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9年年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特别展”，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来了《祭侄文稿》，使台北故宫深陷借展风波，也让这件颜真卿的书法名帖成为舆论焦点。据云，1月16日开始的展览，在第二十四天就迎来了十万名观众，比六年前的“书圣王羲之”大展早了八天。排队两小时，只看十秒钟（因有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排队人群“不得停留”），却无人抱怨，相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神色。我相信这十秒，对于他们而言，已成生命中至为珍贵、至为神圣的时刻，有人甚至准备了大半生。报道上说，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五十七岁观众，七岁开始写颜体字，认识颜真卿五十年，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竟然有机会能近距离看到《祭侄文稿》”（① 斯小东：《〈祭侄文稿〉：一期一会，一生悬命》，原载《南方航空》，2019年3月号。）。看展的观众，大多观众都衣着正式，屏气凝神，仿佛参加一场神圣的典礼。透过斜面高透玻璃俯身观看的一刹，他们与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一页纸相遇了。一个展览，让写下它的那个人，在一千三百多年后，接受十余万人的注目礼。

我本欲专程去东京看展，没想到四十天的展览时间在我的新年忙碌中倏然而过，想起来时，已悔之晚矣。三月的暖阳里，我到郑州松社，去偿还一次许诺已久的演讲。没有想到，一位名叫久洋的读者，竟专程从西安赶来听讲，还给我带来了他从日本带回的“颜真卿特别展”宣传页、展出目录以及画册，可见“九〇后”的年轻人，也有人如此深爱传统。我还没想到，一场演讲，我竟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

离开郑州的飞机上，我盯着纸页上的《祭侄文稿》反复打量。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因为我不止有十秒，我的时间几乎是无限的，《祭侄文稿》就在我的手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一千三百多年前出生的颜真卿，此刻就近在眼前。我可以从容地、细致地观察颜真卿的提笔按笔、圈圈画画，体会它的疏疏密密、浓浓淡淡。一篇文稿，因出自颜真卿的手笔而拥有了不朽的力量。我突然想，《祭侄文稿》在时间中传递了十几个世纪，而书写它的时间，或许只有十秒，或者一分钟。

二

写下《祭侄文稿》时，颜真卿刚好五十岁。

写下此文时，我也五十岁，是颜真卿的“同龄人”。

但我的五十岁和颜真卿的五十岁，隔着月落星沉、地老天荒。

颜真卿五十岁时，他生活的朝代刚好迎来“至暗时刻”。

一场战争，把盛唐拖入泥潭。

我们都知道，那是“安史之乱”。

在承平年代生活久了的人，是无法想象战乱的痛苦的，像二十世纪的战乱，即使我们通过各种影像一再重温，却依旧是一知半解，没有切肤之痛。非但不痛，那些战火纷飞的大场面，甚至让我们感到刺激与亢奋。我们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来观看战争的，因为战争越是惨烈就越有观赏性，这也是战争大片的票房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是时间赋予人们的优越感，每一个和平年代的居民，都会有这样的优越感，连唐朝皇帝李隆基也不例外，因为在他的朝代里，战争早已是明日黄花，自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一百三十七年来，这个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以及“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民族战争不计在内。因此，所有的战争，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部传奇，他自己，永远只是一名观众。也因此，当一匹快马飞越关山抵达临潼，把安禄山起兵造反的消息报告给唐玄宗时，唐玄宗一下子就蒙圈了，脸上分明写着三个字：不相信。

那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在泡温泉，他的眼里，只有“芙蓉如面柳如眉”（[唐]白居易：《长恨歌》，见《白居易诗选》，第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肌理细腻骨肉匀”（[唐]杜甫：《丽人行》，见《杜甫诗选注》，第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华清池的云遮雾罩里，他听不见“渔阳鼙鼓”，看不见远方的生灵涂炭、血肉横飞。这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惨烈到完全超乎唐玄宗的想象。这场战争不仅将要持续八年，而且像一台绞肉机，几乎将所有人搅进去，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一次家破人亡的惨剧，连唐玄宗自己也不例外。对于战争的亲历者而言，战争从来不是一场游戏，更不是在戏台上唱戏，而是生与死的决斗，是血淋淋的现实，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此时，在芳香馥郁的华清池，在“侍儿扶起娇无力”（[唐]白居易：《长恨歌》，见《白居易诗选》，第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销魂时刻，在帝国的另一端，安禄山的叛军已从今天的北京、唐朝时被称为“范阳”的那座边城，军容浩荡地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三十三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京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那血在空中飞着，在初冬的雨雪里飘着，落在旷野里的草叶上，顺着叶脉的抛物线缓缓滑落，在夕阳的光线中显得晶莹透亮，轻盈的质感，有如华清池温泉里漂浮的花瓣。

连远在庐山隐居的李白都闻到了那股血腥味，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

俯视洛阳川，

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

豺狼尽冠缨。（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见《李太白全集》，上册，第10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直到那时，早已习惯了歌舞升平的人们才意识到，所谓的盛世，竟是那样虚幻，和平与战乱，只隔着一张纸。

那个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张纸，惊破唐玄宗一帘幽梦的人，正是颜真卿。

三

在进入颜真卿的世界之前，我们不妨打量一下“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

因为这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安禄山，让许多人的命运轨迹都发生了急转弯。

《旧唐书》说：“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第36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营州，是今天辽宁省朝阳市，距离都城长安，可以说是地远天荒。说他是“杂种胡人”不是骂人，因为他真是“杂种”。他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血统跨越了北方草原和西域，也使身为混血的安禄山同时具有了粟特人的精明和突厥人的剽悍。

唐玄宗对安禄山颇为喜爱，原因之一，是安禄山长得白，长得胖，憨态可掬，用今天话说，就是“萌萌嗒”。他体重曾达三百三十斤，走路时，需有两人架住他的肩膀，他才走得动；在华清池泡温泉，出浴时，要两个人帮忙抬他的肚子，阉官李猪儿用头顶住他的肚子，才能给他系上衣带。但受唐玄宗之命跳起《胡旋舞》时，他却动作敏捷，迅疾如风。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所以，不仅唐玄宗喜欢他，杨贵妃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养儿，连杨贵妃的三个姐姐——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韩国夫人都跟他眉来眼去。

原因之二，是安禄山会“来事儿”，会揣摩人的心思。这天分，来自他父系的遗传，因为粟特人游走于中亚与中国中原之间，以经商为业，六到九世纪，从小亚细亚以东经中亚到塞北草原的广袤地区，都是粟特商人活跃的地区，因为这个跨文化地带，正孕育着无限的商机。安禄山的血管里流着商人的血，因此他嘴甜，善投机，为了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他的本性，也是本能。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还是一个盲流，整日里偷鸡摸狗，有一天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珪逮个正着，本来要用乱棍打死的，假若那时就将安禄山打死，安禄山后来就当不上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一手掌握帝国北部边境的东半部，也就没有“安史之乱”了。但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反转的原因，就是安禄山的那张巧嘴。

当时，安禄山没有喊饶命，假如喊饶命，他必死无疑。关键时刻，语言要有效，安禄山的语言就非常有效，他是这样说的：“将军不是想灭奚和契丹吗？为何要杀壮士呢？”一句话就戳到了张守珪的心窝子里。的确，对于张守珪来说，杀死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贼最多只对维护地方治安有好处，消灭奚和契丹才是他的最大责任，既然眼前小贼生得勇武，何不用他去与异族作战呢？历史学家说，这是安禄山一生发迹的起点。这一年，安禄山三十岁。

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唐玄宗有战略上的考虑。为了防止边患，唐玄宗感到巨大压力。他开始提拔草根出身的胡人（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寒族胡人”）驻守边疆，因为这些人不但骁勇善战，而且没有政治背景，不会互通关节，只能依靠军功来升迁。东北军镇的安禄山、西北军镇的哥舒翰因此有了在体制内飞升的机会。但这样做也是有漏洞的：它将帝国的安危维系于将领个人是否忠诚。这一隐患，在日后险些倾覆了大唐的基业。

为了表达对安禄山的亲切关怀，唐玄宗不断赐给他豪宅美食、绫罗绸缎、金银器物。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周全，好像不是安禄山巴结唐玄宗，而是唐玄宗巴结安禄山。以食而论，“玄宗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赐与”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至于住，唐玄宗指示有关部门，为安禄山在亲仁坊建筑豪宅，“但穷壮丽，不限财力”。至于室内器物用具，更是不计其数。翻阅段成式《酉阳杂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看到唐玄宗屡次赏赐安禄山的大礼包，我感到触目惊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写：“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6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就是说，安禄山使用的生活用品，连皇帝都比不上。把“儿子”惯到了这个地步，唐玄宗还说：“胡眼大，勿令笑我。”意思是， 胡人大方，不要让他笑我小气。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在长安，唐玄宗送给安禄山一个更大的红包——当安禄山即将离别长安，唐玄宗为了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竟然脱下自己的御衣披在安禄山的身上。这让安禄山亦喜亦忧。喜的是黄袍加身，绝对是个好彩头；忧的是他的谋反之心，早已被人看透，这一下更加欲盖弥彰。

中书令（后任宰相）张九龄第一次见到安禄山就断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那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安禄山在张守珪手下当兵的第二年。

后来担任宰相的李林甫看出安禄山“阴狭多智”，“揣知其情伪”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杨国忠知道安禄山不会一直甘居其下，为了早点把安禄山踩下去，他三番五次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都一笑了之。杨国忠干脆把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人抓起来，关到御史台的监狱里，然后，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人间消失了。安禄山得到消息，到华清宫见到他爹唐玄宗，像一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向唐玄宗哭诉：“杨国忠要杀我！杨国忠要杀我！”（[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36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安禄山的哭诉，让唐玄宗同情心瞬间泛滥，不仅保护安禄山的意志更加坚定，而且立刻提拔他做左仆射，同时提拔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并不知道，安禄山根本不是弱者，他已为反叛悄悄准备了十年，兵强马壮，蓄势待发。

安禄山感受到了朝廷的凶险，在得到唐玄宗亲赐的御衣之后，他一刻不敢逗留，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出了长安城，过了潼关，也不敢稍加停歇。他匆忙上了船，顺黄河而下。沿途的船夫接到命令，手执绳板，提前站在岸边等候，人换船不停。这只船恍若一只射出的箭，飞出潼关，奔向着他的巢穴——范阳。

终于，在第二年，慷慨地把御衣送给安禄山的唐玄宗，赤身裸体地听到了安禄山造反的快报。那一刻，即使泡在暖洋洋的温泉里，他也会感到彻骨冰凉。不知他是否会意识到，自己丢掉的可能不是一件御衣，而是整个江山。

四

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方面。集中论述的，有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先生的专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九百六十多万户，“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纪录”（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黄仁宇先生分析说：这和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人口突然增了三倍。（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实际上的人口数量比这还多，因为中唐时曾任宰相的杜佑说，户口统计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七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要授田。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这造成大量无田的人口流离失所，沦为“黑户”，辗转流徙，任人宰割。

与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形成对比的，是皇帝、贵族的奢靡生活。国家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其成为私产，国家无法有效支配和使用，更不可能用之于民。黄仁宇先生说：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地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2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他在长安城东拥有一座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感叹：“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2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关于那些皇宫豪宅的内部生活，杜甫在诗里描述：“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唐]杜甫：《丽人行》，见《杜甫诗选注》，第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紫驼之峰”和“素鳞”是贵族的菜肴，“翠釜”和“水精之盘”是精美的食器。美食与美器相映生辉，成为多么完美的组合，不仅好吃，而且好看。然而，下一句诗却发生反转：“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唐]杜甫：《丽人行》，见《杜甫诗选注》，第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因为饱而生腻（“厌饫”），所以那犀牛角制成的筷子（“犀箸”）举在半空，迟迟不肯落下，而切肉用的“鸾刀”，细细地切（“缕切”）了半天，也是白忙一场（“空纷纶”）。

这首名为《丽人行》的乐府诗，犹如一部大片，通过一组组特写镜头，把皇室贵族的生活细节放大给我们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被它呈现得更加纤毫毕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惊心动魄。

这样的生活差距，即使在来自边塞的安禄山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是人，差距咋这么大呢？唐玄宗，以及长安贵族的奢靡生活，让安禄山开了眼界，也激发了安禄山的欲望。用阿Q话说就是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虽然我们经常把欲望归结为食与色，但一个人的欲望，却根源于他的眼睛。食欲与色欲，归根结底都是有极限的，只有一个人的眼界没有止境，在它的激发下，欲望会成为无底洞，乃至远远超出人的实用需求。

因此，当安禄山由边塞来到长安，体验到皇宫的富丽奢华，他的心里就埋下了反叛的种子。尽管安禄山与皇帝、贵妃的关系曾亲密无间，但那些都是靠不住的，唐玄宗、安禄山都不过是在演戏罢了，他们演得认真，是因为双方都在这出戏里获得了安全感——安禄山找到了最大的靠山，唐玄宗则找到了一条安家护院的烈狗。说白了，他们都为了自己。但这样的平衡是脆弱的，一旦安禄山的翅膀变硬,他一定会与皇帝撕破脸，向皇权的位置发出冲击。

天宝初年，安禄山执掌的三镇兵力超过十八万人，反叛时可能超过二十万人，他们许多是北方少数民族，一律都是精兵强将，一直征战沙场，肌肉毛发里散发着无尽的野性，事变三年前，李白到幽州，看到安禄山军队厉兵秣马，就倒吸一口凉气，写下“戈鋋若罗星”（[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见《李太白全集》，下册，第4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的诗句，而中央和内地控制的兵力仅八万多人，且不堪一击。《资治通鉴》说：“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6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此时的帝国，各种社会矛盾一直被掩盖着，宛如火山爆发前的景象，宁静、平和，风不吹，草不动，人人都很矜持。但这样的平衡也是脆弱的，火山爆发只是一瞬间的事，一旦爆发，就会天塌地陷，人变虎狼。

诗人李白敏锐地意识到，他正置身一个危险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适于隐居的时代。从表面上香艳浮华、实际上凶险丛生的长安城出来，他就去了庐山。只有唐玄宗还沉浸在“天下太平，圣寿无疆”（陈王府参军田同秀忽悠皇帝之语）的巨大幻觉里，没有听到他的帝国早已拉响了警报。

一千两百多年后，我坐在书房里掀动书页，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本来，玄宗对国家的形势感觉很好，这样一个强盛的唐朝，一个如花似锦的国家，怎么说乱就乱起来了呢？现在这种飘飘然的感觉被愤怒、懊悔、慌乱所取代，他所面对的是一股正汹涌而来的滚滚乱流。”（石云涛：《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第7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居安思危”，虽常被挂在嘴上，但历朝历代，都是“居安”易，“思危”难，因为所谓的“安”，可以掩盖一切的“危”。然而，稍读史书我们就会明白，所有只“居安”不“思危”的人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当真正的乱流汹涌而来，任何人都不可能躲过去，无论他是唐玄宗、杨贵妃，还是李白、颜真卿。

五

假若没有“安史之乱”，颜真卿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既定路线一直走下去。颜真卿三岁丧父，家中孩子全由母亲养大，家境算得上贫寒了。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加之颜真卿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颜惟贞生前曾任太子文学，所以颜真卿自幼苦读，苦练书法，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安禄山三十一岁，还在张守珪手下当“丘八”；李白三十三岁，正在洛阳、襄汉、安陆之间漂着，距离进入长安城还有十年时间；杜甫二十二岁，也在吴越晃荡着，丝毫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迹象；颜真卿二十五岁，却已通过国子监考试。一年后，又进士及第。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颜真卿通过吏部考试，被朝廷授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算是正式参加工作，踏上光荣的仕途。在这一点上，他比上述几人更加幸运。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他成为吏部的最高长官——吏部尚书，考试录用公务员，正是吏部的工作内容之一。

颜真卿是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到平原郡任太守的。平原郡，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那里正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的地盘。国子监考试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经过了二十年的折腾，安禄山已经成为颜真卿的上级领导，不仅统辖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而且如前所述，在唐玄宗面前奋力一哭，哭出了一个左仆射的职务，相当于中央领导了。所以，两年后，安禄山造反，就命令他的手下、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领七千郡兵驻守黄河渡口。颜真卿就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昼夜兼程，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送给唐玄宗。

自这一天开始，身为文臣的颜真卿，就和战争打起了交道。当唐玄宗兀自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24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颜真卿已经组织起义军和叛军周旋。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舞文弄墨的文人秀士，我们只看到一个满脸血污的将军，在寒风旷野中纵马疾行。

六

人与人的区别，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区别都大，尤其在各种文明汇聚的唐代，各种价值观“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眼花缭乱。颜真卿与安禄山，虽是同事，而且是同龄人（“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四十七岁，安禄山五十三岁），价值观却有天壤之别。

前面说过，安禄山是商人习性，有奶就是娘，没奶了六亲不认。在他心里，终极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加上他是胡人血统，受儒家观念影响很小，他是带着异域之风进入中原，进而影响到中国史的。颜真卿则不同，他出生于京兆长安县敦化坊，听名字就知道，那里是中原文明的中心地带。尽管在颜真卿生活的年代，儒家价值观被流动的异族文化信仰所稀释，但在大河两岸、长安周边，传统价值依旧保持着它应有的浓度。唐玄宗把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京兆府的首长为京兆尹，万年、长安，都是京兆府下的县，这些名字，也都渗透出对帝国长治久安、万年永祚的祈福，敦化坊的名字，来自儒家文化的经典文献《中庸》，在今天读来，依旧那么温柔敦厚。《中庸》上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论语·大学·中庸》，第3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意思是要以道德教化使民风淳厚，让我想到杜甫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杜甫诗选注》，第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政治清明、民风

淳厚，仍然是那时人们的心理期待。颜真卿虽然父丧家贫，但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又饱读诗书，他的心中，早已形成了超越个人生命价值之上的族群价值，让他的生命超越生物意义层面而上升到信仰层面。

有人会问：那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宦所簇拥着的皇帝，是否值得去效忠？像我的朋友张锐锋所说：“皇帝实质上是被飞龙盘绕和锦衣包裹着的空洞的概念，却成为勇士们赴死的理由。”（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19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但在颜真卿的心里不只有对皇帝的忠，还有孝，因为“孝者德之本”，连唐玄宗，都颁布了他的《孝经注》。忠和孝，背后都是爱，只不过那时的中国人不说爱，只说仁，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不只爱皇帝，亦爱百姓，爱天下的苍生。仁义道德，成为支撑他们生命的支柱，这个世界，比“忠”的世界更大。没有这些，天就会塌下来，人就只是一堆皮囊。他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那“道”，让他自己世俗的肉身找到了崇高的依托。

因此，颜真卿与安禄山离得再近，也不可能在一个槽里争食。颜真卿虽比安禄山官小，但他的人生不可能被安禄山绑架。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自己做主。这一点，或许是安禄山想不到的。他不明白除了欲和利，颜真卿还需要什么。如此，当安禄山统帅他的大军，势如破竹，攻下东都洛阳，又破了潼关，准备直入帝都长安，安禄山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后院起火，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和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同时“谋反”。

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谋的是安禄山的反。安禄山曾命颜真卿防守黄河渡口，这让他在大战之前，有机会直面大地上的江河。万古江河，或许会让他想起孔夫子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一刻，他一定会考虑，这世界上有哪些东西会被这大河裹挟而去，哪些将会留下，化作永恒。那或许是一次与圣哲对话的机会，他觉得离孔子很近，离河流所象征的祖先血脉很近。

我不知道颜真卿在做出决定时有没有犹豫，像他这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否也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过程？毕竟，安禄山是强大的，像他庞大的身躯一样不可小觑。他再看不起安禄山，也不能看不起安禄山的军队——它被称为“幽蓟锐师”“渔阳突骑”，连中央军都对它望而生畏。后来的事实证明，连哥舒翰这样一位老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潼关一败涂地，潼关一失，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中，坠黄河死者数万，以至于多年后，诗人杜甫从战场经过，“寒月照白骨”（[唐]杜甫：《北征》，见《杜甫诗选注》，第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景象依然令他深感惊悸。颜真卿自己以卵击石，又有多大意义？

但我能看到的历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腰斩了安禄山派来的特使段子光，把段子光光光的身子拆分成大小不同的几段，颜真卿和颜杲卿兄弟就没收过手，直到安禄山反攻倒算，攻下了平原郡，杀了颜杲卿，顺便杀了颜家大小三十多口，颜真卿只有悲愤，却没有后悔过半分。

七

颜杲卿被史思明所杀，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的事。因为颜氏兄弟的“起义”，使河北十七郡复归朝廷，牵制了安禄山叛军攻打潼关的步伐，所以安禄山命史思明率军，杀个回马枪，颜杲卿日夜苦战，城陷被俘，押到洛阳，被安禄山所杀。六月初九，潼关失守，使得叛军进军长安的道路“天堑变通途”。四天后，玄宗西逃，又过四天，长安陷落。

长安陷落后不久，王维、杜甫分别被叛军俘获。王维被押解到洛阳，安禄山劝他投降，王维又是拉肚子（提前服药），又是装哑巴，算是躲过一死，被关在菩提寺里。他听说雷海青之死，悲痛中口占一首《凝碧池口号》，广为流传，一直传到唐肃宗的耳朵里。唐肃宗听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这样的诗句，一定感同身受，也知道王维身在曹营心在汉，收复洛阳后，非但没有处死王维，还给他升了官，做尚书右丞，王维从此多了一个称号：王右丞。

长安城破，杜甫先是逃到漉州（今陕西漉县。），安顿好妻子儿女，就立刻赶往灵武投奔肃宗。在路上，他落入了乱军之手，被押到长安。身陷叛军，家人不知死活，杜甫写下了缠绵悱恻的一首诗：

今看漉州月，

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

青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唐]杜甫：《月夜》，见《杜甫诗选注》，第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杜甫和妻子，相隔六百里，却音信全无，只能在不同的地方看着相同的月亮思念对方。杜甫的诗，像《月夜》这样细腻、深情的并不多，但这诗的确是出自杜甫。生死未卜之际，他最想念的，是爱妻的“香雾云鬓湿，青辉玉臂寒”。有人说：“他以为自己不会写情诗，她也以为他不会写情诗。但是乱世之中，他挥笔一写，一不小心，就写出了整个唐朝最动人的一首情诗出来。”（王晓磊：《六神磊磊读唐诗》，第16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九个月后，杜甫才趁乱逃跑。这过程，杜甫记在诗里：

西忆岐阳信，

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

心死著寒灰。

雾树行相引，

莲峰望忽开。

所亲惊老瘦，

辛苦贼中来……（[唐]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见《杜甫诗选注》，第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这是三首组诗中的一首，组诗的名字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连杜甫自己都称“窜”，可见逃亡过程的狼狈与惊慌。逃出长安城，他迎着落日向西走，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四下张望（“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远树迷蒙，吸引他向前方走，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透过树影，看到了太白山的巨大轮廓（“雾树行相引，莲峰望忽开”），不禁心中一喜，凤翔就要到了。

青山苍树间，王维和杜甫曾各自奔逃，像一只只受惊的鸡犬，他们的才华，在这个时刻完全无用。那时的帝国，不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在奔逃，连唐玄宗也不例外。或者说，皇帝的逃，导致了所有人的逃，以皇帝的车辇为圆心，逃亡的阵营不断扩大，像涟漪一样，一轮一轮地辐射。

连唐玄宗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马嵬坡，唐玄宗的大舅子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处死，纷乱的利刃分割了他的尸体，有人用枪挑着他的头颅到驿门外示众。至于杨贵妃之死，自唐代《长恨歌》、清代《长生殿》，一直到今天的影视剧，都一遍遍地表达过，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无须多言。我想补充的，是《虢国夫人游春图》里的虢国夫人，在得知哥哥杨国忠、妹妹杨贵妃的死讯后，带着孩子逃至陈仓，县令薛景仙闻讯，亲自带人追赶。虢国夫人仓皇中逃入竹林，亲手刺死儿子和女儿，然后挥剑自刎，可惜下手轻了，没能杀死自己，被薛景仙活捉，关入狱中。后来，她脖子上的伤口长好，堵住了她的喉咙，把她活活憋死了。

皇族尚且如此，小民的命运，就不用说了。“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唐]杜甫：《北征》，见《杜甫诗选注》，第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唐]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见《李太白全集》，下册，第5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百姓的生命，像树叶一样坠落。呻吟、流血、闪着寒光的骷髅，已成为那个年代的常见景观。“安史之乱”的惨状，像纪录片一样，记录在李白、杜甫的诗里。

前面说过，“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的“至暗时刻”，那黑，黑得没边没沿，让人窒息，让人绝望。而颜真卿目睹侄儿季明遗骸的那一刻，则是“黑夜里最黑的部分”。

然而，若说起“安史之乱”期间所经历的个人伤痛，恐怕难有一人敌得过颜真卿。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是在常山城破后被杀的，那个如玉石般珍贵、如庭院中的兰花（《祭侄文稿》形容为“宗庙瑚琏，阶庭兰玉”）的美少年，在一片血泊里，含笑九泉。

颜季明的父亲颜杲卿则被押到洛阳，安禄山要劝他归顺，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安禄山一生气，就命人把他绑在桥柱上，用利刃将他活活肢解，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他的肉生吞下去，才算解心头之恨。面对刀刃，颜杲卿骂声不绝，叛贼用铁钩子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仍然张着他的血盆大口痛骂不已，直到气绝身亡。那一年，颜杲卿六十五岁。

除了颜杲卿，他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以及袁履谦，都被先截去了手脚，再被慢慢割掉皮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口。

颜杲卿被杀的这天晚上，登基不久的唐肃宗梦见了颜杲卿，醒后为之设祭。那时，首级正悬挂在洛阳的大街上示众，在风中摇晃着，对眼前的一切摇头不语。没有人敢于为他收葬，只有一个叫张凑的人，得到了颜杲卿的头发，后来将头发归还给了颜杲卿的妻子崔氏。

颜真卿让颜泉明去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已经是两年以后，公元758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那时，大唐军队早已于几个月前收复了都城长安，新任皇帝唐肃宗也已祭告宗庙，把首都光复的好消息报告给祖先，功勋卓著的颜真卿也接到朝廷的新任命，“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史”。

颜泉明找到了当年行刑的刽子手，得知颜杲卿死时一脚先被砍断，与袁履谦埋在一起。终于，颜泉明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和颜杲卿的一只脚，那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这是名副其实的“粉身碎骨”了。颜真卿和颜泉明在长安凤栖原为他下葬，颜季明与卢逖的遗骸，也安葬在同一墓穴里。

……

2019年3月15—24日写于成都

3月30日改于北京

作者简介：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原籍山东东明。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