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消失了的父系渊源

来源:解放日报 | 薛海翔  2019年05月16日08:14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

我的母系存有一本十六代的家谱,让薛氏家族来路清晰,家谱上,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元朝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并起,角逐天下,江南的氏族多支持本地兴兵的吴王张士诚,襄助他固守苏州12年,最终不敌朱元璋,苏州城破,明朝建立,朱元璋怨恨江南氏族对他的拒止,掌权后,把苏杭氏族几十万人一并迁往贫瘠的苏北,史称“洪武赶散”。

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那里一个薛庄,庄前有旗杆,有下马石,还有一个从花团锦簇的苏州迁移到苏北白花花的盐碱地后,东山再起的励志故事:

族中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先人,在北京的皇帝身边担任带刀侍卫,朝夕相处的皇帝问起他的儿子多大了,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每次回答都是“小呢”。终于有一天皇帝忍不住了说,你带来看看吧。一看之下,皇帝脱口说:是个大人了嘛。带刀父子双双跪下:君无戏言谢主隆恩。既被封了“大人”,薛庄也兴旺了起来。

小时听外婆不无得意地说起母系先人这段骗官往事,总觉得这算不上光彩和荣耀,及长,更觉得这故事也不像是真的,落难的家族需要一个故事,支撑他们在苦难的异乡生存下去——即便如此,母系来源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父系就不同了。

虽然,直到18岁,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家族来历也是清清楚楚的:

爷爷是广东增城人。清朝末年,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漂洋过海,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落脚,在制革业当学徒,三年后学满自立,外出单干,30岁时娶了何清为妻,当地人称爷爷“阿葵”,奶奶何清就被称为“葵婶”。1920年,他们生了我父亲。

父亲3岁那年,爷爷去世,奶奶靠着艰辛世道里积攒的生存能力,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夹缝中找寻活路:她替人洗衣缝衣,包伙做饭,帮佣带孩子,做各种杂活,挣钱活下去,真个是孤儿寡母,艰辛备尝。

虽然是苦难卑贱到泥土里的人生,但来历还是清楚的。

没曾想,这个清晰家世维持了18年,突然之间,全盘崩塌,化为废墟,升腾起的烟尘,化为一个巨大的谜团,在人生来路上缥缥缈缈,再无厘清之日。

父亲7岁,奶奶送他进专为华人子弟开办的“怡保公立义学”,后去槟城“时中小学”完成学业,在孙中山创办的《光华日报》当排字工。

1937年元旦那天,刚满16岁的他被马来亚共产党发展为秘密工作者,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而奋斗。马共指派父亲组建起“槟城印刷工会”,作为公开活动的组织,之后,又分配父亲任怡保市“工余剧团”常委,领导抵制日货的斗争。

一个怡保商人进口中国东北的大米,到本地销售,在对日货的认定上,抵制日货的怡保小组和商人发生了歧义,怡保小组认定东北已被日寇占领,东北大米就是日本货,不得销售。老板不从,于是,小组成员一拥而上,冲进店里,直接把这一批东北大米拉出来,当街烧掉。到了这一步,小组行动涉嫌暴力,变得非法了。怡保警察局的密探盯着小组已经多时,这时也一拥而上,把现场的小组成员悉数逮捕,关进怡保警察局。

父亲是这个小组的幕后领导,小组成员被捕,上级命令他营救,他自然是义不容辞,急切前往。营救的方式是发动大批群众,包围警察局,集会示威,要求警察局释放被捕的小组成员。

一时间,怡保警察局门口人潮汹涌,呼声震天。在人潮和声浪中,父亲挺身而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鼓动示威者,营救同胞,抗争到底。

毕竟是个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毕竟是没有受过任何“飞行集会”训练的业余革命者,他不知道,他发表演说时,就已经被密探盯上。他刚刚走出人群,就被几个密探抓获,迅速铐上手铐,熟练地带离现场,扔进了怡保警察局的看守所,几天后转送太平监狱。

关押了5个月,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要开庭受审了。他们有5个月的充裕时间,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决定不请律师,自行辩护。

开庭时,父亲镇定自如,对答如流。他告诉法官,被捕那天,他在警察局近旁的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夜半歌声》,电影散场后,他回家路过警察局,见警察局门外人山人海,他凑过去看热闹,正好站在演讲人身边,结果,他被错当演讲人抓了进来,他实在是太冤枉了。

精明的法官还真核查了那天的电影,果然是《夜半歌声》。当然是《夜半歌声》,父亲他们有5个月的时间,与狱外的党组织配合,精心编织好了严丝合缝的“证据链”。

法官认定警局密探逮捕证据不足,判决“当庭释放”。

父亲满以为这次牢狱之灾就此结束,他心满意得地起身,走出法庭,走到自由的大街上,抬头看着炙热的天空,尽情享受着静谧的阳光和拂面的清风。

他的自由,不过5分钟,等候在大街上因为败诉而羞恼不已的警局密探,迎面拦住他,不容分说,给他戴上手铐,又一次把他送进了太平监狱。

这一次,警局启动了另一条司法途径:二王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司法部门有权将评估后认定的有害于当局统治的人驱逐出境,根据对象的国籍,递解回母国。由于父亲是中国人,当局决定将他递解回中国。

这是相当于死刑的判决。

2017年2月21日,吉隆坡,华裔作家戴小华女士为配合我的采访,特意介绍了几位马共的老游击队员与我见面。这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曾坚持丛林游击战达二十多年之久,风餐露宿,倍集艰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解”,才自行销毁武器下山,回归日常生活。

老游击队员们告诉我,英国殖民时代,殖民当局虽说对政治犯不判死刑,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杀掉共产党的。据他们介绍,马共最早的六位总书记都是以“驱逐出境”的方式递解回中国,交付给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这六位总书记驱逐到中国后,全部被国民党杀害,无一幸免。所以,驱逐出境回中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员而言,就相当于死刑判决。

父亲面临驱逐出境,人生骤然面对死亡,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

他急忙向法庭提出申诉,称自己出生在马来亚,是英国国籍,不应该被递解去中国。法庭向他索要出生证,作为申诉的证物。他连夜给奶奶何清写信。奶奶接到信,拿着出生证,匆匆赶到太平监狱。

再次开庭的时候,奶奶依照法官的要求,递交了父亲的出生证。法官看过之后,脸上露出怪异神情,法官叫过法警,把出生证传递给被告看。

从法警手里接过出生证,看了一眼,他愣住了。

出生证上,除了出生年月日1920年12月24日外,其余都不对。

新生儿的姓名是吴清云,新生儿的父亲叫吴保,广东人,母亲叫郑柳,福建人。

法官有些恼火,说:你想用这张出生证证明什么?

父亲一头雾水,茫然地看着奶奶。

接着,就发生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场景,法庭上,我跟我妈面对面,我妈看了我一眼,才迟迟疑疑地说,他不是我生的,是我买来的。”半个世纪后,父亲这么跟我说。

奶奶说的是广东话,法官是英国人,说英语,他们之间有个翻译。

翻译是华人,急忙用广东话提醒她,说,买卖儿童是犯法的,你不能说买,你就说是这孩子是你领养的。

奶奶对着法官说,这孩子是别人送给我的,不是我生的。

法官确认了这张出生证是有效证物,足以证明被告出生在马来亚,不在驱逐出境的“二王法令”的范围。法官把出生证还给了奶奶,说,你去给你儿子找一个保人,法庭就可以交保释放,只要他不再有违法行为,就可以不实行驱逐出境。

狱外的党组织当即为父亲寻找了一位保人,将父亲保释出狱,恢复了有限制的自由。

在法庭上听候事关生死的宣判之时,忽然得知从小到大一起生活的母亲,竟然不是亲生,知道了自己从小叫大的郭永绵之外,还有一个陌生名字“吴清云”。这种也只有当代的电视剧里才有的惊诧桥段,居然是真的,当事人该有怎么样的震惊。

“你震惊吗?”1995年,我在哈尔滨问他。

“倒是没有震惊的感觉。”他回答,其实,很小的时候,他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传说,听过母亲对人说这孩子是“荷包生的”,那时太小,根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从小到大,母亲对自己非常好,感情非常深,如今得知真相,也只是感到突然和意外,对母子感情没有一点点影响。“亲生不亲生的,其实无所谓。”

出狱后,父亲才得知了身世的全部真相:

他的亲生父母都是橡胶园的割胶工人,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收入,生了他之后,家里根本无力养活,把他卖了,大家都能活。

“卖了多少钱?”我很想知道。

父亲摇头:“不知道,我也没问过。”

父系来源,因为这么一个变故,生命的脉络顿时迷茫不清,从哪里来的终极追问,忽然成了一个无解的谜团,怎么说也是一种动摇人生根基的震撼。

但是,父亲对这桩变故非常淡然,他对养母没有一丝芥蒂,对亲生父母也没有一丝埋怨。一切顺理成章,天经地义,日子也一如从前,并无不同。甚至,他也没有追究过,亲生父母到底是谁,终老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作为一个以虚构文学作品写作为生的作家,我忽然感到,我们写作时按照人物逻辑推理出来的那些个震惊啊,呼天抢地啊,大多是想当然的表层推理。在真实世界里,这样的变故,其实也就是生活中的一点涟漪。因为,生活本身,深沉如海,除了生死,翻不起大浪。

父亲最终没有逃过“驱逐出境”的命运。出狱后,他到槟城,为了改善工人的艰难生活,参与发起和领导了槟城印刷行业三千工人总罢工,轰动全国。罢工失败,第二次被英国警察逮捕,这次不由分说,判决“驱逐出境”,戴上手铐脚镣,1940年5月从新加坡押上去中国的轮船,驰向死亡。汽笛长鸣,囚船离岸,父亲与养母分离,一别即成永诀,此生再未相见。

囚船航行七天七夜,在香港上岸,阴错阳差,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在与廖承志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头后,父亲被派往新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那年他20岁,此后南征北战,跨进新中国。直至87岁辞世,终其一生,父亲再未回过马来亚。

“你要问起爷爷那一辈,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就看过一张出生证,那还是1939年1月我被关押在马来亚的太平监狱,法庭过堂时法官给我看的,如果找到这张出生证,也许能找到他们的线索。”1995年那个清凉的夏天,在哈尔滨,父亲不无歉意地说着。

“说不定,太平监狱和怡保警察局有这些资料,英国人档案保存做得很认真,”父亲没有把握地补充着,“你可以去那里,找找看。”

2017年2月25日,那次谈话22年之后,我站在马来西亚怡保警察局外,这是一座白色的大型建筑,立方体的楼面,雕饰得如同泰姬陵般华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里纬度很低,北纬3度,几近赤道,西边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波涛湛蓝,东边是金马伦高原,绵延不绝;我从上海飞来,对异国的陌生满是好奇和疑虑,阳光耀眼,迷雾重重。

我走到警察局大门口,向门卫室里的警察提出要求:我想查阅1938年我父亲被抓进这里来时的档案记录。

门卫室里的年轻警察,一脸诧异,重复着:“1938年?”

“对,79年前。”

他想了想,还是拿起来电话,拨通了他的上级。少顷,他转过头来,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进去吧,一直往里走,最里面的一个小楼,上到三楼,有人接待你。”

怡保警察局的院落巨大,从大门口到小楼,足足几百米。小楼水泥构建,水泥原色,灰中泛白,透着堡垒的坚固和森严,是唯一的彼时建筑。79年前,那个17岁的少年,羸弱,纤瘦,脊柱微微侧弯,肩膀一高一低,戴着手铐,被英国警局密探押解着,走向一个任人宰割的世界。这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异样:父亲离我很近,与我身影重叠;我脚下的路面,父亲也曾踏踩而过,我头上的门楼,父亲也曾仰头看过,父与子,隔着79年时间,踏足同一空间。

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警,穿着黑色警服,坐在办公桌后面,俯视着整个办公区域。她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最高长官。

女长官显然已经接到门卫的报告,她看着我,等着我发问。

我又重复了一遍:1938年,我父亲在怡保警察局门外被捕,被抓进来,作为政治犯,关在此地,我想查阅父亲拘捕在这里时的档案资料。我提供了父亲的姓名和年龄。

女长官想了想,用带口音的英语说:我们这里肯定没有那时的资料了,因为几年后,这里就被日军占领,占领期间,日军销毁了所有资料。

我说:整个马来西亚都没有那时的资料可查了吗?

女长官说:你父亲当时的身份证号码你知道吗?如果有身份证号码,也许,可以到吉隆坡警察总局试试看。

我摇摇头。

女长官设身处地说:你父亲后来去了哪里?

我说,从这里押去了太平监狱。

女长官点点头,似乎了解这个流程,说,你不妨去那里找找。

我说,我已经去过,那里的回答跟你们一样,监狱里所有的资料都被日军销毁了。

女长官往后放松了身体,说: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帮到你了。

父亲提供的最后线索,至此完全消失。

我的父系来路,我的一半血脉渊源,泯灭在消逝的时光之中,了无踪影。

吴保爷爷,郑柳奶奶,你们祖上从哪里来?你们后来去了何方?我还有叔叔姑姑吗?他们还有与我平辈的后代吗?这一家族支脉还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延续吗?

再也无处寻觅,再也无法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