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可贵的肚子

上海青年石可贵能干活，饭量大。他长着一个娃娃脸，皮肤白嫩。沙漠地带的阳光毒辣，至多晒得他脸发红，反倒英俊，像个秋天的红苹果。

石可贵控制不住肚子，一个月的饭票，往往半个月就吃掉了。他采用两种方式对待没有饭票的日子。一是借。主要是向连队的姑娘借，这如同滚雪球，越借越多，按职工们的说法，他借饭票，只向异性借，千年不赖，万年不还。怎么还得起？二是帮，他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定额，就去帮别人干活，主要援助对象是老职工的女儿。他有自知之明，同来的上海女青年不待见他。他帮姑娘完成劳动定额，投入的力气就抵消了借的饭票，姑娘常常还额外地援助他饭票。

石可贵谈过两次恋爱，对象都是老职工的女儿（同父母在一个连队）。他拍拍微隆的肚子，总结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还现身说法：食物能改变心灵。

第一个对象叫周远芳。石可贵帮她挖过渠，她也援助过他饭票，他清楚，那仅仅是停留在出力气给回报的阶段，毕竟是连队的活儿。他时常看见周远芳家的烟囱冒出的炊烟，同时闻到门前高粱杆棚里飘溢出的香味，那就是家——自己开伙，用不着去吃食堂里千篇一律的饭菜。

石可贵终于抓了个机会，进入周远芳的家。周远芳仅透了个口风，要挖个菜窖。双职工（指成了家）差不多都有贮存过冬的蔬菜的地窖。大礼拜天开工，石可贵听取了周远芳的父亲的想法，然后说，你们都去休息，中午来验收。其间，周远芳和母亲来送茶水、毛巾。他说：你们在，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

屋背后的窗前，一个方形坑挖好了，他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其中还有羊肉的气味，他知道，今天可以理所当然，冠冕堂皇地进入这个家了。

还有酒。和周远芳的父亲对饮，对方起先还动员他：来，来，吃，吃，别客气，你辛苦了。不知不觉，筷子就自行频繁夹菜。周远芳的母亲端上菜的同时，还不断地鼓励他，从上海到这么远的地方，不要作客，就当是自己的家。

石可贵也顾忌不到观察他的对方母亲的目光，他确实感觉坐在了自己家里一样。嘴巴如同敞开的仓库的门，不停地往里边放食物。

完工的菜窖，受到周远芳一家人的称赞。三天后，石可贵向周远芳正式示爱，确定双方的恋爱关系。

其实，周远芳早已生出了爱意。不过，周远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事儿，我娘作主。

他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是不是？

她说：太能吃，也发愁，我们全家，粮食定量合起来，也供不起你的肚子。

他说：我吃的时候，是积极响应你爸你妈的号召的呀。

第二个对象叫刘娟。她身体单薄，所以，高中毕业后，父亲要求把她分配到同一个连队。她还有个弟弟，念初中。同一个模式：拿力气交换饭票。但不同的是，他要她休息，看他干活。表演挥舞坎土曼、铁锹或镰刀，不同的活儿使唤不同的工具。她羡慕，劳动工具到了他手里，动作那么优美那么轻松，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节目，很可能汲取了他的劳动情境。

有一天，刘娟邀请他去她家吃晚饭。宰了一只母鸡。石可贵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预先就给自己定了个基调：注意吃相。还打算到时候装出饱的样子。

当刘娟的父亲给他的杯里斟酒，他只是咪一口。刘娟的母亲说：上海人真文雅。刘娟的父亲是个老兵，好像终于有了个酒伴，说：这可不像你，来，干。

石可贵像是征求意见，看看刘娟，瞅瞅其母，他怀疑这是一种考察。

刘娟说：我娘在烧葱烤鲫鱼，你来看一看正不正宗？

进了门前高粱杆棚，他还没对锅里的鱼发表看法（当然是认可），刘娟说：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象，你要陪好我爹这顿酒。

他说：那我可敞开肚子了，我担心你娘对我的吃相有意见。

刘娟说：我们家，我爹说了算。

石可贵没料到刘娟的父亲酒量那么好。他感觉肚子空前的充实，他甚至打了个饱嗝，那是酒足饭饱的标志。不过，他立即用手掩住嘴。

刘娟笑了。

其父是分管后勤的副连长。据说，战争年代一直当“伙头军”——炊事班长。他问：今后有什么打算？

石可贵疑惑地瞧瞧刘娟的表情。

刘娟喷出一个笑，说：我爹问你，有什么理想？

石可贵脱口说：当炊事员。

刘娟说：你就这一点出息？

刘副连长说：怎么没出息？民以食为天嘛，我就干过炊事员。

有酒垫底，石可贵口无遮拦，说：当炊事员有一条特别好，管饱肚子。

母女两笑得弯了腰。

刘副连长拍了一下桌子，像拍板，说：革命队伍，分工不同。

不出半个月，石可贵从大田调入了食堂，理由是连队有许多上海青年，要照顾到“南方”的口味。其实，石可贵只会吃，不会烧，私下里他开始搜集“南方”的菜谱。

石可贵探刘娟的底：为什么你爹能认可我？

刘娟引用其母的话：上海人肚子里做文章，猜不透，石可贵不一样，性格直爽，一顿饭就能看出一个人。又引用其父的话：能吃，能干，干一行，爱一行，可贵。

沙漠之夜

上海青年郑传音和老伴坐在上海二十多平米的寓所里，仿佛新疆沙漠边缘的农场带回一头冬雪，却融化不了。郑传音说：要不是当了农场的邮递员，我和老伴怎么会走到一起？

小时候，郑传音在上海的一所小学念书，单是作文，小学到初中，就写过好多篇《我的理想》。他换了好多个理想，那些理想就像上海的广场节日庆典放气球，也似进了新疆看农场职工的孩子放信鸽。可是，从没想过当“邮差”。

1964年，郑传音乘着西去的列车到了新疆，在农场的连队待了半年，有一天，他接到团部的调令，到团部邮政局报到。他心里不乐意。

当时，团部邮政局张局长，既是“官”也是“兵”。张局长在战争年代干过通讯员。后来郑传音听说，垦荒时期，师部派他到荒原建一个邮政局，他离开家十多天，想给妻子捎个信，身为首任邮政局局长，却寄不出家书。

张局长看中郑传音，其实是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曾经物色过三个上海青年，都没选中。上海青年的花名册里，张局长的目光停留在郑传音上。信，不就是传家音吗？

张局长了解到郑传音的反应，说：思想不开窍，事情也干不好。

郑传音到邮政局报到，还没好意思就坐，张局长说：跟我来。

团部办公房前边有一条宽阔的土路，房和路形成“T”形，邮政局在“T”字母的一竖顶端的路边。郑传音以为张局长带领他去团部办理调动手续，却走进了走廊东首的一间办公室：团部广播站播音室。郑传音想到在连队的喇叭里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呀。难道根据他的情绪要给他换个岗位？

张局长说：小赵，昨天我选的那个唱片，现在放给我们听一听。

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赵说：你还没听够呀。

张局长要郑传音坐在唱机旁边，好像端上一盘菜一样。

郑传音第一次听那首歌曲。听完，他的目光还在唱机上。

张局长问：好不好听？

郑传音说：很好听。

张局长问：这支歌叫啥名字？

郑传音已看见唱片上的歌曲名字，说：《草原之夜》。

张局长说：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导演跟我们自己的作曲家的合作，歌曲很美，现实很苦，当年垦荒者，睡露天，其中有我的战友，同一个村庄一起出来参军的伙伴，他也在那里垦荒，说是绿色原野，其实是戈壁荒滩，跟我们农场的过去差不多。

郑传音想到，张局长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吧。

张局长哼起了《草原之夜》：……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小赵笑了，说：烟嗓子。

张局长说了声“谢谢小赵”，转身出门。郑传音跟随他回邮政局。

邮政局就一辆自行车。以往，远的连队，打个电话，连队有人来团部办事，顺便会来取邮件：主要是信。信也很少。不过，上海青年来了，信件、邮包、电报一下子多起来了。团首长要求及时送信。

张局长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你一来，信就像雪片一样来了。

郑传音说：不是我，是上海青年，哦，也包括我。

郑传音第一次下连队送信，机耕路的泡土淹过了钢圈，一路像在燃烧——车轮卷起干燥的尘土。接近连队，远远地有人喊：信来啦！信来啦！

车没刹稳，郑传音已被包围了。无数只手升起，无数个嘴张开：有我的信吗？有我的信吗？

有笑容，有失望，有呼喊，有哭泣。郑传音的出现，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重演了数次，他发现了她，静静地等候在圈外，似乎不敢问——每一次都没有她的信，她关注着别人手上的信。喧闹之后，她又悄悄离开。分完了信，他发现她不在了。他也打听出她的名字。有时，他真想写一封信，冒充她在上海的家人，只是，他不知她家庭的底细，模仿家书，笔迹、语气造不出来。他仅仅知道她的家庭出身不好——成份有点高。恨不得自己变成她期盼的信。

终于有一天傍晚，郑传音分拣城里送来的信件，他眼一亮，因为收信人那一栏，真真切切写着她的姓名，还有她所在的连队。而且，那个连队只有她一个人的信。他想象她从他手里接到信，笑容会像花一样绽开。

趁着夜色，郑传音骑着自行车前往五公里外的她所在的连队。他想给她一个突然的惊喜，就忍不住唱《草原之夜》。“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像唱片卡在纹路上，他重复了几次，像唱针终于跳过一样，然后，他将那句歌词的否定改为肯定。

车轮在泡土里钻。车龙头一歪，连车带人，淹在泡土里，他爬起，又拍又抖。信在衣兜里。

连队的土坯房，地窝子，像一片沙丘，跟相邻的沙漠里的沙丘混为一体。大概一天的劳累，只剩下几个亮点——她那宿舍的窗户还亮着。

郑传音支起车子，整理了制装，叩了三下门，然后喊了她的名字：你的信来了。

有过送加急电报的情况，也有送团部的紧急通知，一般由连队的人去取或团部派人快马送。加急电报，一定家中出事了。夜晚送信，恐怕家人“病危”。

先是灯光铺出门，再是她跟着光出来。是月光照，还是脸色，总之，她的脸色煞白——没有血色。

郑传音说：晚上闲了没事，只当是第一次看看沙漠的夜景。

血重新回流到她的脸上，害羞似地红了。如同水流进一片枯败的胡杨树。那是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书，母亲执笔，父亲口述。后来，郑传音和她恋爱，结婚。她告诉他，父亲过去写得一手好字，只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一拿起笔，手就颤抖。

胡杨树上的信箱

上海青年丁亮路过果园时，太阳刚刚沉入沙漠西边的地平线，突然，冠若绿伞的胡杨树背后窜出一条黑狗。黑狗像是从黑夜里出来，染了一身黑，冲着他不停狂吠。

丁亮的腿发抖。他瞅着逃跑的路。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响过来，仿佛花儿在笑。一个姑娘已跳到他前边，说：不许动，你一跑，黑子就把你当成猎物了。

黑子摇着尾巴，退到姑娘的身边，不叫了。

丁亮像列队一样，做出立正的姿势。

姑娘笑得像花开，说：我故意放黑子出来吓吓你，上海人就是胆子小，不过，你歌唱得好，我每天都能听见。

垦荒队来这里开荒，搭园林队的伙食。丁亮发育迟，饭票经不住吃，一个月的饭票，半个月就消化了。他的眼里，一座座沙丘恍若刚揭笼的苞谷面窝窝头。他还吃不消开荒的体力活儿，垦荒队就叫他唱歌，唱歌也能换些饭票。

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微微隆起的胸前，姑娘还在笑，仿佛她背后的花朵都被她笑得绽开了，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

丁亮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第一次感到，除了肚子的问题，还有什么……他说不清。她的笑，使他想起雪山融化的雪水在果园边的渠里流淌。他说：这里的花开得真好，不怕沙漠。

姑娘说：上海的歌好听。

丁亮说：这是从上海进新疆的路上捡来的歌。

姑娘说：上海人唱的歌好听。

丁亮说：我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么好的嗓子。

第二天开始，丁亮上工收工，有意经过果园前的那棵三人环抱不过来的胡杨树。晚上，垦荒队地窝子前，点上篝火，不用有人叫丁亮，他就主动朝着果园的方向，唱他喜欢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九九艳阳天”之类的歌曲。

星空下，篝火旁，燃烧着红柳的篝火，嗤嗤溜溜，时不时地爆出火星，像萤火虫。丁亮感觉，夜色背后，繁花深处，有一双好看的耳朵在聆听着他的歌声，如花一样张开。

半夜，他饿了，就喝一壶水，肚子咣当咣当响，那水响，他听起来如笑声。

有一天收工，走近那棵胡杨树，丁亮吓了一跳。头顶枝叶喧哗，姑娘似乎是掉下来一样从树上跳下来，站在他面前。

姑娘指指叶冠，丢下一句话：树上有个信箱。

丁亮望着姑娘像一阵风，携着浓缩的夜色一般的黑子，消失在映着晚霞的一片花海里。花像堆积起来一样，一树就是一垛。

晚饭后，趁着夜色，丁亮爬上像岗哨棚一样的胡杨树，再接近树梢的一个枝杈上，有个胖胖的雀巢。里面是两个苞谷面窝窝头，还有纸包着的一叠粗粮票，用橡皮筋扎着。

借着月光，纸上有两行工整、娟秀的钢笔字：我爹有胃病，只能支援粗粮票了，开荒辛苦，吃不饱饭咋行。丁亮想：她怎么知道我不够吃？

那以后，隔半个月，丁亮在胡杨树前遇上姑娘，黑子见了他也摇尾巴了，而且，摇得很起劲，尾巴像个把手，带动着身体，简直像个拨浪鼓。

姑娘总是轻轻丢下一句话：胡杨树上有信。

想一想，鸟巢里的粗粮票，他的饥饿就缓解了。有一次，他做梦，梦见一对布谷鸟下蛋，下了一叠又一叠的饭票，都是细粮票。

果园里的花谢了，结出青青的小果实。一天，垦荒队指导员叫他去，拍一下桌，手起，桌面有一叠橡皮筋扎的饭票，说：你说说，咋回事？

丁亮不够吃，打双份，露了馅。他嘀咕：怎么能随便翻我的床……

指导员说：垦荒队搭园林队的伙食，我们的饭票盖的是垦荒队的章，你的饭票盖的是园林队刘队长的章，老实坦白！还有你唱歌也有问题，咋不唱语录歌？

丁亮说：我又没偷，嘴长在我身上，唱歌解乏。

指导员说：你强词夺理，刘队长可当过侦察兵，你别耍小聪明。

第二天，姑娘来到沙漠边缘的垦荒地，黑子还冲着指导员狂吠几声。姑娘说：指导员，我爹和你曾经是战友，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只叫马儿跑得快，又不让马儿吃饱草。

指导员说：你咋知道垦荒队内部情报？丁亮是你的内线？他吃不饱还发牢骚？

姑娘说：指导员，你不调查研究，胡乱批评人，我给丁亮支援的饭票，你管得着嘛？

指导员说：你和丁亮算啥关系？

姑娘说：啥关系？我喜欢听他唱歌，你说说，饿着肚子咋唱？

两天后，丁亮卷起铺盖，被调到十多公里外的一个连队，他不再唱歌了。

丁亮零零碎碎听说，园林队刘队长也注意到家里的饭票少了（主要是粗粮票），也侦察到胡杨树上的信箱，他把鸟巢端掉了。他宠爱女儿，只对垦荒队的指导员说：能吃不能干，地里的活拿不起，唱唱歌能让树开花结果，让土地长出庄稼嘛？

1982年，丁亮返沪前，又来到园林队。果园已废弃，种上了棉花。那棵粗壮的胡杨树仍旧枝繁叶茂，树旁有一座坟墓，是刘队长的。在墓碑上他知道了姑娘的名字。

他听见树上传来鸟叫，抬头隐约望见一个小小的鸟巢，形如倒放的苞谷面窝窝头。

节选自谢志强《胡杨树上的信箱》