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以上海这一特定区域为表现对象的一种小说创作思潮的生成，乃是文学界一大引人注目的现象。只要对近些年来，小说领域内上海作家的上海书写有所关注，即可以知道，除了金宇澄那部横空出世，甫一问世便获奖无数的《繁花》之外，包括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夏商的被誉为浦东地区“清明上河图”的《东岸纪事》、文学批评家吴亮的《朝霞》，前《萌芽》编辑傅星的《怪鸟》，连同禹风的《静安那一年》在内，所有这些以上海为主要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接二连三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文学界一股特别强劲的“上海旋风”。毫无疑问，如此一种创作现象的生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文学界业已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王安忆一家独大的基本格局，其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和低估。

我们都知道，在约定俗成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阶段，作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文化中心，上海的文学创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片特别繁荣的景象，几乎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然而，或许与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更迭演变有关，进入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时代之后，虽然在很多时候上海仍然也被称作是一个文化中心，但最起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完全可以说上海作为中国文学半壁江山的地位已然风光不再。如果说“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如此一种草木凋零情形的生成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文革”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万物复苏的新时期文学阶段，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似乎仍然一直是王安忆一人独大的情形，就无论如何与上海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明显不相称了。

唯其如此，我们所描述的这一自2010年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文学界“上海旋风”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便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虽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简单断言上海已然恢复了它曾经在中国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但最起码，这一“上海旋风”的形成，却标志着上海正在为重新成为“文学之都”进行着积极的努力。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上海旋风”文学现象代表性作家的社会身份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除了那位长期坚持小说创作的先锋小说家夏商之外，吴亮是资深的批评家，《朝霞》是他涉足于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金宇澄和傅星均属文学刊物的资深编辑，他们两位此前虽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涉略过小说创作，但很显然，《繁花》和《怪鸟》乃是他们暌违小说创作多年之后重操旧业的结果。但不管是吴亮，还是金宇澄与傅星他们两位，倘若从年龄构成的角度来说，在他们写出这些影响殊为广泛的小说作品的时候，他们的年龄都已在六十岁之上。用中国人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他们都已经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之中。依照一种流行的观念，中国作家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乃是他的青壮年时期，很少有中国作家能够把他的创造力一直保持到进入老年阶段之后。但近些年来文学界“上海旋风”这一现象的生成，却在某种程度上强有力地打破了这种小说创作上的年龄魔咒。对于这种文学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来加以评价。

在这一文学现象级的“上海旋风”中，海外作家范迁以其长篇小说《锦瑟》（载《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秋卷）的加盟而特别引人注目。说实在话，在读到这部《锦瑟》之前，我对于作家范迁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有借助于百度百科的帮助，我才对范迁的情况略有所知。却原来，出生于上海的范迁，早在1981年的时候就已经去国，远赴异国他乡了。早在《锦瑟》问世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有包括《桃子》《古玩街》等在内的很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行世。已经创作有如此之多的小说作品，但我却一无所知，这种现象的生成，一方面固然说明着我个人阅读视野的狭窄，但在另一个方面，恐怕却也多少说明着范迁此前小说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相对有限。不管怎么说，虽然我自己因为没有阅读过范迁此前的小说，所以没有发言权。但反过来从社会影响的层面来说，范迁小说缺乏相应的影响力，却也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唯其如此，对《锦瑟》的阅读才让我倍感惊艳。一种直觉的判断就是，无论范迁之前是否写出过优秀的小说作品，最起码，凭借着如此一部厚重犀利深刻的长篇小说，范迁完全可以确定他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某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只要是熟悉中国文学史的朋友，就都知道，“锦瑟”乃是与唐代一位杰出的大诗人李商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语词。粗略想来，范迁之所以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锦瑟”，大约有这样几重意味蕴含于其中。首先，正所谓“欲与天公试比高”，虽然各自的文体判然有别，一为诗歌，一为小说，但范迁有勇气让自己的作品与早已脍炙人口的经典同名，在向李商隐表示充分敬意的同时，却也隐隐约约地表现出了向文学经典挑战的意味。

其次，范迁之所以要以“锦瑟”来命名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乃因为其中的男主人公“他”以及另一位地位重要的女主人公珏儿，都是李商隐的热爱者。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第一章“一个千疮百孔的夏季”中的第六节，“他”曾经和珏儿一起讨论交流过关于李商隐的问题。在意外目睹到“他”所书写下的书法条幅之后，珏儿开始了和“他”的交流：“在众人的七嘴八舌中，他瞥见珏儿朝他看来，眼中有赞许的神色，一笑问他：‘哎，你喜欢李义山？’”“他点头。”“珏儿说：‘我也喜欢他，在唐诗三李中，李白最豪放，李贺最婉约，李义山是最沉郁的一个。可惜只活了四十岁。’”“他问道：‘你最喜欢他哪一首？’”“珏儿略一思索，说：‘大概是那首“锦瑟”吧。’”“他心里一动，老道所说的‘双玉相碰，琴瑟之合’言犹在耳。‘锦瑟’也是他最钟爱的唐诗。料不到珏儿也喜欢这首，真应了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恍然觉得：他俩如两个相距遥远的星球，慢慢地趋近，交汇之点就是‘锦瑟’。”紧接着，在围观众人的要求之下，“他”龙飞凤舞地一连写了三张李商隐“锦瑟”的书法条幅。然后，又是一段与李商隐有关的评述文字：“李商隐诗句的基本特点本来就是压抑又华丽，用行草来表现就是由静及动，动极归静的过程。第一张是一气呵成，虽有几个字写得稍微突兀，但不妨整体气势。第二张与第三张就有点一而再鼓，再三而竭之感。”除了此处关于李商隐的集中讨论交流之外，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叙述者也常常会恰如其分地穿插运用李商隐“锦瑟”中的相关诗句。比如，就在第三章的第三十六节，叙述到“他”和珏儿一起去埋葬汤姆的骨灰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诸如此类的叙事话语：“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他的人生，会有什么值得思念的华章？不错，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政府的部门中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有一份过得去的薪水，还有，他娶了心仪的女人，他的人生比对面的两个乡下人好到不知哪里去了。”但就在如此一种人生感慨发出不久，另一种看似相反的感慨也就又随之生成了：“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喔，不是每个人生都是有华年的。生命永远都是未知数，诡谲而诱惑，细微而巨大。”

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范迁非常巧妙地借助于对李商隐“锦瑟”这一语词的征用，暗示给读者一种有效地进入并理解自己这部长篇小说的理想路径。《锦瑟》作为李商隐的代表作，以其最难索解的主题多义性而特别引人注目。既有人认为是写给令狐楚家一个名叫“锦瑟”的侍女的爱情诗，也有人说是睹物思人，写给亡妻王氏的悼亡诗，也有人认为是一首咏物诗，还有人指其为一首影射自己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政治际遇之作，等等，可以说是不一而足。事实上，正如同西谚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或者我们的古人也说“诗无达诂”一样，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主题内涵的多义性，乃是理所应当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其实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给出某种关于李商隐《锦瑟》的定解。又或者，从一种优秀作品多义性的角度来说，《锦瑟》的多义性本身，反过来其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经典诗作拥有着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一方面，理想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本身，就要求着主题内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来自于李商隐诗作的小说标题“锦瑟”，也强烈地暗示着这部作品多义性。以上两个方面合二为一的一种结果，自然也就是范迁这部同名长篇小说主题多义性特征的必然具备。

具体来说，正如同李商隐《锦瑟》一般既会被认为是爱情诗，也会被认为是悼亡诗，更会被指认为是政治诗一样。面对着范迁的《锦瑟》，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从“爱情”、“悼亡”以及政治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理解分析。首先，是“爱情”，男主人公“他”，与珏儿、恽姐之间的情感纠葛，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缠绵悱恻。其次，是“悼亡”，到文本结尾处，小说中先后登场的几位主要人物，比如“他”、珏儿、汤姆、甚至包括褚君山与毛姨这样带有跑龙套色彩的人物形象，也都逐一不幸弃世命赴黄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迁的《锦瑟》，当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带有突出悼亡色彩的长篇小说。第三，或许也与作家写作时所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关，我们发现，与李商隐或者更多地将自己的写作重心落脚到“爱情”或“悼亡”的层面有所不同，到了范迁这里，作家的书写重心却明显不过地落脚到了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他”与社会政治之间既疏离对抗却又不能不依附于其上的那样一种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关系的书写与表现上。请注意，笔者撰写此文的意图，并不是要否认其他主题内涵的客观存在，只不过是试图在比较的层面上更加突出其政治性主题的重要性而已。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在经过了一番并非不必要的踌躇之后，我才最终把此篇文章的标题确定为“大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精神世界”。事实上，也正从这种意义层面上，在先后两次深度阅读范迁《锦瑟》的过程中，我才会不由自主地把它与苏联时期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名作《日瓦戈医生》联系起来。我注意到，范迁的这部《锦瑟》在《收获》杂志发表后，坊间曾经有不少文学批评从业者把它与金宇澄的《繁花》联系起来做一种比较谈论，但在我看来，除了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均为上海这一特定的大都市之外，二者其实并不存在多少可比性。在我看来，若非一种故意的躲闪与回避，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文学批评从业者的艺术审美能力出现了问题。忠实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部《锦瑟》的比较文本，显然更应该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如果说《日瓦戈医生》表现着日瓦戈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革命或者说所谓十月革命前后苏联凌乱政局之间的复杂性关联，那么，范迁的《锦瑟》所真切谛视着的，便是男主人公“他”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与1949年前后那样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

依照文本中提供给我们的时间性因素交代，整部《锦瑟》故事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的1948年。那一年，史称为“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在苏北的徐州一带打响，我们的男主人公“他”这一年的年龄只有二十岁，正在上海就读非常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到了小说结尾处，“得年四十九岁”的“他”因心力衰竭而不幸辞世的时候，时间是“文革”刚刚结束后的1977年。事实上，小说的主体故事叙述，早在十多年前“文革”尚未正式爆发时就已经终结了。只不过因为“他”的自然生理年龄一直苟延残喘到了1977年的缘故，小说的故事时间才被延续到了1977年。唯其如此，叙述者才会充满感慨地讲述道：“十年如一梦，述无可述，述之犹伤。”“十年间，人命贱如草芥，多少人眼睛一闭，走上不归路。硬撑着活过来的人，也是伤筋动骨，性命半条了。”质言之，除了躺在病床上一味等死，这十年间的“他”实在并无别的任何事迹可叙。也因此，叙述者仅仅用一节的篇幅就把这十年的时间以迅疾的加速度交代完结了。很显然，倘若将故事的终结时间理解为1977年，那么，小说的故事时间就是从1948年起始的三十年时间，倘若把这个时间提前十年，那么，故事时间自然也就缩短到了二十年时间。由以上关于时间性因素的分析可见，范迁这部《锦瑟》的主体故事时间也就是以1949年的朝代改易与政权更迭为核心的前后二三十年的时间。本文标题中的“大转折历史时期”，也正是如此一个具体的时间段落。

但在展开对于《锦瑟》的深入分析之前，另一个需要提出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却是关于男主人公的命名问题。整部《锦瑟》，出场人物并不算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十多位人物形象。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其他一切人物都有着具体的命名，唯独不仅身居核心地位，而且也同时承担着重要的结构性功能的男主人公，叙述者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命名，从始至终都被称为“他”。即使到了不得不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叙述者也仍然还是在以“ＸＸＸ”代替具体的命名。比如，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中写到关于“他”的调令：“接上级命令，兹调配ＸＸＸ去上海市政府工作，请于本月十五日之前到淮阴地区专员署办理行政调配手续。于本月二十日之前，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干部处报道，不得有误。”很显然，并不是作家范迁不具备给人物命名的能力，而是他打一开始就没想着给这一人物命名。

从这个角度来说，范迁的拒绝给男主人公“他”命名，其实是作家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其中，某种象征性意蕴的存在，乃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由范迁的这种命名策略，我们不由自主联想到的，便是鲁迅当年关于阿Q特别的命名方式。直观来看，字母Q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后脑勺上长着一根小辫子的清朝时中国人的形象。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是1920年代初期，距离清朝的彻底覆亡不过只有十年时间。联系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思想立场，作家带有鲜明直观性特点的关于阿Q的命名方式，其中一种象征性色彩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借助于阿Q这样一个极具抽象性的人物命名方式，鲁迅把他极其成功地刻画塑造为国民劣根性的突出代表。与鲁迅的命名方式相类似，到了这部《锦瑟》中，范迁之所以煞费苦心地不给出男主人公一个具体的命名，其意恐怕也是要充分地凸显出这一人物形象所具备的抽象性意义和价值。

究其根本，范迁所采取的如此一种有意模糊人物具体姓名的命名方式，其实际的用意可能有二。其一，范迁之所以要刻意地凸显男主人公的抽象性特征，正是为了使“他”成为置身于大历史转折时期身不由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种普泛的代表性人物。其二，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身为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他”的具体姓名的缺失，明显象征着在一个政治强势的大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被剥夺。正因为如此，在论述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只能够把这位男主人公称之为“他”。

虽然“他”是为人所羡慕的上海著名学府圣约翰大学一位学业有成的高材生，但现实的生存处境却非常艰难。只因为他竟然是扬州唯一一位考上了上海教会大学堂——圣约翰大学政经系的学生，“英文教学，全国有名，教授都是学界翘楚，学生也是前程无限”，所以才赢得了经营盐局的堂伯父的欢心，并慨然承诺自己将独力承担“他”四年的学费。尽管有每月十六圆的银票支撑，但因为物价一直在缓慢上涨的缘故，他的日常生活用度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但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打老虎运动，堂伯父业已经营多年的盐局生意竟然因所谓“囤积居奇”的名义而被查封，“他”顿时就陷入到了一种粮尽弹绝的地步。“雨声淅沥敲窗，急一阵，缓一阵，连绵不绝，玻璃窗上水光闪动。他缩在藤椅里，人簌簌发抖。时令已近立夏，房间里还是阴冷刺骨，寒意弥漫。他茫然四顾，偌大世界，何处有他一条活路？”诚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里范迁对上海初夏时节凄风苦雨的场景描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表现“他”在后援中断之后的绝望心境。一时之间，“他”甚至狼狈到了居然要被迫接受下女阿香接济的地步。这个时候，幸亏“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容貌得到了出身于高官达贵家庭的女同学艾茉莉的格外青睐，方才得以暂时缓解了生存的窘境。与艾茉莉的亲近和接触，给“他”带来了是两种料想不到的后果。

一种后果是，通过艾茉莉的介绍，“他”不仅认识了同样出身于豪富家庭的汤姆也即汤毋忘，而且还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了汤姆家的“座上宾”。不仅一度入住汤姆家的上海豪宅，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入住位于东山乡下的汤家老宅。本来，艾茉莉之所以这么关照垂青于“他”，乃是因为特别喜欢“他”，并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成为自己的如意郎君。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是，“他”不仅不喜欢艾茉莉，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居然一见钟情，不管不顾地爱上了汤姆新婚没几年的娇妻珏儿。内心里暗恋珏儿倒也还罢了，尤其令汤家无法接受的是，“他”竟然在东山乡下小住期间，格外胆大妄为地拥抱亲吻了美丽温柔的珏儿。在第一次拥抱亲吻了珏儿之后，叙述者曾经对“他”的内在精神世界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深度分析：“作为一个青年男子，他在肉体上需要女人，更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爱恋的对象。而在他生命的前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找到过一个可以寄放他爱情的女人。他的自卑而狷介的性情使他在结交异性的过程中阻碍重重，他的肺病体质使他易于亢奋，又易于消沉。俊朗长相并未如他想象那般给他带来助益，反而使他期望过高，大多数女人不入他眼。以致他怀疑在人生的荒原上到底有没有爱情这样的花朵，或者只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一个新奇的魅惑名词。”然而，与珏儿不期然间的意外邂逅，却使他生出了简直就是不可遏制的爱情的感觉：“可是爱情是无可理喻的，爱情的来临和消逝都不在我们人类的掌控之中，它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缘分。它在你人生的路上等候着，不动声色，毫无迹象，但有一天跟你突然劈面相遇，一张大网撒开，兜头而来。不管你是柔情似水还是铁面冷心，全逃不过，只好臣伏在它脚下。”如此一种激情勃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他”因为与珏儿的进一步亲密接触而致使“东窗事发”，最后灰溜溜地被汤家逐出了东山的乡下老宅。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就在和珏儿相识并逐渐坠入爱河的过程中，“他”竟然与房东夏家的女佣阿香发生了充满罪恶感的肉体关系。一方面，“他”非常清楚，自己与阿香之间不仅有着巨大的阶层鸿沟，而且自己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可能喜欢上这个阿香，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特别贪恋阿香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肉体，迫切地想要占有这具青春的躯体。对此，叙述者曾经从下意识的角度展开过分析：“他下意识里知道答案：阿香在他眼里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只是两团肉和一段腰肢，一个看来唾手可得的肉体，一个成熟了的，接近凋谢边缘的肉体，像路边树上结的果子，就是他不去摘采也会陨落。一个地位低贱的女佣人，一个屈从惯了的灵魂，任何人都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而且，阿香应该明白他们之间巨大的差距，有了什么事，也会知难而退，而不是纠缠不休的。”然而，揆诸事实，叙述者的精神分析并未完全穷尽“他”如此一种行为背后的下意识动机。最起码，还有另外两种潜在的行为动机不容忽略。其一，经济后援被中断后处于极度生存困境中的“他”，其实一直被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而困扰。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说，就是：“他是有心事，只是他自己也理不清这心事究竟是什么，只是一股无名无状的焦躁在身体里盘旋，冲撞，想找出口而不得。”我们都知道，茅盾曾经因为在长篇小说《子夜》中设置了资本家吴荪甫股市严重受挫之后强奸女佣王妈这一细节而备受研究界的诟病。如果说吴荪甫的行为的确有其不合人物性格逻辑之处，那么，范迁为了充分凸显“他”的精神焦虑而特别设定出的这一细节，其内在的合理性自然无可置疑。“身底下的女人无面目，无身份，柔软驯服如同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等待王者的君临。”只要我们再留心一下范迁所特别设定的这样一个阿香被“他”占有时的细节，作家那样一种凸显男主人公精神焦虑的写作意图，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其二，我们注意到，就在“他”与阿香之间唯一一次性交行为完成之后，阿香曾经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弟弟，你刚才一直叫的‘珏儿’是啥人？”虽然“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却可以明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阿香其实是“他”心上人珏儿的一种替代品。在1948年的时候，“他”只是一位穷困潦倒到寄人篱下程度的落魄书生，而珏儿，却是一位早已身有所属的富贵家庭的少奶奶，他们之间的距离之遥远，绝不能以道里计。一方面，“他”内心里狂热地爱上了珏儿，另一方面，“他”又绝对够不着珏儿，万般无奈之下，阿香之成为珏儿的替代品，也就是一种顺乎逻辑的结果了。

另一种，当然也是更严重的一种后果，就是“他”的被迫卷入社会政治运动。作为一位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学业的沪上名校高材生，对于其实无所不在的政治，“他”一向不感兴趣，所持有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他是对政治视为畏途的，中国的局面，自从他懂事以来，一直是强权的更替，北洋政府，军阀，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汪氏南京政府，再是国民政府。暴力，腐败，傲慢，高压。没有一个政府给他留下好感。他深知中国是个庞大的黑暗洞窟，内藏无数的千年污垢，没有一个政府能清理干净，所谓的执政宣传，俱是表面文章。他听说过共产党，晓得是激进派，背后是有俄国人撑腰的，却没有多少深入了解，想来是不会有多大区别的。至于偶然传来的交战消息，他也未放在心上，不过是一些遥远的战争而已，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断过，跟他没关系。”然而，尽管醉心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他”对社会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但在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政治却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与艾茉莉的接触，一方面使“他”不仅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次学生的游行活动，而且还让“他”成为了敢于和警察对抗的“学生英雄”，另一方面，则使“他”得以结识了不仅思想左倾激进，而且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成员的大学生褚君山。这里，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在大家都恭维“他”在游行时的英雄行为时，“他”自己的心理反应：“他心里太晓得了，自己绝不是什么英雄，他绝没有英雄的勇气和胆略。他怕警棍，他怕包打听，也怕提篮桥。游行是被拉了去的，上了报纸只是阴差阳错罢了。”与在社会政治的潮流中做弄潮儿相比较，“他更属意在繁华世界里做一个旁观者，做个过客。”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一个急剧动荡的大历史转折时期，要想做一个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旁观者，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正如同“他”的参加游行是无意中“被拉了”去，“他”的上报纸也只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一样，本来志不在社会政治的“他”的被迫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在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性丧失的同时，却也意味着“他”在人生过程中的那样一种总是会被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的被动姿态。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通过艾茉莉而结识了激进的革命者褚君山，所以，等到“他”在东山乡下意欲与珏儿偷情事败而无处容身以至于走投无路的时候，褚君山的专门来访，便给“他”提供了一个改变自身尴尬生存处境的契机。对于如此一种人生选择，“他”自己其实满心地不情愿：“他一路走回家去，心思几番活动：决不定是否真的要去苏北，他本能地感到不安，在中国，政治这物事，永远是昨是今非，混沌不清的。贸贸然地搅和进去，对一般小民说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本人一贯抱着‘君子不党’的守则，对各种政治派别都敬而远之。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互相称‘匪’，攻讦起对方来都极尽能事，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突然，并无一丝思想准备，就跟了一个泛泛之交一起去‘匪区’，前景不明还不说，万一坏了事，是要以‘通匪’论罪的。在他下意识里，还是偏向政府的，毕竟是正统。”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一个知识分子，却偏偏走投无路，偏偏要介入到社会政治的大漩涡之中。如此一种人生选择对于“他”的关键性，的确就如同“TO BE OR NOT TO BE?”这一问题对于哈姆莱特一样重要。也因此，“他”才会为此而不断地犹豫徘徊：“实在是难以抉择：他太晓得自己了，决计不是个对政治有抱负的人。首先，他对目前的政局一丝热情也无。读过的书，报上的时事新闻，日常的观察，都告诉他历来中国政治的肮脏与黑暗。像他这样一个书生，不掂清自己的斤两，贸然卷入政治漩涡中去，只会是飞蛾扑火。”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就充分证明着“他”自己此种预感的正确性。但不管怎么说，在即将彻底改朝换代的1949年前夕，置身于极度严重生存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除了接受褚君山的建议去苏北参加革命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唯其因为这次人生选择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范迁才会借助于叙述者之口大发人生感慨：“许多年后，他常会想道，如果没有褚君山的来扬州探访，他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也许他托人求情，最终谋到一个县城中学的教职？做个孩子头，一辈子吃粉笔灰。或者做个什么小作坊的低等职员，为了工资袋里可怜的几张钞票，跟每个人陪笑脸，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以他孤傲不合群的个性，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东碰西撞，每况愈下地落入底层，最终贫病交加，了此残生。”“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在茫茫人世之上，不可知的‘天意’主宰着一切。天意蕴含在事情运转的内核之中，天意呈现在蛛网般错综迷乱之中，天意不会顾及人的意愿或向往，天意把人驱赶入某个时世运行之中，或茂盛，或干枯，或顺畅，或窒塞。”毫无疑问，在这里，只有借助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事后回忆的那样一种典型的句式，范迁才能够把漫长的时间变迁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那样一种无奈与被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一篇关于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的文章中，我曾经特别强调所谓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对于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衡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准，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传达出了某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说实在话，笔者近年来每年都要阅读大量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些作品中能够具有某种命运感，能够让读者自觉地联想起命运这一语词来的，却是相当罕见的。更不要说对于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艺术性表达了，那样的作品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杰出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有一种格外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成功表达。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自不必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无需多言，其他的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巨制，诸如鲁迅的小说，诸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其中的命运感都是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即使是在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诸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中，也同样有着对于命运感的突出表现。这样看来，举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大约都会有一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的体现与表达。其中，不仅仅有作家自己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索解与思考，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作家自身的思考还能够激发起广大读者对于命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强烈兴趣来。”①关键在于，倘若舍却了时间的足够长度，那么，所谓命运感的表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很多时候，正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漫长时间长河中，个人的命运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发生着堪称惊心动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所谓的命运，其实也正是时间。离开了“逝者如斯夫”的时间，命运感的生发与传达绝无可能。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范迁的这部《锦瑟》中，叙述者跳身而出，对于这样一种可谓是神秘莫测带有突出吊诡色彩的命运感的议论性文字，可以说并不少见。比如，就在“他”1949年后再次回到上海，即将以征收房产的干部身份出现在汤姆和珏儿夫妇之前的时候，叙述者写到：“而今，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以一个征收房产的干部身份。本来，他以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大起伏大波折，一切美好和痛楚的记忆都已经远去，他可以从容地面对人生了。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晓得，关于这幢房子，关于住在这幢房子的人，在他的人生中刻下多么深的痕迹，记忆没有消失，只是被封闭了起来，在黑暗的河道里涌动。他知道潮水般涌出的记忆将会具有巨大的摧毁力量，因此，他一直害怕去启动那扇闸门。”细细品味这段叙事话语，其中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吊诡命运变迁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再比如，在“他”与恽姐开始逐渐接近的时候，“他不做声，心里想：男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身不由己的。命运给你安排了一条路，你也只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前面有啥转折，变化，也是不可知的。他一个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专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如今在苏北的‘共匪’军部里当差，当初是万万料想不到的。”细究这段文字，其中一种造化弄人的意味，可以说表现得非常突出。

说到《锦瑟》对于命运感的传达与表现，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当年“他”在东山乡下小住的时候，在紫金庵里偶遇一老道时的测字算命。在当时，面对着“他”报出的一个“珏”字，老道给出的说法是：“玉属其主，其主为王，其王无首，其象危厄，其厄难解。”紧接着，老道又说：“恕我直言，客官求缘如是问一女子的话，必是诸多烦难，情伤不已。”到最后，老道又给出了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偈语来：“青灯黄卷紫金庵，牛鼻道人说玉缘。／太虚幻境常寂寞，色空之地多迷情。／三生石上前世定，蓦然回首曾相识。／红尘几世堪不破，半为孽债半为心。／改换门庭求达意，身心两端不由己。／芳魂已逝月才圆，蓝田种玉收成难。／火到炽时燃己身，情到深处情也损。／世人哪识其中谛，飞蛾扑火犹痴迷。”只要将老道的这些说法、偈语与《锦瑟》中“他”、珏儿、汤姆等人的人生轨迹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其实有着很多对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暗示性表达。比如，老道的第一种说法，很显然是在预言汤姆未来的悲剧命运。前两句，毫无疑问是在“珏”字上做文章。后边的三句，就是在前边两句的基础上所进一步的发挥了。尤其“其王无首”一句，表面上是说“王”字上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却是在暗示汤姆逃无可逃的非正常死亡命运。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中间“情伤不已”的那段话，所预言表达的，乃是“他”和珏儿之间那段非常令人伤感的情缘纠葛的话，那么，最后的一段偈语所暗示表达的，很显然更多是以“他”为核心的若干主要人物未来的情感与命运走向。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在这段偈语中，也还明显包含着一种“情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训诫意味。只可惜“当局者迷”，当时的“他”们一味地沉迷于对人生与情感的种种憧憬与想象中，根本就不懂得偈语中的禅意和劝诫意味。事实上，也正因为一直沉迷于其中而不得顿悟，所以，“他”和珏儿们方才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演了一幕幕可谓是惨不忍睹的人生悲剧。细细琢磨，范迁关于老道测字算命这一故事情节的特别设定，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艺术功能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其一，在强化《锦瑟》这部长篇小说命运感表达的同时，作家很显然借此而传达着一种形而上的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其二，从叙述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正如同曹雪芹《红楼梦》中类似于太虚幻境、石头神话以及神瑛侍者与绛株仙草的传说这样一些故事情节的设定一样，范迁关于老道测字算命情节的设定，实际上承担着某种突出的预叙功能。这就是，在未来的人生故事尚未实际发生之前，作家借助于测字算命的老道，把这些重要的故事情节提前暗示性地表达出来。从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换的角度来说，早在1981年就已经去国的范迁，其实是在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向曹雪芹，向中国本土文学传统致敬。

不管怎么说，在1949年前夕，已经身处人生绝境的知识分子“他”被迫远走苏北，在褚君山的指引介绍下，成为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依照常理推断，在如此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他”能够选择参加革命队伍，不管不顾地站在了即将成为历史的胜利者一边，应该说“他”所做出的是一种“识时务”的“正确”选择。同样依照常理，既然“他”在选边站的时候，出乎本能地选择了未来的胜利者一方，那么，“他”未来的命运就理应像小说中的另一位革命者祝文南一样飞黄腾达才对。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他”在参加革命队伍之后所走上的，依然是一条与祝文南恰好相反的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的人生道路。具体来说，关于“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人生历程，范迁又以1949年为界进行了两个不同时段的分别叙述。我们先来看1949年之前的这一个时段。这一个时段，在《锦瑟》中主要对应于第二章“忘川之水”中。在这一部分，借助于初始参加革命队伍之后的知识分子“他”的观察视角，作家范迁主要聚焦于土改和一段情感生活而对革命做出了一种足称深入透辟的批判性反思。

首先，是带有突出暴力和血腥性质的土改。具体来说，范迁主要是通过“他”所供职的文秘科的科长祝文南在盐东镇的土改工作过程来表现苏北土改的。盐东镇最富有的地主，名叫祝子规，拥有两百多亩土地。多少带有一点戏剧性巧合意味的是，这位盐东镇的大地主祝子规，竟然是科长祝文南的亲生父亲。用当地知根知底的老鸭巴的话来说，祝文南之所以会像今天这样有出息，全凭了祝子规把他送到南京求学的缘故：“祝少爷是俺看着长大的。后来上南京读洋学堂……”“祝老头五个闺女，就这一个儿子，从小金贵得不行，十几岁就送到南京读书，用去的银洋，只怕摞起来比人还高呢。”祝子规和祝文南不仅是父子关系，祝子规还曾经以如此一种方式特别支持过祝文南，这就让“他”不能不心生疑惑，在这样一种父子血缘亲情关系的前提下，身为科长的祝文南，究竟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展开推进盐东镇的土改工作呢？实际的情形是，盐东镇的土改先后分两个回合进行。第一次土改斗争会上，祝子规遭到了本家一位农村二流子祝勇的尖锐挑衅。这位祝勇，可以说是“农村里典型的二流子，矮挫挫的个头，赤了膊，趿了双破鞋，最为招眼的是腮帮口角上生着杨梅大疮，溃烂一片。”面对着祝勇的无端指责，祝子规给予了猛烈的回击：“小勇子你咋地血口喷人？你常年又赌又嫖，爹妈给你气死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你那房破得不成样子，田也搁荒了好久，没人要。俺是看在本家的份上，数给你四十多块大洋，做人不好没得良心的。”被揭了短的祝勇一时恼羞成怒，大打出手，遭到祝子规的严厉斥责。会场一时乱作一团。当是时也，“这些乡干部又晓得在台上被掀耳光的是祝文南的亲老子，再怎么样，地主归地主，共产党归共产党，亲老子这一层是抹不去的。只要祝文南稍微表个态，提个头，他们也就晓得这台戏怎样往下唱了。”但谁知道，端坐在主席台上的祝文南却偏偏就是不表态，这些乡干部无奈之下，只好仓促地宣布散会。

然而，让“他”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的是，第一个回合结束后，祝文南竟然做出了非常深刻的自我检讨，将群众没有全部发动起来的原因主动承揽在了自己身上。当乡长从实际出发，强调：“祝子规他在盐东的名声也不太坏，虽然雇佣了几个长工，但地里的活都自己做。日本人时期，还给游击队捐了钱。平时也没有什么欺压乡亲们的劣迹。按照政策，也算个开明地主吧”的时候，祝文南给出的回应，竟然是：“地主就是地主，没什么开明地主或不开明地主。地主的本质都是一样，是依靠剥削他人来生存的。是在新社会里不被容许的，是要被消灭掉的。我今天在这儿把话讲在前头：祝子规不是我的老子，而是我的敌人——阶级敌人。”有了祝文南如此不容他人置一词的坚决态度，第二次土改斗争会上，当怀恨在心的二流子祝勇再次挑衅的时候，被反绑着双手的祝子规依然义正严词地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这一次，恼羞成怒的祝勇不管不顾地肆意殴打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的祝子规。面对着如此一种残酷的场景，身为人子的祝文南竟然当众宣判了父亲祝子规的死刑，并下令立即执行：“祝子规对抗土改运动，对抗新政权，我代表盐城地区土改工作队，宣布……对地主祝子规判处死刑，马上执行。”面对着这么残酷的儿子弑父的场景，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感到特别震惊：“褚君山说得没错，这个国家真的要变了。共产党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人可以六亲不认，老实佃户暴打东家，独养儿子枪毙父亲，人情伦理都颠倒过来了。在这股狂暴的气氛下，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像暴风雨中的一所茅屋，倒塌是指日可待的。这就是革命，真的有翻江倒海的力道。可怕的是，在这股狂暴的力量之前，人像草芥一样，根本不能自已。祝文南就是个例子，如果不枪毙他老子，很可能是自身难保……”正因为这次土改斗争会对“他”形成了尖锐的刺激，所以“他”才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情景：“虽然他一直想把那不忍卒睹的景象从记忆中抹去。可是没用，恍惚之间，那个场面会像一部老电影似地，在静默中无声地启动，淅淅沥沥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残忍、暴虐，演示到极致。不管他经历了多次革命队伍‘阶级斗争’考验，也不管他试图说服自己所有的革命都是暴力的。但是在午夜梦回之际，鲜血飞溅，惨叫连连。他常常是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吓醒转来。”

但是且慢，就在“他”差不多就要认定祝文南就是一位冷血心肠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却通过一些不以为人所察觉的蛛丝马迹发现了祝文南人性构成中的另一面。其一，是祝文南醉酒后所演唱的一段戏文：“可是听着听着，他倒是听出些名堂来了。并非是唱词曲调，而是唱戏的这个人，戏中的苦情有如身受，满腔的怨愤幽憋已久，现实中无处发泄，今日借了醉酒，却从高亢激越的戏文中溢了出来……”除了祝文南所演唱的戏文之外，还有晚上上茅厕时，“他”的一种意外发现：“只听得那人压低之哭声：‘爹爹啊，儿子不孝。实在是不得已啊……’”这两个细节整合在一起，便是“他”对于祝文南另一面的发现与洞悉：“原来副专员祝文南并非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般铁石心肠，枪毙了老爹，原来也还有人子的切肤之痛……说到底，这共产党的干部说难做也难做，说好做也好做，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本性深藏起来，跟党的政策律令保持一致。革命，革命，不就是要把人最基本的东西来个兜底翻嘛？”依照此种逻辑，却原来，革命的本意就是要戕害基本的人性。反过来说，如果你太过地耽溺于人性之中，你就很难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祝文南的仕途升迁，与他在土改中的大义灭亲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革命之反人性的本质由此即可见一斑。但需要特别肯定的一点是，在揭示革命的反人性本质的同时，作家范迁却也写出了革命者祝文南人性构成的某种复杂性。但范迁的一种难能可贵之处却在于，他对于祝文南的描写并没有停留在人性复杂性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将这种批判性反思推进到了民族文化的层面上：“想来中国人真是个奇怪的民族，说是三千年煌煌文明历史，排出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地君亲师之序，钟鼓礼乐，香火祭配，像煞有介事似地。但只要牵涉到实际利益，什么天条地律都是狗屁。为争夺朝纲，兄弟阋墙互残，为了女人，君臣倾轧，普通人分家但有一点不均，亲兄弟还可弄个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知与理，理与行，行与现实，都各行其是。在历史一个个大小漩涡之间，只有一艘黑色渡舟，这渡舟的名字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祝文南土改中大义灭亲的弑父行为，便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此种特色一个极其形象的注脚。

其次，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感情经历。在由于围棋方面的特殊才能被上调到总部工作之后，“他”意外地邂逅了共产党内一位高级干部的少妻恽姐。关于这位恽姐，“他听人说起，这女子本是国立中央大学一个出挑人物，到了苏北之后，嫁给了一个高级干部。两人年龄悬殊，结婚之后生了小孩，却仍在外面活跃，扮戏演讲扭秧歌，风头极盛。高级干部工作忙碌，对年少妻子又极是宠爱，放任她自由行事。偶尔也会传出些风言风语，人们只碍了高级干部的身份名声，也不多作声张。”毫无疑问，恽姐与这位高级干部乃是典型的政治联姻，其中，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的缺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客观事实。既然两人如此地不般配，那生性风流，对情感有着极强烈要求的恽姐最终的红杏出墙，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虽然曾经在阿香身上品尝过性的滋味但却已经远离女性很久了的旷夫，恽姐是一位在身为高级干部的丈夫身上根本就无法获得各种满足的怨女。一个是旷夫，一个是怨女，他们俩一撞击便干柴烈火般地燃烧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范迁的书写主旨，显然不在他们俩的情感撞击上。相比较来说，作家借助于“他”和恽姐的这一段情感经历，真正意欲写出的，乃是置身于革命的现实处境与文化氛围里，类似于恽姐这样的女性毫无人身与情感自由可言的悲惨境遇。也正是在和“他”干柴烈火之后不久，“他”就从梁政委那里得知了恽姐闹离婚的惊人消息。梁政委说：“先告诉你一个情况，我军区文工团副团长恽韵同志向组织打了报告，要离婚。”这里，一个必须看到的事实就是，正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那个高官丈夫，容得安娜的偷情，但却容不得她的离婚要求一样，《锦瑟》中的这位高级干部以及他所隶属于其中的政治组织，可以对恽姐偶然的红杏出墙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却容不得她从自由理念出发的离婚要求。对此，梁政委曾经给出过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说明：“我们也知道，问题不全在你这方面，恽韵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很严重的，给人抓了不少小辫子。我们为了维护首长的威信，也对她批评教育过多次，但是要离婚，整个瞎胡闹！还要不要组织性和原则性呢！”实际上，也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当恽姐向“他”强调一种婚姻自由的理念的时候，“他”才会如此郑重地提醒恽姐：“你如果要和资本家离婚嫁给共产党，那是婚姻自由。如果你要跟共产党离婚嫁给资本家，那就是组织原则了。”此诚所谓内外有别者是也。

实际的情形是，面对着来自于组织的严厉批判与阻止，“他”和恽姐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或许与“他”曾经亲眼目睹过祝文南下令枪决他亲爹的那幕残酷场景有关，“他”最终选择的是退缩，是服从组织和原则：“这并不是他的选择，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向往着家庭、温情、自由恋爱、自我选择。但现实太强大了，他不可能与之抗拒。不但他，连整个国家社稷，都在这现实面前分崩离析，前几天有消息传来，上海已经被三面包围，铁桶一般。国民党政权高官，上海的有钱人纷纷出逃，到香港的船票被炒成天价。”与“他”的顺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恽姐因为选择了不妥协的对抗而最终落入到了发疯这样一种非常不堪的人生境地之中。具体来说，“他”是从战友小崔那里最早知道恽姐发疯情况的：“小崔说就是半个月前的事：恽姐先是有一阵子整夜不睡，神情恍惚，夜里一个人爬起到河边走，又唱又跳，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语。开始她男人还叫人看住她，被她发觉就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口。渐渐地白天也不对了，有一次在排舞时，突然在大庭广众面前脱去衣服，还好及时被人按住。叫医生来看，说是什么精神分裂症，也就是疯子。”那么，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后的恽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境况呢？在接到去往上海工作的调令即将离开苏北之前，“他”不顾小崔的坚决反对执意去看望了精神分裂之后的恽姐。尽管事先已经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但出现在眼前的恽姐却还是让“他”大吃一惊：“他吃不消这股味道，正想离去，忽然在稻草堆里就直起一个人形来，披头散发衣不蔽体，面孔极其肮脏，看上去已经不成人形。这不是恽姐又是谁？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恽姐的情况不好，但没想到会如此恶劣，当即震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来……再仔细看去，可怜得女人被囚禁在猪笼般的囚室里，衣衫破碎，不能遮体。眼神已经十分浑浊，变了形的脸上似笑非笑，嘴里喃喃地嘟囔着含糊不清的话语，他一句都听不分明。”面对着早已生不如死的恽姐，“他闭上眼睛，天旋地转，整个人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他亲爱的恽姐，他曾经怀抱中的女人，窃窃私语，两情相悦的女人，就这样被关在猪狗不如的笼子里，直叫虽生犹死。换了他自己，情愿去死，这种日子他一天一个时辰也过不下去。他知道如果恽姐清醒，也会和他一样想法。”宁愿把一个鲜花般的女人逼成疯子也不允许她离婚，不允许她去追求个人的自由，如此一种严苛的组织性和原则性，其专断和独裁性质的具备，其实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被逼迫到疯癫地步的恽姐，完全可以被纳入到“阁楼上的疯女人”系列当中去。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名著《简·爱》中，当家庭女教师简·爱就要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以及地位的种种障碍，就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位疯女人的出现打破了简·爱的爱情梦想。这位女人就是罗切斯特的前妻，是一位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依照作家的叙述，是她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于火海之中。反过来说，也正是她的存在，最后才彻底成全了简·爱和罗切斯特。关键在于，只要更进一步地追问下去，我们便会发现，事实上，罗切斯特的前妻之所以会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乃是被自己的丈夫罗切斯特，以及隐藏与其后的整个男权文化机制迫害所致的一种必然结果。某种意义上说，恽姐也同样是一位“阁楼上的疯女人”，只不过迫使她成为疯女人的根本原因，已经不再仅仅只是所谓的男权文化机制，而更是革命队伍中带有明显专断和独裁性质的所谓组织性和原则性。就此而言，范迁通过对恽姐悲剧命运的真切书写，其批判性的锋芒突出不过地指向了中国现代革命，对中国现代革命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在深入分析祝文南弑父与恽姐罹患精神分裂症这两个重要故事情节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二章“忘川之水”中叙述者一些堪称精辟的事关革命的议论性段落的存在。比如，“他倒是愿意学习，不过他厌恶开会，那些马克思主义长篇大论的理论极其枯燥晦涩，而且以一副不容置辩的架势硬性灌输给开会者。他在圣约翰第二年就通读了西方的经济学简史，晓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只是当今众多学派中的一派支流，而且立场颇为偏颇，很多立论不为主流经济学者所认同。但与会者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一样的绝对真理。更为甚的是，大部分宣讲者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也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了解，言谈中不仅错误百出，而且根本上偏离了正统的学术讨论，弄成一种迷信和盲目的颂扬。”再比如，“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是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人格的，无论怎样强大的个体，也会渐渐地同化掉。不肯被同化的，会被这个民族淹没掉。或者，从肉体上终结掉，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有在历史的间隙中，或在政局四分五裂的时候，中央集权鞭长莫及的地方，坚守个性者总算可以短暂地喘口气，如北魏竹林七贤放浪形骸，如陶渊明南山归隐。终归只是昙花一现，成不了什么气候。到了近代新型国家架构渐渐完整，这种犟头犟脑的人更是没有喘气的余地，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一冒出头来就被干掉了。”相比较来说，长篇小说是最讲究思想能力的一种文体。是否有深刻的思想洞见，乃是考量一部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如此，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适度地穿插一些能够直接见出作家理性思考能力的议论性段落，自然也就成为了这一文体的必备特点之一。很大程度上，范迁的《锦瑟》，正是这样一部相对理想的现代长篇小说。具体到我们正在分析的“忘川之水”这个部分，只有把叙述者精彩的议论性段落和土改与情感故事这两个焦点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到位地理解把握范迁对于中国现代革命那样一种极具深度的批判性反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1949年之后的这一时段。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段，范迁的叙事焦点主要落脚到了祝文南与恽姐这两位人物身上，那么，到了被命名为“永劫回归”的这一个时段，作家的叙事焦点就再一次回归到了男主人公“他”的身上。与“他”当年灰溜溜地被迫离开上海相比，1949年后重新回到上海的“他”，已然成为了历史的胜利者，多少带有一点“衣锦还乡”的味道：“报道之后，他这位苏区来的干部，被上海军管会行政处任命为民政科的副科长，行政级别定为十八级，月工资是八十七元五角。”既然是以历史胜利者的姿态归来，倘若“他”能够如同战友小崔那样以一种“识时务者”的心态顺应社会政治的大潮，而不是“不识时务”地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他”也就很可能如同小崔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地最终升迁为某部门的行政长官。遗憾之处在于，在参加革命以来，“他”虽然已经亲眼目睹了不少如同祝文南和恽姐这样反差巨大的不同际遇，而且也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怎么做才能够讨好新政权，但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内心深处却总是会有一条人性的底线不可逾越。关键的问题是，一旦“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恪守了人性的底线，就必然会触犯新政权的诸多禁忌。这样一来，虽然身为胜利者，但一种悲剧性命运的最终生成，却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与故人珏儿、汤姆他们的关系中。实际上，早在进入上海之前的苏北时期，极度敏感的“他”就曾经设想过革命胜利后上海现代城市文明的必然陨落：“驻足在这片苍凉广袤的土地上，再回过头来看上海，真像是一幕精致但缥缈的海市蜃楼，而且很快就要消散。太精致的文明，抵抗力总要差些的，他在读书时曾经选修过一门中世纪历史，里面讲到过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被粗暴落后的阿拉伯人统治过几百年。共产党是提倡艰苦奋斗的，那么，上海一旦被占领，那些美轮美奂的洋房，汽车，是否会被一把火烧掉？那种听戏看电影吃大菜打麻将开跳舞会——精致到奢靡的生活方式是否会被明令禁止？女人是否还会被允许涂口红、烫头发、着旗袍、穿高跟鞋？到时候上海将会是怎样的一副面目？他难以想象。”对照一下后来所发生的社会现实，我们便无论如何不能不佩服“他”预感的精准性，除了火烧阿房宫没有变成事实之外，其他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一一兑现了。而且，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重新回到上海之后的“他”，竟然被委派去征收一批房产，用委派给“他”任务的张局长的话来说，就是：“要征收一批房产，特别是那些外国资本家的，逃到台湾去的反动派官员的，吸人民血汗的大资本家的房产，都要摸底。”

事实上，也正是在完成征收房产的过程中，“他”才与故人珏儿、汤姆他们再度重逢的。其实，在面对自己当年曾经短暂寄居于其间的那幢米色房子的时候，“他”就不仅曾经设想过，而且也真心希望珏儿和汤姆他们早已远走高飞了。没想到，敲开门之后，所见到的，除了老女人毛姨之外，便是珏儿和汤姆夫妇了。尤其是与内心里始终没有忘怀的珏儿的再次重逢，被范迁处理到了简直就是举重若轻的地步：“随着一声声脚步声下楼梯来，他站起身来，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突然有一股昏眩之感，直到珏儿进了客厅，跟他打招呼，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以致张口结舌。好容易镇定下来，抬头望去，珏儿穿了件半旧宝蓝色的丝棉夹袄，家居的暗棕色缎裤，还是像他印象中那样恬淡静雅。珏儿客气但友好地向他问候，好像他们之间一点也没有发生过芥蒂……三年多的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真是微乎其微，想到此，他心里忽然抽搐了一下，有一股苦涩的味道弥漫在他口腔里。”只有在这一次再度重逢后，“他”才发现，其实珏儿一直就深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然而，“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正是故人珏儿和汤姆夫妇在“他”生命中的再度出现，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厄运。尽管说 “他”一直心念旧情，利用手中的权力竭尽所能地保护着汤姆家的房产，但因为汤姆和珏儿他们无意间得罪了当年曾经给他们家开过很多年车的老朱，所以老朱多次不管不顾地举报汤姆和珏儿这样的资本家依然占据着大房子，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到这个时候，仅仅依靠“他”的力量实在已经无法保住汤姆家的房产了。不仅如此，因为汤姆当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友人藏了一支枪，而且这个把柄还被无赖汉老朱紧紧抓住不放的。尽管有“他”出面竭尽所能地利用和战友小崔的关系疏通说情，但由于此事性质的非同一般，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汤姆不仅最终逃无可逃地被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而且连家属的面都不允许见一下就被远远地发配到了遥远的青海去服刑。

然而，正如同珏儿所感悟到的“以前张爱玲的书上说过：还有更大的毁灭在前头。那时我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总算明白了”那样，对于“他”和珏儿来说，的确也还有更大的毁灭隐伏在他们人生的前路上。对了，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一直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汤姆根本就不可能熬过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刑期。去青海服刑没几年，汤姆就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一方面，汤姆已然亡故，另一方面，“他”对于珏儿依然旧情不忘，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他们俩历尽坎坷之后的结合。虽然说他们俩这个时候的结合，其实更多地带有在困境中彼此扶持相濡以沫的意味。然而，在那个把一个人的社会政治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畸形政治年代，“他”这样的国家干部与珏儿这样的资本家遗孀的结合，必然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事实上，一知道“他”和珏儿要结合的消息，“他”过去的战友小崔就已经表现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啥？就是老公私藏手枪被捉起来的那个女人？啥？老公已经死在了青海。你要和她结婚？我看你是热昏了吧！你究竟中了什么邪？前途还要不要？告诉你一件事，所有的人都有个档案，家庭、亲属、成份、社会关系、政治背景，无一遗漏。她是反革命家属，你跟她结了婚，等于给自己涂上污点。今后入党提升都会受到影响。我看你还要慎重考虑，不要昏了头。”到最后，“他”果然为自己的这一桩婚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民政处的处分下来了，是由副科长将为科员，工资减掉半级。在科里宣布时，办公室的同事都用了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在其中感到侮辱的意味，冲动之下，直想如珏儿所说的辞职算了。最后还是隐忍下来。”一个公民，竟然会因为自己的婚姻问题，会因为个人的私生活而遭受不应有的处分，如此一种违背常情常理的事情，大约也只有在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可以变成现实。

但“他”人生中的劫难却并未到此终结，“照他的性格，反右一开始他就该被划成右派的。从记录上看，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几乎是百分之百，极少漏网，除了个别学有专长的人被保护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又天真又虚荣，本来就自认怀才不遇而一肚子牢骚。一见到朝廷虚心下问，一激动，以为做官或者做名士的机会来了。不但知无不言，不知也乱言焉。这些人如果稍微看过苏共布尔什维克简史，就应该晓得权力是不可能‘虚心’的，权力也不会跟你商量讨教，权力更是不会和你讲信用的，权力只是像压路机一样轧过去。再仔细看看历史，标榜民主的和实际专制的权力其实没多少区别，想以个人一己之力使权力转向，不是没有，但比率是少之又少。”究其根本，“他”之所以能逃过一劫，还是与珏儿有关：“救了他的却是那次东山一夜之欢”。因为回来后珏儿即显示出怀孕的迹象，所以“他”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照顾珏儿的事情上，根本就无暇他顾。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他”这类总是更多地顾及人性底线的知识分子来说，在那个不正常的畸形政治年代，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够侥幸逃过劫难。这不，只是因为“他”生性一贯的耿直与孤傲，不服当年部下小韩对自己的无端指责，因为“他”面对来自于张局长的批评意见不仅一时没有接受，而且还当面顶撞的缘故，“他”终于没有逃过第二批右派的名单：“局里颁布的第二批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他名字赫然列于其中。局里还宣布，右派分子凡是有行政级别的，一律降级。他被将为二十四级，行政级别中最低一级。薪水也相应降为四十九元。”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他”被划成右派被打入政治另册，坠入人生最低谷之后，“他”才彻底认识到历史劫难的无法逃避，以及人生命运的吊诡与无常：“人，胸中的那口气是要靠肚皮里有油水才撑得起来的。他是一点点开始明白了。虽然那把遣送到内地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一直没落下来。但是饥饿却像一把刮骨刀，天天刮掉人的一点尊严。既然政治上变成了贱民，任何的努力，任何的雄心大志都变得不可能。”就这样，当年的那位其实曾经一度自视甚高的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所期望的辉煌人生的反面：“当年在圣约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理论都琅琅上口，自忖大才堪用，人生即将飞扬。哪里想到十几年之后，落到了拎了只人造革包抢购草纸？人生落差竟如此之大。当然政权易手，社会的变迁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没有做过推波助澜的事情吗？风起于青萍之末，摧城掠地。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每个人都没有责任，但实质上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如“他”自己，倘若当年有足够的勇气承担起对恽姐的责任来，或许恽姐的命运就不会那么悲惨的。说实在话，在一部旨在凸显知识分子在一个大历史转折时期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里，范迁能够让男主人公“他”生成如此一种清醒的自省意识，其实特别难能可贵。

从表面上看，“他”的自然年龄或者说生理年龄一直延续到了1977年，延续到了四十九岁的时候，但实际上，“他”的精神年龄，或者说“他”的精气神，早在爱妻珏儿过早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世，或者说更早一些，早在“他”逃无可逃地被划成右派的时候，就已经宣告终结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后的“他”，不过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而已。对于早已丧失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他”其实同样早已完成了的悲剧人生，恐怕还是叙述者一段理性的议论性话语称得上是盖棺定论之言：“如今坐在病床边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他不得不相信人是有命数的。冥冥中有一根线牵了你。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虚幻的，国家、民族、群体、个人，都逃不出大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不管你是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你还是没法看清生命的全貌，还是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因此，相对于男主人公“他”、珏儿、汤姆等一众人物的悲惨人生来说，到了小说结尾处，范迁以一直身居海外的艾茉莉在1977年通过海关回国探亲这一情节来为整部长篇小说作结，就很显然充满着强烈的艺术反讽意味。

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到最后，我们恐怕也还是只能引用范迁在《锦瑟》中曾经引用过的穆旦的诗句，来凭吊如同“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亡魂，为我们的这篇批评文章作结：“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注释：

①王春林《人道主义情怀映照下的苦难命运展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