不已的时代中,落伍的恐惧促使主人公像一台追新逐异的永动机14。但是我们时代的“成功”定义被狭隘化了,小镇青年上升的渠道和空间极其狭窄,路上险阻重重,注定了理想主义的幻灭。小说中叙述者有一段颇为悲怆的议论:“奋斗得来的成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哪怕你只拥有过它短短的一年、半年、三个月——你都意味它永远不会消失,你都意味你配得上拥有这些。”关景恒的单枪匹马让自己最终成为类似“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般的存在,也印证了理想主义的个人奋斗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这直接影响到他与朱灵境的情感与婚姻生涯:工作处所与生活处所、办公室与家连在一起并不是构成了两者的和谐,而是让捉襟见肘的现实取消了“家”的存在以及与“家”相关的一切日常生活与本能情感——关景恒的所有时间都被资本的深渊吸附,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余裕给他与朱灵境的私人关系。

桑内特在其回顾西方城市文明史时的理念设想中城市的形式应该与身体的感受向一致,然而对于北京这样历史遗产过于沉重、同时又飞奔进入景观化的城市而言并不能够实现,因而“景恒街”实际上是城市中的抽离部分。那些前代作家笔下津津乐道的物理建筑、道路、景观与民俗全然退出,留下的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背景,而真正呈现的城市体验是速度感:无论是情感的还是理性的,资本的还是权力的,它们无法固定下来保持稳定,而总是充满无法预测的变数,突如其来,没有预留下缓冲的余裕,这倒也印证了桑巴特的话:“当都市空间的功能办成了纯粹涌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15这个驾驶员显然驾驶的不仅仅是汽车,也是资本和爱情,并且让爱情在资本笼罩性的威权之下岌岌可危。小说的开头就是朱灵境从机场打车走在空旷的东二环上,那个畅通无阻的北京是大年初二特殊时间的特殊景象,就像她心有所属的真爱,也是一个“梦境”般的存在。

“北京本来就只是一个强撑着装作纸醉金迷的城市而已,从未真正做到过醉生梦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奋斗者能真的拥有它,他们最多能拥有的,是那种‘拥有它’的错觉。日子久了,活在幻觉里的人见多了,这城市其实也很寂寞。”镀金时代的城市之心,既有冷酷理性也有纯真之爱,既有理想情怀也容纳世俗烟火,作者无法跃然众人之上,她所能做到的是让情感的体恤慰藉失败者的灵魂,那也许是在迅疾变化的历史中卑微个体所能切实把握的脆弱的稻草,不动声色之间可见时代运行的轨迹、社会转型的风貌与情感结构的变迁。这是情感的救赎,也是小说的想象;是笛安的悲悯,也是她的局限。

她所没有能够明示但已经蔓衍在文本中的是一种吉登斯所谓的“融汇之爱”,这种爱与浪漫之爱有所不同,“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即激情之爱的投射认同,这种认同作为手段,使投射性伴侣彼此吸引和相互联系。投射在此创造了一种与他人共命的一体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气与女子气之间的既成差别又强化了这种一体感,伴侣的每一方都在互为反题的意义上得以定位”,而“融汇之爱”则是向他人敞开自己,“乃是投射性认同的反面对立物,尽管这种投射性认同有时也给这种融汇之爱开辟了通途”16,融汇之爱积极主动又偶然飘忽,其对象并没有特指性,并且也并不一定发生在一夫一妻制当中,甚至不发生在同性之间。朱灵境与小雅、文娟之间看上去塑料花式的姐妹情未尝不带有此种意味,甚至她与刘鹏的友谊,也触及到融汇之爱的边缘。从这意义上来说,当小说结尾以心理对话的形式讲述朱灵境贪恋着“那一点点的、片刻的欢愉”,就不再是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处理的对于世俗与世故的悲悯,而展现了镀金时代分崩离析但又有所不甘的城市之心。

《景恒街》在批评界并没有引发太多正面评价,因为它看上去如同一个八点档的通俗情节剧;而在笛安此前写作积累的粉丝那里也并没有收获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从中找不到自己期待的眼泪和认同了。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将它作为当代都市情感的一枚切片,从中窥测那颗幽微难测的心灵,如何摇摇欲坠、踽踽而行,脆弱又坚韧。

注释:

1 16 [英]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0、81页。

2 Albert O. 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Its Triumph ,中译本将Passion 译为“欲望”,但从思想脉络来看,“激情”更符合其本意。参见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成伯清对此有所讨论,参见《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4 页。

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5 页。

4彭小妍发现,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人用中文转借过来的“爱”字来翻译“love”和“tolove”,并且通过“恋”与“爱”的连用,净化了日本俗语“恋”字本身的粗俗意味。彭小妍:《一个旅行的现代病——“心的疾病”、科学术语与新感觉派》,《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

5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3 页。

6李海燕:《心灵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2—323 页。

7 刘大先:《新城市青年的情感结构——论马小淘的自我做戏与内倾反抗》,《当代文坛》2017 年第5 期。

8笛安:《景恒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 页。后文设计该书引文,只随文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标注。

9 [德] 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5 页。郭宏安译为《给一个过路的女子》,译文也颇有不同。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1 页。在城市体验上我认为钱译更能传达那种稍纵即逝的瞬间感受。

10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第140 页。

11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4 页。

12[法]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爱的悖论》,董子云、朱•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0、211 页.

13[美]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78 页。

14刘大先:《时代精神与微观历史》,《青年文学》2018 年第11 期。

15[美] 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第4 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