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来枫林时，舒昌民还是三十二岁。他住在李家旧屋。他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口琴。舒昌民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灵溪乡望族舒家，家庭富裕，饱读诗书，十八岁时去广州，做英文俄文翻译，出入各国领事馆。

一九五一年，舒昌民的父亲舒客卿因罪被捕。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执刑人从黄沙塘监狱拉出舒客卿，验明正身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架上囚车，拉到丁家洲刑场，枪决。刑场人山人海，里外围了十几圈看热闹的人。枪决后，通知舒家来人收尸。家人连夜掩埋，坟头也没留。此时，舒昌民正在南下的火车上。舒昌民作为人民军队新兵的一员，即将奔赴大西南，开展革命工作。到了广州火车站，舒昌民被通知遣返原籍，参加集体劳动。

李家旧屋有一个天井，天井进去，有长条厢房。右边厢房有五六间。左边厢房只有两间，内屋后，是一个小院子和牲畜圈舍。舒昌民和昌书一家住在左边厢房。昌书牛高马大，不识几个字，做事糊涂，有一身用不完的蛮力。夜边，舒昌民端一条椅子，坐在天井边，拉二胡。他每天都要换洗衣服，蹲在溪边的石埠上，用手一遍一遍地搓，用油茶饼或皂角叶去污。拉二胡，他换上半长的蓝布褂子，膝盖上盖一条毛巾。他拉的二胡，让听的人，很是伤心。尤其是女人。听得伤心的女人，觉得舒昌民让人怜惜，便给他编手套纳布鞋缝袜子。确实，舒昌民被很多女人喜欢，但从来没哪个女人敢走近他。

李家子嗣繁衍如大蒜，一年旺六个八个，旧屋住不下人了，舒昌民没了去处。

正山被捕之后，东珠带着两个女儿，生活没了着落，用半边老屋做豆腐坊，夜里磨豆子，早上卖豆腐。一九五八年“入食堂”，豆腐坊也关了，东珠像男人一样到生产队出工下田种稻。东珠苦得舌头生疮，呼出的气一阵阵鸡屎臭。没了去处的舒昌民，便住在空出的豆腐坊里。

东珠是村里的一枝花，一枝盛开的玉兰花。她是村里最美的女人。她孩童时，和她姨娘学过三年的弋阳腔。她姨娘是当地班社里的旦角。东珠能唱连台大戏，如《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目连传》《封神传》，也能唱传奇，如《古城会》《定天山》《金貂记》《珍珠记》《卖水记》。她有一双丹凤眼，菱角脸，唇薄但唇珠饱满，眉黑。生产队出工了，舒昌民也带一把二胡去。在休息的档口，舒昌民拉二胡，东珠唱戏。在田畈的草皮滩上，唱得好不热闹。她折一朵荷叶当绸扇，撩起衣袖，有板有眼唱戏。她唱两句戏词，望一眼舒昌民。舒昌民侧头望她，微微笑。

没唱完的戏，没拉完的曲，他们回到老屋里续上。老屋有一个露天的四方天井，摆上竹椅子，顶着月光唱。邻居也端来矮板凳坐着，看他们唱戏拉曲。在东珠奶奶七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常见她：娇小匀称，眉额较宽，穿斜襟的蓝布衫。

借住没两年，他们便结婚了。舒昌民和东珠生的二女儿，和我同年，在小学时，也和我同班。他的二女儿叫凤美，皮肤白皙，个高腿长，也是一双丹凤眼。夏天，她穿一条水蓝色的连衣裙，像一朵水莲花。她胆怯，不怎么说话，放了学，拽着她父亲的衣角回家。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我读四年级，学校突然要开英语课，请代课老师。村里有三个人能讲英语，一个是许农，一个是舒启列，一个是舒昌民。许农还是个单身，说话有些结巴。以前，他是个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一九六七年，他受到了惊吓，说话开始结巴。舒启列有眼疾，一只眼睛始终朝天看，走路也佝偻着身子。学校选了舒昌民教英语。似乎没教几年，他又被辞退。辞退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凤美读完小学，便留在家里砍柴打猪草，我也再没有见过她。村里有几个后生爱慕过她，其中有一个后生叫良山，和凤美谈了一年多的恋爱，还帮她家挖过田割过稻子，最后也没成。舒昌民想留着凤美招个上门女婿，可良山的父亲，怎么也不答应。良山的父亲说：“我生个儿子，即使打单身，也不做别人的儿子。”凤美在村里待不下去，去了浙江义乌一家制衣厂做工，认识了上饶市郊筲箕坞的后生，便和他结了婚。舒昌民也不答应这门婚事，凤美背起包裹一个人去男方家。男方觉得这个岳丈看轻自己，便几年也不去枫林一次。这让东珠很是后悔：良山是个多好的后生呀，即使不招亲，但他是本村人，彼此照应一下，多方便。

十几年前，我听说凤美和她老公，在上饶市光学厂小吃街做包子卖，生意很火。包子铺在老凤凰路口。这地方，我常去，可我怎么也看不出，哪个卖包子的女人是凤美。隔了几十年没见的人，又怎么认得出呢？人在生活中，会无声无息失踪，他（她）的气息，他（她）的模样，他（她）的想象，他（她）的脾性，像水泡一样炸裂，变成水沫，无影无迹。

其实，舒昌民之前一直在村里教书。他教夜校。他来枫林生活不到半个月，发现村里识字的人不多，有高小文化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他和大队提议，在全家祠堂开办夜校，按生产小组，组织青年人学知识。大队领导爽快答应了这件事。舒昌民白天种田，晚上教识字课。直到一九六六年，识字课被迫中断。

一九六七年春始，至一九六七年冬，舒昌民没出过房门，不剃头，不刮须，不洗澡，不晒太阳，不拉二胡，不吹口琴。吃饭，都是东珠送进房间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资本论》（全译本），都被他翻成了毛边。《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全集》，他倒背如流。谁也不知道，舒昌民为什么不出房间。东珠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女儿，在大队里干活。她像一个男人，虽然个子娇小，但敦实。她打一双赤脚，卷起裤腿，腰上扎一条汗巾。她剃男人一样的平头，戴一顶尖帽斗笠。抛秧，栽田，打农药，割稻子，没有她不会的。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粮的。年年分到她手上的粮食，都不够吃。她带着女儿，去燕坞垦荒，种红薯种玉米。燕坞离村里，有五里山路。下雨天，生产队不出工，她带着女儿去种荒。舒昌民成了一个活在村里又消失在村里的人。有人去东珠家里坐坐，站在房门叫舒昌民：“舒先生？舒先生？舒先生！”他也不应答，坐在躺椅上头也不抬，继续看书。头一年，村里有人怀疑舒昌民死了。他可是个爱游泳的人。刚来枫林那几年，他天天去饶北河游泳，刮风下雨落冰雹降大雪，他都要去河里。他用雪抹身子，浑身抹得通红，哈哈，使劲叫几声，站在高高的石埠上，跳入水里。噗噗噗，钻出水面，他口腔里射出一股水。

可一年了，他也没去过河里。他不去游泳也不去摸鱼。是不是死了呢？有人在背后议论。有人问东珠：“舒先生是不是回灵溪不回来了？”东珠瞪起眼睛：“他是我男人，他在灵溪又没女人。”老屋有一个大厅堂，以前，东珠都把衣服晒在厅堂。她把晾衣竿靠在屋外的廊檐下，把舒昌民的衣服晒出来。路过她门前的人，看见男人的衣服，嘟囔一下：“舒先生这么爱干净，没下田，还三天两天洗澡啊。”

在和舒昌民结婚之前，东珠在村里有过比较多的传言，说她和某某男人怎么样。说得还不止一个。打猎的辨毛说得活灵活现：在煤山后的茶叶地，东珠和弹棉花的老八，把蓑衣摊在地上，两条蛇一样纠缠在一起。和舒昌民结了婚，再也没了关于东珠的风言风语。东珠晒得皮肤黝黑，手指糙得像老虎钳。她弓腰驮着木柴，蹲着身子抱泥浆团。水田是泥浆田，积水无法排泄，人得把泥抱出来，形成排水沟。人陷在泥里，下半个身子都泡在泥浆里。抱泥是最累的体力活，有一身好体力的人干的。东珠也去干，干一天，多挣点工分。生产队长看不下去，跑到舒昌民家门口骂：“舒昌民，你盐油（饶北河流域方言，盐油即蜗牛肉）躲在壳里，是个活死人，东珠整天泡在烂泥浆里，你也不痛惜，你这个活死人，你有一口气，你给我滚出来，滚到田里去。”舒昌民也不应他。东珠拉着队长的手，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的命就是照顾他的。”

第一次走出房门，没几个人认出舒昌民了。他的头发一直散披到了腰上，皮肤泡了水的馒头一样惨白，嘴唇没什么血色，手指纤细，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又穿起了民国时期的长衫，青蓝色或麻白色或浅灰色。他不谈论自己的父亲，似乎父亲是一个和他完全无关的人。他也不谈论自己年轻时在广州时的事情——虽然那些风流韵事，我们广为熟知，他曾无数次谈起——越来越遥远的事情，会接近遗忘；即使不是遗忘，也是被血肉裹起来了，成了肉身的一部分。也或许，人是因为遗忘，才可以慢慢活下来，活出草木一样的颜色，草木一样的浆汁。

像一个大病的人。他下不了田，在生产队记工分记账。生产队有简易的屋舍，屋外挂了一个高音广播。他负责播放广播。他慢吞吞走路，晃着身子。大概过了一年，舒昌民恢复了正常人的状态。也是从那个时候，东珠有了口头禅：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她和人说话，第一句就是菩萨保佑，最后一句也是菩萨保佑。

河在村前，一直弯来绕去。像一个时间的线圈。河似乎遗忘了岸边还有人世间，也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世间。饶北河一圈圈地打开两岸，打开四季，打开睡袋一样的天空。檫树开出了春天第一朵花，接着，开出了满树的花，黄灿灿，碎金一样。矮鸥沿着蜿蜒的峡谷，飞来了，嘎嘎嘎，叫得人心尖颤抖。哗啦啦的春水，流了出来，从草根里，从瓦垄里，从石缝里，从眼窝里，从散开又合拢的鸟群里。田畴成了泱泱草泽。亘古的春雨，使大地一再兴盛繁茂。亘古的秋风，使大地一再衰竭荒凉。河水浅下去，草黄上了岸，瑟瑟的芦花一低再低。大地一天比一天荒凉，直到被大雪覆盖，四野苍茫，灵山只剩下一团雪雾。

初来枫林时，舒昌民在河渡口栽了一棵樟树。栽下去的树苗只有筷子粗。他想看看，树多高了，树多粗了，自己才离开枫林。他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在南京读过三年大学，在广州做过翻译，在上海做过翻译。他去过无数个城市，枫林这个小山村，他从来没想过会在这里生活。他一直不结婚——不知道自己将来生活在哪里。他和东珠结婚时，他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永远无法摆脱。那是他看不见的东西，也是他的另一个肉身。那个肉身更重更沉，像一具僵尸。

一九八二年冬，生产队解散，改为村委会。村委会组织各生产小组人员，丈量了全村所有的山塘田地，登记造册，实行承包生产责任制。一九五八年移居枫林的人员，实行自愿的原则，愿意留下的，按原住村民待遇，分山分田承包生产；愿意回原籍的，村委会出信函证明。

舒启列的二儿子全家，回到了灵溪。他大儿子已在枫林入赘安家，三儿子刚刚结婚。舒昌书一家回了灵溪。舒启洪病死多年，三个儿子留了下来，小儿子六岁的时候，被人从河边拐走。陈敏荣已死三年，孤儿寡母留了下来。余上庐留了下来。许农、王金星、王金俄，回了王东风。

我出生时，因母亲缺奶，我拜过奶娘。我奶娘就是王金星的老婆。一九八三年正月十三，蒙蒙细雨，冰凉透骨，在货车斗上，我缩在一张床板下面，去沙溪镇王东风村。奶娘迁离枫林，我送她。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饶北河上游的盆地。到了沙溪，我整个人都冻僵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铁路，看到了火车，看到了起伏有致的信江沿岸的丘陵地带。二〇一三年秋，八十八岁的王金星患直肠癌去世，我去奔丧。王金俄的儿子德叔，一眼认出我。他是沙溪一带有名的风水先生。许农已九十六岁，正在稻田里，一个人割稻子。

留下来的，还有舒昌民。他有自己的家乡，百里之外，并不遥远。来了枫林之后，他却一次也没回去。一个没有坟头的坟，在他心里，像一块埋在地下的碑。

一九八六年初秋，上村来了一个人，驼着背，脸纹如瓦缝，头发只有一层白白的毛碴，嘴唇有一条红肉翻出来的刀疤。他拎着一个蓝布的包袱，劳动布的蓝衫洗得有些发白，衣肩打了方块的浅棕色补丁。他的左手缩在衣袖里，手掌内弯，五指内屈。他站在东珠家的外天井，站了好久，望着屋里坐在椅子上喝茶的舒昌民。这是一个面生的人。秋天落日的余晖，洒在灰扑扑的天井里，洒在陌生人的身上。他的身上散发一种咸鱼的气味。他站了一会儿，泪水慢慢流了下来。挂在屋檐的一串串红辣椒，已变干变瘪。晒衣竿上两件旧衬衫，空荡荡，被风吹得唰唰响。水坑里的溪水在石板下，呜呜呜地轻叫。不远处的饶北河，一阵阵晕黄。陌生人叫了一声：阿姆，阿姆（吴方言，阿姆即我妈）。无人应答。他跪在了地上。

陌生人是正山。他已七十二岁。他的面目已完全改变，无人认识。他的口音夹杂着景德镇方言、含混不清的普通话，以及郑家坊方言。余家的族长放了圆匾大的鞭炮，用柚子叶给正山洗了身，哆哆嗦嗦地说：“人回来了就好，你还是余家的孩子。”

老屋里，还余了一间厢房，原是堆放杂物的，东珠把杂物清理了出来，让正山住了进去。正山已无法劳动。过了半年，他卧床不起。他得了很厉害的风湿，脚下不了地。舒昌民料理他，背他去河里洗澡，熬粥给他喝。邻居对舒昌民说，你人好，长年照顾一个不相干的病人，不发火，不怠慢，比胞兄弟还好。舒昌民说，我理当感谢正山，正山不杀人，东珠怎么会成了我老婆，没有东珠我没有家，我得把正山当菩萨供着。熬了两年多，正山熬不下去了。舒昌民给他喂粥，他翕着嘴唇，看着舒昌民，白白的泪水流下来，泪水干了，头歪在靠垫上。

正山过世没几年，东珠也过世了。

人，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命运的安排。尤其在个人无能为力的年代。命运是一把看不见的西瓜刀。谁也看不见那个握刀人。

有的人，命带黄连，特别苦。凤美的妹妹裳美，即舒昌民的小女儿，留在村里招亲。入赘的人，是上田山人，姓吴。上田山是一座高山，有三十几户人家，交通不便，后生很难娶亲。吴家有三个儿子，老三是个阉割师，阉牛阉猪阉鸡阉鸭。他骑一辆海狮牌载重自行车，背一个红紫色的阉具箱，在各村转来转去。阉一个猪卵两块钱，阉一个鸡卵或鸭卵五毛钱。他也阉狗卵，把狗吊在树上，四肢用绳子绑起来，狗头套在一个黑色布袋里。阉刀长约十五寸，材质为铜合金，有弧形的尖刀头，背部有一个豆角形的凸角。他用酒精棉在刀锋上，来回抹一遍，插入狗的隐秘处，血射出来，射到他脸上。狗汪汪汪汪，往死里叫，四肢僵直。把狗卵割下来，扔进一个玻璃罐里。玻璃罐有土烧酒，血丝在酒里漫散开来。他把割下来的卵，带回家吃。

舒昌民家有一只猫咪，叫得让人惊恐，喵——喵——喵——，屋顶上叫，窗台上叫，饭桌上叫；白天叫，晚上也叫。舒昌民有间歇性失眠，每到初春，睡不好。猫叫得他心烦。他请来上田山人阉猫，说：“这个猫，特别会叫，周围又没公猫，叫了半个多月，老鼠也不去抓，箩筐都被老鼠啃破了。”阉了猫咪，两人在喝茶。裳美正在水井边，翘起丰臀，浆洗衣服。裳美说：“你们在作恶，猫咪天生就是要叫春的，不叫春，哪叫猫咪呢。”

一碗茶喝完，两个人把话说到一块去了。阉割师傅说，上田山太高了，偏僻，不想在山里生活。舒昌民说，枫林好啊，来枫林啊。

这样，上田山人入赘了舒昌民家。过了两年，裳美生了白胖胖的儿子。孩子长到五岁了，上田山人死于意外。有一次，他去彭家坞阉猪，东家客气，留他吃晚饭。他喝了一杯酒，回枫林。彭家坞到枫林，要过一个水坝。他推着自行车，脚有点浮，跌下坝，浸溺在水里，自行车压着他。

上田山人意外死亡，舒昌民格外难过。他喜欢这个女婿，女婿虽然挣不了什么钱，但为人热心，活泼，爱逗老人高兴。

枫林有一个叫乐家的小村子，早两年乐家三图师傅的老婆去义乌做工，再也没回来，跟一个湖南人跑了。三图做面条卖，一个摇面机，一年摇四万来斤面，面是粗挂面，包装简单，但面条下水即软，劲道不错，好吃。村人都喜欢吃他做的面条。三图托开店的茅梁做媒，去舒昌民家说亲。舒昌民同意了，裳美也同意。但村里人不怎么看好这门亲事。三图有家，裳美又不可能离开娘家，两家人怎么一起生活，是个困难的事。两人生活不到半年，有了很多争吵。虽然是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但没吃一个锅里的饭。裳美也顾着娘家，三天两头从三图手上拿钱，三图哪有那么多钱呢？三图没及时给钱，裳美便生气，不来乐家，变得夫妻不像夫妻。

两人在一起生活，没三年，也就散了。两人合不来，还有一个原因：舒昌民不怎么喜欢三图。三图有些木讷。做面条也是花功夫的活儿，摇面，晒面，收面，切面，卷面，很费时间，做了一天的面，人也累，不愿动，去岳丈家里也不多。虽是一个村，一个月也去不了三五次，舒昌民内心很失落。舒昌民想，女儿留在身边是为了防老，做新女婿都不愿来，以后更不会来。有了想法，他在裳美面前嘀嘀咕咕。裳美也不是很喜欢三图，每次上了床，她会想起阉猪的先夫。上田山人体格强壮，把裳美折腾得筋疲力尽。裳美就喜欢筋疲力尽后昏昏睡去。三图还没开始折腾，便倒头呼呼大睡。

岔里有个男人，和裳美一起在郑家坊读过初中，隔壁班，读书的时候，彼此很熟。因女方不能生育，岔里的男人离了婚，上门做了舒昌民的女婿。可结婚没半年，又死于意外。岔里是上乐公路边的一个小山村，在盘山公路急速下坡拐弯的地方。弯道弧度大，外地货车司机不熟悉路况，易翻车，每年发生三五次翻车事故。冬天了，裳美的男人去岔里挖冬笋。竹山就在拐弯处的坡下。他挖笋的时候，一辆拉氯气的油罐车侧翻，氯气散了出来，噗噗噗。挖笋的男人死得无声无息，全身发黑，死得好冤枉。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死了两个男人，离了一次婚，村里人便说她是个克夫命。再也没哪个男人，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何况裳美还带着岔里人的遗腹子。七十多岁的舒昌民，又操起锄头下田。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村里的老房子一年年在拆。

村里没几栋老屋了，裳美也想建房，两个儿子春笋一样往上长，眼巴巴望着别人的楼房怎么行呢？

虽说是没有老公的人，裳美还是积了建房子的钱。至于这些钱怎么积的，村里有很多说法。一个没外出打工，又没做生意的寡妇有了建房子的钱，里头的说法，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完。地基是自己的，钱是自己的，可房子一直建不下去——余家人不同意。余家有几个老人说：一个移民的女儿，在村里建房子，可不行。

东珠毕竟做过水银十来年的三奶奶，虽然东珠已死了多年，但情分还在，再说，舒昌民是一个多好的人啊，在枫林义务教了那么多年夜校。水银把几个不同意建房的老人，请进家里。水银说：“舒昌民先生在余家建房子，我们竟然不同意，我们还同意什么人来这里安家呢？舒先生积言积德，这样的人，通枫林只有一个，我们要好好敬重。”

房子最终建了下去。可以建下去，倒不是水银说了什么话。不同意舒昌民建房的人，都是想霸占老屋地基的人。有贪心的人，女人有自己的办法解决。大嘴巴把这个话，说得特别恶毒，说：“筷子筒插一双筷子，是筷子筒，插二十双筷子，还是筷子筒。”

这是村里最后一栋老屋拆除，建了新房。请酒是大喜事。大喜事得打麻子粿。在大厅，在院子里，摆上十几桌，请乡邻亲友吃麻子粿，喝土烧，也是体面的事。舒昌民吃汤圆一般大的麻子粿，吃了两个。麻子粿糯香温黏，老人吃第三个，麻子粿噎在喉咙里，下不去出不来。老人憋红的脸，慢慢变白，眼球凸出来，手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衣袖，两脚慢慢伸直，没过两分钟，老人已无鼻息。

◇傅菲

本名傅斐，散文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河边生起炊烟》《我们忧伤的身体》《木与刀》等十余部。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